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心态危害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大国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里，探讨谁是世界领导者问题的文章不绝于眼，从1995年秋开始，一些战略研究刊物甚至开过外交哲学的讨论会。1996年，各报刊围绕着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一书的出版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亚洲奇迹”的否定态度展开过一些讨论。
人们关心的焦点是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强国和领导者，还是一个弱国和从属者。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然而中国未来辉煌的前景需要的是今天中华儿女辛勤的劳动和坚韧不拔的努力，而不是一些盲目的断想。
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所受的屈辱太深重了，以致整个民族心灵底部蕴涵着极大的雪耻心理。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必须寻找出正确方法，克服那些曾经给民族命运带来灾难的错误心态。一个国家的外交哲学是重要的，在许多历史关头，这种外交哲学态度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探讨长期的战略的外交哲学，就是要找出对国家有益的对外态度。
然而令笔者不安的是，尽管许多学者在极力思索着一种大智慧，但某些人似乎始终没摆脱一种对中国危害甚大的心理，这就是大国心态。至于说在众多的平民百姓中间，这种心理更是根深蒂固的。一位社科院的研究员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应邀去某大学讲演，在他问道“谁将是下个世纪世界的领导者”时，70%的学生举手说是中国。
这种与生俱来渗透在中国人血液中的大国心态，在近代史上曾给我们国家带来巨大危害，国人今天如不深刻认识其危害性，历史恐怕仍会重演。尽管最近的东亚经济危机的爆发，已引起国人诸多反思，但笔者仍然要进上一言，如能引起共鸣，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鸦片战争的教训
我们对未来做各种预测，首先要建立在对自己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上。然而，正是在正确认识自己方面，中国人始终有着一种误导，这种误导的根源来自骨子里的大国心态，即总以为自己人多势众，比别人强大。结果在真的较量到来时，一败涂地。
鸦片战争时期，为什么一个拥有4 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竟然被一个人口不足2，000万的欧洲小国打败？这使许多有血性的中国人感到痛苦和困惑不解。但如果我们将当时两国的国力进行一下比较，人们便会看到，英国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远远领先于中国。
马克思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工业革命胜利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时写到“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840年，英国的生铁年产量达到140万吨，煤产量达到3，000 万吨，而中国生铁年产量仅为3万吨，煤产量微乎其微。也是在这一年， 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亿英镑，海外总投资约为2.5亿英镑，而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15亿两白银。以每英镑折合白银5两计算， 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那时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直到今天，以美元来衡量，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比中国大。然而，在很多中国人心里，英国似乎仍然是蕞尔小国。看看当年道光皇帝和一批大臣们的态度，前倨而后恭，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心理变化过程。
再从军事上来讲，以工业革命做后盾的英国海军自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战胜法国海军之后，确立了其海上霸主地位。英国陆军经1815年滑铁卢一战之后，也成为世界劲旅。其后的几十年里，英军在中东、印度各地东征西讨，其武器装备早已进入了火器阶段，作战经验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中国经康乾盛世后，到清朝嘉庆和道光年代时，已呈现出衰势。以鸦片战争最后一役来说，防守镇江的1，500名官兵殊死奋战，无一退却，全部捐躯于炮台阵地，最终也未能挽救败局。
然而，《南京条约》真的警醒了中国人潜于心底的大国心态吗？未必。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清王朝的士大夫们以及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们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犬狼之性”的西洋人的蔑视，也没有一天停止过对自己大国之风的欣赏。割了地没什么，赔点款也没什么，老百姓苦就苦点吧，大国就应该有点大国风度，让着点小国。这里是有点阿Q 精神的。中国有句哲言，叫做“有容乃大”。国家大了，人的视野就大，心胸就开阔，在人际交往中就更有宽容性。实际上，“有容乃大”也就是“有大乃容”，只有大国才有如此的宽容心。区区蕞尔小国的英国和日本能有这种风度吗？能有这种博大而渊深的道德品格吗？
