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外国史书的引进与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清末论文,史书论文,中国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国人对西学认识的逐步深化和社会变革涉及到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层面，社会科学类西书的翻译出版多了起来，其中外国历史著作的介绍与研究受到重视。当时国内出版西学书刊的处所主要有三家，即江南制造局内设的翻译馆、北京同文馆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广学会。这些地方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历史书籍，如通史方面有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谢已楼的《万国通鉴》、同文馆学生辑译的《各国史略》；古代史方面有艾得瑟的《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近代史方面有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李提摩太的《列国变通兴盛记》；国别史方面有阚斐迪的《俄史辑译》、慕维廉的《大英国志》、裨治文的《联邦志略》、冈千仞的《米利坚志》等等。在梁启超于1896年编的《西学书目志》“史志”类中，西洋史书已列有二十五种，三年后徐维则编的《东西学书录》又新增加了十余种，可见出版与需求状况相当兴盛，这在中国史学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它对传统的史学观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使之开始发生变化。
（一）
传统史学关于史学的宗旨和功能历来明确，刘知几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①即所谓“存往事”，“垂鉴戒”。史鉴的根据，则是一种以“天命”的名义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秩序的“正统”观念和在它规定下的一套史家“书法”。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延续，几千年来社会性质变化不大，所以传统的“以古为鉴”的史学功能足够用了。可是到了近代，中国遇着了西方列强入侵这一旷古未有的大变局，从古史的垂训中实在找不出应付的办法了，“以古为鉴”不灵了，它迫使史家和读者首先必须研究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再根据现实的需要来研究历史。既然一味朝自己身后看的史学功能论解决不了当今的“生人之急务”，人们的眼睛必然转向身外的世界，更想知道那些向自己挑战的对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又是怎样从古代走过来的，于是“合中西之古以为鉴”②的思想应运而生，西方历史书籍大受欢迎。青年学者唐才常针对中国传统史学在功能上的不足，认为“欲拯其失，首宜显揭古今各国政术异同，以知强弱存亡之本；次考立国源流，种类迁徙；次列帝王人物，中西比较；次明各教派别善否，知将来环球大地，不能越素王改制精心；次表各国和战机要，有关全局者；次详各国古时土番，与中国僮、黎、蛮、苗渐次消灭之理。”③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有他早年研读的西书的一些记载：
光绪五年已卯（1879年）二十二岁：“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
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二十五岁：“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
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二十六岁：“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三十九岁：“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④
我们看到，在治学中“发明最多者为史学”的康有为，对外国史，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史著作曾经做过仔细的研读，并且亲自加以采编，这对他变法思想的形成影响巨大。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勇敢地以布衣身份第一次上书皇帝请求变法，提出日本以“变法兴治”可以效法的建议，其认知直接得自外国史书籍。1891年，他在万本草堂聚众讲学，内容为“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比例推翻之”；⑤“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⑥下的是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功夫，其西史材料依赖于引进的外国史书籍。直到189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把《泰西新史揽要》和《列国变通光盛记》推荐给光绪，又将自编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进呈，促使光绪“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⑦导致“百日维新”的演出。至此，外国史书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作用达到了顶点。无怪李提摩太在《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中将该书说成是“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绎之，质而言之，又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佰可比而拟也。”这虽为自吹自擂，却也反映了当时那种把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大大突出、高度强化的社会氛围。显然一切都是因为史学与救国、与变法这个时代的主题挂上了钩。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大声疾呼：“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而“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⑧他赞赏《万国史记》，认为读此书可知“研究新政新学者胜，拥虚名而亡实际者败”，此乃“古今不易之理”⑨。他肯定《泰西新史揽要》“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⑩1897年维新派创办大同译书局时，梁氏则干脆声明：“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11)这时他认定史学的功能就在“读其史，于国之寖强寖弱与所以强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数白黑而指经纬。”人故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古史，不如读近史；读追述之史，不如读随记之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12)其为变法自强而急功近利的心情溢于言表。诚然，中国古代史学也是强调“史学之为用，”“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13)的，但这种“用”绝没有达到过“救国救民”的高度，这种“急务”与“要道”也根本不可能超出维护传统封建制度的范围。以外国史书的引进为开端，史学的功能论才发生了质的变化。此后，史学救国，史学资变革，史学创造新世界的强烈功利性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一大特征。
