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长期面临紧缩压力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根源论文,压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宏观经济的风吹草动总是牵动着各方的神经，可用“高增长、低通胀”作为结语的2005年也不例外。是通胀，还是紧缩？这个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争执不下的焦点。无论是支持经济过热还是预测经济变冷的阵营都颇为壮观。显然，在经济走势给出确定的答案之前，此番争论只会愈演愈烈。
本文支持经济紧缩的观点，但又与主流意见有所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笔者认为紧缩的压力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持续存在，它本质上是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反映在宏观经济上的特征。不过，这种压力是否表现为显性的通货紧缩，还依赖其他的条件。过去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下面，本文将首先给出经济紧缩的初步证据，进而从两种物价指数的背离入手，分析宏观经济的实体结构特征，并最终追溯到经济增长模式，找到导致经济长期面临紧缩压力的根源。
一、宏观经济存在紧缩压力的初步证据
宏观经济中的很多变化都暗示刚刚过去的2005年很可能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些变化可以用主要宏观数据前高后低的态势来概括。在GDP增长率方面，2005年全年初步核算结果是9.9％，而后半年的增长率只有9.4％。并且，世界银行的预测是2006年中国GDP的增长率9.2％，这虽然仍是高增长，持续下降的态势清晰可见。
这种变化的背景可以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加以剖析。首先，2005年7 月人民币升值2％，恢复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参考一篮子货币。 人民币小幅度升值已经对外贸造成一定的影响，考虑到2006年继续升值的可能性及其预期因素，进出口和货币实际供应量方面可能出现的更大变化将进一步造成紧缩压力。开放视角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出现了少有的大幅下降。 商务部新近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4月份开始，除9月份外，我国单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均呈下降趋势，二季度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幅度均超过10％。其次，内需方面消费继续积弱不振，投资的持续旺盛也面临紧缩政策的打压。迄今为止，宏观基本面的转向还不明显，2006年和未来几年的走向值得关注。
判断宏观经济走势更直接的信息来自物价指数，以及物价变动背后的实体经济供求的角力。在这一方面，相当多的人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消费物价指数上，这是不够的。中国物价指数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物价指数的长期背离，笔者认为，这一特征意味深长。下面详细分析之。
二、PPI与CPI的背离及其背后的产业结构问题
生产物价指数（PPI，又叫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包括工业品第一次出售时的出厂价格和企业作为中间投入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的价格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包括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以及多种服务价格，反映的是消费领域的价格水平。由于CPI反映家庭的生活费用，所以是判断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
生产资料的价格通常是消费品生产成本的重要部分，一般说来，PPI 的上升最终总是会传递给CPI。可是，我国近期的具体数据却清晰地表现出PPI向CPI传导的乏力。2004年以来，我国PPI一直在高位运行，而且一度涨势迅猛， 但是大幅上升的成本一直都没有能够推动工业消费品价格跟进。PPI在2004年8月份达到5.3％的最高涨幅后开始逐步下行，而这种态势基本贯穿了2005全年。这表明，人们曾一直担心，PPI的高位运行迟早会传递给下游的CPI，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两类价格指数“各行其是”，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担心。
进一步分析推动PPI和CPI 上涨的结构因素会加强这一判断。 以较有代表性的2005年5月的数据为例，PPI分类中，2005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比上年上涨8.3％，成为PPI增速继续加快的主要“动力来源”，能源产品和有色金属价格上涨幅度较大。2005年，我国原油出厂价比2004年上涨31.1％，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1.2％和20.7％，煤炭价格上涨23.3％，有色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产品价格上涨11.7％。2005年CPI仅仅上涨1.8％，在CPI的构成中， 衣着类价格和耐用消费品价格却分别比同期下降了2.2％和1.4％，这意味着受原料动力价格上涨影响较大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却出现了反向变动。相反，CPI上涨的两大支柱是受PPI影响较小的食品和服务项目价格的上涨（两者分别比2004年上涨2.8％，3.6％）。
这样看来，中国的两类物价指数的变动确实有些不同寻常。更重要的是，在笔者看来，PPI向CPI传导乏力使得我们有理由担心紧缩压力的长期性。这一判断首先是基于1996年前后宏观基本面的根本性变化——买方市场的到来。买方市场实际上意味着一般商品产能的相对过剩。一个极端的证据是，按照WTO规则，从2005年1月1日起，WTO成员国取消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配额制。虽然为了限制出口的过度扩张，中国政府主动从1月1日开始对148项纺织品中的78项产品征收出口关税，然而，终于等来了后配额时代的纺织品企业骤然增加的产品如潮水般涌入欧美市场，形成“出口井喷”，并诱发中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表明，一些竞争性领域的产能之高十分惊人。
