蔡元培与近代教育领域的反腐倡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腐倡廉论文,近代论文,蔡元培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的一生经历了清末地主阶级、袁世凯及北洋军阀、蒋介石买办集团等不同政权统治时期，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腐败的年代。面对内忧外患，蔡元培痛心疾首，期望通过兴学育才、发展教育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社会面貌，振兴中国。但社会腐败的蔓延严重腐蚀着教育，阻碍着教育的发展，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蔡元培对腐败与社会不正之风危害教育的事实进行了深刻揭露。
一
（一） 社会腐败摧残了教育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
近代兴学本就经济基础浅薄，政治、实业界的腐败更使其支离破碎。有限的教育经费预算、拨款不能兑现，相反被挪作他用，以至许多学校“苟延残喘”，建筑无费、购书无费、置备仪器及校务行政无费。以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为例：“因经费不足，每年只招三百人，而与考者每多至千余人，势不能全数收纳”①，满足不了人们求学读书之愿。1922年4月，北洋政府拖欠教师薪水数月，蔡元培与北京其它国立学校的校长向政府数次交涉不果，在争取不到薪水的情况下，蔡元培只能发起组织北大教职员成立互助维持会来维持教职员的最低生活。
是什么原因导致教育的经济基础崩溃呢？在蔡元培看来：一是“中国歹人耗费国家金钱，好事反无力举办”②。二是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如“各城镇村落，每年皆有灯节演剧及岁时迎神赛会之举，举国若狂，糜‘费甚巨’，且往往因此生事。”对这种陋习糜费，蔡元培认为不如定一限制，使其缴费若干，以供学费。三是政治腐败所致。蔡元培指出：北京自袁世凯政府时代，收买议员，运动帝制，“攫全国之公款，用之如泥沙，无所顾惜，一方面驱于侥倖之心，一方面且用于钻营之术”③，其结果是“祸变纷争，浸至亡国。”四是实业界奢侈之习的影响。近代工商等实业的发展本可以给教育以一定的经济资助，但实业界之相当部分是骄奢淫逸，贪图享受，挥金如土。“外国有钱的人，常常捐了学额的基金，把利息帮助没钱的学生”④，在我们国内，虽有人捐款助学，但热心的实业界人士却不多。
（二） 社会腐败侵蚀了教育发展的“精神支柱”，败坏了教风、学风。
在蔡元培所处的时代里，由于社会腐败与不正之风的蔓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也受到影响，甚至习染。这主要表现在：(1)与腐败和不正之风同流。如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北大的腐败状况就非常严重，师生员工投机钻营“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学生“营营于文官考试，律师资格”，在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甚至去嫖、去赌。(2)教风、学风不正，师生关系不良。就教员而言，往往只是在讲堂上照讲义演述一遍，便算尽责。学生呢？则“领了讲义，就算得了学问，不要笔述，也不要备参考书，不要做实验的功夫。”⑤师生关系的败坏，在考试时表现最为突出，“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⑥，如此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则借此活动于社会，“全不打算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和人类、社会有何关系。”⑦
（三） 社会腐败严重污染了教育行政机关，使教育行政管理充满腐败官僚习气。
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教育部，蔡元培有这样的评价：“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于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薰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⑧蔡元培还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切身经历和体会对教育部的官僚风习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之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⑨可见当时的教育部不仅不能对全国的教育与学术进行有效的指导、管理，相反还束缚着教育改革者的手脚，阻碍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
（四） 社会腐败严重弱化了教育的育人功能，损害着人才的培养。
