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发展经济学研究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趋势论文,当代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P.Bauer(1987)曾经尖锐地批评发展经济学存在对现实的忽视：(1)早期发展经济学家非常热忱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严重背离；(2)对经济计量方法的滥用掩盖了其形式的空洞，为制定政策服务的基本模型掩盖了简单的事实或基本情况。数学公式和经济计量方法的采用有对自然科学的错误模仿之嫌，使得经济学家及其读者游离于现实之外，经济学研究成为“颠倒的帝王”。Bauer指出，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大量事实，发展经济学事实上倒退了。这种对理论研究的质疑和批评，引发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现实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资料与分析工具的改善，许多研究范围的深入扩大了对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的调查、设计和分析，发展经济学家不再用有限的事实对发展过程进行“高谈阔论”，而是走出象牙塔，使理论研究越来越收敛于现实。
一、从一般均衡转向多重均衡
以理想主义的完善市场结构和灵敏价格体系为基本前提的一般均衡理论在解释发展中经济时遭遇到了困惑，无法解释经济如何从初始的不均衡调整到均衡状态。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发展中经济并不存在惟一的均衡，而是蕴涵有多个不同的均衡，关键是如何跳出低水平均衡陷阱进入一个工业化高收入的均衡状态。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以多重均衡分析取代一般均衡理论，通过把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进理论合理化，使多重均衡思想逐渐被完善与推广。
1.多重均衡与预期。早期发展经济学一个主要核心是，通过在很多部门同时增加投资并以部门间相互需求来保证经济的自我持续增长，因此，各个部门之间的一致性投资对于工业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大推进理论中，帕累托均衡的存在要求经济能够维持两种替代水平的产业，也就是说，单个产业在低的总工业化水平上是没有利润的，即使单个部门的投资无法维持该部门的生存，当有大量的其他部门实现了工业化，那么单个产业是有利润的。Murphy(1989)等对大推进的解释是，同时存在两个有同样参数值的均衡，如果企业预期到其他企业投资且收入上升，所有企业就会进行投资，如果企业预期到经济是静止的，就都不投资。也就是说，总经济活动水平严格依赖于预期，当所有人只有一种预期，产出与该预期是一致的，当所有人具有另外预期时，产出也与那种预期是一致的。均衡是好是坏取决于所有企业的预期。
2.多重均衡与互补性。互补性的基本思想是：存在着一种外部性形式，一个经济体的行为可以增加那些采取同样行为的人的边际收益。Rosenstein-Rodan(1943)提出，欠发达可以看成是一种大规模的协作失灵，导致协作失灵的主要原因是需求互补性。需求互补性的存在意味着现实经济中的各种投资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单独的投资项目具有很大风险，而广泛的互补性投资的风险却要小得多。D.Ray(1998)在Rosenstein-Rodan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互补性：由于代理人特定行动使其他人在采取同样行动时发生的相对偏好的改变，因此，互补性导致了各种均衡的产生，如：同样基础条件下的两个均衡，一个是行业的长期停滞，一个产业的“萎靡不振”将影响到另一个产业的决策行为；一个是行业的扩张，每个产业的兴旺刺激其他产业的扩大规模；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一个企业家认为市场需求大幅减小，他就会减少投资，如果所有企业家根据相同的预期减少投资，整个经济就会由于投资不足而降低对所有产品的需求，欠发达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
3.多重均衡与金钱外部性。金钱外部性是通过市场机制的相互依赖由价格变动所引起，当一个企业的利润不仅取决于它自己的活动，而且取决于其他企业的活动时，金钱外部性就存在。在大推进理论中，由于相对价格效应，任何产业或企业不能孤立地进行投资，因而市场规模受到限制，只有通过协调或大推动才能提高社会总福利。Venables(1996)证明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存在需求互补性，上游产业的规模扩张使成本降低的好处溢出到下游产业，下游产业规模扩大也有利于上游产业，金钱外部性由此产生。金钱外部性导致多重均衡的存在：一个高水平的均衡，是成本低、生产分散的下游产业；一个低水平的均衡，是成本高、集群的上游产业。Murphy、Venables等不仅模型化了罗森斯坦的大推进理论论证多重均衡的存在，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用模型证明了产生多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不完全竞争所导致的金钱外部性。
4.多重均衡与历史。虽然Murphy等对Rosenstein-Rodan的一些论点做了形式化处理，精确了多重均衡所需的条件。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Rosenstein-Rodan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经济是如何从坏的均衡走向好的均衡？在纯一致性博弈中，历史的作用在哪里？为什么一个初始协作失灵能自我转换或继续下去？Ray(1998)认为，预期的良性循环能导致多重潜在均衡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即是，经济主体的信仰和预期成为均衡的支撑，而预期的形成是受历史制约的。换句话说，正是历史(初始条件)在选择社会处于何种均衡状态，基础经济结构相同的经济，会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而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经济绩效。初始条件不仅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经济走向，同时通过对教育制度、培训规则和孩子抚养等文化模式的影响，影响着下一代的行为选择，进而决定了未来社会处于何种均衡状态。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初始条件往往体现为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穷人对资本和资源的占有是微弱的，进行生产和投资的能力更是有限的，随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严重不平等的初始条件使经济长期停滞在低水平均衡状态。
