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人权”理论在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转化_空想社会主义论文

人的“人权”理论在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转化_空想社会主义论文

马恩对空想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社会主义论文,人权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直接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用成份。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中,对空想社会主义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性质以及它产生的历史作用,都给予了科学的、恰当的肯定,同时又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和非科学性,并在批判中阐述了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自由”和“民主”观。

作为在不甚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表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自发的本能抗议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明确地揭发了私有制的罪恶,公开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理想,这是十分可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以及他们中的一些人关于妇女解放,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关于社会发展历史,关于劳动者应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理论,都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大目标下得出的积极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肯定这些天才的预见和想象,并抨击了那些对空想社会主义一笔抹杀的“文痞小贩”。

问题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议论,并不是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科学剖析中得出的必然结论,而只是基于当时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状态的空想。这些空想赖以建立的一个立足点,乃是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中的烙印是十分明显的。抽象的“人权”,抽象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仍然是他们经常谈到的根本论点。恩格斯曾说他们“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为依据”(《反杜林论》第104页),确实是准确的评断。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赋人权”论,如同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论一样。其中包含着某些唯物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它的时候,同时也极力把它对于唯心主义的进步加以充分肯定:

“同布鲁诺关于人权不是‘天赋的’这种发现相比较(这种发现近四十多年来在英国有过无数次),傅立叶关于捕鱼、打猎等等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是天才的论断了”(《全集》第二卷第111页)。

布鲁诺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来否定“天赋人权”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的。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同意这种否定。人,作为动物,必须吃、喝、住、穿,才能进行其它活动。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傅立叶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捕鱼、打猎是天赋人权的论断,自然是有合理性的,因而是不能完全否定的。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在讲了圣西门和欧文对于当时工人阶级最贫困和最痛苦状况的分析值得肯定以后,接着说:“工人阶级对压迫它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争取人权的刻不容缓的企图——不论是半觉悟的或完全觉悟的——这一切全属于历史,并且在现实主义中全能有它们的地位”(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王道乾译《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第239页)。

从这些话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赋人权”论并不一概否定,甚至把工人争取解放本身就看成是“争取人权”。这是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人权”,不仅和卢梭等人一样,含有某种唯物论的因素,而且还因为它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所利用的,它是指工人阶级求解放的权利,与资产阶级的“人权”实质上包含着的压迫剥削本质有根本的区别。恩格斯曾明确地说过: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象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6页)。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权”口号以及它所包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等,在批判中予以适当地肯定,在肯定中加以科学的改造。一概骂倒的做法,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未出现。不仅如此,他们还恰如其分地指出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权”呼吁在工人运动中一定的进步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说,对于无产阶级的成长而言:

“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权利和呼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自己权利的这种呼吁只是使他们成为‘他们’,即成为革命的联合的群众的一种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70页)。

诚然,借用资产阶级的理论,呼吁工人的“人权”,毕竟不是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完美体现。它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所导致的结论,也不是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例如,圣西门从抽象的“平等”出发,认为在理想的社会中,只能按劳付酬,按才付酬,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77页),恩格斯就反驳了这一点,认为圣西门的这种“平等”实质上还是不平等(同上),等等。抽象的“平等”、“自由”、“民主”本身就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这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结论。

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抽象的“人权”以及抽象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崇拜,所以他们尽管批判资本主义,指斥它,咒骂它,梦想消灭它,梦想建立新的制度,但是,他们毕竟指不出真正的出路。他们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的本质,不能科学地发现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也找不到能够成为新社会创造者的社会力量。他们大多数只能把理想诉诸于向富人的劝说而反对革命的暴力,只能把理论诉诸于适合“人类天性”和理性。他们的悲剧正在这里。

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首先通过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揭示,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通过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指明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系统地阐明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放弃一切对资本家阶级的幻想而把理想的实现诉诸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并使生产资料摆脱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广阔天地,从而实现共产主义,使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把社会主义真正安置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之由空想变成科学。

正是在对空想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天赋人权”论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表明了自己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观。

恩格斯首先把“自由”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联系了起来:

“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和动物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凭借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种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反杜林论》第112页)。

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真正的自由不过是巨大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在此之前,一切自由,都不是完全的自由。它反映于政治方面,例如,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不自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人民群众的自由和敌对分子的不自由,等等。侈谈一般“自由”和“自由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垃圾而已。

平等,作为一种意识,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它所表示的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以等价交换为最高原则。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适应于商品生产的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平等都是绝对的,平等只是相对的。因而“平等”只有相对的意义,毫无绝对的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平等》一节,已从历史上具体地考察了平等的历史发展,指出:

“无产阶级平等的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第104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一再指出,无产阶级的平等观,并不是指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绝对平均。绝对平均不是马克思主义。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质量数量两方面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大家平等的。恩格斯曾指出: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马恩全集》第19卷第3—10页)。

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去发动本阶级的阶级斗争,也使用“平等”这个字眼。严格讲来,这是很不科学的字眼。必须给予特定的具体含义,才能构成无产阶级的平等观。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观,都只能归结为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

至于民主,作为一种阶级的政治制度,总和专政同存:作为一种非阶级的政治制度,又总和集中、权威同存。列宁对无产阶级民主观的表述是: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备的民主制,而民主制愈完备,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449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同上,第二十八卷,第224页)。

对于非阶级的政治制度而言,在民主变成习惯的时候,集中、权威当然也成为习惯了,并且改变了自己存在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绝对不否定集中和权威,恰恰相反,它承认集中和权威的永恒性。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人权”所包含的“平等”、“民主”和“自由”这三个要求中,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分析、批判和改造的结论都不相同,因而对它们千万不能等同视之,用对其中一个的结论去代替另一个。平等是相对的,民主要消亡;只有“自由”的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社会是“以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都是无产阶级特有的口号。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是最讲自由的,也是最热爱自由的。那种把“自由”二字完全奉送给资产阶级,一听“自由”就神经过敏,就骂是“资产阶级”的说法和作法,是根本不对的。从理论上讲,“自由”是无产阶级的“垄断品”,资产阶级是在本质上反对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理直气壮地讲“自由”,理直气壮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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