（二）
“变”的观念是中国古史早已有之的。对于那些不尊“天命”者，“正统”便会从他们身上转移、变化，但变来变去，五德始终，历史仍然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中，“变易”论的积极面总是被“循环”论的消极面所遮掩。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随后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史家所接受。在引进的一些外国史著作中，进化史观已作为一种新论放射出异样的光采。《泰西新史揽要》在“总结”中这样说道：
“人之生也，先幼弱而长大，而衰老，各国则有兴必有衰，惟地球则有长而无老，有兴而无衰。查地球之道德学问与民间之益，可以知其故矣。昔年各法传于后人，后人之人得何新法以补之，又传再后之人，细观各种章程，有时各以为大，有时各以为小，有时各以为止境，有时各以为新机，有时如积年之痼疾似不能治，有时忽大变大通顿成一新世界，然其实皆有大道以包乎万国，而各有至理以运于一心，乃至事成，天意毕显……，天意欲人递胜于前。”(14)
虽然这本“教会之书”用了“天意”一类宗教语言，可宣传的是“有兴而无衰”、“人递胜于前”的进化论“至理”。毫无疑问，由进化论思想贯穿的“列国变通兴盛”的历史记录，对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变”的观念注入了一种催促升华剂。1896年，严复译出《天演论》，终于将进化论学说原本而系统地介绍了进来。至此，在先进的中国人头脑中所向往、所追求的“变”，就再也不是历史循环之变，而是历史进化之变了，他们认识到“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尊新必盛，守旧必亡”是历史发展的规律。(15)康有为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制作出他那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世”进化说，他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以及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唐才常的《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等等编撰，都是由此而发，由此而作。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对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作了如下的综述：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各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于中土，渐杂习气，因仍弊政，
靡不变，汉官威仪，今无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16)
这是他研读外国历史书籍的收获与心得。
（三）
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思想，是传统史学的固有观念。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编《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提出“师夷”思想，但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仍然远未消除。及至外国史书的引进，这种观念才进一步遭到否定和批判。对此，一些宣扬“欧洲中心”的西方史书并不能服人，而持论公正、言之科学的著作影响最大，如《万国史记》。该书为日本学者冈本监辅（字子博）“仿泰西史例”用汉文所撰，作者以“天下之士记天下之事”、“以万国之史为一国之史”的立场和方法，力图客观地、整体地叙述世界历史，较少西方的偏见，譬如论及亚洲，说“亚细亚为人类初生之地”，“昔时文物制度卓绝五洲，今则瞠然在欧罗巴之后；”谈到人种，则指出“欧洲学者皆曰黑人才质不如白人者，未尝有确据。”这本书前的一篇序言也尖锐批评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华夷观念：“每阅汉土史乘至所谓有外国传异域志，未尝不叹其自小。彼以中土自居而俨然临万国，虽强大轶已者，不夷狄视之，则藩属待之。其政治得失不相关焉，国势强弱不相问焉。彼为彼，我为我，共所以自大即其所以自小。近时有魏默深者，好论海防，能通天下之故，然其著书题曰《海国图志》，是以五洲诸邦为海国也。……而自称曰中土，是井蛙之见耳。默深以达识著称，犹局于素习，而不自察，则其他可知己。子博如魏默深，而《万国史记》记其《海国图志》也，而体制之得宜，命名之不廖如此，盖仿邱明国别而大其规模，采默深海防而祛其偏心，是此书开卷第一义也。”(17)
《万国史记》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和好评，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说它“关系极大”，尤非中国“旧史可比”。1897年该书在上海翻印出版后，又多次翻印，广为流传，其世界一体的观点是被普遍接受了。
（四）
与传统旧史书比较，外国史书给予国人的最深刻印象，莫过在研究对象突出“民史”的地位，告诉了人们：“古初各国概皆君主专利，其人亡，则其政息，德行文章，与君王存灭。百年以来，学者唱自主说，曰独立不倚，游于法中，为生人之通谊。天下公器，人身至重，不高委大权于一人，而受其制缚”(18)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少外国史著作都着力记述西方各国如何从封建专制制度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历史过程，并对民主政治大唱赞歌，如《万国史记》极力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说：“所谓立宪政治者，以天下为共有，其设政府，不过为万民故，制度法今，皆从公论定，自内外事务、海陆二军及其他诸费，文武百官俸给等，必于前年预定其额，国君及宗室费用，皆必由巴力门商议呈之，是欧洲诸国政化所以冠于天下，而英又冠绝欧洲诸国，其源由于人文夙开，数百年前既定立巴力门，人人鼓自由之气，施至近世，制度周密，文化益进，遂得为泰西第一之善国”(19)《泰西新史揽要》则详细论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及其对欧美各国的影响，指出：“法国之粃政，其君专权自肆，爱憎取舍悉徇偏私，小民呼吁无门，激而生变，揭竿四起，皆求改弦更张。”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大破巴士的（底）狱，“自此以后，法民之权重，法君之权始轻。”(20)作者充分肯定拿破仑的历史功绩，说他“深知民为邦本”，“欲使各国悉改旧章，皆变为民主之国。”拿破仑战争虽使欧洲人民遭逢灾难，却也使“各国渐知重视其民，民皆得以自主，国势遂由是而大兴，顿为古往今来所莫及。”“昔之民欲与国家争理，各国皆以兵力压之，今则国之兵与民一鼻孔出气，直如往日之恪遵君命，君尚何所恃哉？”(21)1897年，西方“民史”的代表作、英国史家格林的《英民史略》（后译《英国人民简史》）由胡濬谟翻译，在《译书公会报》连续刊出，格林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说：