正是这种大国之风和中华民族独有的道德之光，使中国人在国际交往上做出了许多令人感叹的举动。当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法国人厘毫不差地赔偿了德国25亿法郎。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向德国要求的赔款达到1，300亿马克，尽管这一数量后来并没完全兑现。而中国人呢？在日本战败后，居然没能提出一点赔款要求。到70年代重新建交时，伟人们一句话也就把此事一笔勾销了。
大国心态，君子之风，在中国近代和当代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中国的道德能游离于世界诸国之上吗？既然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中，参与了这样一种竞争规则，能不按国际社会规则办事吗？重义轻利的后果是什么？难道就是心甘情愿地孱弱和落伍吗？
甲午战争又说明了什么？
大国心态对中国带来更加惨重损失的又一表现是甲午战争。当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多少取得一点成绩之后，某些中国人的尾巴便翘了起来，大国心态也日益表露出来，骄傲之情不时溢于言表。特别是在花费了几十亿两银子创办起亚洲吨位最重的海上舰队北洋水师后，中国便对隐藏在身边的小国日本的挑战全然没放在眼里。
结果，大东海一战，北洋水师惨遭重创，继之是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陆战，中国陆军也一败涂地。事发之前和事过之后，谁都没想到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居然是个纸老虎，不堪一击。其深层的原因在哪里？除了政治极度的腐败，再就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看轻了对手。
武器数量仅仅是影响战争的一个方面。影响战争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的士气和管理者的指挥，在某些时候，作战中的人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当日本人看到晾在定远舰炮筒上的水兵衣衫时，便断定可以打败中国。甲午战争的教训对今天的中国太有借鉴意义了。近年来，笔者时时担心洋务运动后期的历史情景再现。
我们在经济建设总量上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人均比较上，在软件上，在国民素质上，中国去列强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如果有些人看到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就又开始做大国梦，那是危险的。如果说有些人还像井底青蛙在盲目地自吹，那是因为他们像道光皇帝一样不了解西方，没有走出国门去走走看看。但在今天信息大发展的时代，再持有这种态度，就有些奇怪了。
纵观整个世界史，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小国打败大国的事例太多了。今天，我们要好好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真的大吗？真的强吗？真的有骄傲的资本吗？真的能成为挑战者以至领导者吗？如果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那么就难以确定你自己的外交哲学和外交战略，今天的讨论也无异于空谈。
近代历史经验的借鉴
不知是故意地避而不谈，还是羞于露丑，我们的学者对中国今后发展面临的危机与挑战缺少直面正视。相反，却总是带着一种宿命的心理，把对未来的把握建立在一种迷朦的希望上，或建立在一种陈旧的模式上。当西方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已排名世界第三、中国将在下个世纪崛起甚至领先于世界时，我们许多人也跟着飘飘然起来。许多学者的文章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而大谈挑战与领导问题的。这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真的具备了挑战和领导的资格，却不愿意睁开眼睛认真地正视一下我们面临的危机。
要清楚地认识别人，更要脚踏实地地认识自己。而我们历来容易犯的错误是大国心态作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平心而论，中国今天有许多发展优势，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取得的科技成果，在较短的时间里有较大的发展。但也有更大的劣势，其中一个主要的劣势即当今世界上可供中国开拓的空间大大减少了。中国在近代史上错过了对地球剩余部分的开发机会，以至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格局。这里所说的开拓具有多种意义。保罗·肯尼迪在《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开头便以欧洲国家为例，谈了人口压力问题。
肯尼迪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并没有错，但之所以英国以及其他国家避免了马尔萨斯预言的厄运，是因为三件事。第一，大规模的移民，从1815年到1914年，大约有2，000万英国人移居到了国外。整个欧洲大约有四五千万人移民到了美洲。要是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英国的人口在19世纪100年间可能要从1，000万增长到7，000万。 人们对食品的需求与土地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将产生巨大的矛盾。但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英国避免了一场人口大爆炸和社会大分裂，到19世纪末时，人口仅为4，000万。
