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的崛起——“当代思想史”片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片断论文,思想史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些青年虽然血气方刚，却承袭了一个日益日暮途穷的世纪。这个世纪除了堕落什么都尝试过了。……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时代正在分崩离析，他们对此只能听天由命，并且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去追求一种能够获得片刻欢娱的文字、气氛和韵味。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解脱。
——齐夫：《1890年代的美国》
研究新生代的文化品格，是研究二十世纪末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是如何崛起于世纪末的？他们的崛起又展示了怎样的时代主题并且预示了怎样的未来大趋势？
什么是“新生代”？
新生代，一般泛指“知青族”一代人之后的新一代。依照张承杰、程远忠在《第四代人》一书中的划分，他们大致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到整个六十个年代，成长于1976年以后的“经济时代”。他们是“信仰危机”的产儿。因此，他们“就是一部‘无主题变奏’……差异性和变易性正是这一代人的基本特征”。①他们是“精神上的流浪儿”，②“自我”是他们人生观的基石，其核心就是“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负责”的价值观。③——这一切，使他们与知青一代区别开来。知青一代深受政治文化的熏陶，赋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文革”的政治危机与信仰危机迫使他们走上了启蒙之路，一遇思想解放的洪流，他们仍然以理想主义的激情投身于为民族新生而奋斗的事业中。
然而，知青一代又不可一概而论。“知青文学”中就不乏苦闷、绝望、玩世之作（例如卢勇祥的《黑玫瑰》、徐乃建的《杨柏的“污染”》、赵振开的《波动》、乔瑜的《孽障们的歌》、芒克的《野事》等）。邓贤的长篇纪实《中国知青梦》中也记载了知青中的走私潮、性解放。“世纪末情绪”早就滥觞于“文革”的极左暴政与信仰危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代作为“世纪末情结”的典型代表，与“文革”的信仰危机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精神联系。新生代没有继承“知青族”中以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思潮，和以“寻根派”韩少功、李杭育、郑义、阿城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而偏偏认同于“世纪末情绪”，耐人寻思。
而知青一代人张辛欣、刘索拉、刘晓波、王朔（尽管他并没下过乡）在八十年代也成为“新生代文化”的典型象征，也足以表明新生代与“知青族”的某种精神血缘关系。由此看去，“代沟”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社会学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大略的文化心态范畴。
新生代从“知青族”那儿继承了以苦闷、迷惘又善于苦中作乐、开放自我为基本特征的“世纪末情绪”，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使之更具成熟的文化品格，并创造出了全新的“新生代文化”——这种形态的文化以自我为中心，以“跟着感觉走”为旗帜，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为理论武器。这种文化对于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对于“改造国民性”，意义不可低估。同时，在世纪末的悲凉之雾中，它作为浮躁、迷惘心态的集中体现又迅速销蚀了时运不济的人文精神。
新生代崛起的历程
回首八十年代的时代风云，1985似乎是一个分水岭：1985年以前，“五七族”文化精英与“知青族”精英同舟共济，为启蒙主义呼风唤雨，为思想解放运动推波助澜。思想界的“李泽厚现象”、青年界的“人生意义大讨论”、文学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学术界的“文化热”……风起云涌，蔚为壮观，至今令人追怀。那是一个重返“五四”的时代，清算“文革”、批判国民劣根性，为中国文化向规代化转型上下求索，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虽然“朦胧诗”及“新的美学原则”在散发着现代主义的悲凉之雾，虽然“伤痕文学”中的低调之作和《在同一地平线上》那样无奈面对现代人生无情挑战的名作足以使人彻悟人生的悲剧底蕴，但时代的主潮是意气风发，充满了胡适在“五四”时期鼓吹的“少年中国精神”——理性的批评精神、冒险进取的精神、社会协进的观念。④然而，谁会想到：思想解放的花朵会结出人欲横流的果实？而改革的艰难又促成了时代心态的迷乱与浮躁。1985年以后，巨变天翻地覆。