“观是书命名之意，即知非述英国帝皇及战胜史记，乃英民史纪。世之著史纪者，每饰词使人动目，吾则于争战交涉，及亲见之帝皇暨诸大臣，与夫朝廷华胃、宠臣计谋，皆略而勿陈。所读者惟国中律法、民生知识，与世情进益之道。俾世之读此书者，亦可了然于一国之事，故吾以为多记超色（英所推为诗伯者）愈于记克而来赛（法国战地）；多记开克司登（英始造印书机器者）俞于记耀开克司忒及兰开司忒里恩两族争战之事；多记爱立实勃夫（英之女主）未尽善之律法，俞于记堪敌土（西班牙地名）战胜之事；多记埋扫敌斯忒（耶稣教监督会之称）之复兴，愈于记小伪皇（英皇却尔第三）之遁走。”(22)
这些外国史书，引起了中国读者，特别是那些对封建专制统治心怀不满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民主”思想不仅启迪了中国戊戌维新时代的早期民权意识，也导致了传统史学的革命先声。请看当时人们的一些议论：
梁启超说：言史学，应“当知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23)他指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人近专重民史，中国如九通之类，可谓之国史矣，然体裁犹未尽善也。第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24)
徐仁铸说：“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载褒荣之陈述，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矣。”(25)
谭嗣同和唐才常在用上述类似的语言批评中国旧史的同时，特别赞赏西方的报馆发挥了史馆的作用，“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与知之业。凡民数、地数、比较多寡，火车、铁路、电线、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靡勿签记赅核，…故西国之有君史，又有民史者，诚重之也，诚慎之也。”(26)
随着外国史著作的引进，西方近代科学的治史方式也初步展示到了国人的面前。在编纂体裁上，外国史书采用章节体，与中国传统史书的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比较，章节体的最大优点是不受束缚，便于分陈铺叙，展开多面的历史事实，又强于综合归纳，使史论相溶，适应分析、解释历史的需要，因此对国内新一代史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在研究方法上，外国史书不仅记事，更注重分析，考察所及地理、人种、民族、风俗、宗教、文化、政治、经济，以推因求果，说明“治乱兴衰之由，”“弱强存亡之本。”而中国旧史其时正被乾嘉学派的烦琐考据所统治，唐才常对此发感慨道：“尝谓从前未有西学，华人罕能通史学”，因为“精史裁订伪谬者，颇不乏人，然能破秦汉以来治乱得失症结者，十无一二。”(27)徐仁铸更激烈地批评“近儒史学考订之书为“雕虫小技”，“用功虽勤，可以束阁。”(28)梁启超则把方法之弊提到史学为什么人的高度，指出中国旧史由于“只为一代之主作谱碟，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纲弛，民俗之优绌，所谓寖强寖弱，与何以强弱之故者，几靡得而睹焉，即有一二散见于纪传，非大慧莫蔡也，是故君史之弊极于今日。”(29)他认识到，治君史的那套方法，已根本不适于治国史民史：“无数已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曰史学史学，岂不谬哉！”(30)史学革命的烈焰在他胸中燃起和升腾。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曲笔》。
②③(26)(27)唐才常：《史学论略》，见《唐才常集》（下同）。谭嗣同：《湘报后序》，见《湘报》1898年3月18日第11期。
④⑥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四）。
⑤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⑦梁启超：《戊戌变法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⑧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⑨梁启超：《史学书目提要》，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⑩梁启超：《读西学书法》，见《戊戌变法》（一）。
(11)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12)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13)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14)《泰西新史揽要》第二十三卷。
(15)梁启超：《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1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
(17)重野安泽：《万国史记序》。
(18)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万国总统》。
(19)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卷十八。
(20)《泰西新听揽要》第一卷。
(21)同上，第二卷。
(22)见《译书公会报》1897年第1期。
(23)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24)(30)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见《湖南时务学堂选编》。
(25)(28)徐仁铸：《輶轩今语》，见《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第30册。
(29)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见《时务报》1897年7月20日，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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