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及其引申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含义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体制论文,结构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总量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从GDP总量、对外贸易量、吸引外资额、外汇储备额等指标来看，中国已经成为或至少正在走向“大国经济”。但中国的基本国情仍体现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社会主要矛盾仍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不对称。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深入推进，经济领域的一些阶段性特征、结构性问题开始显露，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存在着“增长与发展的不对称”特征。这意味着，与其他先行国家或地区相区别，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多层面表现出“异质性”或“中国特色”。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异质性”的表现形式和形成机理是什么？这种“异质性”在实践层面导致了怎样的绩效？进一步的，这种“异质性”对经济理论创新和中国经验的“国际化”具有怎样的意义？作为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性回应，本文试图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视角给出一个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异质型”特征的分析框架，并由此说明“异质性”的客观效应及其引申的政策和理论含义。
一、体制转型与结构转化的一般解析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均试图描述经济发展的某种演化趋势或进化图景，因此也均具有“过程性”和“演进性”的特征。但是它们所关注的演化对象是不同的，它们是针对不同问题、不同背景而形成的概念。进一步的，在概念的支撑下，理论研究中也形成了相互独立、彼此分割的分析框架：关注于传统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型的转型经济学以及关注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化的发展经济学。
从体制转型的角度看，它是针对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趋势性变化而提出来的。如果说经济行为起源于资源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之间的冲突，那么在现有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所能找到的实现资源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之间最优均衡的机制主要有两个：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前者以中央高度集权和依靠政府指令来配置资源为基本特征；后者以微观经济主体自主决策和通过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为基本特征。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体制通常以社会成员的利益高度趋同、经济运行的信息完全充分为前置条件，因此，尽管其可能在“小国经济”或短期实现“赶超战略”的背景下有效，但长期来看其运行的绩效并不能令人满意。相反地，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可能内生“市场失灵”情形，例如：公共品供给短缺、导致市场垄断等，但其作为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导致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
基于此，在经济史上，早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多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进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变革，这一变革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至今国际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主题。由此，体制转型是指特定经济体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变为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具体地说，是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运行体制从计划控制为主转变为市场调控为主，而转型经济学主要讨论这种转变的内在机理和一般规律。显然，“众多的转轨经济除了在初始体制、目标取向等方面有些共性之外，更多呈现的却是在初始经济基础、转轨路径选择、政策实施方式、政策应变能力以及国际社会干预等方面的差异性”[1]，所以，体制转型的研究重点往往不在转型目标。而在于转型过程、方式及其绩效，并在一般研究思路下进行国别比较。考虑到“大国经济”的典型意义，体制转轨研究往往会重点对比两种转型方式的特征和效应：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或“双轨式”体制转型模式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式”或“休克式”体制转型模式。
从结构转化的角度看，它是针对不同产业或部类在国民经济中相对地位的趋势性变化而提出的。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早期思想家已注意到不同产业或部门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2](P91-92)。特别是，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往往较低，这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以分工经济程度为基础的生产视角、以恩格尔定律为基础的消费视角和以“蛛网模型”为基础的交易视角[3]。由此，经济增长和发展必然不能脱离经济结构转化而推进，如果将经济发展与“主导性”或“主体性”产业转变相对接，并采用三次产业划分方式，那么结构转化通常被描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劳动力将首先从第一产业流转到第二产业，而人均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升会导致劳动力从第二产业流转到第三产业。
概括起来，结构转化是指经济发展中不同产业或部类在国民经济中相对地位的趋势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产值占比和就业占比。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和就业占比将相对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在相对上升。进一步的，结构转化程度可以作为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基准，国际经验显示：发达国家的结构转化程度通常较高或已经完成，其工农或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非常之小，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化程度较低或正在进行，其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往往非常显著。据此，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提高不同产业或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同质化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从欠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经济，其一个主要的理论基础就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此理论讨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机制以及由此连带的农业生产率提升、剩余劳动力流转等问题[4][5]。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归纳分析的产业结构转型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化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6][7]。
二、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
