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经济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约20年的时间里，东亚的日本及“四小龙”曾经达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快速现代化。为此，国际学术界曾一反长期不太重视东亚文化的传统，开始探讨经济现代化的所谓“东亚模式”。美国在70年代末曾广为流传《日本名列第一》等赞扬日本经济发展和管理方式的书，而管理学中的所谓Z理论也以日本管理的文化特色为对象，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管理模式的新理论。哲学、文化学也以所谓儒家文化圈为对象，研究作为现代化后发者的东亚经济何以实现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
东亚经济在快速发展期之后，又曾在世界经济较不景气的十余年内仍然表现出较强劲的发展态势，一些人为此而相当乐观地预言东亚经济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超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甚至提出21世纪是亚洲人世纪的惊人论断。这句话的含义较多，但其主要意思是指，亚洲在21世纪将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从而使亚洲人和亚洲文化成为新的主导文化（由于西亚文化与东亚文化的明显区别，这里的亚洲显然主要指东亚）。然而，这些乐观的看法却遭遇到1997年突然出现的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那些忽视了东亚文化弱点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于乐观的估量，反省东亚模式不适应经济深入发展的一面。
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相当复杂，很难用简单化的因果关系来断言，有时候同一个文化因素在不同的方面或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也起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作用。而且，经济危机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都出现过不止一次，不应该用一次金融危机而全盘否定一种文化。但文化因素又的确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无法回避的基础，负责任的学者应当从每次危机中挖掘其文化根基中的某些负面因素，以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本文即试图通过分析东亚金融危机的某些文化根源来说明东亚文化重建的意义、必要性和关键内容。
一、裙带关系资本主义的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国际金融炒家在东南亚狙击得手，使得泰国货币大幅度贬值。此后危机便如瘟疫一般，向一个个国家和地区传染。危机使得印度尼西亚出现了全国内乱，苏哈托政权在大动乱中下台。一向被认为是亚洲经济模式典范的日本，在连续七八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又遭金融危机的重创，一时间还看不到恢复70年代“经济奇迹”的任何迹象。韩国经济也遭到沉重打击，尽管1998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韩国经济已有强劲复苏的势头，但在某些体制性的弊端还未根除的前提下，其前景依然不够明朗。除了中国由于依靠特殊的政策和相对不太开放的金融体制而免遭打击以外，东亚几乎所有金融市场向国际开放的国家和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冲击。
危机的表面原因是国际金融投机，但其真正根源则是东亚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尽管都在外观上引入了现代的经济、商业和金融体制，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利用了传统文化中团体导向的优点，以此来与已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争夺市场，但却没有适时地改造传统文化中某些落后的根本性的体制因素。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相当一些方面不是依靠市场本身的投入产出规律来运作经济，而是保留了强大的政府随意干预权力。与此直接有关的是所谓泡沫经济和官员腐败，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两大毒瘤。早在80年代初，这些国家和地区被表面的经济繁荣冲昏了头，把大量资金投资房地产业、旅游业等，为此，相关的经济部门大量向银行借款，官商勾结使得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和公司获得了贷款。但许多建设项目没有取得收益，形成了坏账，而金融市场包括股市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极度膨胀。政府官员、官商大家族的批条和特殊关系，可以任意地支配银行贷款，而不是让大银行自主地根据市场竞争下的预期收益来组织信贷，从而形成了大量收不回的呆账、死账。在东亚模式中曾被看做一种优势的政府与大企业、企业集团和财团的密切结合，如今也显出其巨大的负面效应，即官员骇人听闻的腐败，企业以不正当手段赢得工程、订货和贷款，养肥了大批政府官员，经济却在低效率中运作，直至倒闭。韩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即是在此情形下破产的，而第一任民选总统金泳三之子被卷入其中，成为金本人退出政治舞台的一个关键因素。日本和韩国的超大型企业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在今天严重地拖了其经济发展的后腿。而印尼的前执政者苏哈托家族则干脆要求几乎所有企业将利润的一成交给他们，这无异于以强权公开进行掠夺。正是这种严重的不公平成了诱发印尼金融危机和社会动乱的直接原因。
可以说，泡沫经济、裙带关系和政治腐败构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而其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东亚文化的某些落后的传统。严格地说，东亚文化并不是一个十分整齐划一的精确概念，因为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一般地谈论东亚文化的特点有可能导致简单化。例如，印尼的历史发展既不同于马来西亚，也不同于日本。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显然要远大于印尼，但即使在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百多年里，西方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儒家文化。今天日本的儒家文化因素既不同于新加坡也不同于台湾。所以，即使说东亚文化都属于儒家文化传统，也是不够精确的。人们只能大致地说，东亚文化是团体导向的文化，不同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文化。当然，团体导向并不表示社会完全没有个人选择自由，个人主义也不是说全然不重视团体和社区，而只是看其社会文化的立足点或侧重点到底是团体还是个人。
