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二元结构”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杭州市论文,浙江省论文,条件下论文,为例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浙江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农村工业化的蓬勃兴起与推动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民营的迅猛发展与国际市场的迅速开拓，国际产业和资本涌入浙江省并与当地的民营经济形成产业和技术的互动，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全省人均生产总值2006年已达到4000美元的水平。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被理论界誉为“浙江模式”。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就是内生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史晋川、罗卫东，2000；史晋川，2005）。众所周知，浙江模式是一个由农村制度变迁开始引发的区域发展模式，浙江模式的地理含义也是特定所指的温州、台州以及由此扩展到浙东地区的发展模式。有关浙江模式的研究至今几乎没有涉及浙江省会城市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发展，而这一块被忽视了的区域在近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已经超越了曾经辉煌的浙江模式的传统发源地，浙江模式冠以浙江之名，能否涵盖和解释杭州的发展道路？杭州的发展模式与浙江模式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杭州模式是对浙江模式的补充、扩展还是转型？浙江模式是浙江本土经验的理论总结，放置于发展中国家的大背景下，二元结构及其转变是一个比“浙江（发展）模式”更加一般的问题和概念，可能传统的“浙江模式”研究难以解释的杭州发展道路。本文初步提出一个考虏了制度和经济两方面的双二元结构及其转变的发展模式，以双二元结构转化的理论来比照杭州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寻找出以制度变迁、体制改革来推动二元结构转变达到区域和谐发展的路径。
一、制度与经济的“双二元结构”及其转换
二元结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中一种普遍状况的理论概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部门是一个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而在农村部门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发展中国家的任务是对二元结构进行改造，使二元结构转换为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二元结构理论最早是由刘易斯创立的，后来经过了费—拉尼斯和乔根森的进一步补充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新古典模式体系。二元结构理论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创立的，作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关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中大量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向先进的“资本主义部门”转移的规律，以及在落后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二元经济发展的机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二元结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发展战略的讨论，一直是分析我国发展战略的一个标准理论模型。但是我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并没有很好带动农村部门的发展，反而加重了城乡两部门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后，对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反思不断，也引起了对我国二元结构特殊性的思考。
张桂文(2001)回顾了我国二元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制约下，我国选择了一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为了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就必须建立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保证城市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但是二元结构强度反而升高。从1979年开始的发展战略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才开始推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①可见，中国的二元结构形成的历史背景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复杂，二元结构的形成是发展战略和计划体制的结果，二元结构的转换也从属于发展战略的转换和体制的改革。我国的二元结构在形成之初，为了保证城市重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汲取充足的剩余积累，就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计划经济体制，李学(2006)认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导致的必然结果，必须理清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制度体系。②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任务是二元结构的消解，陈孝兵(1999)在分析了我国二元结构的转换过程时指出，我国不仅存在刘易斯所描述的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具有市场经济发展与计划体制并存的“组织上的二元结构”，甚至出现了二元结构的双二元化发展。③虽然经典的二元结构理论模型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二元结构形成和转化的特殊的历史背景、过程，二元结构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通过以上对我国二元结构的历史回顾和制度分析，为二元结构的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分析路径，也就是必须在制度的基础上来认识二元结构的形成和转化，在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也必然要通过制度二元的转换来达到最终的一元化消解。
现有的一些二元结构的研究已经开始引入制度分析和制度反思的思想，如张桂文(2001)、陈孝兵(1999)等，而且有些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结构上的二元，初步提出了“双二元”的思想，如丁兆庆(2004)提出了“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与“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构成的“双二元”。无论是经济结构的二元，还是体制的二元，二元结构得以消解的途径只有取决于落后部门的工业化，赶超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城市重工业，反而提高了二元结构度。改革开放以后，落后的农村部门启动农村工业化，使得我国二元结构的转化出现了新的转机。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成就，某种程度上也为二元结构的转换提供了现实可靠的经验，其中乡镇企业作为农村部门崛起的一股经济力量，极大地冲击了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浙江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浙江模式的相关研究指向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农村部门启动制度创新推动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机制，浙江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表明制度创新以及由此推动的制度二元的转化与经济结构上的二元转换是一个密不可分的过程。
