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香港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香港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国际资本的角逐场所。世纪之交，正处于“九七”过渡和新的经济转型期，香港面对诸多挑战，内部，面临结构调整中出现的种种难题；外部，国际贸易、金融中心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平稳过渡，保证跨世纪香港经济稳定繁荣，陆港两地应更好地凭借天时地利，进一步加强协调合作，应对挑战，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跨世纪的香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凭借其在亚太地区战略地位和东亚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机遇，认真应对“九七”过渡与经济转型期呈现的种种挑战，是巩固与发展国际贸易金融中心地位、保持繁荣稳定的关键。
一、战略地位
香港地处东亚战略要冲，素有“东方明珠”之称，是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同时这里也是中国大陆进入世界市场的重要枢纽和世界进入中国大陆的重要跳板，这里已成为世界大国进入亚洲、关注亚太、争夺主导地位的重要战略据点。
（一）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
近年来，香港与亚太各地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资料显示，90年代上半期，香港与APEC其他成员的贸易额年增长率高达17%，1994年香港与APEC其他成员贸易额占其他外贸总额比率达80%，其中出口为76%，进口为84%。〔1〕目前，在亚太地区、 香港除了是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外，还是台湾、新加坡、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的五大贸易伙伴之一。
在对外投资方面，香港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对东亚其他地区投资远不及中国大陆，但亦十分可观，香港是印尼和越南的第二投资来源地。
另一方面，香港一直是亚太地区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目前，中国大陆和英国是其主要外来投资来源，美国和日本亦占较大投资份额。
（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近一、二十年，随着与亚太地区经济贸易联系的发展及自身经济结构调整，香港逐渐形成了以金融服务为主的经济体系，成长为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现有银行183家，其中属于境外或外资控制的银行近170家，占香港银行总数93%，居世界第二位。世界100家大银行中已有81 家在此设分行或办事处，其中77家持有银行牌照。
——外汇投资方面。1995年每日外汇交易额达910亿美元， 是世界五大外汇交易市场之一。
——黄金市场。每年进口黄金量超过300吨， 是世界四大黄金市场之一。
——股票市场。1994年股票市场市值超过二万亿港元，在亚洲仅次于东京。〔2〕
截至1995年底，香港对整个亚太经合组织（APEC）债权约占其对外债权的90%，涉及款额达4万多亿港元，与APEC 地区负债占其对外负债的80%以上，涉及款额达3万多亿港元。
随着与亚太地区经济关系扩展，到港发展的跨国公司增长迅速，近年来，每年平均增加数超过50家。截至1994年中，在港设立地区总部有714家，设地区办事处有1132家， 使这里成为与亚太地区经营业务的管理基地。
（三）国际贸易与航运中心的形成
香港是个传统的转口贸易口岸，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推进，转口贸易发展更为神速，成为与金融服务并重的支持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使这里成长为世界与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中心。香港对外贸易额约占亚太地区贸易总额1/5，占世界贸易总值6%，在世界各大贸易区中，紧随欧盟，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之后，排名第五。〔3〕
与经贸关系发展同步，香港亦成为亚太地区航运与空运中心。
（四）国际资本的竞逐场
截至1994年底，美国在港累计投资为120亿美元，并呈上升趋势， 美国是在香港设置地区总部最多的国家，也是香港制造业外资主要来源，美国全国最大10家银行中，有9家在港设立分行。 而目前日本在港投资亦超过百亿美元，近年香港一些大型基建项目融资中，约40%贷款来自日本金融机构，目前日本对中国及东南亚等热点投资，主要是通过其在香港的地区总部进行。
英国是香港最大外来资本，其资本约为美、日在港资本总和的三倍，其在香港金融、电讯、航运及地产领域均拥有重大利益，面临“九七”，英资本财团为维护其既有阵地，竟相调整部署，力图长期保持其在香港及远东地区的经济利益与影响。
总之，鉴于香港在亚太地区贸易、金融活动中战略地位，多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将这里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据点，并借“九七”力量重组之机，竞相巩固与扩充实力。尤其是美国更望借机取代英国，凭借这里区位优势和特殊政治地位，作为进军中国市场与推行对华政策的前沿。
二、挑战与选择
面向21世纪，香港正处于“九七”过渡与经济转型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平稳过渡，巩固与提高其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地位，对其面临的挑战更需予以极大的关注。