由于不发达经济多呈现为非帕累托排序的多重均衡特征，而历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促使经济从“坏”的均衡转向更“优”均衡的有效途径是政府的政策干预和法制，如果政策和法制在某一时点对经济系统的扰动足够大，其影响往往具有持久性，能够推动经济沿着向另一个均衡收敛的方向前进。如，当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的时候，劳动力市场存在两个均衡：一个是低工资、高劳动力供给和高利润的市场均衡，一个是高工资、低劳动力供给和低利润的市场均衡。一般来说，劳动者偏好于后一个均衡，资本家偏好于前一个均衡。如果这时采取强制性政策改变收入分配机制，如通过最低工资法、破产法、禁止使用童工等“剔除”掉低工资均衡，可以促使经济达到高工资均衡状态(Miller & Stiglitz,1999; Basu & Van,1998)。
二、从宏观模型转向微观个案
早期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以宏观框架研究发展中经济的刚性结构转换，虽然D.Lal(1985)的挑战性批评是针对当时的“国家统制教条”，但Lal所描述的方向已经预示着发展经济学流行模式的改变，这种模式的改变其实就是发展经济学从宏观理论模型向微观分析的转变。最近几年来，发展经济学对微观个案的探讨不仅引人注目，而且势不可挡。
1.家庭收入与营养分析。近几年来，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经验事实探讨发展中国家家庭贫困、收入与健康营养关系等。J.Strauss和D.Thomas(1998)通过比较美国和巴西的统计数据资料，系统验证了富人穷人之间的收入与健康关系、健康-劳动供给效应、健康-劳动需求效应、健康对跨部门就业和自我雇佣效应、健康与劳动市场产出、健康与消费约束等，得出结论：健康营养决定了个人收入与消费状况、生活与工作状况，健康问题(如营养不良)可以使人更加虚弱，低于健康门槛的穷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状况堪忧，更有可能陷于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状态；同时，信贷市场的约束限制了低收入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借贷行为，结果是他们的健康投资低于正常效率水平。D.Ray(1999)认为在贫困和营养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营养不良所引起的健康恶化反过来降低获取收入的工作能力，贫困家庭有可能存在一个低收入-营养不良-低收入的恶性循环。D.Lubotsky和C.Paxson(2001)通过对儿童健康营养与家庭收入关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和人力资本互为因果关系，相对较富裕的家庭能够投资于人力资本，使得他们进而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以维持比较富裕状态。反之，穷人无力投资于人力资本，他们的收入继续较低，仍然维持在贫困状态。
H.E.Bouis和L.J.Haddad(1992)用卡路里有效性、卡路里摄入、总消费和当前收入作为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分析表明，营养改善不能够单独解决贫困地区的发病率等问题，但如果经济是持续增长，且增长部分能够以非常大的比例倾斜分配到穷人，那么收入对营养改善具有单独价值。A.Deaton(1996)通过分析非线性收入效应、信贷约束、营养陷阱、公共物品供应等一组机制，比较富国和穷国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关系，及收入不平等对死亡率、死亡模式的效应，认为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态没有直接联系，收入不平等本身并不一定导致健康危险，而是存在不公平、社会环境不平等等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状况。
2.家庭规模经济分析。现代发展经济学家把家庭作为一个企业，从生产、消费、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方面全方位地论证家庭的各种经济行为。Cooper和John(1988)认为生育决策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是战略互补性的，而战略互补性进而又可能引起多重均衡，其中有些均衡优于其他均衡。Basu和Van(1998)描述了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家庭生育决策简单模型，认为生育率决策与劳动力市场产出的互动关系会产生多重均衡：一个均衡是，成年人的工资比较高，家庭有足够的收入不让未成年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家庭规模较小；另外一个均衡是，劳动者工资较低、家庭太低的收入使得未成年孩子必须去赚钱养家糊口，最终结果是家庭决定多生育孩子。
A.Deaton(1996)认为衡量家庭生活水平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是测算家庭规模经济，因为规模经济、家庭大小和食物需求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当人均总消费不变时，随着家庭规模扩大，人均食物需求递减，特别是在最穷的国家。在家庭人均总消费不变时，人均食物消费随着家庭人口增加是下降的，这个结果不仅仅存在于美国，在英国、法国、中国台湾、泰国、巴基斯坦以及非洲国家都存在。
