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与社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1)05-0517-08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无疑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历史前进的动力。特别是哲学创新，通过提供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维方式，通过营造人类精神文明和升华人生价值理想，通过推动社会历史进程和社会变革，必然成为人的“解放的头脑”，必然成为社会前进的先导力量。
一、哲学创新是思想解放的先导和动力
哲学是解放思想的科学。马克思在谈到德国人民的解放时，曾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指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1]（第16页）。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看，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最先引发的直接社会效应就是人的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又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的中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哲学是人的“解放的头脑”。
纵观社会发展的历程，每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社会进步，无不以哲学创新为先导，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从世界的发展史来说，古希腊哲学的创立，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古典哲学，都是通过哲学理论创新，来引导思想解放运动，启动社会变革的。德国进步诗人海涅曾经把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的黑格尔哲学，比作资产阶级革命的“战鼓”，是它“把人们从昏睡中敲起”，“永远向前迈进”。
中国的历史发展同样证明，每当社会转折关头，哲学创新与思想解放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是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近代的“五四运动”，特别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都凸显了哲学理论创新对思想解放的先导作用，凸显了思想解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创造新的哲学，倡导解放思想，始终是我们党的理论传统和显著特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理论原则，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用这样的思想路线从哲学上武装了全党，使我们党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然而，建国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左”的错误，我们偏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果，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邓小平的最重要功绩，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指导和支持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真”问题，即在哲学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哲学常识重新颠倒过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主观化，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虽说这并不是哲学理论创新，但面对“文化大革命”把常识也搞得是非不清的时候，人的思想又严重受着“两个凡是”禁锢的时候，敢于打破“两个凡是”，恢复常识，其理论的解放意义和实践的开拓意义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正是这场哲学常识的讨论，不仅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为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第143页）。由真理标准引发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曲折和发展，始终是与中国人民的命运、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党领导人民在国内外艰难复杂环境下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在每一个重要阶段、每一个重大关头，对每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都有哲学上的反映和表现，都受到哲学创新的深刻影响。
哲学创新之所以能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和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人们的认识不断地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深化，从而不断地发现新的真理，产生新的思想，指导新的实践。江泽民就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才能具有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状态，才能勇于冲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2]（第364页）。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俱进的创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就难以发挥“解放的头脑”作用。
二、哲学创新是思维方式变革的先导和动力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都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根植于该历史时代的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土壤之中，并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发生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运用，则是引发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变革的先导和动力。
20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仅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换，而且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即从惟书、惟上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转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上来，从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转到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上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左”的政治路线的产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人的全部关系都归结为两个阶级的关系，把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政治活动，把人的全部思想都归结为阶级思想。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不是香花，就是毒草；等等。这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必然走向教条主义和绝对主义，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大一统”的僵化体制，否定社会多样化，拒斥矛盾的同一性，阻碍改革开放，堵塞理论创新，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从“两个凡是”的束缚，到“姓社姓资”的困扰，再到“姓公姓私”的疑虑，无不笼罩着形而上学非此即彼、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迷雾。而邓小平提出和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正是打破传统思维方式障碍，深化改革开放的锐利武器。实际上，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如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进行全面改革；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要实行对外开放；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要实行多种分配方式；既要坚持共同富裕，又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市场经济；既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又可灵活实行“两种制度”；等等，都是破除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变革结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制定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践方式、实践效果。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才能引导我们掌握科学的精神和方法，防止唯心论、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的泛滥，使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发展。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第384页）。人们从来都是按照一定的思维方式去认识、把握和改造自己同对象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的优劣新陈，限制着人们的眼界和视角，规定着人们的思维走势和思维程序，影响着人们对对象世界的把握深度和正确程度，最终决定着人们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力度和实际效度。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大变革和大转折的时代，和平与发展主题的转换，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开拓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新性，都强烈地呼唤着思维方式的变革。而实现思维方式变革的根本途径，就是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理论思维仅仅是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3]（第382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化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内化为我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内化为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就一定能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
走进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实践和科学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问题，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创造性的理论思维加以研究思考，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说出实事求是的新道理，提炼出启迪智慧的新方法，形成富有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新语言。在这方面，邓小平哲学理论是一个光辉的范式，它不仅把我们从“两个凡是”、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还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和变革的智慧，重塑了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规范和时代精神，引导当代中国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改革创新，建功立业。
三、哲学创新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先导和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个人的普遍发展。马克思不仅把“现实的个人”看做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且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江泽民就明确指出：“一切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取决于人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人的尊严的维护和价值的发挥”。而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人的价值的发挥和实现，又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和推动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为人生提供正确的价值尺度。要真正懂得人生意义，必须选定人生价值尺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把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价值目标，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生的崇高责任和最大幸福。有了这样的人生价值观，就能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就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奏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5]（第660页）。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激励人的不懈奋斗精神。创新精神是人类所独具的本质和存在方式。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于自然物质运动的一个根本特点，就在于它的主体是具有高度智慧和实践能力的人，能够自觉地不断创新，因而推动人类社会以超越一切生物所具有的运动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迅速向前发展。一部社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人类不断创新的历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没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特别需要在全社会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将人生导向科学理想的指南，能使我们始终保持不懈奋斗的精神，旺盛的革命斗志，文明的精神生活；能使江泽民倡导的上述“五种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的自觉追求，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提升人生境界。追求有意义的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一种没有意义的生活，对于人来说是一种最大的苦刑。纵然衣食富足，饱暖无忧，他仍会感到受一种无边的空虚包裹着，心里不安乐、不踏实。但是，人的主观意向并不保证人们必然能寻找到真实的人生意义与人生境界。由于缺乏对生活的辩证理解，人们常常在追求中反而迷失于虚假的生活意义。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人生命本性的辩证理解，能引导人们去自觉地追求真实的人生意义，提升高远的人生境界。它告诉我们，人是在实践活动中，在“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中，形成他的真正属于自身的价值生命，使自己“成其为人”。人的生命意义，应该是既脚踏实地同时又放眼未来，既尊重历史又不失开拓创新，既承认人的局限又勇于超越。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是“自由自觉”的生命；只有这样的人生境界，才是真实而高远的人生境界。在历史上，哲学家们曾经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过“永恒超越、不竭创造的人生境界”这一主题。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就把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伦理境界和天地境界，认为人应该不断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就是哲学给我们的激励和呼唤。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提高人的生命质量。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生命质量”是一个为人所专有的概念。动物的生命是单一的，自然生命就是其全部的生命。因此，动物的生命变化只具有“量”的扩张，谈不上真正“质”的跃迁。与其不同，人的生命不会只停留在“量”的重复上，而是重在关注“质”的提高和升华，追求的是“今日之我胜于昨日之我”。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总是通过启迪人的智慧，设计价值思想，激励人的精神，提升人生境界，从整体上来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革命”。而人的素质和生命质量，又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邓小平就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5]（第120页）。实践已经证明，科教兴国，努力提高全民族素质，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四、哲学创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步的先导和动力