本来，“五四”精神除去众所周知的“民主与科学”之外，还有“个人自由”。当代学者钱理群、甘阳在反思“五四”时就不约而同地确认：“毫无疑问，五四的时代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⑤“不首先确立‘个人自由’这第一原则，谈什么科学，谈什么民主？”⑥然而，如果“自由”异化为“纵欲”、“为所欲为”呢？
但新生代又似乎有过一个美好的开头——他们毕竟不象知青那样在社会的底层饱尝苦头。“纵欲”和“为所欲为”的主题只是在1985年以后才瘟疫一般扩散开的。
如果把“知青文学”比作一次冲击波，那末，“新生代文学”一开始却象一阵阵春风一样在校园里吹皱了春水。由老愚、马朝阳编选的大陆校园诗选集《再见·20世纪》是一份绝好的证明。韩东的《女孩子》、薛为民的《兽牙项链》、张真的《橡胶林是缄默的》、孙晓刚的《中国夏装》等篇充满了唯美主义的欣悦，王健的《微笑》、卓松盛的《象一支小铅笔头》、许德民的《紫色的海星星》、邵璞的《距离在他和他们中间》等篇记下了新生代特有的忧郁——淡淡的、莫名伤感的烦恼，而孙武军的《诞生》、张小波的《多梦时节》又洋溢着多么自信、浪漫的气息。——这些写于八十年代初的诗篇与北岛的《回答》、舒婷的《献给我的同代人》、顾城的《白昼的月亮》尽管同属“现代诗”，境界却有温馨与悲怆之别。“淡淡的是我们没有潮汐涨落的血／停泊在港湾里的乖顺的欲望／以及淡淡的性格／信念／……在淡淡的时间里，我们／一代一代／走过去／走进淡淡的遗忘”（姚村：《淡淡的美》）——一切都是淡淡的，而这淡淡的心境又与一个民族在经历过浩劫、耗尽了能量以后的疲惫与宁静心态多么吻合！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知青出身的女作家铁凝于1983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小说以作家的妹妹为模特儿，塑造了一个新生代少女安然的形象——她“无所顾忌……不懂得什么叫掩饰”，“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分析能力“去看世界，去我行我素地生活。小说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谨慎、世故的姐姐对奔放、自信的妹妹的钦羡之情，使这篇小说具有了深长的象征意味：知青一代人也尝试着向幸运的新生代汲取人生的信念与活力了……
淡淡的心境，或者是活泼的风采——这一切直到八十年代末也未曾消亡。刘西鸿的小说《你不可改变我》、曹明华的随笔集《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一个现代女性的灵魂独白》、于坚的诗《尚义街六号》、韩东的诗集《白色的石头》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可以作证。然而，1985年以后，浮躁、焦虑、绝望、疯狂的主题奏响了最强音。在当年的“新潮小说热”中，现代主义的荒谬感和绝望情绪陡然高涨。到了1986年，荒谬感和绝望情绪进一步强化为惊世骇俗的、金斯堡式的嚎叫：
——当年，“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⑦他们的口号是：“为了真诚，我们可以不择手段”；⑧“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一定要给人的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⑨“新传统主义诗人与探险者、偏执狂、醉酒汉、臆想病人、现代寓言制造家共命运”，⑩“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于是就“撒娇”(11)……《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为此隆重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在这次大展中，有的新生代诗人为惊世骇俗而口出狂言：“真理就是一堆屎／我们还会拚命去拣”（男爵：《和京不特谈真理狗屎》）；“我们把屁股撅向世界”（默默《共醉共醒》）；“魔鬼之子在投胎／那就是我们！”（海上：《野失》）“我们病了我们病了我们病了”（胡强：《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在女人的乳房上烙下烧焦的指纹／在女人的洞穴里浇铸钟乳石”（唐亚平：《黑色洞穴》）……粗野、狂暴，在亵渎诗神中尽情品尝堕落的快感，又于宣泄苦闷中张扬赤裸的欲望。当“什么都可能是‘诗’”(12)时，当真诚、自由意味着狂乱、为所欲为时，诗也坠入了堕落的深渊。许多青年因此而逃离“现代诗”，逃向三毛、席慕容、曹明华。