蔡元培指出：“侈糜之俗尚，恶薄之行为，鄙背之书报，触目皆是，教育之力不足以敌之。故大城市中青年之堕落者与年俱增。”⑩社会腐败现象与不正之风对教育的这种负作用，使蔡元培苦痛，还曾动摇过他对教育的信念，使他怀疑教育的作用。他讲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见到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堕落，“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空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人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11)当然，蔡元培是一位矢志不渝的教育救国论者，由于腐败习气的恶浊，使他利用教育培养人才，改造社会的决心动摇，但这是非常短暂的。实际上，为了避免、减少社会腐败与不正之风对教育的摧残，蔡元培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充分发挥教育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于教育领域积极倡导反腐倡廉。
二
蔡元培担任过中学校长、普通教师，出任过教育总长、大学校长等职，对社会腐败与不正之风危害教育有过深刻感受。在他的心目中，教育在社会腐败与不正之风面前不能任其侵害，无所作为，而应该利用教育的力量，奋起抵制与反对社会的腐败与不正之风。在此，蔡元培特别注重“完全人格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完全人格教育”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方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是促进个性与群性协调发展的教育，是促进身心两方面平衡发展的教育。认为只有提倡与推行完全人格教育，才能改变过去封建时代教育完全依君主政治转移带来的种种弊端。他讲：“从教育着手，去改造社会，改造之点，繁不胜举，但简单说来，可以归到两句话，‘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社会的各分子都具有健全人格，此外复有何求？”(12)
究竟怎样利用教育的力量来抵制、反对社会的腐败与不正之风呢，概括蔡元培的思想主张，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 要积极运用道德教育的力量开展反腐倡廉
近现代社会腐败的蔓延，从根本上讲是社会腐朽、落后的政治制度所致。但也必须承认社会道德堕落、沦丧，人们“私德”不修，缺乏善良、正直的品质以抵制、反对腐败与不正之风，也是造成腐败现象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蔡元培对于学生特别提出了以下道德品质与良好习惯的培养。
1.诚实。即诚实不欺，不但不欺人，亦要不被人所欺，“真是真非，丝毫不能移易。”(13)
2.勤勉。即要养成勤劳的习惯。蔡元培认为“人性之受害，莫甚于怠惰。怠惰者，众恶之母”。人不勤勉，闲居不为善，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就必然会“由佚乐而流于游惰”。可见，培养并养成勤勉的习惯，是杜绝、防止腐败与不良行为滋生的有效办法。
3.俭朴。即要养成节俭、朴素的品行。蔡元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提倡俭朴的，一方面是倡导俭以求学，特别是以此来解决留学生们的学费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把培养俭朴的品行作为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求培养俭朴的品行来反对奢侈之风。“自古国家，以人民之节俭兴，而以其奢侈败者，何可胜数！”(14)他告诫学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4.仁爱。蔡元培认为这是“人生最贵之道德，人之所以能为人者以此”(15)如果人有仁爱之心，对于生而废疾者，无辜而蒙屈辱者及鳏寡孤独、失业无靠之人给予帮助，赈穷济困，那么人生社会便可美善。
在此，蔡元培还特别指出了他所反对的不良品行与习惯，如虚伪、怠惰、奢侈、吝啬、自私、贪鄙，等等，因为社会腐败现象与不正之风的发展、蔓延就生自这些不良品行与习惯的养成。如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政以贿成”现象，就是因为“官僚贪贿”，而官僚之所以贪贿，又由于这些官僚怠惰不勤、贪鄙奢侈。故此，蔡元培呼吁把培养学生勤勉、俭朴、仁爱的品行作为学校教育的目标，并特别指出：大学“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16)
对于教育者，蔡元培在要求他们尊重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时，还针对社会腐败现象与不正之风对教育的影响，特别提出了以下几点：
1.要有安贫乐道之志趣。蔡元培认为教师职业不是如从商者一样富有的，更不是如为官者那样地位显贵的。尽管教育是关系到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伟大事业，但真正投身教育，从事教师工作，就要有于淡泊宁静之中寻求兴致的志趣。他指出：“教育之关系，至为重大，而其生涯，乃至为冷淡，各国小学教员之俸给，有不足以赡其家者。人苟以富贵为鹄的，则政治、实业之途，惟其所择；今舍之而委身于教育，则必于淡泊宁静之中，独有无究之兴趣，虽高官厚禄，不与易焉。”(17)
2.要有独立不惧之精神。由于当时社会腐败的影响，教育莫说谋发展，就是生存也相当困难。尤其是新教育的发展，更受到党派纷争的干扰，受到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对此，蔡元培要求教育者应有“独立不惧之精神”，认准了方向就要敢于抗争，不为外势所屈。
