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性合作伙伴咨询述评_咨询师论文

叙事性合作伙伴咨询述评_咨询师论文

叙事伴侣咨询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伴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16(2006)03-0030-04

1 引言

伴侣咨询(couple counseling)是对两位具有亲密关系的成年人之间出现的关系问题的心理咨询。[1](px)由于亲密关系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传统的婚姻关系,而可能包括未婚的、非婚姻的、甚至同一性别的两人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本文使用“伴侣咨询”,而不用“婚姻咨询”或者“夫妻咨询”,从而避免了“异性”和“已婚”等特殊的社会和法律含义。这样,伴侣咨询可以广泛应用于关系密切的成年夫妻、情侣、甚至同性的情感伴侣。

伴侣咨询是以伴侣的关系为主要关注点,由咨询师与伴侣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心理咨询。伴侣咨询的对象不是某个伴侣的个人心理问题,而是由当事人双方所组成的、陷于困境的“伴侣关系”。伴侣由两个成人组成,伴侣双方的个人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共同生活,所以咨询工作难免会牵涉到伴侣双方的“个人”的事务,但伴侣咨询的重心在于探讨伴侣关系,而不是个人的内在心理(intra-psychic)问题。因此,广义的伴侣咨询被归类于“人际关系治疗”,与一对一的个体心理咨询具有明显不同的性质。

伴侣咨询在西方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大多数的伴侣治疗流派几乎都是强调其教育指导功能,治疗目标主要集中在指导和训练伴侣进行有效的交流,解决冲突,应对性别角色的复杂性问题,提供机会就性别差异进行自由的讨论,致力于增进彼此了解,适应孩子、日常开支、家庭环境以及年龄变化和疾病带来的问题,以及对双方兴趣爱好的包容等等。专业的伴侣治疗师的理论取向也多种多样,例如有的在家庭场景中应用心理分析的原理,[2]有的称自己为集中解决问题的疗法。[3]美国雅克布森(N.S.Jacobson)创立的行为治疗取向的婚姻治疗,注重改变夫妻之间的行为方式;他与克里斯坦森(A.Christensen)合作提出的整合式伴侣行为疗法,主要运用学习理论和技能训练的方法让当事人改变行为并理性地接受现实。鲍卡姆(Baucom)和爱泼斯坦(Epstein)则将认知因素引入行为治疗,提出了“认知—行为婚姻疗法”,注重伴侣的认知重建。

由麦考·怀特(michael White)和大卫·爱普森(David Epston)于1980年代共同创立的叙事疗法遵循的是另外一种传统,即释义的传统,把着重点放在了语言、对话、自我、故事和诠释上,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将人看作问题的治疗观念,通过故事叙说来引发伴侣关系的深层变化,它对伴侣咨询的临床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2 叙事取向的伴侣咨询

受到女性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与文化人类学原则的影响而产生的叙事伴侣咨询疗法是建立在一种哲学与世界观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种方法论之上的。麦克·怀特认为并不是家庭的某种潜在的结构或功能失常决定了伴侣之间的行为与互动,而是说伴侣赋予事件的意义决定他们的行为。即人如何赋予过去意义就表示人将以如何的态度面对未来。叙事取向的伴侣咨询认为,人的生活故事或叙述决定了它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当人改变了故事的叙述方式时,她的生活关系也会跟着她的叙说而发生微妙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过滤掉那些不符合主流故事的部分,而为了故事更有逻辑,我们不停地用生活经验和想象去填补这些裂缝,而且在潜移默化间,它们的述说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正如布鲁纳所说,当我们将表达实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再经验、生活、创造、建构,塑造我们的文化。这种实现不是去表达原本就存在于文本之内的意义,而是在实现的同时去建构意义。