——也是在当年，崔健以一曲《一无所有》、一副沙哑粗放的嗓子吼出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声，并使它唱红了整个浮躁的大陆。“一无所有”，不仅仅是一支歌的题目，也是“生存危机”的象征。一位学者就认为：从北岛的“我不相信”到崔健的“一无所有”，正好点明了当代青年从1978到1988年十年精神历程的主题演变。(13)——“我不相信”象征着“信仰危机”，而“一无所有”则象征着“生存危机”。
——还是在当年，“狂人”刘晓波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发出了“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呼叫，以偏激的姿态否定新时期文学。他的偏激之论在会上没有得到响应，却经由《深圳青年报》的宣传而在广大大学生和文学青年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中国人的悲剧就在于——缺乏“危机感”和‘幻灭感’”、“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感性反悟性，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上的阳萎”，而为了反传统，“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14)这些话与新生代的浮躁情绪一拍即合。关于“危机感”和“幻灭感”的忧患与八十年代末《山坳上的中国》、《球籍》等畅销书的主题一脉相通，也与八十年代中期“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兴盛彼此呼应，而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的张扬也迎合了“跟着感觉走”的新思潮，并与“王朔现象”、“新写实”小说中性与暴力、世俗化等主题心心相印。
——还是在当年，“新潮美术”也发出了焦灼的宣言：“我现在只是想把久被压抑的情感倾泄出来……我现在酷爱画翻滚的云、转动的地，来表达我这一段的情绪。”(15)“上帝死了。各种新旧偶像被划上血红的‘×’。如何来拯救自己骚动不安的魂灵呢？……我们被一些不可理解的欲望驱使着，硬着头皮向前走去，以期找到一个新的上帝，抚摸他美丽的脸，然后开枪打死他。”(16)“我们拒绝那些所谓‘文化’，我们喜欢土地、悍气，我们歌颂生命。我们不会创造，只会随着自己的性子。”(17)
——而思想界的“弗洛伊德热”、“尼采热”不也在1986年达到高潮么？在那一年，各家出版社不约而同的推出了一大批这两位思想家的著作和传记……
这就是1986年。这一年里，一下涌现出了这么多宣泄苦闷与焦灼情绪的理论主张、艺术宣言和文艺作品，由它们烘托出了非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
甚至不少“五七族”作家和“知青族”作家也在这一年里倒向了宣泄苦闷之路：写出过《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沉重的翅膀》的张洁在这一年发表了审丑之作《他有什么病？》；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铁凝的《麦秸垛》在这一年里问世，将“性文学”推向了高潮，张贤亮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也完稿于这一年，以《透明的红萝卜》饮誉文坛的莫言在这一年发表了燃烧着酒神精神的《红高梁》，小说对“野合”的诗化与对酷刑的刻画都曾惊世骇俗；蒋子龙终止了“改革题材文学”的创作，在这一年发表了解剖病态人生的《蛇神》和《收审记》；1985年还以优美的《天狗》打动人心的贾平凹也在这一年完成了他的名作《浮躁》，以此表达对社会心态的理解与忧患：“这么些年来我们的国家浮躁着，我们的社会浮躁着，由国家、社会的浮躁引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安，都浮躁。浮躁虽不是成熟的表现，但浮躁是萌动，是成长，是生命的力量。……当然，这还是浅层次的浮躁，……是人的素质还低，是民族素质还低，仅仅是一个但求温饱的素质。这真是我们先天的不足。”(18)这位“静虚村主”对时代的病态有着清醒的认识。可这也拦不住他后来抱病写出《废都》那样惊世骇俗之作——这便是时代的力量。这便是宿命的力量！
所以，尽管思想家李泽厚面对刘晓波的挑战，提倡“中国现在更需要理性”，因为“西方的‘非理性’……是对过分发达的理性（例如科技）的反抗。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还是如何从中世纪的非科学的盲从迷信等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中挣脱出来，用科学和理性代替它们的问题”。而且，“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理性主义”。更重要的是，“情绪发泄完了又能怎样？它对改变现状并无帮助”。(19)尽管思想界、学术界中理性主义的阵容依然可观，但是，非理性主义的“世纪末情绪”还是势不可挡地成为世纪末的一股大潮。