我国的二元结构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服从于赶超发展战略，人为的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不仅无助于二元结构的消解，反而加剧了二元结构化。尽管表面上来看，同样存在城乡两个部门，但是就“二元”的特定含义来看，我国的二元结构固然有城乡产业水平的差距，更主要的还是标准模型没有考虑到的制度因素在决定着二元结构的运行、转换和最终的消解。我国的城市部门显然不是标准模型中的“资本主义部门”，而是计划经济制度重点扶持的“计划部门”，而农村部门也不是模型中的“非资本主义部门”，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后计划体制外的“市场部门”。正是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的建立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的二元结构本质土是“反二元转化”的，而且改革开放后二元结构的转换也不是由现代部门所启动的，所以中国的二元结构完全不同于刘易斯等意义上的二元结构。两个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的标准模型，远离中国的制度条件，至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来没有发生过，即使在农村工业化阶段，也是通过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剩余劳动力。在面对二元结构转换的诸多矛盾时，许多研究已经考虑到了体制改革的影响，在对策建议中要求政府加大改革的力度。显然，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标准的二元结构理论模型，制度还只是一个二元结构转换的外部给定的条件。中国的二元结构首先是一个制度二元的问题，制度才是城乡要素流动和部门差距缩小的前提，制度的变迁和城乡结构的转变自始至终就是一个结合的过程，后者的转变，无论是启动还是最终的弥合，都取决于前者，正是在“制度至关重要”的意义上，本文提出的制度与城乡结构双二元的协同转换的分析框架。
本文所提出的“双二元结构”是一个考察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城乡二元结构的机制和途径的分析框架。这一个分析框架的前提是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二元结构形成与转换的历史与制度背景重新加以定义，重点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启动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对二元结构整体转换的影响及其机制。二元结构在经济结构上的表现是城乡产业的人为分割的结果，城市部门优先发展工业，撇开制度的因素将其看成是现代的一元，农村部门在计划经济的制度体系下，国家实施统购统销政策，从农村部门转移农业剩余，利用户籍制度阻隔农民流入城市消耗工业化剩余，为工业化提供剩余的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同样可以看成是传统的一元。比照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结构，我国的二元结构在形成和转换过程中，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构成了二元结构中制度的维度，改革开放之前是计划制度为主，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动了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并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城乡管理制度的改革。中国的转型是从农村的传统经济部门开始市场化的，城市现代部门的市场转型慢于农村部门，因此形成了现代部门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对应，传统部门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对应，显然，转型的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与制度结构的二元叠加而成的“双二元结构”见图1。
图1 双二元结构
制度结构与经济结构形成了4种组合，区间Ⅱ表示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国有经济的现代部门，区间Ⅰ表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传统部门，两者相结合组合成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二元结构，显然我国历史形成的二元结构与刘易斯的经典模型完全不同，计划经济体制的城乡分割政策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城乡结构，不仅不能像刘易斯模型那样转移剩余劳动力，反而加剧了二元结构的程度。历史已经证明，我国的二元结构转换并没有按照理论假设从区间Ⅰ转移到区间Ⅱ，根本原因是计划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
区间Ⅲ表示在市场体制下农村传统部门，也就是农村启动的市场化和工业化。但是城市化进程由于城市制度变迁的滞后和户籍制度的阻隔，农村工业化就地转移劳动力，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仍然保留在传统水平，传统部门反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就是在这一个阶段体现出来的。Ⅳ表示在市场体制下的现代经济部门，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同时也得益于城市化的加速，原有的国有经济转变为民营经济，农村的民营经济在城市化进程中吸收了城市的高级要素，转变为城市经济部门。由于市场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冲击城乡分割的制度并打开了区域、城乡的要素流通渠道，农村剩余劳动流向了新兴的城市经济部门，农业产品的市场也随之扩大，劳动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二元结构的转换在我国具体的制度背景下，形成了两条向区间Ⅳ移动的路径，一是农村工业化的转型；二是城市国有集体经济的转型。
经典的二元结构理论指出的转换路径是城市部门带动农村部门的发展，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结构转换是由农村部门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启动的一条反经典理论的路径。农村工业化的形成，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形成了市场化的农村传统部门之后，如何向城乡协调的一元结构转变，反经典理论的路径暴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逐步打通了城乡之间的阻隔，我国的二元结构仍旧具备经典理论暗含的制度条件，关键问题是如何摆脱反经典的农村工业化的束缚，回归到经典理论中城市带动农村的转换路径。浙江模式是以农村工业化的温州模式为基础的，同样农村工业化难以摆脱回归经典模型的障碍，而本文提供了一个在农村工业化的大背景下较为顺利的回归经典模型的经验来自于浙江的省会城市杭州，杭州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经济部门最完善的一个区域，起点状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区间Ⅰ和区间Ⅱ构成的二元结构。农村传统部门首先启动市场化改革和农村工业化，形成了市场体制下传统工业部门的民营经济，这是转型的一条路径。计划体制下的城市现代部门（Ⅱ）随后开始市场化改革，形成了转型的第二条路径。这两条路径在地方政府主动供给的制度创新的影响下，趋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部门，杭州发展模式同时实现了城市部门的体制转换和农村部门的产业转换。