与传统伴侣咨询模式相比,叙事伴侣咨询最根本的变革在于其本体论立场,即其对心理问题是本性的理解。传统的伴侣咨询模式虽然在对如何治疗伴侣关系问题的阐发上立论各异,但在看待人与问题的关系上基本一致,都认为问题是属于来访者的,认为他们有“问题”,咨询师的任务是帮助来访伴侣“去掉”问题[4]。也就是说,各家各派都认为心理问题是一种“看不见的实在”,它在空间上存在,可以被操作、被转运到个人身体之外。叙事心理治疗认为个人不“拥有”问题,所谓问题只是各种前后相继的生活经验的一种样式,是意识形态、宏大话语或毒性叙事(toxic story)造成的一种征象,是个人对主流话语认同、建构的结果。人生来就被“植入”主流文化之中,对其会控制自己对生活经验的解释的影响常不自觉,所谓心理问题其实与其它各种生活样式属于同等类别,不再成为特殊问题。所谓生活问题就是生活本身。来访者不是问题,问题本身才是问题。叙事伴侣咨询师不关心那些使问题保持下去的交互作用或结构性缺陷,而是关心问题对伴侣关系的影响。它对发掘伴侣自我认定的核心真理不太感兴趣,相反他们去寻求理解伴侣周围世界的社会互动是如何塑造伴侣并使其有意义的,即寻找外在的某种文化价值和制度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在家庭内部寻找功能不良的交互作用。洞察权力关系与语域(discourse)、社会文化信仰、观念、规则与价值,塑造与界定了人们如何让他们的切身体验变得有意义起来。其兴趣不在于支持任何理论的正确性而更感兴趣的是对各种新思想与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从而把伴侣生活引向更有意义的变化。

2.1 叙事伴侣咨询的假设

每一个治疗流派都带着对问题、人及治疗关系的各种假设,叙事治疗师进行伴侣咨询工作时所带的假设是:伴侣不是问题,问题存在于“应该”与“假定”中,例如可能的问题语域有:宗教(我不应该是同性恋)、媒体(我应该有个伴侣)以及父权制(当我的伴侣想要时我应该能进行性生活)。伴侣们不断陷入以占主导地位的标准为背景的对自己的评价中去。一旦他们不能够符合这些标准,伴侣们经常把他们自己体验成失败者。问题被维持在深陷权力关系的语域中。信仰与观念能使某些问题保持活力,文化对某些信仰系统要比其他方面更占优势,影响伴侣以及他们看待他们关系的方式。对此应持批判眼光。伴侣们就是专家,而且本身资源丰富。叙事取向的伴侣咨询不预先假定治疗师是伴侣生活方面的专家,把每一伴侣看作是独特的具有个体特征的,反对任何想把他们向某种构成健康伴侣的规范标准靠拢的做法。通常伴侣们的丰富资源被问题的力量所掩盖着。叙事治疗师的工作就是把伴侣与支持他们喜欢的伴侣关系的各种资源重新连接起来。伴侣咨询的方向是一个共享责任,咨询师要创造空间让伴侣们感到有权利对治疗师的问题的有用性做出评价。

2.2 叙事伴侣咨询的目标

叙事伴侣咨询的目标是要解放当事人而不是来教育或者把治疗师预定的知识、治疗议程或者观念强加给他们。叙事心理治疗的创立者之一大卫·爱普森(David Epston)曾经说过:“我们必须总是要保持这样一种意识: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故事,正如我们多元的文化具有无穷无尽的心理故事一样”。[5]欧里尔(C.J.O'Leary)认为,成功的伴侣咨询的核心要素,是引发出伴侣各方的故事而让对方接纳地倾听,[1](p132)当双方各自的内心困扰被对方听到而且得到确认时,另一个新颖的故事就会显现出来,而这个故事是伴侣双方共同叙事的结果。注重来访伴侣生活故事的讲述风格,帮助他们看清自己的叙事结构,领悟到自己既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作者;故事有多种可能的结局,领悟自己可以行使讲故事的权力,让故事变化结局,让人生改换方向,从而为生活中的伴侣们推动其关系向前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选择道路。

咨询师需要作为一个可信赖的叙事的促进者,来访的伴侣要跟他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且要做到甘愿冒风险,能够接受不能完全断定方向的经验的流动和变化。咨询师必须主动创设具有治疗作用的氛围和条件,使伴侣双方能够互相倾诉,并能虚心倾听和真诚回应对方的表达。多数伴侣在谈论钱、性、两人的相处以及生活中的他人等话题时总是情绪激动,往往感到对方的谈话或者是妄下断言,或者是要挟和抱怨,很难做到真正倾听对方。他们都需要有一个空间,让对方能够倾听自己最真实的声音,而不会感到自己受侵犯、受威胁或者被对方冷落。咨询师作为对话的第三方,在伴侣双方主观点冲突的情况下,必须要做到促进开放的探索,而不是急于下断言、做决定,这样就可以为伴侣双方提供了一种彼此倾听真实表达的意义空间。叙事的流动性可以减少心理投射的作用,增进充满希望的未来出路的筹划,从而让人变得更加客观和灵活。咨询师致力于促进伴侣间的对话,而不是在以专家的身份刻意寻找个人的缺点或者伴侣关系的“问题”,所以能够让来访的伴侣不受干涉,有足够的安全感来进行自由探索和反思,克服原先僵硬的防御式自我面具,能够真诚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在叙事的交流中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处境。

