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目前，“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这一论断在国际社会已有广泛的认同。但人们也发现，“发展”(development)这一概念似乎是过于多义化了，涉及的方面太多，以致于显得有点儿难以把握。事实上，在现今所有试图阐明人口问题本质的最新人口理论中，都不能令人满意地对“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这一论断展开充分的论证和诠释。在这个意义上，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提出或许应该认为是一件幸事，虽然对此环境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依然有不少歧见。
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最初是针对环境资源问题提出的一种发展战略；特别是，作为一种发展目标及模式，“可持续发展”在1992-06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而我国政府制订的《中国21世纪议程》则是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具体体现。但作为一种优良的理论构架，“可持续发展”也在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这样，所谓可持续发展实质上要揭示的就是社会、经济、人口、环境、资源诸系统、各要素协同并进的整体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是可以持续的。
人口作为发展中的一个要素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初创时即已受到重视，如今更是备受关注，而这一点在人口不断增长、发展却相对滞后的国家和地区尤显突出。在追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候，我们该准备哪些人口条件，又该创造什么样的人口环境？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说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相并存的关系，但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情形如何还有待于深入研讨。本期论坛特约三位学者发表意见；但是，鉴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话题固有的深广性，所以说，讨论还是初步的。
可持续发展：世纪转换之际的最重要命题 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
在20世纪最后的20多年里，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人口与发展、社会发展的几次会议和通过的文件为契机，正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纪转换之际最重要的命题，提到世人面前。1972年世界环境大会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提法，1987年世界环发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摒弃了传统的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发展，选择了与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94年世界人发大会和1995年社发大会，则更加突出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把谋求人口、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向新的阶段。
目前国际上各界对“可持续发展”解释不一，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不过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逐渐形成较多的共识，尤其是这样一些内容：
适度的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要求一定的经济增长，只有增长才能为减少贫困和改善环境创造物质条件，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增长更为重要。
控制人口增长和开发人力资源。在人口、资源、环境、现代化建设等各种问题中，人口居其首，其他问题程度不同的同人口变动，特别是数量增长有密切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许多非再生性资源亮出枯竭信号，可再生性资源也难以承受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尽管近一二十年内世界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但是在总体上增长态势仍较强劲，联合国预测1998年世界人口可达60亿，2050年可达98亿。与此同时某些国家人力资源浪费严重，需要合理开发利用。
科学地利用自然资源。面对非再生性资源的绝对减少和可再生性资源的相对不足，人类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对资源进行掠夺性索取，而要在满足开发需要的同时，尽量延长资源供给年限，提高使用效益，并不断开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
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由人口的不断增长和人们追求生活质量提高而增加物质消耗，使原本处于稳定状态的生物圈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第一步应当卓有成效地遏制污染、“臭氧洞”、“温室效应”的蔓延；第二步应当“修复”被破坏了的环境，向着“无公害发展”目标靠拢。
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要求。可持续发展更具备满足生产年龄人口就业需求的能力，而不是将大批劳动者排斥在生产和整个经济活动之外。还要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使之安居乐业。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除适度的经济增长之外，还要求建立起公平的分配原则。
推进科技进步和对危险的有效控制。可持续发展追求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进步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的密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更多的就业手段，促进发展。同时，应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及时公布可能导致破坏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谋求预防和消除危险的决策和解决途径。
上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发展目标，与传统的发展方式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扬弃了片面的发展，或者是盲目的发展，而要树立起明确的增长意识、人口意识、资源意识、环境意识、需求意识、技术意识。我以为，这些意识集合起来，即构成可持续发展意识。但要将可持续发展意识转化为实践，还需要一定的机制运作，因此《我们共同的未来》等文献，强调建立相应的经济、社会、生产、技术、管理、金融、国际贸易等体系。然而无论哪一项内容，哪一种意识，哪一个体系，都同人口变动息息相关，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占据中心位置，1994年开罗人发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因素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可持续发展研究也开阔着人口科学的新视野，将人口科学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世纪转换之际人口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新人口理论 李涌平（北京大学人口所）