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分别揭示了经济发展中某种演化性、动态性特征，从“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均可视为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但在国际经验中，对特定经济体而言，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往往是两类互不联系的问题，它们不仅在时间上是错开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分离的。体制转型国家往往结构转化已经或接近完成，例如俄罗斯；而结构转化国家往往市场体系已经比较健全，例如印度。由此，针对体制转型的转型经济学和针对结构转化的发展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是在割裂的状态下推进的，不可能、甚至也不需要在两个经济学科之间找到某种逻辑关联。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这种一般情形不一致，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当前不仅面临着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而且面临着经济结构从二元经济结构对立状态转向二元经济结构消减状态的重大使命，体制转型和结构发展共同“交汇”于当前的时间节点，可以说，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构成了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基本特征，而在人类发展史上还尚未出现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同时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二元经济格局向一元经济状态转变的先例。据此，可以提出一个中国经济发展“异质性”的命题：体制转型—结构转化描述了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特征事实，对于一个正处在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双重背景下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其经济发展路径的“异质性”或者说“中国特色”是内生锁定且长期存在的。自然的，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异质性”的一个恰当视角，应该是深入解析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内在关联。
首先，体制转型—结构转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采用了以中央高度集权和政府指令计划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在资金稀缺条件下强制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内生出来的，表现为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8]。据此，在发展战略既定的背景下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必然选择，自然也不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客观条件。同时，在此阶段，为在资金短缺背景下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传统农业部门的定位是为工业体系提供资金和原料来源，它在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约束下不能有效转化为现代部门，而重工业由于产业连带特征对农业发展提供的促进作用极小，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是在一种政策“反差”的背景下发展的。因此，此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特征也极为显著，结构转化的演进轨迹被某种强制力量所延缓甚至所隔断。
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体制转型开始启动，结构转化加速推进，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条主线，这两者的同时推进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一方面，经济体制开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作为基本的资源配置手段开始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促使经济转轨的有现实和思想两个背景，现实背景是随着时间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积极效应开始递减，其内生的低效率已使国民经济在改革初期濒临危险的边缘，思想背景则是人们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尤其是使“市场经济”回归到配置资源手段的“工具理性”层面，认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是可以结合的，并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续的一系列决策则明确要不断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结构转化总体上也呈现出持续推进的态势，这可以从几个标志性事件进行观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监督”和“分配”难题，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导致城乡和工农经济发展出现了显著的“收敛”倾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及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农民工”，也为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可能通道，均导致产业相对地位对比呈现出与国际经验相吻合的变化趋势。 .
其次，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在中国具有类似的内在演进机制。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均表现为经济发展某个层面的连续演化过程。因此，其内在演进机制包括两个层面：演进的驱动主体和演进的基本特征，前者是指“演进主要是由谁推动的”，后者是指“演进的主要方式是什么”。据此，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主体和方式，就可以观察到，这两个演进过程具有非常类似的内在演进机制。
从体制转型的角度看，体制转型的驱动主体存在一个“市场诱致推动—政府强制推动”的接替，与此对应，转型路径的选择存在一个“增量改革—存量调整”的转变。为了实现改革的可控性，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确保基本社会制度稳定的前提下，首先在计划经济边界上鼓励商品经济因素成长来修补旧体制，在外部市场力量不断增强时，由政府强制推进价格改革、国企改革、贸易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显然，改革初始阶段的微观经济主体诱致推动逐步让位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强制推动，单纯的增量改革也逐渐让位于更为要害的存量改革，这种驱动主体接替和路径选择方式使市场化改革具有显著的“渐进式”转型特点[8]。从结构转化的角度看，结构转化的驱动主体也存在一个“市场诱致推进—政府强制推动”的变化，转化路径也表现为一个“外围驱动—内核变革”的演进。改革开放初期，导致结构转化的两个重大事件——土地制度变革和乡村工业发展均源于农民、农户的自发行为，而此后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强制性驱动。与此同时，演进方式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结构转化主要依靠农民的农业或非农业收入增加，这种增加大多是以农民不直接脱离土地为前提的，然而，后续导致结构转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农民工”以及农业产业链延伸等则更凸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转。
最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不是相互分离、而是相互交叉起作用的。同时推进和机制相似暗示着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不是相互分离，而是交叉作用的。如果说市场化是体制转型的具体表征、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结构转化的具体表征的话，那么就应从关联视角考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找到某种逻辑关联，而不是“平面式、孤立式”地看待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由此，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这种关联关系：一是结构转化是体制转型中的转化；二是体制转型是结构转化中的转型。
就前者来说，结构转化是体制转型中的转化，说明市场化改革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基本的动力机制。市场化改革的要害是稀缺资源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实现优化配置，这自然包括了资源因为生产率差异而在不同产业或部类的重新配置。因此，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中，不同产业或部类还存在比较显著的生产率差异，然而，只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才可能真正发现不同产业或部类的生产率差异，才可能真正激发不同产业或部类微观经济主体的逐利动力，也才可能真正实现资源在不同产业或部类之间的顺利流转，生产率差异收敛以及要素流转的结果则最终体现为结构转化。基于此，我们能够理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工”如潮涌动这些体现结构转化的事件均发生在市场化改革条件下。就后者而言，体制转型是在结构转化中的转型，说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对市场化改革具有拉动作用。原因是，市场化是一个伴随着分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转化的演化过程。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有很大比重，农民在整个人口结构中还占有主体地位，农业和农民的分工演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连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和农业现代化，劳动力流转和农业现代化不仅意味着需求层面由于分工水平扩展、人均收入提高而增大了市场规模，而且也意味着供给层面更多劳动力摆脱自然经济状态，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下增加了市场供给水平。显然，结构转化可以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扩展而提高分工水平，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转型。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转型——结构转化：效应分析