新生代就这样崛起了。
新生代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再次显示出“理性的狡黠”（黑格尔语）：当理性主义者们乘思想解放的春风播撒启蒙的种子，期待着再次收获“五四”精神的硕果时，他们不会想到，商品经济大潮和非理性主义大潮会在两、三年时间里就席卷了他们的梦想！
新生代：多重面孔
每一个人都有多重面孔。同样，每一代人也都有多重的文化品格。而这些文化品格，又常常集中体现于一代人的文学作品中。正如“朦胧诗”、“知青文学”、“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是知青一代的文化象征一样，“新生代诗”、“新写实小说”、“校园随笔”是新生代的创造。
1.“新生代诗”作为自我意识的象征
读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那些五花八门的“诗派”，“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的姿态。那些“艺术自释”，大多是对西方现代诗歌理论的模仿之作，可诗人们却似乎天真地相信：他们真的找到了“自我”。平心而论，“他们文学社”的形式主义主张、“莽汉主义”对“亲切感、平常感”的世俗主义追求、“城市诗派”对“日常心态”的表现，都不同于“朦胧诗”对思想性、崇高美、悲剧意识的追求，因而具有相对独特的审美意义，可“撒娇派”、“极端主义”、“新传统主义”以及更多空有怪诞名称的“诗派”，他们的“艺术自释”或者不过是信口开河的胡言乱语，或者是故弄玄虚的矫情之论。其中的多数诗派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这种“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的心态显然缺乏对艺术的虔诚，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但又绝好地显示了新生代自我意识极度膨胀的文化思潮。只是，自我意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后，难免走下坡路。显而易见的是：当诗成为宣泄莫名苦闷的用具时，很快就失去了艺术的魅力。1986年是诗派林立、阵容空前的一年，也是诗歌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形式主义（所谓“纯诗”）、世俗主义（所谓“平民化”）是“新生代诗”的两大思潮，也是“新生代诗”最显特色的两股思潮。而两股思潮又正体现了“新生代”心态的深刻矛盾：形式主义意味着“贵族化”，体现了“精英意识”，又是对浮躁时世的逃避。形式主义，是“新生代”诗人自救的“象牙之塔”，也昭示了“新生代”诗人“冷眼看世界”的淡漠情怀（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新写实”的冷漠文风颇为神似）。而世俗主义又意味着“平民化”，显示了“反崇高”、“反精英意识”的倾向，表现了对世俗人生的认同。走向世俗、走向粗鄙，走向自我调侃，意味着某种放松，某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某种忘却苦闷、消解狂躁的无奈心境。“他们文学社”是形式主义的坚固阵地，可其中的于坚又以《尚义街六号》、《作品第52号》那样的世俗化色彩极浓之作与“莽汉主义”者李亚伟的《硬汉们》、《中文系》共同渲染了平民的无奈与淡漠。这一现象堪称奇观——“新生代”多副面孔的奇观。
1986年的骚动期过后，“新生代诗”的形式主义和世俗主义作为自己的两个基本立足点，耐人寻味。这一现象意味着“新生代”的成熟？抑或是早衰？无论如何，赵野的《诗人》产生于1987年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诗中写道：“请忘却你的梦想／你的焦虚／……你当懂得平安、公正／一定是奢望／你生时卑微／死也必将屈辱”……还有唐欣的《我在兰州三年》“我念古文，刚好及格／做生意，几近赔本／……偶翻佛经，但少有所悟／……我终于明白，我不想承认／我们注定要失败”……是的，并非偶然。“文化低谷”的惊呼正是在1987年开始出现的，而此时相距1985年文艺界的辉煌，才不过仅仅两年！
新生代似乎太脆弱了。而这种脆弱是否又是自我意识太强的孪生兄弟呢？相比之下，“知青族”有过在民间奋斗的经历，“寻根派”以及张炜、张承志、麦天枢这些作家能够历经风雨而不被“世纪末情绪”所征服，体现了理想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顽强伟力。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2.“新写实小说”作为绝望情绪的证明
一般都认为，“新写实”标志着世俗化大潮的高涨。事实上，“新写实”在1986年以后的崛起（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在1986年的发表也许是“新写实”的诞生的标志），也是“世纪末情绪”风云际会的象征。“新写实”写“原生态”，撕破了人生的诗意，却又与鲁迅“直面人生”的人生观和文学观难以同日而语。鲁迅忧愤深广，在“绝望中抗战”，“新写实”却冷漠无情，止于“绝望中静观”。由此可见，“新写实”的天地更加悲凉。