二、杭州区域经济发展与二元结构的转变
撇开制度因素暂不考虑，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可以通过定量的标准来衡量，如城乡收入水平及其差距、区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等（陈东琪，2001）。④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区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同步调整，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同步提高，这些都是二元结构转换良好的表现。但是以上的衡量标准也只是针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而言的，许多二元制度转换的表现很难用具体的数量标准来衡量。本文所选取的杭州，正处于二元结构转换的进程之中，选取杭州作为分析的个案，并不等于杭州的二元结构转换是最理想的，也并不等于杭州的二元结构转换在所有的衡量指标上都是趋向于好的方向。“双二元结构”的构建，目的是认清制度二元与经济结构二元共生的二元结构转换的一种有效路径及其机制，之所以选取杭州而不是代表浙江模式的其他城市区域，是因为杭州的二元结构转换动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农村工业化向城市主导的工业化转型的实证经验。至于二元结构转换的效果可能还不如某一个地区，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杭州经验的借鉴意义。
2006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440.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3%，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三次产业分别比上年增长3.9%、13.3%和16.7%，结构4.5:50.6:44.9。全市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达到51871元，增长13%，按国家公布的2006年平均汇率计算，达到6505美元。2006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达666.31万人，其中市区人口414.17万人。在户籍人口中，农业人口356.53万人，非农业人口309.78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62%。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027元，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3.3%，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20.97平方米。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515元，恩格尔系数为33%，人均住房面积达66.46平方米。⑤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杭州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接近中等发达国家，但是在反映二元结构实质性转换水平上明显落后于国内产出水平相当的国家，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除了农村居民住房面积远大于城市居民）较大，服务业比重较低，就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其实这些都表明，杭州的二元结构的转换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如果城乡能协调发展，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上，在城市和现代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下，能加快实现二元结构的转换。
“双二元结构”的转换是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涉及经济结构、城乡产业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和政府职能等多方面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在这几方面的成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元结构的转换。
一是经济转型的和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农村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较低，分散发展的格局也阻碍了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转变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扭转农村工业化对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负面作用。杭州市在农村工业化开始发展的同时，城市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高新技术发展起步早，已经成为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支柱产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并通过中心城市的城市化辐射和产业转移，带动了农村工业化的升级，初步形成了都市工业化的框架。
二是城乡产业空间结构的和谐。1996年行政区划调整之前，杭州市区面积仅为430平方公里。随着中心城区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城市产业发展受到城市空间的极大制约。1996年行政区划调整，并入余杭、萧山若干乡镇，突破了钱塘江和西湖的发展制约，2001年撤萧山余杭两市设区，在下沙、临平和萧山建设三个副城区，与主城区相呼应，形成了“一主三副、双心双轴、六大组团、六条生态带”的大都市框架，中心城市的产业向工业区扩散，杭州市的优势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整合，对城市功能的空间布局做了较大的调整，西湖西进，使西湖成为了杭州市民休闲的开放空间，建设大学城，重建文教区，使教育科技资源充实到产业区内；与传统的西湖商业区相呼应，建设占地平方公里的钱江新城，构筑了集行政办公、文化体育娱乐、商业金融多种功能的中央商务区。
三是社会发展的和谐。杭州正向一个人口高度流动和社会高度开放的都市化社会转变，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发展中心的开放区域。杭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水平，政府加大了社会保障力度，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杭州市从社区工作着手，构建和谐杭州，创建高度开放性、宽容性的社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杭州市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局部改善明显，为杭州市民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杭州的社会转型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兼顾了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实现了社会的整体和谐。