可持续发展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新的社会文明，是社会存在和社会严峻现实所决定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整体宏观思想。也就是说，个体社会因素的变化要服务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人类社会生存的整体要求。更具体地说，社会可持续发展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人类不要以局部的利益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不要以区域的利益牺牲全球的利益；二是人类不要以今天的利益牺牲明天的利益，即以未来子孙后代的不满足换取现在的满足。
社会可持续发展是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根据人类发展的严峻现实提出的未来国际发展战略，具有国际性。不过，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含有传统中国文化“人道合一”的哲理。明清时代的王夫之曾提倡“尽人道合天性”的学说，认为人们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也要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可更替变化之自然本性。王夫之进一步指出：“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变卦》，《周易外传》卷二）这种观点认为天道是统一的，自然界的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准则包括人口规律也是统一的。做为自然的主人，人有能力发挥自己特点，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保护自己。
在过去，一些人曾狭隘地把“人道合一”理解成，人口发展要顺其自然，进而反对计划生育。这种理解只触及到了“人道合一”的表象，并没有深一层考究“人道合一”的本质，是错误的。过分强调顺其自然的结果是自然法则最终对人口发展的制约，即产生马尔萨斯人口抑制，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中国传统文化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和谐宗旨。就连顺其自然的鼻祖老子也格外推崇人和自然的和谐并对此有深刻的见解，老子说：“天地长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在，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七章）。概括地说，道家学说乃至儒家学说都认为，人口不仅是天道与人道的载体而且还是天道与人道的覆体，以失个人（或局部）利益不自然之小道换取种族繁衍（或整体利益）之大道是大自然，是自然，这是“人道合一”思想在人口发展与自然限制发生冲突时的人道和谐宗旨。也就是说人口的大小，构成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具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和谐的一面。遗憾的是我们在过去过分强调了科学地“斗争”而忽略了科学地“和谐”。人口是社会的局部，人口发展一定要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控制人口以调解减缓现今人口对自然的压力，是这种必然趋势的客观反映。
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两种生产人口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不过按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人口生产不但和物质资料生产符合如上对立统一的关系，更要遵循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人类发展战略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当物质资料的生产高度发达而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应该控制人口增长以减少这种威胁。所以说社会可持续发展观超越了两种生产人口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它完全符合我国现行的继续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国策，同时它也符合我国严格实行环境保护绿化祖国的另一国策。
可以想象我国今天的人口如果不是12亿而是8亿，那么我国地球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将不会背负沉重的人口负担，人口与社会将会更和谐持久地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两种生产的人口理论应按照新的后工业社会文明进化为两种发展的人口理论，即人口发展要适应于社会发展。这两种发展人口理论的核心应该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其基本内容包括两种生产的人口理论，包括人口与自然在斗争与和谐之中的局部与整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包括人口与社会结构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过程中改变与被改变的现在可行与未来可行的对立统一关系。人口发展代替人口生产，从理论上会更加充分地体现人口在自然界以及社会中所扮演的综合角色。人口发展可以包括人口生产和人口消费以及人口对社会自然的各种作用和相应变化。社会发展在这里不仅包含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且也包含在具体生产形式下的生产关系和与一定的物质文明对应的精神文明，所以说这里的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和人类文化文明进步的总结和概括。
两种发展的人口学理论是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发展和扩充，它不仅使人口学和经济学发生了联系，还进一步把人口学与社会学以及环境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学科关联角度上讲，它应发展为一种覆盖面较广的综合人口理论。这种新理论不再是单纯地阐述人口与生产对立统一的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而是更广泛地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描述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应该怎样较好地在社会和自然的大环境中去相互适应和相互制约，它更完整地解释了人口和生产如何对立统一地在有限系统中去使人类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从人口自身理论角度上讲，两种发展的论点暗示了人口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和谐，它不同于科学技术进步决定人口发展的乐观主义人口学派，也不同于人口发展决定科学技术进步的悲观主义人口学派。两种发展的观点所讲的“可持续”和和谐是发展的，是动态的，这和有静态特征的适度人口理论又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说，两种发展的人口不是适度人口，它是考虑时间发展和考虑包括科技进步多项因素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这一新人口学观点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哲学指导思想以及市场经济资源最佳配置观念在人口学中的具体体现。它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文明，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及我国具体人口和环境国情的客观要求。