“新写实”的主要作家中，刘恒、刘震云、方方、叶兆言、池莉是“知青族”的同龄人，而余华、苏童、格非则是“新生代”。两个年龄层次的人携手开创“新写实”大业，引人注目。偏偏又是余华以冷酷的笔触写下了八十年代文学中最令人毛骨竦然的一页（《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难逃劫数》），苏童以淡漠的口吻讲述了“家族衰亡”（《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少年夭亡”（《少年血》集、《城北地带》）的人生悲剧，格非以出奇的才华经营了八十年代文学中最神秘的一页（《迷舟》、《大年》、《敌人》、《雨季的感觉》）……这些青年作家的力作浸透了对人性的绝望，对历史的绝望、对命运的绝望。这种绝望迥异于那些躁动不安的“新生代诗”——那些诗中的烦躁与绝望尚有青春的特征，而这些小说家却似乎已看破了人生，因为饱览了人间惨剧早已心硬如铁！这究竟是他们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哀？余华1984年初登文坛时，尚且有过《星星》那样的优美之作，而苏童和格非则从一开始就与优美无缘。在他们笔下，人性恶和世事莫测的宿命主题似乎总也写不够。相比之下，“知青族”反倒因为理想主义的激情而给人以“少年中国”的活力感觉。这样的比较不能不使人产生欲说还休的浩叹！
余华崇拜川端康成，却没能进入唯美的境界；苏童崇拜福克纳，也缺乏福克纳“拒绝人类的末日”的豪情；格非的小说颇得博尔赫斯的影响，又比博尔赫斯更多一层彻骨的寒意……如果说这便意味着世纪末的“中国文学特色”，那这只能是一种难以正视的巨大悲哀。
我无意于过多地责备这些青年作家，也许毛病出在这个时代——苏童在中篇小说《平静如水》中写道：“一九八七年我又无聊又烦躁……”“一九八七年我心态失常”。“一九八七年是倒卖中国年”。他还在中篇小说《井中男孩》中写道：“全要怪这个倒霉的季节。碰上这个季节你不发发疯行吗？”“灵虹就是给这个倒霉的季节杀死的，谁也救不了她。”这些点缀于故事中的警句决非信笔所至，它们显然具有批判现实的意味。只是，这种“批判”更多是立足于“逃避”（“逃避”、“逃亡”是苏童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而且，“最要命的是我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井中男孩》）！
难怪他们的叙事口吻那么冷漠。难怪他们心硬如铁！
但我还要追问：绝望真是别无选择的宿命吗？
我注意到余华1992年发表的《活着》浮现出了新的主题：活着就是希望。尽管这儿的“活着”只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意思，但余华似乎正在走出冷酷绝望的巨大阴影？但愿是这样。
3.“校园散文”作为希望的寄托
读过几本新生代的散文、随笔和口述实录体作品，终于发现了希望的主题。为什么在散文体作品中，亮色要多一些？是因为散文作者们具有较为健康的心理素质？是因为他们更多接受了三毛散文的积极影响？抑或是因为散文注定要以希望的主题与小说中绝望的主题对峙？
由高晓岩、张力奋合写的《世纪末的流浪——中国大学生自白》，是当代口述实录体中具有独特风采的一部作品。这本书真实记录了十多位大学生“精神流浪”的体验。其中，除了“对世上的一切不愿轻信”（《我的世界不能寂寞》）、“努力不受惑”（《不会倾斜的理性》）的主题继承了北岛“我不相信”的批判精神以外，便以“渴望行动”的主题最具特色。请看：“我想去实践”（《西藏，西藏，净地的选择》）；“上大学不是读很多的书，而是做很多的事，从中体会到自己的价值”（《我的欲望号街车》）：“一个想干事业的人，总得走出去，总得到社会上去触摸中国的脉搏吧！”（《男孩子，女孩子》）；“我崇尚行动，我觉得我只有在行动中才有力量”。“我就是高加林……不屈服于命运，抓住一切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永远向着最高处自己爬上去”。“我什么都想尝试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流浪》）；“我们应该自己动手”，“应该去从政”（《走向古城》）；“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流动”，“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很少受外界约束”（《我是红鼻子小丑》）；“好多同龄人在感慨徘徊中丧失了自我，我却在实干中赢得了自我”（《沙漠与梦想：一个校园乌托邦的实现》）；……行动，冒险，流浪，实践；新生代不象知青一代那么苦苦思索人生的价值，他们是“行动的一代”、“尝试的一代”、“跟着感觉走的一代”。其中产生出一些时代英才——《我是红鼻子小丑》的主人公牟森奋斗几年，已是北京小有名气的民间导演（吴文光的纪实之作《流浪北京》中便记述了他的奋斗），《沙漠与梦想》中的主人公潘皓波白手起家，办起大学生经济实体（报告文学《中国大学生》赞美了他们的业绩）。是的，行动足以使人充实，使人超越苦闷。直至1993年中国“21世纪新空间”文化研讨会上，“有效行动”仍然是一种生命哲学的旗帜。(20)