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6]（第121页），既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又是促进精神文明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不但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而且是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导和动力。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精神文明的指导作用和重要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能揭示精神文明建设的运行规律，而且能为精神文明建设开辟新的认识道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如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样，正处在开拓性的实践中，需要我们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哲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就会通过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二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前进的总趋势，它能够使人站得高，看得远，坚定理想，增强信念，自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奋斗。三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无论是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还是提高人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提高人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人们学习文化、攀登科学高峰的热情，增强人们探求真理的精神动力和战胜困难的实践勇气。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2]（第104页）。事实证明，哲学在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的重要作用。大至民族，小至个人，一旦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武装起来，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6]（第120页）。这就是说，真正的哲学概括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抓住了时代精神的灵魂、本质和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素质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崭新文明，高于过去任何时代的精神文明，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指导。因此，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日益发展，不断升华，就必须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和普及哲学，去抵御愚昧落后文化的影响，铲除各种迷信邪说泛滥的土壤，从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科学素质。
五、哲学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先导和动力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部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所以，哲学理论的创新，就自然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先导和动力。
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创新史。正像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实践创新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供选择，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需要有新的理论指导。与其同时，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经验，又会为新的理论创新提供客观基础，迫切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概括，进而为实践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创新是基础，理论创新是先导，两个方面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线索。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品格。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100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当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7]（第109页）。当我国迈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邓小平更加鲜明地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5]（第291页）。因此，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要求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理论，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坚持就没有发展；发展是坚持的过程和结果，没有发展也不会有真正的坚持。这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是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前提。我们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论创新，目的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多元文化，绝不是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社会主义多元文化，必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才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有了这个主心骨，才能唱响主旋律，发挥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有了这个主心骨，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牢固地占领思想政治阵地，使各种唯心论、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没有可乘之机。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多元文化中缺少了主心骨，这样的多元文化只能是一种无序的、混乱的多元文化，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主义文化的变质和转向，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前苏联解体和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警惕！所以，江泽民再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是靠简单固守马克思主义原来的基本原则所能维护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已经历了150多年的风风雨雨，而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形势，同马克思和列宁各自相处的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为我们今天解决所有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事业，要求我们必须紧密结合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发扬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就郑重地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庄严的历史责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完整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定了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发展目标；描绘了进入新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壮丽蓝图；为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新世纪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先导和动力，马克思主义创新又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导和保证，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六、哲学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中明确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次历史性巨变，无疑与三位伟大人物的思想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他们创立的哲学理论，则是引发三次历史性巨变的先导和动力。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产生了孙中山这位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为了改变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落后挨打的历史命运，他领导创建了兴中会，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主张，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实行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指导这次历史性巨变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基础，则是孙中山提出的“突驾说”的历史进化论和民生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规律，“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而推动这一潮流的实现，一方面要遵循历史进化的规律，另一方面要合乎人群的需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使历史实现跃进。他说：“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对于孙中山的历史功绩，毛泽东一贯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4]（第56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这次历史性巨变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毛泽东在领导这场伟大革命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写作了《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光辉哲学著作，指导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又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批哲学新论著，指导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可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大胜利。
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邓小平是这场新的革命的“总设计师”。他提出的“三个哲学标准”，无疑成了推动这场新的革命深入发展的先导和动力。重新提出和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改革开放的发端。正是运用这个哲学标准，我们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提出和阐释“生产力标准”，是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需要，正是运用这个哲学标准，我们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新论点，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提出和强调“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正是运用这个哲学标准，我们突破“姓社姓资”的束缚，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姓公姓私”的束缚，制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纲领。这样就科学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思想理论保证。综上可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哲学标准”，不但贯穿和引导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而且是邓小平理论重要的哲学基础。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要继续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哲学标准”，把邓小平开创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推向新的高度，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回首百年沧桑、三次历史性巨变，哲学的确发挥了像恩格斯说的那种“政治先导作用”，犹如“高卢雄鸡”，总是用它的“高鸣”来宣布社会变革的到来，历史进步的到来，人的解放的到来。同时它也昭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哲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需要哲学。没有哲学，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俱进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就不会站在历史的潮头，走在世界的前头。迈进新的21世纪，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哲学，大力发展哲学，创造性地运用哲学，让哲学充分发挥“解放的头脑”作用。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原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是指引我们迈进新世纪、开创新事业、夺取新胜利的科学理论指南。也是推动我们党以与时俱进的崭新面貌、加强自身建设的法宝。
收稿日期：200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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