3.二元结构的微观分析。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K.Deininge和L.Squire(1998)认为库兹涅茨假说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及个人进行迁移决策的行为基础。认为初始分配不平等与随后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在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两种渠道传递的：一是信贷市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且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在给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下，分配越是不均等，受到信贷约束的人越多，这部分人无法投资有利可图的项目，包括后代培养和自身教育投资；二是个人资产地位决定了他的政治参与度。由此实证分析的结果是初始不平等的经济，其增长率较低，消除贫困也较缓慢，发展中国家要改变二元结构模式促进发展和摆脱贫困，有效途径是必须提高低收入者的财富获取能力。P.J.Tinbergen(1975)提出分配不平等最终是由技术和教育各自对熟练劳动供求的影响，进而对相对工资的影响所决定，但Tinbergen对这一论点没有进一步的形式化说明。T.S.Eicher和C.G.Penalosa(2001)在Tinbergen研究基础上将其思想模型化，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的二元结构模型考察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微观化了二元结构理论。
4.劳动力市场微观分析。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往往存在一个隐含的假设，即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不是分割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贫困国家并不存在处于惟一均衡状态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多重均衡状态的存在表明了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Barhdan(1999)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一个是工业劳动力市场，拥有固定工资的产业工人和一大批流动的民工；一个是农业部门的双层劳动力市场，长期合同工与季节性劳工并存。Ray(1999)把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市场分为长期市场和临时性市场。临时劳动力市场一般无法提高劳动力的营养水平，雇主不得不雇用营养状况不良的劳动力，雇员因营养不良付出代价，雇主通过雇用低效率的劳动者而付出代价。在长期劳动力市场，如果不同季节之间将工资平均化，签订长期合同的劳动力为了高工资中止合同跳槽，而违约跳槽则会导致雇主采取惩罚性措施，如果一个社会人员的流动性较低而信息流动性较强，惩罚性措施的存在诱使更多的劳动力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减少违约概率。
G.Bose(1996)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雇主支付给雇员的是效率工资，人们的消费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正相关性。但是，当城市工资上升和非农业化转移更富有吸引力时，农业雇主的理性策略是降低工资水平，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其他领域。K.Krishna(2002)认为，在市场经济里，劳动者获得的工资等于他的边际产出，劳动力在各部门的配置是有效率的；在转型经济里，国有部门支付的是平均工资，农业劳动者一般获得的都是固定工资而不是他们的边际产出，且与能力的联系很松散。如果其他部门没有扭曲，支付的是效率工资，那么最好的工人就被吸引到未扭曲的部门，低能力者仍然在扭曲部门。
三、从知识资本转向社会资本
新增长理论把知识看做是非竞争性的物品，认为知识的积累不仅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把“社会资本”添加到增长的源泉之中，使其成为解释“索洛余值”的一个有效概念。虽然，目前在不同学者著述里，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家一致认为社会资本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或准则。
1.公民社会资本。Meier(2000)认为“公民社会资本”体现为调节人际互动和产生外部性的信任、互惠、人际网络、合作以及协调，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能够利用的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资源。
公民社会资本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以及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强调个人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Helliwel和Putnam(1999)研究了社会资本与教育投入之间的相互影响，认为家庭的社会资本(人际关系状况)、父母对孩子教育参与程度与孩子的成绩、成长都密不可分。家庭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抵消一些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的父母对孩子的不利影响，当父母参与到孩子的学校事务时，学校的教育会变得更有效，孩子会取得更优异的考试成绩。缺乏诚信或家庭人际关系恶劣(如父母离异)则会影响到孩子教育质量的提高。Fukuyama(1996)则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是文化影响经济的表现形式，它产生于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依赖于群体中每个公民的素质和共同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正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而且还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如职业规则、行为准则等。
