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改革的主题及民族精神建构的方法论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民族精神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6522（2000）02—0005—06
一
任何一个历史运动，我们说往往都要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只有当历史主体对其参与其中的历史运动有了深刻的、本质的把握时，这一运动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或决定性的成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对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这样一个涉及面广泛而内容又极为深刻的社会变化，可以说它的历史内涵或主题已十分明确的了，笔者认为，这就是使中华民族自觉主动地汇入“世界历史”，使社会主义中国回到世界文明主潮流中去。这个主潮流也就是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
当然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现代化。对现代的理解，我们必须与瞬间的现在区分开来。现实的人以自身为感受的主体，把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此时的现在不断地成为过去，未来又不断地转化为现在。人只生活在现在，感受着现在。这就是瞬间的现在。现代则是以现在为中心向过去和未来两侧有限延伸的时间跨度，从世界范围说，一般指从17世纪以来的几个过去的世纪和未来的世纪。现代化就是指在现代这个历史跨度中所发生的社会和人的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化作为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迁，当然有它的现实表征，这种现实的表征不应当绝对化，它依赖于社会的发展而调整自己，具有相对的性质，我们可以对一些比较稳定的表征作些分析。（1）经济层面：现代化对应于工业社会， 工业革命构成了现代化的物质的技术基础。所谓工业社会，并不排挤农业，只是使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工业化，同传统的自然经济相比，现代化的经济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发展商品经济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 ）政治层面：现代化是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较为准确地提示了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实质，因为只有人的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法制建设的完备，才能保证民主化的实现。（3）观念层面：现代化乃是人们由对宿命论、 迷信和宗教的热忱，转向理性化、知识化、世俗化。所谓世俗化，意味着人们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和对创造的渴望。近代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明，反映了人们一种创造性的性格。理性、知识、科学的力量和人的现实利益，得到了应有的承认和尊重。（4 ）生活层面：现代化是由农村为主体向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中心的转变。城市化的过程与工业化的发展直接相关，是伴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发生的过程。同时，社会的结构也由单一性的、不分化的向多样化、功能专门化的转变，社会生活呈现丰富多采的模式。人际关系由封闭型、地域型，转向开放型、全球型。
现代化的这个历史进程是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从少数地区和国家向世界几乎所有地区和国家的推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无论其历史和社会背景如何，无论其自身处于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中，都不能始终游离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之外，最终都要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现代化发生的根据归根结底在哪里。笔者认为这其中的根据不在其他而存在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带来的这个带有本质性的变化。我们知道，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各个民族和国家先后都经历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这不是偶然的，它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自然经济的特点，它是一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自然经济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个人或某些社会集团的生活需要。自然经济实际上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必须直接依赖于他们所属的共同体。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占有土地和从事生产活动。人的独立性、民主意识，开放的生活方式在当时就缺乏现实的根据。前资本主义形态在历史的发展上虽经历了若干阶段，但无论哪一个阶段都表现出了这一明显的自然经济的特征。但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情况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前资本主义形态就已经出现，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形态，它才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不仅生产者的剩余产品是商品，他的生活必需品也成为商品，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也都是商品。一切生产活动表现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格局，其根据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商品经济这种方式是适合生产力的客观要求的，因此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商品经济不是为了自给自足，生产者生产并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进而获得剩余价值。这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这种欲望推动着人们力图无限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之成为现实。同时，在商品经济中，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产生的竞争关系，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也迫使每个社会主体不断提高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借助于科学技术，不断改变生产条件。但它随之带来的是人们具有全新意义上的生活方式，人的独立性，知识化及民主精神等，这些表征现代化的成份有了现实根据。
但是，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没能很好地处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自觉地意识到现代化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这当然有客观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根据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然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却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大都是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自然经济阶段的国家。中国就是十分典型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可以在没有经历一个使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而径直用行政干预的强行手段，在自然经济还占有相当比重的情况下，推行所谓社会主义的产品经济？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很明确，即尽管许多国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已有几十年，曾运用行政的手段强制推行产品经济，但到头来还是发展商品经济，这证明了商品经济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国家进行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伟大改革。