四是政府转型的和谐。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第一任务。在积极推动民营化后，政府目标从简单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全面的发展，为公众提供全面的服务，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杭州市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改善治理环境污染，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如保护西溪湿地，治理钱塘江流域污染。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西湖水域，整治西湖风景区，向全社会开放，建设高校园区、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在社区管理中引入非政府组织，应用社会资源来管理社会，构建和谐社区。
“双二元结构”的转换是一个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从计划体制下的二元结构开始，由农村工业化开始启动了转换的一条反经典二元理论的路径，进而触动城市部门的制度变迁，打通城乡阻隔，杭州的二元结构进入了城乡协同转换的经典模式。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转换历程，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和三种状态。
第一个阶段是增长。时间大致是在改革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前，启动了从计划体制下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传统经济的农村部门积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资本，成为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推动区域经济迅速增长。农村的发展改变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农村部门和城市非国有部门，在社区政府的支持下，探索和利用市场机制，在计划体制外打破了城乡经济的阻隔，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民营经济。
第二个阶段是转型。时间大致是在1992年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崛起并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城乡经济潜在的所有制和经营机制的问题日益暴露。在工业化中后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遭遇到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制约，这一阶段需要解决在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农村工业化的转型、产权制度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转型、城市空间的转型等，转型是这一阶段的主题。这一阶段中杭州市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制率先改革，成功实现了所有制的转型，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制，占据了产业结构的中高端，经济外向度开始提高，促进本地产业结构转型。
第三阶段是在转型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尤其是2001年大杭州格局形成之后，城市功能、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呈现出开创性局面。西湖西进、大学城建设等一系列城市空间的拓展标志着城市功能的创新；外向型经济发展加快，引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资企业，对区域经济形成互补的竞争性局面，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政府主导了城市空间转型，奠定了杭州向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现代制造业为主体的创新型城市转变的基础。大杭州以全新的都市面貌融入长三角，接轨全球经济一体化。
三、“双二元结构”转变的路径
经典二元结构理论建立的一个前提是市场机制下城乡要素的流动（即使有交易成本），但不是制度的人为阻隔，因此经典的转换过程也就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城市现代部门的发展带动农村传统部门的发展。中国的二元结构完全不同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在于我国的二元结构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的制度的基础上的。“双二元结构”下城市部门优先发展，最终的结果是以传统部门的长期不发展为代价。一个受制于制度的二元结构，转换路径必然首先是制度的突破，农村部门历史地成为了以低制度成本的突破口，因而是一条反经典的转换路径，在“双二元结构”模型中表现为从区间Ⅰ向区间Ⅲ移动。从总体上看，这一过程主要是对制度二元的初步突破，但是反经典的转换路径存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经典的转换路径在“双二元结构”中仍旧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也必须回复到经典路径，关键的问题在于既有的区间Ⅱ和新形成的区间Ⅲ如何向区间Ⅳ协同移动。这也是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面临的发展转型的问题，杭州的转型比较成功和顺利，就在于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市场化改革减少城乡阻隔，使得城市部门和农村非传统部门形成合力，农村为城市提供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之空间，城市为农村提供产业和要素。关键问题是，如何使城市和农村两个部门形成回归经典模型的合力。
1.市场主体的成长
(1)农村工业化与民营化改制。
杭州中心城市具备了相当的工业化基础，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初，真正使区域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依旧是典型的农村工业化方式。尽管产权上以集体为主，乡镇以上政府都有强烈的动机推动本地区的工业化，农村工业化的本质完全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国有工业化。农村工业的资本积累、材料设备的获取、产品的销路，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上，本质上是市场化导向的工业化的新兴力量，也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动力，民营主体的农村工业化成为区域工业化的主体。民营的农村工业化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发展能力，在相关行业形成了与城市国有集体工业的竞争态势，并占据了有利的竞争位置，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工业。
浙江省乡镇企业改制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引起了省、市政府的关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研究了多种改制形式，在全省推开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工作，到9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改制基本完成。杭州的乡镇企业中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比较高，在企业转制阶段，杭州的农村工业化依旧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推动全市的工业快速发展。
杭州的乡镇企业改制起步早，稳步推进，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为乡镇企业改制赢得更大的空间。杭州乡镇企业改制的成功，在宏观环境上并没有特别的优势，优势在于杭州的农村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给予了个体私营、集体经济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典型的以民为主的民营化农村工业化，因此，杭州的乡镇企业改制具有优越的微观环境，使杭州市的民营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杭州市特有的市场环境，是乡镇企业民营化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2)城市国企民营化改制。
