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楚文化及其由南向北推移发展的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向北论文,态势论文,试论论文,由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者，“文而化之”之谓也。“凡人为的就叫文化”（周谷城语），包括物态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大方面。
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多元复合的。它的主体部分为华夏文化，而先秦时代的夏文化则是二元复合的：北有黄帝、南有炎帝；北有匡龙（龙图腾），南有彩凤（凤图腾）；北有儒学（孔、孟、荀），南有巫学、道学、骚学；北方的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与南方的长江文化（楚文化），真可谓“江河竞流，炎黄同尊，龙凤齐舞，异彩纷呈。”博大精深的楚文化，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这是考古学的巨大贡献。迄今为止，从长沙已经发掘了两百多座楚墓，从江陵已经发掘出了四百多座楚墓。春秋战国时期（前6世纪——前3世纪）的楚，堪称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从东到西，她横跨十一个经度，从南到北她横跨十个纬度。她又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强国，第一富国。国外研究报告显示，楚文化的辐射圈，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南洋群岛，东南直至南美洲。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从世界范围内将楚文化与古希腊文化进行比较，更可见其博大精深。概言之，古希腊人的短处是楚人的长处，古希腊人的长处是楚人的短处。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这三百年间（即战国时期），楚国的冶铜炼铁、铸锻工艺水平均高于古希腊人，我们可以这样论定：当时楚国的技术经济为世界第一——铜器最多，青铜器冶炼技术为世界第一；铁器最多，炼铁技术为世界第一。以服饰文化论之，当时楚人以丝绸为衣，而希腊人则只能穿麻布。以建筑文化论之，当时楚人建造的茅屋冬暖夏凉，当时的希腊人却在建造石屋，虽然坚固却不适于人类居住。以用具论之，当时的楚人已使用漆器，而希腊人却仍在使用陶具。总而言之，物态文化诸多方面，楚人都较之希腊人遥遥领先。
在精神文化方面，楚文化有“巫”、“道”、“骚”三大精萃。“道学”的睿智妙论，“巫学”的奇思幻想，“骚学”的斑灿文采，使作为精神文化的楚文化光焰四射，永照万代而不衰。先说“道”。道学的两位大师老子、庄子皆为楚籍学者，老子为陈裔楚籍学者，庄子为宋裔楚籍学者，古希腊的哲学大师苏格拉底比老子晚一百多年。作为中国哲学的正宗，老庄道学是先秦哲学的主干，亦为我国整个古典哲学的主干，蔡靖泉先生指出：哲学是文化的结晶和核心……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的形成时期。长江中游楚文化孕育出的道家思想是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实现了哲学的突破……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由长江文化哺育成的。中国哲学中朴索唯物主义的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由老子发其端，庄子衍其绪，为中国哲学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由长江文化孕育而成，蔓延到南方大地。老庄道学富于创造性，重在领悟，而不象西方哲学那样重论证。从中西哲学的比较中，我们便可窥见老庄道学的哲学特色，亦即中国古典哲学的特色。我国当代大学者方东美先生曾言：“在中国人眼中（笔者按：即庄子、老子眼中），人与宇宙的关系是彼是相因，同情交感的和谐系统”。他又言：“吾人一旦论及道家，便觉各自进入另一崭新天地……庄子将空灵超文化活动历程推至‘重玄’，将整个宇宙大全之无限性，化成一‘彼是相因’、‘交摄互融之有机系统’……一言以蔽之，庄子之形而上学，将‘道’投射到无穷之时空范畴，俾其作用发挥淋漓尽致，成为精神生命之极诣。”我国当代大学者熊十力先生曾言：“中国人（笔者按：即老庄）确不曾以解剖学去劈裂宇宙。……惟务体察于宇宙之浑全，合神质，彻始终，通全分，合力外，遗彼是，上达于圆融无碍之境。”熊先生又说：“若西学唯心、唯物之分，直将心物割裂，如一刀两断，不可融通，在中国哲学界中，确无是事。中国人（笔者按：即老庄）发明辩证法最早，而毕竟归本圆融。”说到底，中西哲学之迥异处，在西方为“超自然形而上学”，则中国哲学则为“自然宇宙观”。在“宇宙观”问题上突出“自然”的特性，正是老庄道学的特色。作为楚文化的光辉代表之一，老子创立中国哲学的自然宇宙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为这一宇宙观的精辟表述，“天人合一”、“物我同化”即为这一宇宙观的简炼概括。而北方中原文化孕育的孔孟儒学较之老子这些宇宙观方面的精辟阐说则可以说一无建树。