我们已经认识到，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但社会生产力却无法超越，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力量，它有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应当遵循它自身的发展逻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在总结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这样一种全新的思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当前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过还只是处在这个社会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 ）这个社会不是产生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的社会以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2 ）公有制经济虽已占主导地位，但还保留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前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但同时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非按劳分配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剥削。（3 ）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导地位所必需的社会化的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善、成熟的程度，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所占的比重还很大。这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发展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亦即不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那个格。我们必须完成其他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任务。
二
历史主题的确立，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我们看到，在研究中国民族精神的问题上存在一种倾向，即离开对人们实践着的社会活动作抽象或教条式研究，孤立地或任意地抽出一些只言片语，把它们说成是民族精神的精华。这种研究不仅在学风上是严重脱离实际，其成果在社会上没有感召力，而且直接有损于社会科学的声誉，阻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理论工作者应当勇于面对现实，去研究现实。笔者认为，这个现实就是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自觉汇入世界文明主潮流的现代化运动，并以此为基础在建构当代中国民族精神时，在方法论上要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
1.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所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对现实价值追求的高度反映。它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或精神凝聚力的基础。在建构当代民族精神时，我们当然首先要倾听实践的呼声，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因为实践是人们最根本的存在方式，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而已，人们的心理、观念、精神及作为它们抽象的、形象的表现形式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它们的任务或使命在于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服务。而民族精神，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是在人们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也是为实践活动服务的。这样，民族精神的建构强调人们的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因而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时代精神即人们正在进行着的实践活动的反映。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实现全方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代精神蕴涵在民族精神中，两者是一致的。
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相关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开放，既是我们的伟大实践，同时又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这里包含了值得我们关注的多方面内容。笔者在这里专门提出关于契约精神问题。契约精神应当是我们实践的呼吁建立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契约精神来自市场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的一种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的民族精神。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经济的封闭性、局限性、保守性和自给自足，使人们限于血缘、亲情、宗教、伦理、等级所限定的各种身份，并在特定的身份下循规蹈矩、安于现状。这种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对人的依赖，对大地的依附，进而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难以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主体，社会成员习惯于接受实行人治的专制制度。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商品生产者及其代理人由于摆脱了对人的依赖，有了独立的人格，因而可以通过契约的形成彼此达成合意，完成经济交往的各种活动，社会成员基于经济生活中的自由、独立，自然倾向于法制和民主政治。我们国家的契约精神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条件商品经济关系，虽然人们都有相对独立的利益，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同时，与其相联系的法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以保证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因而具有自身运行的特殊性及规律。总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认真研究这种要求，才能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全面的民族精神。
2.民族精神与民族传统
当我们强调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关联，如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应包含契约精神的基础上，也存在怎样正确对待民族传统的问题。民族精神同民族传统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族精神是现实中的民族传统，民族传统是历史地传递着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具有时代的历史的性质，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一方面总是深深地根植于该民族在该时代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总是从传统中汲取有用的成分，因为传统总是以其历史地形成的方式和原则制约着新一代人的活动的方方面面，传统独特地扮演着历史与现实前后之间的联系和延伸的角色。
但我们必须看到，传统的命运取决于它对人们现实生活的意义。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过程，也是对它按照现实的要求进行选择、改造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新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民族传统也必将在人们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开拓出新的内涵，成为当代民族精神有机的组成部分。我们这里列举几个主要方面来分析。（1）从贵义贱利到义利并重。如前所述， 贵义贱利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或民族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贵义贱利的观念也曾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在这方面工作曾出现过严重偏差。一方面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抽象地谈论共产主义的道德，幻想不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批判所谓“利润挂帅”的观念，把城市里的个体商品经济和农村中的副业生产及集市贸易一概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因而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集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随着契约关系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企业和其他生产团体的自主权的加强，也为合法的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谋得提供了现实的条件。20年来我国经济的大发展表明，承认“利”的合法性是何等重要。在承认“利”的基础上，我们也提倡强调“义”的重要性。在这里，“义”的内涵起了根本的变化，“义”从广义上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在狭义上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问题。我们不再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是提倡合理的“利”，主张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利”起指导作用。这里反映出民族精神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改造。