从农村工业化起步，本地民营经济的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不仅如此，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善了本地市场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杭州市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城乡市场开放，国有企业经历了一段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导向的机制，使杭州市国有企业具有了民营企业的基本机制和能力，这是杭州市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基本条件，对国有企业民营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政改企、兼并重组和国企民营化，成功的实施了渐进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制，不仅可以降低政府未来的压力，还可以发挥国有企业的规模、技术水平和人才的优势，采取多种方式的民营化改革是政府理性的选择。在相关制度和相关政策的配合下，其中不乏民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实现彻底的民营化转制的例子。通过抓大放小的民营化改革，盘活了国有资产，巩固了国有企业的优势。目前，杭州市尚有6家国有控股、国有独资的企业，其他企业已经完成了民营化改制。
(3)现代产业的市场主体。
区域内民营经济环境吸引区外、境外的民营企业到杭州创业，还为高新技术领域的民营经济提供了市场。杭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内外资企业、传统现代产业的和谐共存局面。
杭州区域经济发展立足于区域内的资源，立足于国内市场，是典型的内源式发展。要树立杭州民营企业在现代产业的优势，在区域内资源要素升级的同时，外部市场的开拓、外部要素的引进也很关键。近年来，杭州市的对外贸易，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活动迅速增加，尤其是民营企业表现更为突出。国外大企业要拓展全球市场，选择了杭州的民营经济作为合作伙伴。民营企业作为对外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一个不断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内源起步的民营经济，在开拓国内区际贸易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在众多行业取得了竞争优势，民营企业家迅速成长，民营经济的产业也日趋完善。随着国有经济在主要的领域逐步退出，民营经济参与国际经济交流摆脱了体制上的束缚，民营经济的国际化为民营经济成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民营经济也需要通过国际化来逐步提升国际竞争力，从传统产业转入现代产业，并逐步建立起民营经济在现代产业中的主导地位。
传统产业的民营企业构建了现代企业的架构，依托雄厚的资金实力，成为了杭州现代服务业一支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在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下，在信息服务、软件服务、动漫等新兴的服务业领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杭州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奇迹，激发了技术人才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新一代拥有创新知识和创新技术的人才成为了民营企业家。传统型的民营企业家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从传统产业转向了高新技术产业。国有企业民营化，使国有企业人才集中、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得以发挥，在民营化和市场化机制下，也成为了高新技术产业创业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供给
在一个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市场体制是民营化重要的创业环境，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创业环境。区域竞争的优势一部分来自于市场体制与民营经济。杭州作为一个计划经济下的中心城市，不仅要为外围的民营经济营造更优良的市场环境，还要实现中心的国有集体经济的民营化。地方政府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市场体系，尤其是要素市场；二是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如住房制度、失业保险等；三是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浙江农村专业市场组织了比较完善的区域贸易，带动了农村工业发展，触动了杭州城市政府对专业批发市场的态度转变。城市开放专业市场，有利于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结合，使贸易和城市化的分工经济合二为一，跨越了农村市场化的模式。1993年杭州市的商品批发市场累计已达485个，年商品成交总额130亿元，其中7个市场进入当年的全国百强集贸市场之列。1993年，杭州技术市场、杭州货运交易市场、杭州房地产市场、杭州企业产权交易所等相继开业，全市有组织的生产要素市场增加到39个。
杭州市的企业改革起步较早，在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市养老、失业保障制度改革先行的基础上，1992年以后全面开展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为中心环节的企业改革。1995年开始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入了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民营化阶段，乡镇集体企业所有制改革也在同时进行，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大力推广以股份制的形式组建现代企业制度。以产权为中心的企业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国有集体企业长期困扰的产权问题，引导民营资本进入企业改革，实施《杭州市企业改革三年规划》，以“强强联合”为重点，优质企业组建大公司、大集团，吸引更多外地企业大集团进杭以多种方式加入国有企业改革。
随着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国有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相关配套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深入，进一步扫清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壁垒，加大了人员、要素的流动性，打通了中心城市与外围民营经济部门的通道。随着城市国有部门的体制转型，创业环境不断得到完善，杭州市制定了鼓励外地大企业集团公司总部迁入杭州并为其工作人员解决户籍关系等服务措施，当年有5家民营大企业集团总部进入杭州，1997年又有15家民营企业集团迁入杭州。
