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的前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2)01-0009-05
十年前，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东欧已发生剧变，苏联刚解体不到一个月，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当时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怎么办，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正是在这一严峻而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了系统的科学概括，又有针对性地重申和发挥了他许多一贯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南方谈话”的指引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遭受大挫折之后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国际媒体评论说，邓小平及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拯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而“南方谈话”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里程碑，对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
“南方谈话”顶住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从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和当今所处时代的高度，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可逆转性及其道路的长期性、曲折性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随机抛出《大失败》、《历史的终结》、《1999年：不战而胜》等反共著作，宣称“20世纪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并消亡的世纪”，“21世纪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同时国际反共势力反复叫喊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将走向消亡。对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作出了坚定而明确的回答。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1]
邓小平上述很有针对性的论断，不仅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拨开迷雾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因为这是继他80年代解决了“时代主题”问题之后，又在新的形势下从“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高度，揭示了当今“时代的本质”，即当今的时代本质上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而为我们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今的时代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从而扭转了“战争与革命”的传统观念，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为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带全局性的战略估计，具有伟大而深刻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他当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提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2]邓小平的思想很明确，即“时代主题”已经转换了，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后来有同志从邓小平的这些谈话中引伸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提法，是不甚确切的。90年代邓小平又说“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就更进一步证明他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问题”。如果说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会给人“太平盛世”的误解，不符合邓小平的原意，也不符合世界现实。但是邓小平又认为“和平与发展”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三大报告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十四大报告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看来，“时代主题”(即主题问题、主题课题)的提法邓小平的思想概括得比较准确，也符合当前的世界现实。90年代初针对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将消亡的论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强调“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3]这样，邓小平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实际上先后从“时代主题”和“时代本质”两个层面，对当今时代做出了完整准确的科学判断。如果将这两个方面的判断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就不难得出结论：大的历史时代没有改变，当前的“时代本质”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时代的“阶段性主题”已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了。
值得特别加以关注的是，邓小平在肯定历史发展总趋势“不可逆转”的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就意味着这一过渡远比共产党人过去预想的要漫长、曲折和复杂得多。关于这一过程的长期性，我们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讲的几个“时间概念”可了解个大概：一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恐怕还要“三十年的时间”；二是“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如果从建国算起，要“用一百年时间”；三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代替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时间将会更长。
邓小平关于“道路是曲折的”这一思想，同样具有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然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不言而喻，我们就必须要有同资本主义“长期打交道”的思想准备，就必须要有长期“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资本主义虽不是人间天堂，它终将被社会主义代替，但它还有较强的生命力，不可能迅速崩溃，“一球两制”将是相当长的历史现象。因此，我们既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东西，并对其“西化”、“分化”的图谋保持警惕，又要大胆地学习借鉴其一切先进和进步的东西。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4]总之，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大胆，但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搞全盘“西化”。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特别是同发达资本主义，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的关系，坚持以“两手对两手”。
历史经验表明，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必须植根于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在坚定理想信念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着误区，即似乎一强调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就必须坚信“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这实际上是将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与其实现过程的长期曲折性对立起来了。这种建立在“共产主义很快会到来”基础上的“坚定性”，由于脱离客观实际，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就很容易崩溃。苏东剧变后不少人在理想信念上发生动摇，与这一误区不无关系。与此相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是将二者统一起来的。他在指出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同时，紧接着就强调说“但道路是曲折的”。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仅更具说服力，而且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实践和行动中，必须始终把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与最低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当前还处在初级阶段)统一起来，做坚定而清醒的共产党人。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共产党人必须把长远目标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5]从当今所处时代角度看，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时代主题”与“时代本质”的关系，既要认清“时代本质”，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又要抓紧、抓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努力发展自己。当前的“和平与发展”没有脱离十月革命开辟的历史大时代，而恰恰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当前必经的阶段和客观需要。因为本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它们在经济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长期威胁着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将主要不表现在“面的扩大”(有更多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要力求“点的繁荣”和“质的提高”，即现有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成为“够格的”、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建设搞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6]因此，抓好“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就是当前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南方谈话”在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国际背景下，在吸取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战略策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南方谈话”没有正面涉及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但是它显然是以吸取苏东剧变的沉痛教训为背景和基础的。因为不正确认识和总结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就不可能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而回答当时人们最关心的中国怎么办的问题。