团体导向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曾经帮助东亚国家和地区借助团体的力量、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以数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内才实现的经济腾飞。如日本和韩国的大企业与政府之间特殊的关系使得它们在短时间内集中资金，将新式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与西方企业的竞争中实际上获得了份外的支持力量。东亚社会比较强调团队精神和人际关系，个人依附并效忠于其家庭、家族和机构，这也曾经促使其企业强化人际合作，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企业实际上的终身雇佣制也曾有利于雇员的技术培训和对企业的忠诚。加上许多企业本身皆由家族经营或控制，因而东亚企业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东亚团体导向文化的一个缩影。
然而，这些文化因素在东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现代化初期的潜力已经挖掘得差不多了，需要以更大的活力和效率来实现新突破时，却表现出了明显的负面效应。一般而言，团体导向的文化不大强调个人权利，不大重视个人的创造性、选择自由和政治民主权利，在社会政治文化和法治环境方面也缺乏公正性和透明度，因而容易在团体价值的掩盖下滋长官员权力的膨胀和政治腐败。团体导向以个人服从团体为基本要求，因而总是以团体或群体的利益作为压制个人自主权利的理由。这些实际上不利于东亚社会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和权力制衡，因而权力往往集中于少数人、家族或政治势力手中，缺乏恰当制约的权力必然加速腐败。东亚文化中的团体导向发展成为裙带关系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也正是裙带关系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明显信号。
事实上，东亚经济模式在现代化前期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散去，其体制性的缺陷正在一天天地暴露出来。所有这些体制因素才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其文化根基则是所谓东亚或亚洲价值观。我们在此并无全盘否认东亚价值观的意思，而是指出这种价值观中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人际关系体系的确是祸害之源。如严格的等级制思想和纲常伦理束缚人们追求普遍的平等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宗法和家族观念妨碍人们自觉地追求市场和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妨碍了真正市民社会的形成，使人们几乎在生产、消费、安全保障和经济活动的所有方面都依赖于政府，难以养成自由进出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权利意识，甚至年轻人和新人的首创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压抑。这些都不利于真正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的实现，从而构成并滋长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
文化比较总会存在某些风险或争议，简单地拿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可能会得出“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简单结论。对东亚文化的上述分析显然不应简单地总结说，西方文化和社会在这些方面是完善的，因为那里也未能杜绝经济危机和政治腐败。只是从总体上相比较而言，西方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比较发达，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较小，比较注重个人权利，政府权力相互制衡，注意维护公开公正的市场秩序，因而市场经济的运作比较正常或健康，不时地阻止腐败蔓延。例如，西方社会的金融业一般不受政府左右，主要按照市场的投入产出规律来进行借贷，不符合此规律的银行要遭到市场的淘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运作方式以金融专家的理性研判为基础，由委员的投票结果来作决定，不大可能发生总统或内阁部长的一个指令即可改变银行贴现率，或立即给某大公司贷上巨款。
二、文化重建与可持续发展
从对东亚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不少有益的启示。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任务，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仅有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是不够的，需要长期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治理生态环境固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和艰巨任务，但所谓软环境即文化生态的治理却经常被忽视。东亚金融危机实实在在地向世人警示了文化改造或重建与可持续发展的密切联系。
治病需除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可以缓解一时的痛苦，却不能除去病根。东亚社会正在诊治金融危机，如整顿银行金融机构，清理坏账，解决某些局部的问题，但这些还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重要的是适时地进行东亚文化的重建。当然，文化重建不是另起炉灶。任何一项现代化事业都离不开社会的具体文化环境，谁也无法在沙漠中另建一种新文化，而只能继承现有的文化传统。但承认传统并不表示毫无作为，人的能动作用也包括进行有效的文化改造。危机给人们提出警示，当文化的某些因素已经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巨大障碍时，便有必要针对性地进行文化改造，而不是一味地迁就传统。东亚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直接危及中国，但也向国人敲响了警世之钟：如果不认真地进行恰当的文化改造，克服酿成金融危机的社会根源，就有可能重蹈其覆辙。