在产能过剩这个大背景下，大多数商品的供给弹性很大，也就是说，价格稍有上升压力，供给就会大量增加，通胀压力随即缓解。因此，我们看到，几年来一般消费品的价格跌多涨少，而在全部产能完全发挥之前，这将是一种常态。这个判断和实际数据是相当吻合的：中国零售价格指数在1998年下跌了2.6％，1999 年下跌了3.0％，2000年下跌1.5％，2001年下跌0.8％，2002年下跌1.3％，直到2003年才恢复到正值。严格说来，事实上中国已经发生了典型的通货紧缩。
综合所有这些信息，一个判断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普遍的通胀并未真正发生过，相反，通货紧缩的压力却一直存在。
PPI向CPI传导乏力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上游部门能够将上涨的价格顺利地转移到下游产业部门，下游企业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只能内部消化这部分成本的增加，从而导致下游企业利润的萎缩。如果这种背离持续恶化，一些企业就会减产甚至破产，这时总产出下降，经济紧缩就会以更加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回落，就业消费等问题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宏观调控也会陷入被动。所以，虽然目前尚未出现这种严重情况，PPI和CPI长期背离所隐含的风险是值得关注的。
下面进一步考察两类物价指数出现背离的原因。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价格在市场结构中形成。因此，生产物价指数向消费物价指数传导乏力一定与各产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有莫大关系。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一般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很高，竞争激烈，加之产能过剩，供给具有充分的弹性，从而有力地抑止了其向消费者转移成本的能力。
在生产资料部门要复杂一些。虽然，近况表明，在通常人们认为的瓶颈领域，如水泥、有色金属冶炼等，也出人意料地存在惊人的产能过剩，但是水、电、煤、气、石油等资源品价格上涨势头强劲。从2005年前三季度物价情况来看，在前三季度PPI累计上升5.4％、CPI上升2％的情况下，电煤价格比2004年底上涨约15％，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7.3％、16.5％和27.7％。考虑到资源价值的低估，以及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需求的持续压力，一个合理推论是，在价格放开之后，资源价格上升的幅度只会更大而不是更小。
更重要的理由来自资源部门的市场结构特征。当前，各类资源品的供给仍然控制在极少数的垄断部门手中，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煤、水、电的情况也由形式各异的条块垄断着。在这种缺乏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价格的放开会强化垄断部门的定价能力，并且，由于存在较高的进入门槛，价格一定幅度的上涨不会导致供给的大幅增加。
总之，由于产业结构上的显著差异，上游的工业品生产企业提高产品出厂价格以后，下游竞争激烈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很难跟进提价。这也就解释了消费物价指数与生产物价指数之间相关性为什么会如此微弱。这样，即便国民经济中一些生产资料价格发生一定程度上涨，我们也应该大大降低对物价普遍上扬的预期。
三、经济增长模式与通货紧缩的长期性
如果仅仅从产能过剩和市场结构论证紧缩压力的长期性，可能还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造成紧缩压力长期化的根源应该归结到经济增长的模式上。很多学者已经观察到，中国的增长方式同整个东亚模式十分相似，这一模式是以高储蓄、高投入、高增长为特征的。东亚模式的这些特征可以在与印度模式的比较中得到进一步凸显。印度的发展基本跨越了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直接把高速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服务业之上。它的储蓄率只有中国的一半，所引进的外资也极为有限。可是印度2005年的快速发展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它的软件业世界首屈一指，金融自由化在改革之初就已完成，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位列亚洲前列。
相反，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中有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生产效率的改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投资效率的边际贡献已经进入了一个下降通道。东亚模式的另一个普遍特征是内需长期不足，中国与此雷同可能并非巧合。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今天的投资不仅是当期需求的一部分，还会形成明天的生产能力，并不断提升一个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如果这种扩张在市场化部门不断累积，那么需求很可能无力激发它们得到充分利用，经济将一直处于充分就业水平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产能过剩极容易被认为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问题，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供给方面！如果低效率的重复投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是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因为我们都注意到，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得产业结构严重雷同，而有些企业的生产能力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充分利用。