（一）结构调整期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近年来，香港经济发展放缓，1989—94年间年平均实质增长率仅4.9%，较1961—94年间的7.8%低，亦较1976—94年间的7.2%低， 这种偏低增长为历年少见。
尤其是1994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如失业高升、通胀持续和消费萎缩等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经济继西方某些国家之后进入衰退期。然而，对上述问题应予以密切关注，认真对待。
1.通货膨胀高企。近年来，香港通胀高企，1991年甲类消费价格指数高达12.1%，1995年虽有所下降，也仍处于高水平。同时，这里多年承袭的工资与通胀挂钩办法，使通胀预期难以迅速下降，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美元对日元及马克连续贬值，使与美元固定挂钩的港元随之下贬，进口商品价涨，带动整个香港市场物价上涨。而且使外贸与非外贸价格差距拉大，倘若不予合理调整，那么香港对国外、外贸与非外贸间价差状况将进一步恶化，从而影响港制产品出口竞争力。
2.结构转型与高失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经济开始从以劳动密集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转换进程，近年来，这一进程还在继续，从而使制造业吸收就业的能力迅速下降，1984—95年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50%以上。结构转型初期制造业退出的劳力可为服务业吸纳，随着服务业要求的劳动力素质提高，制造业退出的劳力也就难于为服务业吸纳，必然导致失业增加。
从消费需求增长的角度考察，1994年下半年，内部消费开始放缓，服务性行业利润下降，降低经营成本的压力增加，服务业就业无甚增长。与此同时，制造业就业却继续下滑，加之劳动人口的增加，使失业人数从1993年起不断上升。
3.内部消费疲弱趋势。简略回顾近年香港私人消费与本地生产总值趋向，不难发现，1991—94年间是内部消费过度增长期，1995年疲软是必要的调整。预期今后香港经济将进入较长的调整期，导致内部消费疲弱。〔4〕
当前，影响香港个人消费意欲的主要因素是失业率上升、股市及楼市下跌的负财富效应及利率上升使居民房产支出负担加重等，而消费疲弱又使难以承担的高租金、高成本的零售、饮食业收缩业务、裁员，加上制造业北移，又进一步提高失业率，不仅使失业者消费力减弱，在职者亦因就业前景不明而抑制消费，由于私人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60%，其疲弱自然使经济增长失却一大动力。
4.抑制楼价是经济低迷的一个重要近因。80年代末开始，楼价急剧上升，推高商务经营成本，降低香港产业竞争力。为此，香港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楼价和楼花投机。其结果，一方面使建筑业发展受阻，大量失业；另一方面，作为香港重要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萎缩，产生的负财富效应，减少消费资金和需求，造成消费市场疲弱，自然对香港整体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二）中国因素是香港稳定繁荣不可或缺部分
战后，香港依托其紧邻大陆的区位优势，通过当地人民辛勤耕耘，整体经济取得长足进展，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现代化推进，巨大资金需求和日益成长的庞大市场，给香港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的成长与壮大以有力推动。“中国因素”已成为香港稳定繁荣的重要基础与支柱。因而，今后中国大陆经济的稳定增长与政策取向，以及在香港中资机构作用发挥，将是影响今后香港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金融中心地位巩固、发展的重要参数。
（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面临的挑战
香港、东京和新加坡是东亚地区三个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三大金融中心依据各自优势，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但随着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加深，各个市场竞相扩大自己的业务领域，竞争日益激烈。
东京是亚洲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而且在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方面，尤为突出。目前东京外汇交易市场日净交易额为香港的一倍半，股票市场市值为香港的10倍以上。同时，70年代末以来，日本在推进国际金融自由化方面也作了许多巨大的努力，而从地理位置和交易时间看，东京和香港均处于纽约和伦敦两大金融中心之间，能够实现全球24小时交易。但是，人们也注意到，虽然近年来东京金融中心迅速成长及日本“返回亚洲”对外战略的推行，给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以现实的挑战，但与香港相比较，东京仍存在着一些不易改变的劣势。东京市场是在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开始起步的，其管制程度大大高于香港和新加坡，并采取境内与境外业务严格分离的原则，以及缺乏香港与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经济往来方面的语言、文化和人员的优势。