在城市中心不断集聚区域外民营经济后，城市产业调整和空间调整推动城市规模扩张，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次不小的投资高潮。杭州市财政收入的增幅一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但是同期用于道路、能源、通信、供水和社会服务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幅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1996年以后，财政收入增幅开始超过经济增长，在高速城市化扩张的背景下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高潮，增幅最大的年份（1998年）达到80%。杭州市从1992年开始探索市场机制下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政府投入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提高了城市土地的使用价值，通过向地产开发商转让土地使用权来弥补基础设施的投入。弥补了政府财政的不足，大大改善了中心城区的面貌。2000年民营经济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70%，是城市化强有力的推动力。中心城区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向工业园区集聚，这些因素促使城市规模要突破旧城的格局。从1996年起，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度上升。全长123公里的杭州绕城高速公路，是杭州迄今最大的交通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大部分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初步形成了杭州市“大都市”的城市框架。2000年后杭州的民营经济比重已经上升到70%以上，政府平等对待各类创业主体并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创业环境的供给方式和内容发生了较大的转变。2000年以前，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2000年以后，这一类投资的比重开始下降，而同期的财政收入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财政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开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政府的工作开始从单纯支持经济增长，向完善政府为创业主体提供的公共服务转向。政府实施精简机构减少开支，改造整治西湖，治理和保护环境，支持高等教育事业，扶持高新技术创业，着力提高杭州市的城市形象和品位，提高开放度和吸引力，使得杭州更加适宜生活、更加适宜创业。
3.城乡产业空间结构调整
市场化改革逐步消解城乡二元制度的分割，城乡两部门都培育了内外源结合的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为城乡产业结构的协同创造了条件。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农业和农村工业由于土地制度的二元化，分别形成了自身的产业空间结构。从“双二元结构”模型来看，从区间Ⅱ和区间Ⅲ同时向区间Ⅳ移动；是一个城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城乡分离的产业空间成为制度二元之外的又一个阻碍因素。
(1)县域经济集聚与“单一中心”。
杭州的工业以轻工业为主，城乡工业部门在产品和市场上构成明显的竞争关系。制造业分布的城乡同构比较严重，空间冲突比较严重。一方面是城市产业调整缺乏扩散空间，导致了产业调整的停滞；另一方面农村产业分布分散，集聚效应和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不明显。在市场竞争加剧以后，农村工业化的配置的低效率必然会显示出来。县市政府在本级政府管辖的行政区域内适当开放土地市场，用土地租金支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留本地要素流入城镇空间，实施“强县战略”。县域工业化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与中心城区邻近的杭州周边县市萧山和余杭的工业生产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拉近了与中心城区的距离。由于城市经济部门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不如农村工业部门，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增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城市空间没有太大的扩张，本该接受城市经济辐射的区域已经成为了农村工业化的集聚空间。
在农村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下，政府间关系依旧是竞争性争夺要素的关系。城市政府试图通过引入外资的要素来提高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而实施“城市化战略”与县市政府的“强县战略”在有限空间上产生了冲突，在同一个空间上不可能同时实施城市政府和县市政府两种产业发展战略。城市产业开始向外围扩张，同时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获取更高级的要素，区位选择希望进入要素集聚中心，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中心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市产业区位面临新的调整，单一中心的竞争性空间结构已经不适应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要求。
(2)民营经济发展与“主副中心”的创业空间。
杭州市区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中，第一产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三产业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局面逐步得到扭转。20世纪90年代开始，杭州市商品市场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建设了一批工业品批发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打破了行政区域的壁垒，逐步形成了以市区市场为龙头，县级市场为基础的市场网络。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业、居民服务业等比重增加，科教文卫的比重略有增加，对中心城区形成信息、人才等要素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997年第三产业超过了第二产业的产值，随着一批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的知识型服务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了市区的主导产业，预示着产业结构的变动、预示着城市创业空间的变迁。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杭州市城市创业空间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市场化改革还打通了城乡要素流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城市的要素受城市产业的提升和城市化扩散效应的驱动，需要将外围地区作为要素集聚的新空间。为了吸引更多的民营大企业、大集团将总部迁入杭城，杭州市体改委等部门制定了相关文件，为大企业、大集团进杭创业提供优良服务。1996年有浙江野风集团、杭州华立集团、浙江康恩贝集团、广厦建筑集团等区外大集团总部进驻杭州。
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影响城市创业空间转型的关键在于土地市场的渐进开放。为配合国企的民营化改革，国有企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从而渐进的形成了土地市场。土地市场的开放对杭州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土地市场的开放是各类外部要素进入杭州集聚的基本条件，强化了杭州中心城区集聚各类要素的能力。第二，发现土地的市场价格，为创业空间的合理配置提供了依据，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心的集聚必然要求第二产业战略性退出中心城区，以城市化的辐射效应拓宽了城市发展的空间。第三，城市中心的提升得益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市空间的扩张也需要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土地市场的收入是政府垄断土地所有权的地租收益，转化为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投入，使得城市的中心集聚的地位更加稳固，城市发展空间才能不断扩大。土地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和服务引致要素集聚，城市空间不断扩大，土地开发逐渐从中心向外围转移。