第二，英国的农产品供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先是本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后来是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供应。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国家财富和普遍的购买力超过了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整个19世纪，英国人口增长了4倍，而国民产值增长了14倍。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口数量上的几何级数增长仅延续了几代人，当社会的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就减缓了。在20世纪的近100年里，英国的人口仅增长了约1，500万，今天保持在5，700万左右。
相比之下，中国近一个世纪的表现似乎并未摆脱马尔萨斯的预见：每25年人口增加一倍——1949年到1975年，中国人口的确几乎增加了一倍。即使在采取了计划生育措施之后，到2000年也要达到13亿，2030年达到15亿，2050年16亿。在仅仅两代的时间里，中国人口膨胀出两倍。今天所有40岁以上的人都有这种人口爆炸的体会。只是一转眼的工夫，大片的空地没有了，森林没有了，空间变得狭小，资源变得短缺，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却在成倍增长。一句话，人口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严重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机会的丧失与劣势
中国人失去了英国人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当年那种生存的机会——大量向新大陆转移剩余人口。如果说英国人当年拥有三个条件使其避免了一场生存危机，那么这三个条件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只剩下了两个。地球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供中国人去开发和移居了。中国只有靠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来解决自身人口需求的问题。然而这不是一个小国的人口，是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
世界上这种贫富不均的格局早在上个世纪欧洲人蜂拥移居美洲和澳洲时就奠定了。当大片的新大陆被瓜分，大量的新财富不断聚集到西方国家，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却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苦难。虽然中国人并没有放弃海外开拓的尝试，但当1883年美国第一部排华法颁布时，中国对美国西部地区的移民便告结束了。这一切该责怪谁？与其说对西方强权者表示出强烈的愤怒，不如说更应谴责的是腐朽顽固的清王朝统治者和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传统。
封闭和保守，使中国失去了大好的发展机会。这正是中国几百年来落伍的根本原因。到了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生存的环境已变得如此局促。中国成了一个迟到者。封闭使我们失去了海外可获得的资源，当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1865年带着喜悦的心情写出这些话时，中国正处在外忧内患的战乱之中。杰文斯写道：“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地海国家是我们的木材林，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农场，而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
这些世界早年的开拓者占尽了风光。即使是后起的美国也没有丧失最大量对国外资源的攫取和利用。仅石油一项，自40年代到现在，美国在中东占据了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出口额。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几乎开发光了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上所有的热带雨林。19世纪和20世纪，是领先国家和发达国家向地球剩余部分大出击的世纪，是地球资源大开发的世纪。在这两个世纪里，中国人干什么去了？
当20世纪末中国开始发展时，整个世界的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崛起，便意味着要与发达国家一样分享世界资源，这才是对西方世界唯一而真正的威胁。如果说某些国家倡言遏制中国，最主要的原因或许不在政治，而是资源和生存空间。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人民，如果在生活水平上都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标准，那对地球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将是多大呀！
正视自身的危机与挑战
直到今天，当世界银行对所有国家的财富重新排座次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位置排得是这样靠后：在180 多个国家里排在倒数第30位。