苏东剧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是20世纪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从1989年东欧国家剧变开始，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基本结束，大体只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苏联作为有70多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外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还是世界大战都未能把它摧垮，但是为什么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顷刻瓦解，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崩溃了呢?由于情况错综复杂，不仅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不同的人，看法和结论大相径庭，就是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相同的人，看法和结论也很不一样。当时我们国内的学术界，对中国应从苏东剧变中吸取什么教训、今后中国应怎么办等问题，众说纷纭。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透过纷繁复杂的表层现象，看到了剧变的深层根源，从而在全面吸取苏东剧变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战略策略思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了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但也可简单地归纳为五句话。这就是：一是苏东剧变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长期潜伏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二是在诸多因素中，西方“和平演变”得手和这些国家的“改革”变成“改向”是两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三是政治经济体制僵化造成经济发展滞缓、社会主义形象受损，以及执政党陷入深刻危机严重脱离群众、动摇了生存基础，是两个深层的根源；四是指导思想上背离和抛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根本教训；五是归根结底，问题出在执政党内部，深层的根源还在经济上。上面概括的这些原因，最终又都可归到“执政党自身的问题”这一条上。因为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指挥中心，执政党出了问题，就好比人的大脑出了问题，那是致命性的。
所谓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也很多，但最致命的是严重脱离群众，当时这些党已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执政党生存的根基动摇了。剧变期间，苏联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就“苏共代表谁”搞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苏联解体后，现在俄罗斯的“新权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无后顾之忧地成了“暴发户”，并可以将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后代。不彻底摧毁社会主义，他们就不可能合法地实现这一目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苏东剧变是这伙人搞的“自我政变”。对这样一个失去民意、脱离群众的党，你在不在台上与群众不相干，关键时刻不会出来捍卫这个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的平静，政权的交替是那样顺利。
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在东欧剧变时强调说：“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7]在苏联解体后发表的“南方谈话”中又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8]。“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9]并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因此，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关键是要把执政党建设好。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夯实执政基础，增强抗风险能力。特别是要夯实执政基础，永远不脱离群众，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执政党为什么脱离群众?除背离了共产党要代表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外，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是在经济上，即经济没有搞上去，人民长期过紧日子。所以邓小平当时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0]。邓小平之所以这么强调发展经济，是因为他高明地透过剧变的表层现象，看到了剧变的深层根源还是在经济上。经济上不去，西方“和平演变”的土壤就难以铲除，所以他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的这些战略思想显然是吸取了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可以深入想想，剧变中“回归资本主义”的口号，为什么能形成那么大气候、有那么多人响应?这单纯是“西方煽动”问题、“群众觉悟问题”和“党的教育问题”吗?是光靠抓思想教育就能解决的吗?邓小平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1]1990年3月在苏东剧变社会动荡期间，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及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影响时又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他认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2]
很显然，苏东国家出问题，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几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还摆脱不了“短缺经济”的困扰，人民长期过紧日子，购买日常生活品必须凭票证排长队，从而造成民众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羡慕西方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从政治思想渗透入手，但依靠的是经济实力作后盾。民主德国实际上是被西德买过去的。当时联邦德国以大量人力、财力介入民德选举。西德许诺，实现统一，东马克将以1比1兑换成西马克，而当时的实际比价大约要10个东马克才能换1个西马克。这就是说，只要统一，人们的收入可提高10倍。于是“西德基民盟”支持的德国联盟迅速获胜。选举过后，有人坦率地承认“与其说投德国联盟的票，不如说是投西马克的票”。
因此，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政治问题。“六·四”之后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3]。在邓小平理论和这些战略策略思想指引下，中国近十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没有这样的发展，中国决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形势和局面。因此，我们一定要读懂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深刻含义。要全面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就必须重视苏东剧变“深层根源在经济上”这一深刻教训，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力发展经济。
在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怎么办已成了人们最关心、最紧迫问题的情况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4]这换个说法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是一条死路；想坚持社会主义，但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甚至退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旧体制上去，也是一条死路；只有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中国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今年四月我在德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位俄罗斯学者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衰落的状况与今日蓬勃发展的中国作了对比，然后很感叹地说：“我们可悲的是没有一个邓小平，而中国有个邓小平，有邓小平理论”。他的讲法很值得我们深思。
“南方谈话”以“中国怎么办”为重点，以“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核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断和光辉的思想，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遭受大挫折之后又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
在苏东国家发生剧变期间，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策略思想就是：“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5]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没有正面涉及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但他的整篇谈话都是以此为背景和基础的。他的谈话以“中国怎么办”为重点，以“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核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断和光辉的战略策略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南方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其要点主要有：一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二是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从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一块大基石；三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四是明确提出两个“不等于”，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奠定了基础；五是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生产力是根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讲综合国力、两个文明、全面发展；六是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切不可丧失机遇；七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等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1992年3月9日至10日及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讨论了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新局面。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法国《世界报》说“改革使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起飞”。德国《经济周刊》赞扬中国“经济繁荣，巨人苏醒”，“正在朝着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方向前进”。美联社说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正迅速向世界经济大国迈进”。英国《中国季刊》的一篇文章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通过一种特殊的道路，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逐步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最终使中国稳固地走上进步之路。”
国际上一些左翼人士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它“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扭转了本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大的贡献”。
总之，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在遭受了苏东剧变的大挫折之后，又在中国出现了新局面，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事实充分证明了邓小平所说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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