1996年与2001年，杭州市实施了划镇入市和撤县（市）设区两次行政区划调整，整合了传统产业、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型创新产业在大杭州的发展空间。从萧山余杭划出的区域邻近中心城区，也是两地经济产出比重相对较高的区域。短期内对县域的总产出有不利的影响，直接降低了两地相对于中心城区的工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值，但是产业空间的调整和产业的转移显然对县域经济是有利的。产业空间的调整对县市而言更加强化了工业集聚的能力，对市区而言拓展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
随着杭州中心城区从“西湖时代”延伸到“钱塘江时代”，从西湖到钱塘江两岸的广阔空间，将是未来的中央商务区和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邻近中央商务区是生活区和休闲旅游区，更加适合创业者提高生活质量。围绕城市中心分布有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大学城，是知识型城市的支撑。与大学城和中心城区相衔接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区，制造业的功能区跨越钱塘江发展，产业向东向南转移，与县市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合，初步形成了从中心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到县区现代制造业园区和农村传统产业园区的产业空间结构。
四、结论
杭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处于浙江省的区域背景下，是浙江区域发展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突出成就引起了“浙江模式”的思考。“浙江模式”是在包括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在内的一组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区域中民间和政府互动及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内生的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史晋川，2005）。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化的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创新实现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组织，推动了浙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最初“浙江模式”的原型是“温州模式”，相类似的还有“台州现象”（史晋川，2004）、“义乌模式”（陆立军，1999），都是比较典型的通过市场化制度和产权制度创新来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区域发展模式。“杭州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起始条件，温州、台州等地的城市部门很弱小，都是农村部门开始的制度创新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杭州的城市工业体系完善，城市经济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不同于其他区域从农村部门启动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路径，杭州的城市国有部门在政府主导下稳步推进市场化、民营化改革，促进了城乡体制融合和城乡产业互动，城市部门主导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因此“杭州模式”体现了“浙江模式”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另一种路径。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也就是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和农村的传统经济部门，而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还存在着二元的制度结构，即市场经济部门和计划经济部门。城乡体制和产业的双重转换的动力来自于民营经济，而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促进了转换进程。杭州的市场化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并形成了以民营为主体的工业部门，而在城市国有部门的改革仅停留于经营管理的层面。乡镇企业率先开始了产权制度的民营化改革，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县市一级政府财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区域竞争力有所提高。以城市国有部门为主体的杭州，明显受到了外围民营经济的竞争压力，加快了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引进民营资本参与国有资本的转移和重组，到2000年前后，杭州国有集体经济的民营化改革基本完成，民营化和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市场机制的成功转化有效地促进了要素流动和集聚，杭州市政府推行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市国有土地储备制度的创新，顺应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产业区域分工的要求，扭转了农村工业化带来的城镇分散布局和区域产业分工雷同的不利趋势，使中心城区的第二产业向外围扩散，集中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也使得城市功能更加优化、城乡环境更加美化，现代产业的创业环境更加完善。“双二元结构”是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的约束，“杭州模式”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元化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路径，民营化改革壮大民营经济的力量，政府主动提供制度创新，促使城乡市场机制衔接和区域产业的合理分工，促进城乡社会的和谐进步。
注释：
①参见张桂文：“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考察和特征分析”，载《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
②李学从公共行政的角度梳理了二元结构的制度体系，包括公共服务的二元供给、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等，参见李学：“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制度分析与对策反思”，载《公共管理学报》，2006年第4期。
③参见陈孝兵：“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与消解”，载《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④陈东琪：“中国二元结构转换：实证分析”，载《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⑤以上数据来自《2006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标签：民营经济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杭州经济论文; 杭州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