3.要有“坚忍心”、“义务心”。在近代社会里，广大教师于赖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薪水一连数月发放不出的情况下，仍在教学岗位上培养人才、维持教育。蔡元培认为这是教师坚忍心、义务心的体现，并对此大加赞赏、鼓励。当然，他并不认为学校与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困难是固有的，教师所受的艰苦是本该如此的。他指出教职员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以坚忍心、义务心，自觉辛苦地维持着教育的局面，“在教育当局断不能认为当然”(18)，而应想方设法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
（二） 要重视发挥美育陶冶情操、纯洁社会风气的功效
蔡元培是近代教育史上倡导美育最力者，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充分认识到了美育在陶冶情操、纯洁社会风气中的作用。在学校美育中，蔡元培一方面很重视文学、艺术美的陶冶，认为音乐、舞蹈、图画、戏剧、雕刻、文艺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都可对学生直接进行美育，陶冶情操；至于语言、自然、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光学等，看似是和美无缘的智育课程，都可以用艺术的眼光对待之，用艺术的眼光去发现其中包含的美，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陶冶学生的心灵。另一方面，他也很注意学校周围环境美的作用，要求学校所处的环境，能“引起学者清醇之兴趣，高上之精神”。
为纠正社会不正之风，蔡元培积极主张增进社会美育设施，如美术院、美术展览会、音乐会、剧院乃至建筑、公园设置、国家名胜布置等等，以陶冶人们的感情，培养人们优美、高尚的情操和热爱美的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三） 要注重大众传播的影响，发挥社会教育在改良社会风气中的作用
蔡元培很重视大众传播的影响，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一是亲自组织出版报刊杂志，如北大的《新潮》等杂志，宣传新风尚、新道德。二是要求书籍杂志的出版应有正确、纯洁的宗旨，反对黄色低级趣味书刊的充斥。蔡元培指出：“近来我国杂志，往往一部分为痛苦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之小说，是一方面欲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19)三是要求大众传播的作者具有社会责任感，“笔底虽写黑暗之状，而目光常注光明之点。”(20)
蔡元培认为“演讲”也是开风气的有效途径。他在主持爱国学社时，就常与爱国学社教员及学生到张园举行演说会，激发群众的爱国思想。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则积极支持创办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传播文化知识，宣传进步思想，以促进不良社会风气的转变。
为更好地发挥社会教育在改良社会风气中的作用，蔡元培发起并参与组织了“社会改良会”、“进德会”，号召人们参与其中，遵守章程。针对社会腐败与不良风习的蔓延，社会改良会主张“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21)该会列举了需要改变的种种社会恶习，一共36条，诸如：不狎妓；不置婢妾；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废止早婚；提倡结婚自主；承认离婚、再婚自由；提倡少生儿女；不赌博；在官时不受馈赠；戒除风水及阴阳禁忌之迷信；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鸦片、吗啡及各种烟酒）等等。很明显，这些都是切中时弊的，对于反腐倡廉，转变社会风气，树立精神文明都有着重要作用。故当时的进步舆论评价道：“此举似微，然于个人之精神、社会之风气，关系甚大；果能鼓吹实行，可一扫从前政界之恶习。”(22)
（四） 进行教育管理改革，反对教育行政系统的腐败与官僚习气
蔡元培在教育总长和大学院院长任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反腐倡廉。
1912年初，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针对清末学部在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在组建教育部时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
1.精兵简政，以改衙门习气。教育部初设时，只有蔡元培和蒋维乔及会计兼庶务3人，后来连缮写员在内也只有30多人。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教育部工作人员分工作事，“苟有案牍，随到随办”，凡小学、中学、大学各项学制，部员各就所学，担任起草，如同书局的编辑部，“绝无官署意味。”(23)
2.主张部员之间一律平等，即使总长、次长也不能有特殊待遇。清末学部官制等级森严，蔡元培对此很不满，他要求民国教育部“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受官职”，自总长下到部员，不分等级，每月一律30元，故当时教育部每月开支不过千元。