而老愚选编的九十年代“最新中国校园散文先萃”——《亲爱的狐狸》则别具风采。其中有感伤，有苦闷，但六十一篇散文中却有八篇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追求唯美境界或与唯美境界不期而遇的人生体验，使“美丽瞬间”的主题得到了鲜明的凸现。请看：“人生里的真实都在瞬间，都在身边呵”（杜玲玲《茶里洞天》）；“如果我们用另一种艺术的态度去投入生活，带着永远新鲜和无邪的心，一再地欣赏和领略生命中美好的细微事物，那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中间很多人的接触会带来一种朦朦胧胧、解释不清、妙不可言的体验，它给我们片刻的温暖，给我们几缕回味无穷的甜蜜，给我们一种超逾有限超逾时间的永恒之美。而也许正是这些细小的美的瞬间，升高了我们人生的境界。”（陈霆《冬夜的梦》）“平平淡淡地发生了这瞬间的迷迹。抑或平淡中藏有无比的深沉，瞬间也体现了永远。”（刘原《夜游偶得》）诚然，以悲凉的目光看人世，你会觉得人生是一出悲剧。叔本华不就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将人生比作一条由炽红的煤渣铺成后的环形跑道么？可换个角度看人生，你也许会同意唯美主义者的人生观：“人生不过是永恒中的一瞬，但在这短暂的瞬间里也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人类有意义的生活，就在于玩味、利用这每一刻稍纵即逝的知觉，在于捕捉它最强烈、最纯粹的燃烧点。”(21)有些“美丽瞬间”的辉煌，可以照亮无数个漫长的平庸日子！因此，善于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也成为抗御“世纪末情绪”的题中应有之义。张承志的《美丽瞬间》、史铁生的《随笔十三》中也燃烧着唯美主义的激情，似乎足以表明理想主义与唯美主义的某种精神之缘。而“新生代散文”中唯美主义主题的出现既是对“行动主义”的重要补充，又是对“行动主义”的某种超越。当行动碰壁的时候，善于从人生中捕捉“美丽瞬间”是平复创伤的良策；另一方面，当行动与艺术创造融为一体时，行动本身也就成为“美丽瞬间”的同义词了。不论“世纪末情绪”的魔力有多广多深，人并不是命定要被邪恶与丑陋击败的。人可以去寻找“美丽瞬间”——这也是一条自救之路。
而曹明华的随笔集《一个现代女性的灵魂独白》则是青春生命活力的证明和健康心理调节机制的证明。这位“校园散文家”，除了相信“我不相信”的怀疑主义外，“只信奉人类真实自然的生命的力量”（《大陆不至于再出个“琼瑶”》）。因此，她活得开朗，活得洒脱：“真实么，真实很好。但当这种真实露给我们一些生活底蕴本质的东西——平庸和琐碎之时，我宁可爱虚幻，当然是美的虚幻，是虚幻的美。而一俟这种‘美’显出它的苍白它的肤浅之际，我便重又追寻真实……生命，便是这一个个回旋又升腾的轮还哪！”“我信奉心灵的‘得失平衡’。”“我的判断向来凭体验而来，我不想多信书上写的。”（《与我同行么》）不管书上那些绝望的“真言”，也无意于只执守某个不变的人生原则，一心只求愉快的感觉、开朗的心境。“跟着感觉走”，却决不走入绝望、沉沦的泥淖，这种人生哲学，其实也与唯美主义心有灵犀一点通。同时，这种人生哲学又与柏格森有关“唯一实在的东西是那活生生的、在发展中的自我”(22)的论述十分相似。曹明华的随笔在1986年的风靡一时（《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五个月内印了四次，总数达五十五万册之多），充分表明在浮躁的大潮之外，还有一块温馨的绿洲。无论曹明华是否受过三毛或者唯美主义的影响，她的作品广为人传诵足以表明：愈是在狂躁和绝望之潮高涨时，愈是有“三毛热”、“席幕容热”、“曹明华热”守护着时代精神的平衡、广大文学青年的心灵平衡。对1990年的“汪国真热”以及这些年来的“林语堂热”、“梁实秋热”、“丰子恺热”、“周作人热”的再次复兴，都可作如是观。在浮躁的时世，还有如此可观的爱生命、爱美的健康心潮，可见“境由心造”的古训不虚。而人类这种不甘沉沦、拒绝绝望的生命本能、这种在世风日下的岁月仍执著于美的追求的刚健心态，不也正是人类度尽劫波的希望之所在吗？因此，谁又能说唯美主义只有颓废的意义呢？
新生代渴望行动、追求“美丽瞬间”的独特风采在当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没有沿着启蒙的艰难道路前行，却以“跟着感觉走”的歌声显示了“改造国民性”的新希望。想想也不无道理：如果精英的启蒙理想与大众的生命哲学存在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那末，新生代自在、洒脱的活法也许不失为一条新的通途。八十年代末以后，不少启蒙精英都重新定位，选择了更实际、更自在的人生活法（“为学术而学术”或“建立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等主张），冥冥中表示了对新生代“行动主义”人生观的认同。这也是“理性的狡黠”、是时代的宿命使然呵。