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同时推进不仅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而且必然会使中国经济发展绩效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差异性。显然，需要在理论层面对经济发展的“异质性”进行效应分析。这里的效应分析至少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就两个演化本身而言，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的各自进展程度显然是值得深入解析的。在体制转型方面，如果将市场化改革理解为“自发秩序的扩展”或决策自由度的提高，那么就需要引入市场化指数或经济自由度指数来测度体制转型程度。这里市场化指数包括了一般商品市场化、生产要素市场化、企业的市场化、政府职能的规范化等一系列指标。利用这些指标来计算，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总体是在逐步提高的，然而，市场化改革还面临着持续深化的内在要求，原因是：在市场类型方面，虽然各类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均在提高，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滞后于一般商品的市场化程度[9]；在不同地区方面，虽然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均在提高，但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市场化程度存在依次递减情形[10]；在国际比较方面，利用综合交易效率指数来测度，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增长竞争力指数还处在相对靠后的位置[3](P293)。在支撑条件层面，考虑到体制转型与产权界定、文化变迁等因素紧密相关，因此，基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不对称，理论界甚至提出体制转型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争论的命题。
在结构转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在不断下降，农村劳动力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也在不断下降。1978-2006年，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从28.2%降低到11.7%，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从70.5%降低到42.6%，与此同时，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43.9%。这些暗示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存在着结构转化的基本趋势，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特征事实。然而结构转化依然是“任重而道远”，影响结构转化的一些“硬核”因素并没有完全解除，结构转化还面临着构建长效机制的艰巨任务。这体现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实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然而目前农村劳动力还占有很大比重，农村剩余劳动力按照保守估计也有近0.5亿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11]，产值结构转化没有有效地引致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相应转化，结果导致工业化和城市化不相匹配，城市化水平显著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如果用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指数等测度，就会发现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反复、波动、徘徊甚至相对强化的趋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尚未构建起来，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差距也没有呈显著的收敛趋势，而是呈现出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拐点的“U”型趋势，2006年城乡人均收入比分别为3.28倍和3.50倍；从区域经济角度看，如果从结构转化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各省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速度和轨迹并不一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二元反差程度在依次增大，这可能是导致不同省区经济增长差距演变的主要原因[12]。
第二层面，从两个演化的连带效应出发，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应引入分析框架。从总量的角度讲，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年均超过了9%，进出口贸易量、吸引外资额度和外汇储备规模有了显著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尤其是200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这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创造了奇迹，纵向比较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克鲁格曼的悲观预言”，而且在一些国际机构和学者看来这种态势至少在短期还会延续下去。显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导源于两个因素：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转化，前者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后者则通过加速要素在不同产业或部类的流转而优化资源配置。例如，有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农村劳动力的流转效应[13]。可见，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确实构成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
然而，在看到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在导致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更应认识到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非平衡推进也引致了一些结构性矛盾。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在演化特征上具有相似性，职能发挥上具有互补性，但由于中国转型路径的渐进特征和结构对立的历史成因，因此，体制转轨—结构转化无论在其内部还是在关联关系上均存在非平衡性，这自然会形成“总量增长快速”但“结构问题突出”的组合。引申地说，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长期来看，结构性问题的聚集将转化为经济总量问题，从而“侵蚀”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当前，体制转型—结构转化非平衡而产生的结构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由于市场转型的渐进性质，商品市场市场化程度高于要素市场市场化，导致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在市场机制下形成流转和对接的通道，结果出现了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的格局，这暗示着经济增长尚未达到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最优边界；由于市场转轨的渐进性质，重要能源性和环境类产品的定价机制尚不健全，企业在大量投入资本和劳动因素的同时，通过能源的大量使用和环境的过度破坏来推动经济增长，结果导致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来自于能源和环境的更大制约；同样由于市场转轨的渐进性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面临着通过股份化提高效率和实际操作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普通职工利益受损之间的博弈，由此所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会提出对改革方式的重新思考；由于结构转化的滞后性质，在改革开放普遍提升国民福利水平的前提下，不同社会成员并没有相对平均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其收入和消费增长并没有持续保持令人满意的速度，这与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同样由于结构转化的滞后性，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面临收入预算硬约束，城市普通民众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开支的预期下减少消费安排，结果导致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相对较小，这进一步增强了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依赖度和域外风险导入的可能性。
四、中国经济发展“异质性”的政策和理论含义
体制转型—结构转化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且这种“异质性”引致了“总量高度增长”但“结构问题突出”的组合。由此延伸的问题是：这种“异质性”对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从这种“异质性”中引申出怎样的经济含义？对此，可以从政策和理论两个角度做出回应。
