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之社会和政策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女论文,因素论文,农村论文,社会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僵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城市的大门渐次向农民打开。
外出务工或经商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也为劳动力输入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力城乡之间的流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社会治安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等，而留守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则是近年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父母在外打工，孩子则交给爷爷奶奶看护，或委托其他亲戚照看。但是受托人对这些孩子的看管毕竟不如孩子父母更为直接和严格，在校学生离校后的监管几成空白，有些学生在节假日就四处闲逛，到网吧玩游戏，乃至和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少年”混在一起。有的染上抽烟喝酒的坏习惯，有的打架闹事，甚至小偷小摸，给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在一些地区，留守子女实际辍学、失学比例居高不下，其中或者是因为家中缺少劳力“早当家”，或无人管教、放任自流以致成绩太差升学无望而厌学或弃学。
留守子女正处在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可塑性很强，在各种价值理念纷至沓来的情况下，此时倘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环境，在他以后的角色扮演上就可能会出现角色的错位，甚至造成人格缺陷。即便学校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那也仅能承担了教书的功能，而育人的缺位仍难以得到弥补，家庭和社会必须承担起育人的责任。下面就这些问题从社会以及政策层面作一些简要分析。
一、社会因素
1.家庭结构单薄化和家庭功能失调
近年来，农民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多数年轻夫妇一般不愿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多生孩子，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施行，核心家庭已经占据所有家庭结构类型的绝大比例，家庭的单薄化十分明显。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1)孩子在家庭里缺少玩伴，有较强的孤独感。(2)核心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如联合家庭或主干家庭。中国的农民现在虽然可以流动，却不能搬迁，他们不得不卸下家庭和土地的拖累，“轻装”入城。如果父母双方都外出，孩子就托付给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戚；如果父母一方外出，那么留下的一方就要承担起家务活以及农业生产的繁重任务，这样就难免疏于对孩子的教育。由此，如果仅从家庭这个微观单位来看，留守子女问题是由经济结构转换引起家庭功能失调或缺位所致。
2.现代传媒和新型娱乐方式的影响
现代传媒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可以说无孔不入，以致庸俗和低级趣味的作品很容易影响到不设防的孩子们。另外，由于农村孩子缺少公共活动的场所及设施，他们既没有少年宫也没有儿童活动中心，只有电子游戏室是向他们开放的，流连在游戏室就成了部分孩子课余的主要生活方式。
3.校外同龄人的影响
初中生，特别是二、三年级学生的行动能力逐渐增强，他们期望和社会接触，而校外正好有这么一批年龄和他们相仿的一群。其实这些人也是刚从学校走出去的，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外出打工年龄较小，在家里不会也不愿种田。总之，他们没有正儿八经的事可以做，三五成群，四处游荡就是他们的形象，这些孩子被称为三无少年：无学上、无业就、无事做。时间一久，这些人的不良倾向就出现了，或小偷小摸，或寻衅滋事等等。这些已经成为“问题少年”的孩子们又反过来影响那些在校的同龄人，受了影响的学生，成绩和品行都不可避免地下滑，从而在中考的竞争中被淘汰下来，被淘汰下来的这些孩子也成了“三无少年”，进而又影响下一梯级的在校学生，如此往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4.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
由于国家对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不再实行包分配的政策，而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来配置这些新生的劳动力资源，双向选择不可能一次成功，毕业之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遇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毕业即失业也是客观存在的。长期以来农民把入伍和升学看做是跳出农门并吃上“皇粮”的两条路子，现在出现了变化，一些人就夸大了它的负面效应，认为辛辛苦苦读书到头来还是要打工，没个稳定的工作，还不如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同龄人。
5.父母本身的影响
进城务工没有改变农民的身份，但改变了职业和生活方式，从而价值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在对金钱的态度上，对家庭价值的理解上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孩子或者通过家庭本身的变化来影响孩子。
6.被委托人缺乏必要的教育知识
一般来说，农村中有一定能力和具备相当素质的人更倾向于外出务工或经商，这样，剩下的就只能是所谓“386199部队”了（妇女、儿童、老人）。老年人被委以看管孩子的责任，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相应的能力和知识准备。无论孩子被委托给爷爷奶奶或其他亲戚，被委托者实际上已经担负了监护人的部分责任。但是老人文盲率远高于青年一代而且代沟明显，根本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的学习辅导和思想教育。
二、政策因素
落后的管理方式、较差的教学设施以及教学质量不高使得农村学校不能胜任新时期青少年教育的重任，对于那些留守孩子则更是直接的挑战。
1.教育资源紧缺以及财政投入缺乏激励机制
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政策，在教育上也是如此。城市的教育投入完全是由国家来承担，而农村教育则由农民来负担。一所城市中学可能会投入上亿元，而农村地区大多数县的年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能投入到教育上，特别是乡村两级的资源更是屈指可数。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而县乡两级负担的78%基本上都直接来自农民，也就是说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基本上都是由来农民直接承担的。农村教育设施落后以及教学质量不高是在这种城乡有别的教育投入体制下长期累积的结果。
自2001年开始实施“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农村教育农民办”到“农村教育政府办”的根本性变革。但是这一重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所采取的措施，并非完全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本身出发的。所以这种单方面的改革依然难以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难题。特别是农村费改税之后，取消了教育附加费，致使农村基础教育资金更是大大减少。