今天，环境、资源和人口对我国的压力有多大？历史学家很少去认真注意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也缺少精确的统计和计算。但人们凭借一些事实可以获得准确的感受：近些年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可以说与经济成果一样沉重。黄河的山东部分去年和今年都是在2 月份就断流了，1997年断流时间竟长达近300天， 黄河成为一条内流河已是时间的问题。长江在去年春和今年初春也发生发严重的水位下降，对发电和客运都产生了影响。淮河水污染严重，以至蚌埠人一度不得不去买矿泉水喝。海河与太湖的治理已摆到桌面上。水资源的日益匮乏，荒漠化的日益扩大，环境的日益恶化，资源的日益减少，生存空间日益狭小，都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把利剑，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怎能对此熟视无睹、盲目乐观呢？
21世纪意味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源和开发民智的重要性被提到新的高度。我国的人力资源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呢？1992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仅为2%，发达国家一般在60 %左右，连印度都高达32%。在工程师的质量和称职的高级管理人员方面，在国际竞争力评价中，中国的两项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
更重要的是：资源、财富和人力对一个国家快速而健康的发展可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正确与合理的经济机制和社会制度，以及被世界发达国家瞧得起的人文思想。中国在经历了近二十年艰苦的改革之后，今天这个制度的建立仍在痛苦的摸索之中。市场经济的迈进仅仅开了个头，更大的困难甚至风险都在等待着我们。国内外有识之士无不看到了中国改革第二阶段的艰难。我们在考虑外交战略时也时刻不能忘记自身所处的这种情况。
什么是领导者？
今天，人们再也难以被束缚在过去冷战时期的一些观念里。如果不是闭眼无视现实，就会发现当今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过时的观念和模式只会将我们的国家停滞不前。
当今以至未来世界的领导者更多地将不再诉诸于武力。拳头已不再是老大，金钱甚至也不再万能。阿尔文·托夫勒早已在《力量的转移》中谈到了这种变化。人类力量的表现已从早期的暴力、金钱阶段进入智慧和知识的阶段。当今世界主宰整个国际社会的主要的不是武力，而是知识。有了知识和智慧，小国也可以成为领导者。
总之，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和技术的崇拜早已超过了对武力的崇拜。领导者或领先者再也难以国家的大小而论定。香港虽小，但在经济模式和文化方面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辐射点。古巴也是小国，但其女子排球独霸世界排坛多年。韩国与中国比起来更小，但每每夺走中国足球参加奥运会比赛的预选资格。这大量的事例都无法让具有大国心态的中国人心理平衡。如果不是照搬书本，不是按陈旧的教条思维，就会发现大量活生生的例子，暗示着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变化的趋势。
那么，现在谈到领导者时就要问一句：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素质才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回答只能是综合国力，即经济力、军事力、政治力和文化力。但在这各种力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四种力上都占优势。所以，今后对世界的领导更大可能的是多国领导，即领导者多元化，而非独属某一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难在领导世界方面具有绝对权威。多极社会已成为今后世界的主流。
我们在这种大氛围里，既不需要向谁挑战，也无须要领导或被谁领导。实际上，虽说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今天的形势已对中国不利，但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发展的环境相对来说要比以往宽松得多。只要把握好自己的外交尺寸，便可以如鱼得水。这里就要克制大国心态，要防止旧病复发，要清醒地认识到领导者和挑战者对中国的位置来说还很遥远，要防止某些外国人灌迷魂汤，不能只愿听好话而不愿听正确的忠告。这种态度才是一个大国所应持有的真正的外交哲学。
要成为一个真正博大精深的哲学大国，没有高度的谦虚和忍耐是不行的。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如果说什么是当前中国人最大的任务？回答只能是：学习！摆大国的架子，自恃国大势大，决不可取。人贵有自知之明。很难想象，一个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的国家，一个国民随便在大街上乱扔纸屑、随地吐痰的国家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大国心态的根源
中国人为什么拥有如此浓厚的大国心态？八十年代已有人做过深刻的透析。如邓启耀先生在《文化开放与心理障碍》一文中谈到：文化开放的心理障碍是历史沉积物长期堆积的结果。以华夏为中心坐地称雄，视非我族类为“蕃邦”、“蛮夷”，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是地理障碍造成的心理障碍，与此相应造成的缺乏交流的自然生态环境，促成了相对封闭的经济结构和保守的文化心理。
今天，在文化开放的新形势下，如果不对传统的文化及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认真的清理，改造与现代文化不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便不可能承担现代化的任务。因此，在批判异族文化侵蚀的同时，也要更多地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进行深刻地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