在政策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源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同时推进，而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或“有增长无发展”现象导源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非平衡性。作为对结构问题的积极回应，政策调整应集中体现在发展理念的转化，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发展方式层面回答“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即从单纯总量增加的增长理念转向更多强调结构优化的发展理念，从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二是在发展目标层面回答“发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即从增长的发展观转向可持续发展观和自由的发展观，也就是凸显以人为本、发展是为了更好实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福利水平提升的本质属性。上述两个方面实质就是科学发展观。自然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点不是要否定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而是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协调、平衡推进，这是对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的一个积极回应，同时也才能确保发展具有持续动力并满足社会成员福利水平提升的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看，中央政府已针对结构性问题推出了相应的政策举措：提出将国民经济从“又快又好”发展转变为“又好又快”发展，提出要不断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地区、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发展等。这些政策举措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经济发展“异质性”及其后果的积极回应。可以预期，如果这些理念、战略和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推行，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在总量增加和结构优化之间形成更好的均衡。
在理论层面，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同时推进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这意味着现有的知识储备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现成经验较少，应在借鉴现有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国情形成与“异质性”特征相吻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济层面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异质性”角度出发，可以使人们形成对待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态度，作为对先行国家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产物，现代经济学大多是构建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显然，它们可以也应该作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参照”，可以也应该发挥其在形式化基础上的“工具价值”，但应在廓清其前提假设的背景下选择性借鉴，不应机械套用或将其视为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圭臬”。事实上，近来国际经济学界出现了“回归斯密”或“古典经济学复兴”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一个集中表现是更加关注真实世界的发展问题，从而使经济学学科呈现出向真实世界的“发展经济学”收敛的趋向。与这种趋势相对应，张培刚曾指出发展经济学应联系具体背景研究大国发展问题[14]，何炼成则试图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15]。此外，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变和经济发展并行推进的阶段，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任务[16][17][18]。这些均显示了经济理论界试图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异质性”特征的努力。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异质性”已成为值得关注的重大课题，然而理解这种“异质性”的内在机理仍需要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如果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可以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异质性”的一个分析视角的话，那么当前理论层面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人们通常将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问题割裂开来讨论，相对地，从两者关联的视角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还很不够。对此的一个解释是：现有研究缺少一个能够同时内生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的核心概念。我们认为，分工可能会为融合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原因是：一方面，分工演化意味着生产专业化和需求多样性之间的冲突趋于增强，解决这种冲突的出路在于凸显市场体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因此以市场化改革为指向的体制转型可以纳入分工演化的分析框架之中；另一方面，分工程度的差异是导致不同产业或部类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根本原因，结构转化的过程实质是一个不同产业或部类分工水平提升的过程，因此，分工演化为结构转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基点。于是，在以分工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内，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同时推进问题是可以进行解析的。这种解析很可能会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框架，这种框架不仅在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中具有原创性质，而且也能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起到借鉴作用，以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中国经验”在国际范围的启发意义。
五、总结和展望
区别于其他国家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分别推进的情形，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特征。对于一个正处在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双重背景下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其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或者说“中国特色”是内生锁定且长期存在的。由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两种演化具有共时性，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路径具有类似性，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之间具有关联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总量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自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同时推进，但结构性问题也在本质上导源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非平衡性。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意味着应在政策层面促进发展方式和目标的转变，而在理论层面意味着应形成建基于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原创性经济理论。由于决策层已经采取了有效举措来积极应对结构性问题，因此有理由相信，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非平衡性将逐渐减弱，两者协调推进将能够形成经济长期发展的内生机制，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此外，中国体制转型—结构转化所形成的经济发展“异质性”，为中国经济学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大主题和良好契机，如果能够围绕这些主题进行一般性的理论探究，那必将会为国际经济学发展做出更大、更具原创意义的贡献，人们也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理论的更好发展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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