（2）从知足常乐到开拓创新。 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中国在历史上是自然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也无法应付自然界的突然变化，因此只能按部就班，“望天而收”。封建专制的等级森严制度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绳索，也使人们处处受到压抑和束缚，这样，知足常乐的社会心理就沉淀下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观念。“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是知足常乐的观念基础之一。这种传统的心态在改革开放的新生活的冲击下，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企业权限的增长和承包、责任制、股份制等方式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起来，于是一大批敢冒风险、敢于竞争的新人也随之涌现，他们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推动了民族观念的转换，开拓创新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契约关系发展确立的人的独立、自主意识，迫使人们传统的知足常乐的观念转换为立志进取、开拓创新的新观念。
（3）从民贵君轻到民主政治。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君权至上，皇帝独揽国家大权，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处在社会最底层。但在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仁政”学说，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里倡导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并不真正是为民争地位的，归根结蒂乃是为了加强封建君主的统治地位。可是从客观上看，民贵君轻的观念对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有一定的益处的。所以，在孟子之后，这一观念为历代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所倡导，成为民族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历史上为老百姓所普遍敬重的包公、海瑞等人物所提出的“为民作主”“为民请命”的口号，无不都是从民贵君轻的观念中引申出来的。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契约关系发展确立人的民主、自由意识，则使上述观念有了新的内涵。人们开始意识到，民贵君轻的观念归根结底仍然是封建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至于为民作主的口号则恰恰表明了人民自己还没有当家作主。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适应和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真正使人民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障。由民贵君轻，为民作主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是传统观念的重大转变。
如此等等，由以实践为基础构成的时代精神加入对传统观念的过滤、筛选或改造，从而使传统观念成为当代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民族精神与外国精神文化
我们民族精神的建构，也必须要正确对待外国精神文化。因为任何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进行的，它和其他民族或国家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我们也看到，中华民族也一直很重视在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不断吸收其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的祖先就曾经克服地域阻隔上的种种困难，走出中华大地去发展同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交往，开辟了陆上、海上的各种“丝绸之路”。佛教曾经是一种外来文化，但我们祖先却接纳了这种文化并把它与儒学、道学相结合，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瓜分的同时仍然不断向西方各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如由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主要是从器具革新的层面去理解西方现代化文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是从制度革新的层面去理解西方现代化文化；以“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人士为代表主要是从观念革新的层面去理解西方现代化文化。马克思主义发源于欧洲，但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实践过程中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它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历史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总是推动和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而每当由于客观的或主观的原因，无法对外开放，无法学习和引进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的时候，也往往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缓慢时期。开放就进步，封闭就落后，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当今世界在科学技术革命，特别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日益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经济、科技、政治甚至文化上的世界化、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整个人类越来越在世界范围内被重新组织、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各民族彼此开放、学习、互相取长补短更成了当今各国各民族关系上的主流。因此，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也在客观上要求善于吸收和利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从而加速自身的发展进程。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古代的中国，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封建地主的领地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闭门自守的整体，同外界很少联系。自然经济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古代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渗透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由于宗法血缘关系有着深厚的基础，形成了以宗族为本位，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政治体制，因而宗法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为根治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大趋势。但毕竟我们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较短，在很多方面还缺乏经验，对由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还比较陌生。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外国精神文化研究，这有助于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吸取他国经验少走弯路。
收稿日期：199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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