新加坡国际金融业的发展与香港比较接近，并在外汇市场和金融期权市场的发展规模方面超过香港，新加坡还是最大的亚洲美元市场。与香港相比较，新加坡在提高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还具有地租与工资经营成本优势，同时近年来东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也为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高创造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香港拥有的地理优势新加坡也是难以取代的，近年来，东盟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但与中国大陆总体经济实力、发展前景及资金需求相比较仍大为逊色。同时，新加坡虽然较之东京拥有较大的经济自由度，但对外资银行仍有一定限制，实行“境内管制，境外自由”原则。而香港金融中心则实行内外完全统一自由的集成性模式，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给予充分宽松的政策，因而较之新加坡对外资更具有吸引力。
总之，香港有着亚洲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东京、新加坡）难以取代的优势，然而其发展进程中也存在隐忧，面临挑战。内中包括：香港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香港银行对股市和房地产过份依赖，金融衍生产品涌现及国际投机热钱流窜对香港市场冲击，以及随着东亚经济发展而来的汉城、曼谷、吉隆坡及台北等地的金融中心崛起的冲击。
同时，一方面人们给予近10多年来“中国因素”在香港金融中心的巩固与发展中的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尽管中国政府一再重申“九七”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承诺，但具体政策有待逐步具体落实，从而才能完全消除港人对保证香港经济政策独立性承诺兑现的疑虑。
近些年，港人对中国某些因素不确定性的担忧，加之一些国际资本的迁册异动，使得一些负面影响在后过渡期有更多反映。即一方面，随着一些外资银行迁册海外，造成资金外流，其中尤以1990年汇丰银行变相迁册的影响最大；另一方面，向海外移民人数增加，而移民中大多为中产阶层。有关调查显示，80年代末以来，银行界经理阶层走失严重。这些资金与人才的流失无疑将给金融中心巩固与发展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影响。
三、对策建议
世纪之交，“九七”前后，面对上述香港经济发展存在的隐忧与面临的挑战，为了保证平稳过渡与稳定繁荣，我们认为应在如下一些方面予以充分关注。
（一）加强分工合作，推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近10余年来，在香港当地生产成本上升与内地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香港劳动密集制造业北移，经济结构发生较大变化，〔5〕制造业生产技术水平与生产率有较多提高，〔6〕制造业更加集中于效益高、 回报率大的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及精密零部件生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港英当局对整体经济缺乏统一产业政策，加之香港众多中小企业，难以承担高科技风险，使得这里的制造业向高科技转化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三小”，制造业竞争力明显逊色。因而，今后应充分利用“九七”回归有利条件，加强香港厂商与内地企业及科技力量的合作，发挥香港接近国际市场、信息通便的优势，同时吸纳内地科技成果，使香港成为中国科技产品商业化的窗口，利用两地市场需求层次的差异，先在香港拓展某些开发新产品的高新产业，待形成规模生产或进入成熟期后，再迁往内地。
同时完善与发展服务业，已成为推动香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及整体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部分。为了推动香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亦应充分利用内地因素，提高服务业整体素质，根据内地需求调整业务结构，创造新的增长点，为服务业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二）巩固与提高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地位
当今，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规律看，那种单纯靠放松管制、开放、自由吸引资金交易的金融中心正在衰落，而只有以本国强大经济基础为依托的市场，如纽约、伦敦、东京那样，才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以中国大陆为腹地的香港金融市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如上所述，面向21世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其发展进程中，既拥有众多机遇，也面对严峻挑战。为此：
首先，应进一步发挥内地作为香港坚实腹地的优势。“九七”后，香港将具有国际大都会与中国特别行政区双重角色。从大陆角度看，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金融合作，则显得更为迫切，将两地经济置于更加合理规范的框架之内，发挥香港金融业的优势，为内地组织、筹集和管理运用资金，沟通金融信息，培养人才，这样既扩展了香港自身业务，又促进了内地建设事业。
其次，搞好香港金融业自身的调整。当前，香港金融业面临周边同业的激烈竞争，急需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必要调整与革新，在银行经营费用上升，直接影响对外资吸引力的情况下，要维护其金融中心地位，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持其银行业的优势。在经营管理上，应寻求集团化或联合经营，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与经营成本。为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创新的大趋势，亦应借鉴其他中心的经验，拓展金融创新工具，包括引进期货、期权新品种，推进金融品种多元化进程。