作为老子“道学”的天才继承者与发展者，庄子哲学主要是一种人生哲学。首先，庄子肯定万物是由“道”产生的。“道”是万物的本源。而“道”创生万物是无意识、无目的、无意志的。其次，庄子认为“道”的这种“无为性”导致了它创生万物后便与万物合而为一。庄子还认为，宇宙万象体现出一种不可阻遏的运动变化状态，这种运动变化状态是在广大无际的空间之中，沿着绵长无终的时间轴线发生的。庄子承继并发展了老子的观点，认为宇宙间有一种最基本的原质“气”，这种“气”实即“道”，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就是由阴阳二气在主宰 ，按照时间的顺序在发生。庄子的上述哲学观点对历代中国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北方中原文化孕育的孔孟儒学则无一具有如此深刻的哲理内涵。以下再说“巫”和“骚”，我们这里说的是南楚早期原生形态的巫学，而不是两汉以后相沿至今的巫文化残余。在先秦，“巫”为知识分子，大巫皆为大学者，纵览中国古代史，知识分子地位最高的就是先秦早期的巫师。作为南方的泱泱大国——楚国，它的巫学巫术并不局限于宫殿朝廷和上流社会，它既丛生在江湖泽畔，又绵延于山峦丘陵，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越来越兴旺。
我们民族文学之父——屈子，他既通“道”，又精通“巫”并为“骚人”的先祖。从“远游”等作，我们看出他通“道”，从《离骚》、《九歌》、《九章》等作，我们看出他精通“巫”，而《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又证明屈子的的确确是楚骚的光辉代表。灵巫观念产生了以屈子为代表的楚骚作者们的创作思维，这是一种极原始的，又是一种极现代的思维方式。说它是极原始的思维方式，因为它是我们民族童年时期的巫幻思维——神人一体，万物有灵；说它是极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因为正是这块基石，奠定了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基础，使我们民族的艺术思维实现了向审美思维的升华。
纵览中国文化史，先秦中原文化孕育的孔孟儒学对后世主要在政治伦理领域发挥影响，而两汉以后，南方长江文化的骄子——楚文化中的“巫学”虽逐渐消退，“道学”、“骚学”却在科学、艺术领域对后世发挥着较孔孟儒学更大的影响，而且在国外发挥着作用。屈子骚学对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老庄“道学”则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周易》同放光辉。以下就南楚精神文化的明珠——楚艺术再作论说。
生活于原始社会我们的先祖——楚人，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面对大自然的剧烈变化与自身生存的艰难，习惯于用想象来弥补知识的缺陷。与古希腊等西方原始人类一样，他们认为万物不仅有形体，而且有灵性，其灵性可以互通，其形体可以互变，此即全人类原始思维的互通相变律。源于此，原始艺术的意象构成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模仿性，源于先民的直观，不为互通相变律所支配；一种是创造性的，源于先民的直觉，为互通相变律所制约。一系列奇幻怪诞的东西方古代艺术杰构，即为互通相变律的形象外观。
如果将古代希腊艺术与楚艺术两相对比，我们可以这样论定：古希腊艺术的主流是模仿性的，而楚艺术的主流则是创造性的。古希腊艺术追求在逼真基础上的传神，而楚艺术则追求在传神基础上的逼真。楚艺术愈是具象的愈是传神，“出神入化”——此为楚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老子有言：“大音希声”，楚艺术确乎是具有时空穿透力的艺术，它将人与动物，人与植物巧妙组合起来，构成了一系列奇幻怪诞的形象。比如地下出土的南楚雕象“镇墓兽”，实为镇墓神，兽头狰狞，龙须弯曲，上插飞扬的鹿角，下装稳实的方座，奇幻至极，怪诞至极。又如地下出土的南楚根雕“竹腿兽”，四条腿都雕成了竹竿，三条腿斜着撑在地上，一条腿拐着，伸向前方。动物的身躯与植物的足有机配合，佳趣天成。再如地下出土的南楚雕象《虎坐立凤》，一只大凤站在一头小虎的背上，大凤的两胁长着一对鹿角，亦禽亦兽，非人非神，这一形象系存在于楚人巫文化潜意识中的风神飞廉，何其奇幻，何其怪诞！