作者在本文只是简单地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两种发展的人口学观点，一些想法和认识还十分不成熟，希望学者在批评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深入的理论研究会使两种发展的观点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下，为我国人口控制和人口规划提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的人口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农村人口控制 陈俊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作为引起全球关注的热门话题，“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说出了一个看似浅显实则深刻的道理：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快活而“寅吃卯粮”，耗掉日后子孙赖以生存的资源与环境。用历史的长镜头来看，它敲响了警钟：如果违背了这一条，人类文明终有一天会因资源的耗竭与环境的毁损而走向溃灭。
一个社会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要有一系列相应的前提，诸如环境、资源、制度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当然也还包括相应的人口条件。这些条件之间的关系，就如一剂中药，药方中的每味药都配全了，才有祛病延年的功效。尽管人口只是其中的一味，可一旦缺了这一味，就会大大降低药效，或者竟使整剂药失去功效。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就是这样不言而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实现中国社会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作为历史、社会基本的现实人口问题。就目前而言，相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庞大的人口规模确实已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沉重包袱。这在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农村尤其如此。因此，农村人口的控制，就成为可持续发展中人口问题的核心。
从内在构成上看，农村人口控制的效果，可以说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渊源于乡土传统、扎根于农民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力量，二是政府外在的行政力量。
先说第一种力量。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生养孩子，连带着多层次的意义，满足着他们多重的生活与价值需求。在终极意义上，它关联着农民的人生意义，生育作为农民生命逻辑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农民今生不可推卸的生命任务，是他们对于祖先的“还债”。而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男性单系偏重的宗祧观念与继嗣制度、农业劳动力对于体力的依赖以及养儿防老等种种现实需要，又使生育成为他们在生活逻辑上的必然，而男孩又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农民生育在价值逻辑与生活逻辑上的内在动力。
农民在生育上这两重相关但不相同的逻辑，给了人口控制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会深刻影响农民的生育观念、生育决策与实际的生育行为，但其影响的范围，主要是在农民的生活逻辑上。比如，生产方式的改变，会使体力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经济发展之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又会逐渐减轻农民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这一切是会大大降低农民对生育——尤其是生育的数量——的追求。但在价值逻辑层面，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偏于迟缓、甚至是微弱的，如在台湾和香港，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更低的生育率、并改变对于男孩的强烈偏好。因而，对这一层面而言，大力加强宣传教育、移风易俗，对于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有着虽不必然但不可少的作用。可惜的是，不少论者往往只笼统地讲发展经济与进行宣传教育，但又未明了各自发生作用的层次与范围，看似周全，却总不免流于空疏。
不过现实地讲，农民本身的变化总体上还是跟不上人口现代化的要求。因而，要控制人口规模，就必须借助于外在的控制力量。然而遗憾的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行，农村的基层政权也受到了重大的冲击。目前，从总体上讲，只有在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同时集体化程度也比较高的社区，由于基层社区政府仍然掌握着最主要的资源和机会，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农民的行为，人口控制才比较成功。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土地的承包已使社区政府丧失了最主要的可控资源，因而也难以对社区成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而在象温州那样工业化程度较高、但集体化水平却较低的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不导致社区政府可控资源的增加，反而使个体农民有了更多的可能与基层政府讨价还价，所以也仍然不能使基层政府能有力地制约其成员的行为。因而，至少就农村人口控制而言，单纯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只是其中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而基层的政权组织建设，对于农村人口控制，是一个虽不充分但绝对必要的重要条件。后发展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普遍需要一套强有力的制度组织来加以推行，人口现代化也不例外。
这篇短文正在临近它的尾声，我们再将思维回到“可持续发展”这一大目标。我们发现，单是农村人口的控制，就至少直接关联着经济发展、基层建设、移风易俗等更为基本的方面，再以本文开头拿中药所作的比喻，控制的药效要靠许多味药来相辅相成。而控制的目标，则是为了逐渐使人口不再成为我们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阻力，甚至在一定时候转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助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如英、法等国的历史上，适度的人口规模与结构、适当的人口增长率，曾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而“可持续发展”思路下的人口控制，数量的控制只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中、长度的目标，还应该逐渐有计划地调整人口的结构——年龄、性别和素质结构，尽量降低人口因规模上的控制而在结构上及时间上所付出的代价，早日实现人口的全面现代化，使成为包袱的过多的人“口”转化为建设现代化的有力的人“手”，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人口基础。
收稿时间：199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