3.不拘一格选聘官员。针对清末官员在选聘属官时存在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之弊，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在选聘部员时，不拘一格，表现了阔大的胸怀。兹举特邀范源濂担任教育次长为例，其时，范已参加清末立宪派发起组织的共和党，蔡元培本着用人唯才、不拘党派的原则，几次亲往访问，并对他说：“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24)范源濂被蔡元培的真诚和热情所感动，终于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出任教育部次长。从当时蔡元培总长任内的有关函电看，由他邀聘到教育部主事的有黄炎培、夏曾佑、张元济、王少泉、鲁迅等一批社会名流和在教育界已有相当影响的人物。
1912年7月，蔡元培因反对袁世凯专权而辞职。此后，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教育部受腐败空气熏染，积渐腐化，官僚衙门作风深重，教育决策不民主、不科学，而且党派之争、政局变化经常干涉影响教育管理。1927年，蔡元培提出：“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后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蔡元培在全国推行了中央教育行政的大学院制、省级教育行政的大学区制。本着精兵简政的思想，大学院内具体组织机构只设秘书处和教育行政处，分别负责处理院务之事和办理各大学区相关联及不属于各大学区的教育行政事宜。大学区设秘书处，辅助校长办理本区教育行政一切事务。蔡元培这次旨在摆脱政治干预教育行政管理，纠正中央与省级教育行政系统官僚化、决策不科学、不民主，脱离教育和脱离学术实际状况的改革，一年后以失败告终。它表明在中国还充满着封建官僚腐败之习，在国民党新军阀官僚政治统治下，这种改革的失败是必然的。当然，蔡元培期望教育超然于政治之外思想的不正确，也是其改革失败之因。但蔡元培这次改革却给人们提出了值得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教育行政系统如何精兵简政，提高办事效率？怎样防止产生衙门习气、官僚作风，真正为发展教育事业服务，为提高学术服务？教育重大决策怎样做到民主化、科学化、而不仅仅依政治、政潮的变化而转移等等。
（五） 鼓励支持举办各种社团与健康活动，以排除不正当之消遣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初，北京大学腐败的表现之一就是学生竟为不正当消遣。为去此腐败习气，蔡元培要求学生抱定正确的入学宗旨，不能为做官发财而读书，平时要砥砺德行。怎样砥砺德行呢？蔡元培认为组织学生参与各种健康的活动是有效的途径。鼓励、支持北大师生成立各种有益于身心、道德、学术发展的社团、协会，以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蔡元培要求学生参与社团活动，持之以恒，不要“兴到即来，时过情迁”。
由于蔡元培有对青年学生身心特点的深刻了解，故采取的举措得到了青年学生的欢迎，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北大由一所封建腐朽思想和官僚堕落习气笼罩的学府变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倡导社会新道德、新风尚的阵地。
三
在近代教育界，蔡元培能够于“风雨如晦”的岁月里，“鸡鸣不已”，孜孜于反腐倡廉，就在于他崇高伟大的人格和与之一致的行为。
（一） 公而忘私，舍小家为大家
1902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时，南洋公学一部分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的种种束缚与压制，发生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学生，亦辞职离校，与吴稚晖、黄宗仰等创设了爱国学社，招收退学学生。当时办学经费十分困难，连伙食都开支不了，蔡元培不顾长子阿根病危，前往南京筹款应急，到码头时，家里来人报告儿子病急气绝，他含悲托同仁代办后事，挥泪登轮而去。三天后，借得六千元归，使爱国学社得以正式开办。他这种公而忘私、舍小家为大家的行为，深为人们敬佩。
（二） 决不与腐败者为伍
蔡元培一心向往着振兴中华民族的科学教育事业，但在当时，其良好的愿望常常受到种种限制而不能实现。为了对恶势力表示抗议，不与腐败者同流合污，他曾多次毅然辞去所任职务。1912年初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随后勉留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但在北京期间，他逐渐看清了袁世凯及其内阁党羽耍阴谋、用权术、破坏民主制度，搞无限制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真面目，感到“理想与事实极不相容”，遂于同年7月坚决辞去了教育总长职务。
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蔡元培对1922年底出任教育总长的彭允彝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公开表示不能与之为伍。1923年初，彭为能继续担任教育总长，讨好北洋政府，借口金法郎案，非法要求再次逮捕未曾证明有罪、并已经法庭宣告不起诉的财政总长罗文干。对彭身为教育总长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的卑劣行径，蔡元培极为愤慨，遂发表“不合作宣言”，表示不能与人格卑污的政客为伍。在辞北大校长职的呈文中，他痛切地说：“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25]蔡元培这种愤时忧世、嫉恶如仇的精神，“不降志、不辱身”的品格，受到了人们的钦佩与称赞。