张正明先生指出：古希腊艺术作品，除了少量例外，都是写实的。楚国则不然，它的艺术美学并未割断原始思维的脐带。以屈子为首的骚人将互通相变律发展成为神人一体的“扬灵说”。因此，楚国流行写意的艺术作品，互通相变律大放异彩。古希腊人善作叙事的散文和诗歌，骚人则善作抒情的散文和诗歌。古希腊人对雕刻之类具象化的艺术尤为爱好，骚人则对音乐之类抽象化的艺术特别擅长。古希腊人酷爱悲剧，其主题多为正邪之争与恩怨之辨，骚人则深爱巫歌巫舞，其内容多为祖先崇拜、敬神媚鬼、男欢女爱。古希腊艺术美而正，楚艺术美而奇，它们都达到了古代世界艺术美的顶峰。
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地下考古发掘资料给我们提示了如下观点：从其源流考之，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包括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列，即南北文化二元耦合的格局。张正明先生论述这种格局是：作物为南稻北粟，用具为南釜北鬲，服饰为南丝北皮，居住为南巢北穴，交通为南舟北车，而大量的地下考古资料又证明，这两大系列，二元耦合的格局呈现由南向北推移的态势。北京周口店人的发现使我国的社会科学者们产生错觉，以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正宗”，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原文化中心论”一直在我国文化学界、历史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殊不知，在云南元谋，我国考古学家们发现了170万年前的大量人类化石，又挖出了24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而北京周口店人则只是60万年前的我们的祖先，两相比较，时间差距何其遥远。从已知考古资料看，长江流域有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即彭山头文化，距今8000年上下。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论定：云贵古陆——金沙江畔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而我们的祖先进入农耕时代后，以兽耕鸟耘为特征的南方洞庭湖、鄱阳湖冲积平原很可能又是我国古代文明的荟集地。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的伟大发现——发现了完全可与北方殷商时代相媲美的大量地下出土文物，湖南洞庭湖畔临澧县城头山的伟大发现——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稻种与最早的船浆，发现了170多种植物的种籽。笔者还惊异地听到了中央电视台1997年1月22日《晚间新闻》传递的如下的轰动性的信息——湖南临澧城头山又发掘了6000年前的古城廓，它证明我国6000年前已有城市存在，而城市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先秦时期（代）我国以两湖为核心的长江文化——楚文化与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相比较，它历史更为悠久，源流更为悠长。当然，楚王熊绎是周王分封于南楚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然而，南楚始祖鬻熊年已九十，周武王奉之为师，他教了三代周王，以自己的思想教化熏陶了周代王族，这也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我们完全可以论定：周文化实为楚文化所孕育，它受楚文化影响极深，其中有很多楚文化的文化因子。大量的地下考古发掘资料亦可作为佐证。早期楚墓出土文物与周文化没有差异，只是中期墓葬已出现差别，至屈原生活的战国晚期差别最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楚文化的鼎盛时代、黄金时代。所以，“楚文化由南向北推移发展态势”的论点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