2.3 叙事伴侣咨询的原则

叙事取向的伴侣咨询把来访伴侣的叙事放在首位。治疗师的解释和干预都是次要的。在伴侣叙事治疗过程中,咨询师和来访伴侣共同面对的是当事人的生命故事而不是一种可以置身事外的“工具”或“技术”,反映的是当事人的生命态度、生命要求和生命抉择,该疗法关注伴侣行为的故事特性即伴侣如何通过建构故事和倾听对方的故事来处理经验,促进来访伴侣从负面文化造成的老套叙事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教育或者把治疗师预定的知识、治疗议程或者观念强加给伴侣。叙事治疗采用故事隐喻的方法根据故事情节包括事件、时间顺序来理解并丰富伴侣们的生活与关系。在伴侣咨询的过程中,咨询师是作为一个具有特殊专业素质的个人发挥治疗的作用。其目标和程序都不是预先设定,悟谈时间没有严格的限制,可以根据治疗的需要灵活掌握。它不刻意追求程序化的策略和技术,也没有固定的套路,不拘泥于固定僵硬的次序并且尊重伴侣的节奏方式。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致力于走进当事人的生活世界,陪伴他们走上艰苦的自我探索和自我表达之路。

他必须融入当事人的生活世界,关注并且能够体悟他们的内在需要,促进他们双方共同进入治疗的过程。咨询师身心在场,向自己的直觉开放,而且能够深入伴侣的叙事之中,分享与他们的关系困境有关的隐喻、观念,并依靠自己的直觉感应来参与他们的生活世界的重建。

2.4 叙事伴侣咨询的要素

叙事取向的伴侣咨询包括如下要素:

(1)对于来访者的故事有强烈的兴趣。咨询师的作用在于他能带着兴趣、好奇心见证每一个来访伴侣关系的复杂性和唯一性。伴侣中的一方或双方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生存单调重复、毫无意义,他们的关系似乎也毫无乐趣可言。而表达出浓厚兴趣、尊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的咨询师(最初不正是因为彼此具有这种兴趣、尊重和关注才让伴侣们走到一起的吗?),有可能让那些已经淡漠甚至心如死灰、缺乏爱意、热衷于自我防御和相互拒斥的伴侣们恢复新鲜感和幽默感,从而可以从新的角度反观自我以及彼此的关系。咨询师与来访伴侣一起建构一个新的有情人的故事。他用全神贯注的倾听,用真诚的映照,跟来访伴侣共同交流,表达出对他们伴侣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兴趣,从而为当事人的叙事加入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生活的热情。

(2)倾听当事人生活故事的讲述,体会问题故事的言外之意。叙事伴侣咨询生效的方式是通过帮助来访伴侣解构不再有收益的故事,以重新建构新的、更有益的故事,对治疗效果的评估主要不是考察、观测外显行为的改变,关键在于当事人把握叙事角度的自觉意识及叙事的流动转换。所以咨询师最重要的素养在于能够自然地成为当事人真正的倾听者、知音人、精神旅行的同伴,即做一个好的倾听者,从而让当事人愿意并能够真切地诉说自己的故事,重写自己的人生。

(3)放弃专家角色,不强加于人。从不给人贴标签,而是把他们当作具有独特的个人历史的人来对待,在咨询氛围确立后,咨询师的任务是促进整个咨询向着由伴侣自己确立的方向发展,咨询师对他们可能的关系走向有无限开放的想象力。就治疗过程而言,伴侣可能不愿受干涉,以保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进展;他们也可能让咨询师融入其中来分享他们的观点而达到一种互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咨询师可能希望伴侣双方在咨询结束后不分手,希望双方能付出更大努力促进伴侣关系的和谐。但无论如何,咨询师必须探寻一对伴侣的处境以及双方的反应倾向,而不要把个人的倾向公开地或暗示地强加于来访的伴侣。尽管咨询师具有自己的知识和一般性的预见能力,他还是要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建议和决策指导。知道何处痛,何处是出路,问题出在哪里的,是来访的伴侣自己。伴侣治疗师只能依靠来访伴侣的指引来从事咨询工作,而不要为他人提供所谓“最好”的行为方式。