需要强调的是，人们过去在论述东亚经济模式时，往往满足于所谓稳定环境的绝对重要性论点，即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脱离政治文化的改造、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化。这是一种简单的“承认既成事实”的论证方式，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和比较。的确，东亚社会曾像拉丁美洲不少国家一样，在经济起飞时期长期由军政府或独裁政权执政，依靠政治高压来维持相对稳定的环境，未建立较公正和民主的社会环境。这也给人们造成错觉，以为这种暂时稳定状态可以为东亚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基础。近年来东亚国家和地区虽然经历了开放言论和民主化的改革，但造成裙带关系资本主义的那些社会文化条件却并没有随之消失。如在韩国，民选政府取代了军政府，似乎实现了政治文化的改造，但企业与政治集团之间相互勾结利用、缺乏公正制度的社会基础却并未消失，政治腐败仍然根深蒂固。这种文化基础是今天韩国政治依然动荡不定的根源。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金融危机向这种稳定发展的“东亚模式”的幻觉发出了真正的质疑。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快速发展所掩盖的政治文化缺陷通过金融危机暴露出来，以短时期内的经济大破坏和倒退提出了所谓政治文化“补课”的问题。俗话说，欠债还钱，拖的时间越久，付出的利息就越高。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无论暂时如何幸运地稳定，但迟早要爆发危机，出现社会更大的不稳定，金融危机已经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造成了大批新贫民，多年积累的社会财富付之东流。而且长期积聚的腐败毒化了整个社会的空气，日后清理起来更困难、更艰巨。如果在发展初期即防微杜渐，建立起廉洁高效的政府，阻止腐败蔓延，那即使在表面上暂时牺牲一些发展速度，却可以换来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是以新教伦理文化为先导，伴随着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革新的话，那么，东亚裙带关系资本主义则是在经济迅速发展时积累了大量政治腐败，从而提出了政治文化改造的长远战略任务。深重而持久的腐败是不可能为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的。
东亚文化重塑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这里只能提出一些纲领性的见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多层次的结构，其内核是根本价值观，与此紧密相联的是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意识，包裹这种价值观的是文化的体制因素，即基本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体制，最外层则是表现出来的一般人伦关系和生活方式（包括处事方式）。当然，具体的文化所包含的内容要比这种结构复杂得多，各个层次之间也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人类各种文化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存在，在信息化时代则越来越突出，今天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个纯粹的民族文化了。
东亚文化重建的首要任务是进行中间层次即制度的改造，以形成公正透明的社会环境、发展市民社会为主要任务。其目标是限制和规范政府行为，使之主要充当社会经济活动的“守夜人”即秩序维护者，而不是主观随意的干预者和掠夺者。这就要求东亚社会继续深入进行政治民主化和法治现代化的改革，克服各种人治和非理性主观随意统治的旧习，包括真正实行政治权力的牵制平衡，确立廉明清正的政府形象。政府官员必须杜绝对民间经济金融活动的随意干涉，更不应当成为大企业或财团的附庸。对继续违反这一规定的官员的监督应当自下而上，并且诉诸公正独立的法律裁判。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东亚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借用了一些西方的体制因素，如议会、政党、民主选举、司法体制，但却丢弃了其实质内容，使之成为某些主导家族或军政集团所左右的工具，徒具表面形式。如一些政府领导人的专权和准终身制统治，使得其名义上选择的副手或接班人定期成为被清洗的对象，这已经成为某些国家政治动乱的主要原因。东亚社会特别需要认真地反省这种政治文化的畸形现象，使得现代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真正深入人心，而不是以实质上的人情关系压倒表面上的民主和法治。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大概是东亚社会的又一个通病，人们太多地依赖于人情世故，轻视普遍化的规则和冠冕堂皇的条文。这也是东亚许多金融机构长期违规操作的重要文化因素。正像泡沫经济反映的是企业家和社会的普遍虚荣一样，以人情代替法律则是东亚裙带关系资本主义的一个文化毒瘤。不对此作根本的改变，同样难以确立东亚经济新秩序。实现真正法治的基础是契约文化，即人们普遍遵守在社会交往中所订立的契约，信守诺言，讲究信用。法律便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的社会契约，必须得到人们的共同遵守才具有权威，否则只能是一纸空文。应当指出，东亚传统文化是强调信用和守诺的，中国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五大美德中，与此有关的至少有义和信，“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正是传统伦理所要求的。只是传统文化对于违反信诺的约束一般只停留在人的内在道德领域，至多是与人的仕途相联系（往往也是表面的），而缺乏自下而上的、普遍的法律制度约束。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传统道德中的合理因素，进一步强化法律的权威和约束力，以此来确立新的法治化的契约文化。司法裁判权相对于行政权的独立和律师作为一种自由职业不受政府随意干涉，这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在这方面东亚社会尽管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但仍远远不够发展，很少见到哪个国家的大企业公开起诉粗暴干涉经济活动的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各国最高法院对政府最高行政当局的行为几乎起不到实质性的规范约束作用，更不要说能够经常有效地制止政府对经济金融活动和企业行为的主观随意干涉了。因为司法机构常常依附于行政当局和执政者，实质上由后者决定其命运，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平行的权力制约关系。