公民社会资本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之上形成的制度、网络、信任与承诺等合作关系，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由社会成员在实践当中长期的彼此信任与承诺等规范行为逐步展现出来的，一旦社会成员发生迁移，这种信任网络关系就会被打破。而公民的信任程度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发达、社会富裕的地区，其个人信任程度一般都较高，而贫困、欠发达地区的个人信任状况往往令人堪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信任关系并不表现为一个惟一的低信任度均衡状态，而是多重均衡的：一个是高信任度均衡，社会成员拥有较强自发性交往，中间层社团丰富多样化，个人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收益较高，企业创新能力较强，如温州私营企业的发展；一个是低信任度均衡，社会成员自发性交往能力较弱，缺乏构建大规模的、高效率的经济组织。Putnam还指出，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存量，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可积累性，以良性循环的方式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引致高信任度的社会均衡；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开精神共同体，如背叛、猜疑、逃避、利用、鼓励、混乱和停滞，在恶性循环、令人窒息的有害环境里，也会自我增强、相互强化，形成低信任度的社会均衡。
2.集体社会资本。集体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以企业、家族、协会、机构、行政区等为社团单元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这些行动和资源必须是有利于群体成员的，而不是由消极情绪所导致的障碍(J.H.Turner,2000)。
目前，发展经济学对集体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是面向企业。Barr(2000)强调企业所具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为企业获取新技术提供非常有效的信息渠道，Fafchamps(2004)和Greif(1993)等的研究证明社会网络可以帮助企业免受惩罚或欺诈，并有效决策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提高企业整体效率。集体社会资本提高企业效率的表现形式有：其一，信任关系。信任有助于使企业在行业或协会中为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合作，使行动者能够精诚协作并自愿与他方交换资源，促使个人或集体取得良好的进展。其二，信息共享。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可以实现企业的互动认识和正式制度内在化，强制签约方履行契约，降低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其三，行动协调。企业内部各经济部门互不协调行为或投机行为，可能导致法律的失效，使市场失灵，而企业通过在各个个体之间建立反复的相互作用来减少投机行为，可以加强信任机制。这点可以从标准的“囚犯困境”支付矩阵中反映出来。
合作 不合作
合作
1，1 -a，b
不合作 b，-a
0，0
很显然，在这个支付矩阵中，如果a＞0，b＞1时，存在惟一的纳什均衡。但是，当两个参与人都是利他的，那么他们的总效用为参与人i的效用与参与人j的效用之和，在这个博弈中，(不合作，不合作)就不再是最优策略选择，惟一的纳什均衡策略是(合作，合作)。
Akerlof和Krantom(2000)、Fershtman和Gneezy(2001)都证明了在信任博弈过程中，如果每个参与人都能够表现得更为利他主义和友好合作，他们彼此都会获取更高的声誉和团体收益。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对于企业来说，交换和生产行为不仅有市场调节，而且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安排也会起到调节作用，规范、信息网络、声誉和社会奖惩机制等社会资本有时能够代替正式的实施机制发挥积极的作用。
3.政府社会资本。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时，通过建立适合社会和政治程序的正式规则构造一种制度环境，从而影响到经济运行的绩效。能够使法律、法规、教育、健康以及“好政府”的益处具体化的社会资本被看做“政府社会资本”(Meier,2001)。目前，人们主要是从制度、文化信念、政府机构能力等方面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社会资本”。
由于不发达经济是协作失灵的结果，这种失灵更多地体现为制度的失灵而不是市场的失灵。很显然，政府社会资本在弥补制度失灵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M.Aoki(1996)通过运用博弈论、契约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认为制度是博弈的均衡结果，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交易领域博弈的内生性解决方案，制度的产生不是由历史而是由文化决定的。North(1990，1997)认为，文化信念是制度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不仅经济学，而且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和历史学，都应该回答文化信念带来的问题，和它们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导致制度变革与社会资本形成的问题。与之不同的是，在Ray(1998)看来，战略互动导致了作为均衡结果的制度的产生，初始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观念则会影响到对一种特殊均衡的选择，初始条件方面一个很小的差异可能会在长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放大，致使初始社会资本区别不大的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表现。
因此，A.Chibber(2000)认为制度环境的可预见性和连贯性在提高经济成果方面非常重要，其关键在于政府行为与其治理能力相匹配，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脆弱和专横的政府可能加剧不发达市场的不稳定性。公民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都是在既定的组织机构下进行的，面对制度失灵，他们往往以资本逃逸或移民的方式来表示不满。当这些不满与政府和制度环境密切相连，很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变革，使社会资本受到破坏，无法维持经济在持续健康的稳定状态中发展。
总而言之，尽管社会资本难于确切地度量，但某些考察协调行为、合同可实施性和政府机构效率的实证分析表明，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