但新生代似乎也不该止于“跟着感觉走”。感觉飘忽不定，难作人生的基石。感觉诱人上当，教训层出不穷。如何既保持美好的感觉，又能于风云变幻之际立于不败之地，有赖于“新感觉”与“新理性”的结合。曹明华在1986年以后急流勇退，开始钻研哲学，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尽管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行动的时代，但以长远的眼光看去，理性终究是人类最稳固的安身立命之处。新生代已经长大。新生代也会变老。如果他们想在当代史上留下独特的建树，仅凭行动主义和唯美主义也许是远远不够的。世纪末的流浪不会没有尽头。当流放者归来的时候，他们不应该两手空空。
……就这样，我们匆匆观察了新生代文化的几个标本。由这样的观察也引发了如下的思考：
在旧的偶像被破碎以后，当代人重新发现了自我。新生代以自我作为行动的出发点，跟着感觉走，创造了色彩斑斓、风格多变的新文化，充分显示了青春的活力，同时也体现出青春的浮躁与矫情。跟着感觉走，有的走入了泥淖，在绝望中沉沦；有的走入了“象牙之塔”，在洒脱中新生；有的狂躁不安，过后又疲惫不堪；有的雄心勃勃，奋斗中春风得意……新生代的新风貌是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硕果。新生代的行动主义和唯美主义甚至对知青一代也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而注定要成为一支重塑民族魂的强大力量。
另一方面，新生代飘忽不定的“新感觉”又恰好成为世纪末风云变幻的绝妙表征。“跟着感觉走”的口号与活法潇洒而自信，同时又隐伏着被感觉所误的巨大危机。中国有太多的十字路口和陷阱，新生代“跟着感觉走”已屡屡受挫。由“新写实小说”体现出来的绝望感与“王朔现象”体现出来的玩世姿态，看似相去甚远，却都是新生代受挫的后遗症。在一个有太多的不可承受之重负的国度，新生代“跟着感觉走”的步子也不可能一路春风。新生代反传统的努力与强大传统势力之间的较量，胜负远未见分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玩世不恭的消极情绪的蔓延，足以令人担忧。对此，知青一代具有清醒的警觉。他们在九十年代初几度掀起“重建人文精神”的潮汐（先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震撼文坛，继而是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张扬人文精神的对话引起广泛反响，最近又有梁晓声批判现实力作《翟子卿》、《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麦天枢弘扬民粹主义精神的纪实力作《仰望大地》的新风潮），再次显示了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的顽强生命力。问题是：新生代浮躁又疲惫的心绪能因为这新的文化潮而获得新的生命吗？
一切，只有时间才能回答。
注释：
①②③《第四代人》第188、214、265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
④《少年中国之精神》，《胡适讲演》第407-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⑥《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读书》1989年第5期。
⑦⑧⑨⑩(11)(12)引自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560、74、95、145、175、26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
(13)刘擎：《颤动的象牙塔》，《当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11-12期合刊。
(14)见《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15)(16)引自高名潞等著：《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第275、2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7)《新潮资料简编》（二），《中国美术史》1986年第39期。
(18)金平《由“浮躁”延展的话题》，《当代文坛》1987年第2期。
(19)《中国现在更需要理性》，《文艺报》1987年1月3日。
(20)参见袁幼鸣《诗人何为》，《钟山》1994年第2期。
(21)〔日〕上田敏《漩涡》，见越澧、徐京安编《唯美主义》第5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22)〔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第120页。商务印书馆，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