可以用两个类比来进一步说明这个论点。首先，中国长期存在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显然，这不仅仅是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短期政策所能解决的；同样，在持续的投资膨胀已经导致产能过剩的条件下，需求不足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其次，我们知道，在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中，一种强烈的投资饥渴症总是如影相随：“在改革之初，投资冲动支配下的宏观经济又反复经历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轮回；而在高投资推动增长的模式下，投资领域的问题又表现为供给过剩和长期的通货紧缩压力。联系到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增长模式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强相关性。
有迹象表明，我们似乎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了短期需求的管理政策的讨论上了，而对从经济增长模式角度理解长期的宏观经济特征的投入显得很不够。实际上，如果说近几年的宏观经济过热，那也只是发生在一些领域，应该看到，国民经济的大多数部门仍然运行平稳。因此，以往的宏观调控着力点主要作用于某些环节和领域（比如房地产），而没有搞“一刀切”，这是应时之举。如果通货紧缩真的出现，最终产品的过剩将导致上游部门的减产，因而紧缩可能是波及到整个经济，政策手段也就应该出现相应的调整。这样，由于通货紧缩压力的长期存在，着眼于一年半载的货币财政政策将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当然，说经济面临长期的紧缩压力，并不就表示通货紧缩一定会发生。由于汇率的低估、货币环境的宽松尤其是投资的高涨，宏观经济也可能出现前几年的“过热”迹象。但是，一旦政策出现调整，紧缩压力的主导性又会显现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应关注紧缩压力，以往的经验表明，经济一旦减速，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通货紧缩的危害和治理难度要远远大于通货膨胀。这也就解释了1997年以来对付通货紧缩的种种努力为什么一直收效甚微。
总之，从经济增长模式出发，笔者认为持久的压力来自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问题出在投资或供给，而不是消费或需求。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刺激有效需求的积极政策就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四、政策建议
综合各方信息和预期来看，本轮经济的峰顶可能已经过去，经济增长或将转入平稳期。而如果从经济增长模式的视角审视宏观经济，我们的确应该认真考虑再次陷入紧缩的这种可能性。为此，短期的政策导向应该有刺激有效需求的准备，以熨平通货紧缩压力可能造成的经济波动。这在刺激消费、扩大出口等方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如上所述，目前宏观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其实表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因此，要使宏观经济走上健康平稳的发展道路，除了刺激有效需求这个短期的治标之策以外，我们还需要从根本上从长计议。
其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要改革现有的投资体制。由于经济紧缩的长期压力归根到底是由我国传统增长方式内生出来的，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是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前提基础。笔者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主要在于改革现有的投资体制。众所周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直主导着中国的金融体系， 而这种金融压抑的一个结果是：虽然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贷款却不到20％，其余的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这种信贷资源配置上的扭曲是造成我国低效率的重复投资重要根源，同时导致一些行业产能的过度累积，从而诱发紧缩危险。因而，改革投资体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其二，进一步打破资源供给部门的行政垄断。两类价格指数联系松散背后的产业结构问题表明，继续推进反垄断不仅能够改善微观经济绩效，而且对宏观经济稳定也将大有裨益。目前，在一般商品和服务市场，民营经济可以较为自由的进入，而在一些国有垄断部门，按照日前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的承诺向民营经济兑现放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想象，一旦打破民营经济在这些相关垄断领域发展的“天花板”，必将增大供给弹性，生产物价指数必然会有所降低，而消费物价指数与之的联动性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并且，在消费者获得更多实惠的同时，整个国民经济也会因为上游部门效率的增进而受益匪浅。
其三，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0.4 的警界线。其中，城乡差距贡献了整个收入差距的60％以上，而如果加上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隐性福利，中国的城乡差距居世界首位。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收入中的消费比重越高。因而，如果对当前收入分配进行适度调节，使得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的收入得到一定提高，那么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将得以提升，这显然会减少宏观经济掉入通货紧缩的通道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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