当然，由以“乡镇为主”转为“以县为主”未能根本解决农村教育投入紧缺问题既跟县域内税源匮乏有关，同时也跟当前所实施的分税制有关。另一方面必须予以注意的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缺乏激励机制。当前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还是诸如GDP和财政收入一类的经济发展硬指标，政府及其负责人的工作重点并未放在社会发展上面。
2.政策的刚性
政策的刚性一方面体现为政策的滞后性，不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体现在不能区别对待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上。(1)政策的滞后性。由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包括教育在内的许多领域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痕迹，过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跟不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未能与时俱进。(2)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甚巨，即便在同一县域内，各乡镇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针对条件较差地区所出台的政策，对状况较好的地区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会束缚这些地方的发展；如果是针对条件较好地区所出台的政策，执行起来对落后地区来说则可能会雪上加霜。基层的一些教育工作者抱怨说，“所谓一费制，就是一次性地废掉农村教育，一次性地废掉这一代孩子”。这个说法当然有点夸张，但却反映出政策的刚性所带来的农村教育的困境。
3.政策的运动式执行
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倘若政策太富有弹性，那么包含改革目的的政策执行起来就没有力度，改革的效果则会大打折扣；以运动的方式来执行政策固然可以取得整齐划一的效果，但对差异性的故意忽略可能会伤害那些处于弱势的人。比如轰轰烈烈的“并校运动”就导致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4.以入学率为取向的评价机制
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应试教育的机制仍在发挥着主导作用，考核学校和教师的主要标准还是入学率一类的硬指标。因此，在实践中大行其道的依然是应试教育的那一套做法，反映在教师对待学生的的态度上，就是“带好一个差生，不如培养一个好生”。这样一些升学无望的孩子就在有意无意中被抛弃了，而留守学生占了被抛弃中的绝大比例。
三、对策性思考
由以上分析可见，留守子女问题源于转型期的特殊性，但在机制上起着根本作用的仍然是传统体制，或者说，留守子女问题是传统体制的滞后性在转型期的突出表现。
应该采取如下一些措施，以期缓解问题或为解决根本问题奠下基础。
1.改革现行教育投入体制，逐步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
适应税费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的新形势，在现阶段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转移支付的资金不被挪用和占用。不管是财权适应事权，还是事权适应财权，只有在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之间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权责，才能从投入体制上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
2.树立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
不仅从理念上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弱化统考制度这根指挥棒的作用，为农村教育创新留下广阔的空间。有了宽松的环境，农村学校才可能逐渐建立起以学生为本的机制，从每个学生的兴趣、特长及其个性、气质出发，因材施教，把包括留守学生在内的所有孩子一个都不少地纳入到学校素质教育的关怀视野内。
3.鼓励民间资源进入教育行业
制定多种优惠政策，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缓解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紧张状况。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使各级各类学校真正成为独立的办学主体。只有这样，学校之间竞争的压力才能转变为学校内部提高教学质量和关心学生成长的动力。
4.因地制宜，做好布局调整工作
针对各地的具体情况，学校撤销与合并不能搞一刀切。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学校合并后仍应保留针对低年级学生的教学点。要处理好规模和效益的关系。
5.设立课后活动中心
节假日越多，留守孩子就越觉孤独。在社区或学校中成立课后活动中心，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或者成立各种兴趣小组，以弥补放学后及或节假日的教育空白。
6.开展针对“代理父母”和监护人的培训
不仅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其他被委托人，即便是孩子的父母也同样缺乏监护知识和教育的基本理念。由政府、社区、学校在外出人员较集中的地区共同组织针对“代理父母”和监护人的培训，有利于问题的缓解。
7.加强留守学生心理咨询工作
在有条件的农村学校设置心理辅导办公室，可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培训心理辅导老师，并纳入到教育系统的管理工作中去。
8.将升学教育与就业能力教育结合起来
扩大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的招生规模，同时由劳动等相关部门免费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为那些不能继续读书的孩子提供就业的知识准备和技能培训，而不是让其放任自流。
9.给农民工以公平待遇
把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到城市教育体系里面去。根据全国总工会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所占比例高达82.7%，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城市政府应继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定居条件，并把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劳动保障、职业培训等纳入到正常的财政预算以及议事日程中去，为农民进城就业、安居营造良好的环境。这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最终也是最好的办法。
总之，留守子女问题是“三农”问题的衍生物，它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打破体制性障碍和改革的深入有了一定的进展。新问题实质上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局部反映。在社会转型的高速时期，要求家庭、社区、学校、政府等各社会主体，特别是政府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敏性，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彻底解决留守子女问题的前提是消除城乡差距，它不仅仅是要解决其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背后其实更是个权利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这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却也是一个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