制度改造是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东亚社会从军政府和专制统治转向形式上的民选政府，已经是制度上的大变化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制度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必然要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和进步。那种以为东亚社会应当永远保持自身的制度传统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从专制政府到民选政府是一种进步，从形式的民选政府到实质的民主和限权政府则应当是下一步的重要任务，其重点是政府权力的牵制平衡和以市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摆脱民间社会对于政府过多的依赖。在市场经济多年发展以后，东亚社会已经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这就为政府权力的合理化和规范化运作提供了社会基础。当然，限制政府权力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需要确立并持久地维护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比如进一步扩大民意机构的权力，规定议员专职化，不得担任行政部门职务，以便对政府权力实行更有力的监督和限制。行政部门权力受到限制以后的另一项艰难任务是确立市民社会的权威。过去，东亚社会每当出现政府权力遭削弱时，总会伴随着社会的整体失范、权威失落和无序状态，人们无所顾忌地乱来。由于民间的自治能力没有培养起来，从而为政府权力的进一步膨胀制造了借口。如此恶性循环，政府便一直不愿意放弃对民间事务特别是经济活动的过多粗暴干涉。克服这种现象的有效途径是在削弱政府权力、建立小政府的同时，培养和扩大社会自治能力，使得民间的各种社团包括联合会、同业公会、基金会、利益团体、宗教团体真正能够公开、理性、透明地自主运作，以代替过去由政府强制控制的那些权力。
制度改造必然要求部分改造传统价值观，全然不触动基本价值观内核的文化改造是很难成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传统价值观，而是对其导向作适当限制。团体导向即使在危机时期也不是一无是处，例如韩国政府号召国民献出黄金，用于克服金融危机，此举受到了国民的热烈响应，有助于缓解危机。可见需要限制的是团体导向的负面效应，即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对团体的盲目依附。需要将团体导向只限于亲朋和家庭伦理等范围，而不应使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和企业行为都打上裙带关系的烙印。公共行为非人情化，遵守共同规则，采取回避制度，摆脱人情世故的影响，应当成为东亚社会今后努力的方向。无论是企业还是官僚，应当有意识地打破既成的亲朋关系网络。作为限制团体导向的一个补充，有必要适当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唤起人们的良知和正义感，而不是对权威和团体的无条件服从。东亚社会几乎全部加入了国际人权公约，但各地区在保障公民基本人权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尤其是公民权利意识还比较淡薄，这需要东亚社会继续进行广泛的人权普及工作，使人们都知道运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有人认为，保留团体导向或传统家庭伦理，便不可能建立法治秩序。这至少是一种假设或误解。香港人保留了传统家庭伦理，但却实现了政府比较廉洁，较少干预经济活动，法治秩序良好。这也是香港受金融危机打击较小，又最有希望从萧条中复苏的原因。相比较而言，台湾所受的打击也比东南亚地区为小，但其法治秩序和政企分离这些方面远不如香港做得好，其裙带关系资本主义的病症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可见传统伦理并不必然阻碍现代制度的建立，重要的是使经济和政治行为摆脱人情关系的影响，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
可持续发展是世纪末人们面临的共同主题，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在文化上有必要重新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无论是治理环境、克服贫富悬殊，还是建立廉洁政府和公正经济秩序，最终都是为了现实和未来的人们。东亚文化存在人本主义的优秀传统，只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压抑下，原本朴素的人本主义演变成了团体导向掩盖下的权力本位，人性和人的价值遭到了扭曲。文化重建很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恢复和扩大以人为本的观念。无论如何，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都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人本主义中的“人”，指的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或人群，因为人群和团体最终是由具体的个人所组成，以抽象的一般的人代替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便可能导致以人格化的权力为中心的异化现象。人性和人本的复归同样以具体的个人为对象，这也是新人本主义的文化重建不同于原先朴素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东亚文化重塑的首要任务是制度改造，实现真正的民主和限权政府。与其相联系的是对团体导向伦理范围的限制，克服经济和政治活动中的裙带关系。至于作为文化外层的生活方式，人们完全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传统和自由选择去行事，包括保持自身的信仰、饮食起居方式，等等。可见文化改造的关键是制度改造，需要社会政治文化精英和广大人民做出真正负责任的、持久的努力。而其中精英的模范作用尤其重要，如果精英们一味地沉湎于从目前的裙带关系资本主义体制中为自己捞得好处，而不去充当文化重建的先锋，那东亚社会的前景便不容乐观。
应当指出的是，东亚文化的改造或重塑并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将团体导向的文化完全改变为个人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改造并不全部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参照系。改造过程伴随着部分地借鉴外来文化，部分地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重要的是，分清自己传统文化中哪些是落后的东西，需要借助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来克服和弥补。这就是现代的平等、自由观念，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普遍社会公正和契约文化的坚持。东亚文化可以继续保持相当有价值的成分，包括传统的家庭伦理，但在公共生活和政治制度方面，必须明确地认识传统文化的致命弱点，进行体制的革新。只有经过深层文化革新和改造，确立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东亚的经济才能根本摆脱目前的困境，再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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