（三） 支持正义事业，不计个人安危
蔡元培反对军阀官僚腐朽势力，不与腐败者为伍，在当时黑暗的岁月里是冒着很大危险的。但在危险祸患面前，他全然不顾，认准了目标，就勇往直前。五四运动前，北洋军阀就把不断变革、提倡新文化的北京大学视为肘腋之患。蔡元培为了保护新文化运动不受摧残，北京大学改革事业不致中断，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对付北洋军阀统治的压迫。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对学生的爱国运动给予积极支持，当北大数十名学生被反动军警逮捕后，蔡元培冒着危险，积极设法营救，为了保护学校，保出学生，表示“愿以一人抵罪”，毅然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在官僚旧势力百般阻挠迫害的情况下，他这种毫不妥协，站在真理、正义一边，站在爱国学生一边，临危而不惧，宁去高位，而不丧失人格的精神，令他的同仁感佩万分。
（四） 清正廉洁、一尘不染
蔡元培虽几任要职，却从不以权谋私为己打算，想的是为国家尽忠，为公众服务。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虽官高位显，却仍保持着俭朴的生活，没有佣人，衣服自己洗。任北大校长时，每月虽然拿六百元校长级高薪，但因经常捐款支持公益事业和周济有困难的朋友与同事，加上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教职员薪金常不能及时拨付，故他经济仍不宽裕，常年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应酬较多，每月薪资几乎不敷开支。一次经管人员就原来的薪俸之外增加二百元，被他发现，当场把这笔钱退回去，并告诫经办人员，一切要按规定办事，制度必须严格遵守。
由于蔡元培廉洁自守，一尘不染，因此他一生两袖清风，直到晚年连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屋都没有，不但全家租房子住，就是书籍也分别寄存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没有一个集中搁置之处。1937年11月，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居港期间虽然身体衰弱，仍忧念国事。由于香港房租昂贵，物价高涨，加上子女教育及医药等均需费用，因此常常入不敷出，经济十分拮据，生活连当地一般肩挑背负卖苦力的都赶不上。但他安贫乐道，绝不屈节于豪门贵族、富商大贾，乞求他们的帮助。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还有医院医药费一千余元无法付给，衣裳棺木的费用都是老友王云五代筹的，后由国民政府拨给一千元治丧费，方得以完葬。
蔡元培的一生，不仅为他所处的时代，而且为当今教育领域的反腐倡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
注释：
①高平叔编：《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②高平叔编：《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③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4～125页。
④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0页。
⑤⑥⑦⑧⑨⑩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536、286、437、236、83页。
(1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中华书局1984年，第312～313页。
(12)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5页。
(13)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14)(15)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卷，第178、209页。
(16)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9页。
(17)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页。
(18)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19)高平叔编：《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185页。
(20)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21)高平叔编：《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185页。
(22)《民立报》1912年3月2日。
(23)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册，第196页。
(2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卷，第159～160页。
(25)《晨报》1923年1月28日，1919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