(4)通过提问,用一种非强加的、尊重的方法鼓励任何新的故事的产生。叙事性干预是以提问的形式传递的。叙事伴侣咨询师几乎从来不坚持什么或做什么解释,因为争论和说服是很少有实际效果的。治疗师充分地倾听来访者讲述他们“充满了问题的故事”并表达对他们家庭的理解,通过询问来探索问题是如何主宰、打扰这个家庭的,从而彰显问题的负面影响,通过外化问题,打破无益的故事所造成的伴侣关系不和,挑战事件的消极版本,为灵活性和希望提供了空间。有时咨询师对于当事人的故事、隐喻、象征性的表达和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一种哲学思路的分享,也能做到在真正意义上和伴侣共同探索存在之路,并且能产生远见卓识的启迪。

(5)帮助伴侣离开他们已经内化的主流文化的叙事,而为更多的生命故事开辟空间。叙事伴侣咨询师不是解决问题者,而是帮助伴侣把他们自己从充满问题的故事(以及负面的文化假设)中分离出来,从而为新的、更具建设性的观点的形成开辟空间。

(6)伴侣间对话的促进者。有时伴侣中的一方可能像要做个人咨询似的,一开始就发表沮丧或者愤怒的独白。这时咨询师要倾听,但还要留出余地来让另一方做出反应。咨询师要时时鼓励伴侣两人直接面对面地彼此谈话、沟通、反应,避免总是让个人独自直接地与咨询师谈话,从而变成咨询师在主持一个人分别治疗在场的两个人的不良情况。[6]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可以是一名调解员,允许伴侣悬置最终决定,用最宽广的视野进行自我探究,而不让对方感到威胁。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讨论问题,有利于双方对敏感问题的澄清。在这种安全氛围中来访的双方能把个人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而避免变成僵硬不化的立场。咨询师试图与各方一起倾听每个人谈话的全部内容和深层意义,并留下宽广的空间使其意义得以理解,而不急于得出最终的结论。

伴侣咨询不仅涉及伴侣间的对话,而且涉及包括咨询师在内的对话。咨询师既要对此时此地来访伴侣带来的问题负责,也要成为深谙伴侣关系中出现烦恼和机会的各种资源。咨询师在倾听伴侣对方分别陈述前来治疗的理由,他们的痛苦、想法、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对方时大多数情况下起一个促进者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有经验的教师和熟读成功伴侣关系研究文献的读者,咨询师知道他的行为所起的影响作用。没有咨询师的参与,伴侣中的一方可能会采用某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熟悉的态度或方式把对方赶走。虽然咨询师不负责训练行为举止,当然也不对伴侣们的存在方式做出判断,然而他能够通过映照和反馈来帮助来访的伴侣获得洞察力。用象征的、隐喻的方式来促进伴侣的对话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提问是为了产生体验,而不是收集信息”。[7](p131)咨询师的适当提问能有效地组织并引导会淡的流动,使来访伴侣集中于共同关心的问题,引发互动,澄清并重构问题,从而导向新颖的叙事。

3 结语与评价

当前我国的心理咨询领域思想活跃,兴奋点很多,伴侣咨询肯定要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随着个人寿命的延长,伴侣共同生活的年数增多,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伴侣间各种各样的困扰和问题迫切需要专业化的服务,伴侣咨询的发展已经提上了日程。

与传统伴侣咨询模式相比,叙事取向的伴侣咨询不强调家庭动力和冲突,不是在家庭内部寻找功能不良的交互作用,而是寻找外在的某种文化价值和制度的负面影响,即通过在家庭之外寻找他们植根其中的文化假设,从而赋予了伴侣咨询工作的政治意义,把来访伴侣们从负面的文化假设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积极的个体。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创造力量,意在使人通过个人经验的重新梳理,使个人追求意义的精神冲动冲决固定观念的束缚,从而使来访伴侣开放心态,探索新的生活道路,更能引起伴侣关系深层意义上的变化。叙事伴侣咨询的叙事的方式和过程有利于化解专家的权威地位和外在知识的话语霸权,充分尊重当事人,而有利于当事人双方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获得自信和自主意识,达到人格转变和人际关系成长的目标。它已经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收稿日期:200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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