最后，将“中国因素”中的某些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大陆稳定有序地推进市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为切实保证香港贸易与金融政策高度独立性，应将尽速具体落实资金进出口的自由与金融市场经营自由等基本法条款放在首位，以尽快消除港人对某些不确定性的疑虑。
在亚太地区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与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九七”后继续保持独立关税区的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可以预期，即或两岸实现三通、中国大陆港口设施较大改观与效率提高后，转口贸易在香港外贸中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量仍会继续增加，香港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国际转口港的地位仍不会改变。
为了保持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当前最为香港工商界与国际投资者关注的是：
1.切实保持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及独立关税区的地位。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贸易制度有很大差异，近期内难以消除，“九七”后香港与内地同属一个主权管辖，没有地理分隔，如何处理协调同一国家不同关税体制地区间的经营运作，必须尽早作出妥善的具体安排。
2.保持香港在WTO和其他关贸协议上的独立成员地位。 “九七”后，中国倘若仍未加入一些香港已加入的国际关税及贸易组织和协定，我们必须给国际社会以信心，香港独立成员地位得到确实保证。
3.保持香港现有货币制度及金融外汇体制。人民币目前仍不是国际通行硬货币，“九七”后亦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同时内地金融体制改革伊始，为巩固与发展香港国际贸易及金融中心地位，保持香港现有货币及金融外汇体制尤显重要。
4.依据国际贸易条例与仲裁方式，保障香港贸易及投资人权益。目前中国法律制度尚待健全，有关经济贸易及外国投资者利益的保障法规也有待完善。为此，为了增强工商界及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九七”后，应继续保证香港按国际条例和方式仲裁有关经济贸易纠纷。
5.保持香港现行国际商务旅游进出境自由度。
（三）重视发挥中资企业作为稳定因素的积极作用。
可以预期，香港“九七”回归前后，为适应部分外资财团迁册海外和香港当地结构调整的形势，稳定经济与增强信心，香港中资企业的发展，将进入新的稳定增长期。为此，应在认真总结以往发展的基础上，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管放结合，防止管理标准单一化。目前在港中资企业发展与经营管理水平高低不一，然而内地有关部门对其管理，却往往陷于简单划一，产生统得过死或该管不管偏向。随着中资企业扩展与作用进一步增强，为了更好发挥其积极作用，减少负面影响，应区别情况，避免管理标准单一化，充分发挥具有较高管理素质的中资企业在急剧变动的自由市场竞争中经营主动权，不致错失良机。
因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加速经营机制转换。目前在港中资企业或是具有国有性质、或是有雄厚国家资本背景的民营企业，在没有进行深层次体制变革情况下，大多缺乏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和竞争机制，相当数量中资企业效益欠佳，在具有高度自由竞争市场经营环境中，不免缺乏竞争优势，有的企图靠大量注资取得“优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影响外资和华资投资信心。因而，加速经营机制转换，严格按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办事，是当务之急。
积极稳妥，稳步前进。目前对在港中资企业数量的掌握尚无定见，一般认为，一方面随着“九七”回归，为减少外资异动造成负面影响，必须逐步增强中资力量，使其成为关键部门和领域的颇具实力的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为保持香港资本与市场国际化，中资企业的发展需以不影响香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增强港人和外商信心为准绳，防止产生“吃掉华资，赶走外资”的错觉，在香港经济中不应占过大比重，依循“优胜劣汰”的规律，调整中资企业的资本存量。
协调合作，积极参与。今后中资企业可考虑以不同方式与华资及外资联合，增加对一些部门和领域的投资，为稳定繁荣多做贡献。如与华资、外资协调投资于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推进香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投资港口、码头及其他交通运输大型基建与公用事业项目，以及投资内地基础设施及有潜能的工业和服务业，乃至为筹集资金与稳定金融联合拓展商人银行业务。
注释：
〔1〕香港《经济导报》1995年9月11日NO36第9页。
〔2〕香港《大公报》1995年8月22日，A8版。
〔3〕香港《大公报》1995年8月22日，B[,8]版，1995年12月30日D[,2]版。
〔4〕香港《经济导》1996年1月1日，№1─2第19页。
〔5〕1971—1993年间，制造业是本地生产总值比率由28%， 下降为13%，服务业比率由63上升为79%。
〔6〕1983—1993年间制造业生产总额每年平均增长6.2%，而人均增值率年增长率达14.4%，雇员中技术及管理人员比例由14%上升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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