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的境界
陈卫华 湖北省武汉西藏中学
古往今来，穿梭于学界的人不计其数，而真正称得上“学人”的却寥若晨星。一个人踏踏实实从事研究也未必能出像样的成果，很可能他的资质太有限，或者他的方法成问题，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一个人发表了很多论文，也不等于他有很深的学术造诣，或许，这些所谓的文章仅仅拼凑现象充当学问，提出的观点肤浅可笑，提供的方案脱离实际，是呆板酸腐的书生之见。反过来，一个极富潜质的学人貌似很长时间没见动静，绝不等于他远离了学术，也许他埋首书斋或实验室“闭关修炼”，也许他以毕生之功从事一项长效研究。北大毕业的数学天才张益唐连续八年在美国的餐馆刷盘子、送外卖，在校友帮助下才到一所很普通的大学得到一份临时讲师岗位，他教学之余从不为职称刻意发表论文，却潜心于艰涩深奥又极难出成果的孪生素数问题，直到年近六旬时使“一个数学界的重大猜想被敲开了大门！”（《自然》杂志评语）
一、学人的坚守
学界的佼佼者，自然不乏超凡绝伦的资质和道心开发的契机，而无止境的学术追求和常年累月的积累也必不可少。国学大师黄侃的座右铭是：五十岁之前不写书。结果他只活了四十九岁，别人不得不把他写的东西汇集起来叫做《黄侃论学杂著》，却成了语言文学研究类的极品之作。陈寅恪学贯中西，精通十几门语言，却没有一张文凭，他只求学问，而不为学位，他还宣布“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今人感叹民国时期特殊学术氛围的同时，仍不得不为这些大师的学术情怀深深折服。
人们常用“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来形容投身学术就得吃万般苦，受千样累，似乎学人便得独守书房，形容枯槁，心如古井，皓首穷经，苦行僧一样生活。事实上，学术虽是个辛苦活，但学人的乐趣却尽在其中。当代学术奇才秦晖在清华课堂上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有趣，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另一个是要有强烈的激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话读书才是一件快乐的事”（据博士后、作家张宏杰回忆）。也就在清华，当年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毕生钟情于麻将和学术，声称只有打牌(此指麻将)才可忘记学术，只有学术才可忘记打牌。在他那里，貌似枯燥的学术和最有趣的娱乐活动一样，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快乐存在。而一个人只有真正喜欢学术，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将其打造成精品乃至极品，从而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甚而成就一代宗师！
学界中，令我佩服的人不计其数，但令我真正感动的并不多，而最佩服最感动的便是复旦大学植物学家钟扬教授，他以多病之躯十六年跋涉于青藏高原，行程50万公里，多次深入“生命禁区”，抵达植物生长的海拔最高极限，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弥补世界种子资源库的不足。钟扬病重自知寿命不长，趁着身子尚可勉强支撑，立即回西藏重操“旧业”，并加快步履，加大力度，只愿有生之年在种子科研中尽量走远一些，少留些遗憾。毕竟，他已将无常的生命寄予学术，他也最终为人类留下绵延后世的珍稀植物物种的“基因”宝库。
“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顶级的学术成果，不仅是学人长期积累和不懈努力的结果，有时甚至还融入了生命意识。汉代史家司马迁遭到屈辱的宫刑后，在彻底的虚空与无望中展开精神重建，担着生命风险继续从事历史书写，正如余秋雨在《历史的母本》中评述的：“以自己非人的岁月来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以自己残留的日子来梳理中国的千秋万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来换取民族应有的尊严，以自己失性的躯体来呼唤大地刚健的雄风。”最终司马迁留下《史记》这样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巨作，并为后世写史提供了精神范式和叙述模式。享誉全球的英国科学家霍金，21岁便患病浑身瘫痪，不能言语，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动，以后的五十多年间，他在炼狱般的病痛折磨中，深入研究宇宙论和黑洞，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又走出了重要一步。
读者或受众的眼光是雪亮的，世上高人多的是。倘若以自己浅薄的认知作为观点，用毫无逻辑的语言阐释问题，貌似找到普遍的规律，实则空洞干涩或泛滥无归，或者仅仅对复杂问题进行简陋的切割，做出了简约模糊的归纳，只能说明自己的浅陋与苍白。余秋雨就强调：“因为人们认知各种复杂现象时总会有一种简单化、明确化的欲望，尤其在课堂和课本中更是这样……这种心理习惯的恶果，就是用几个既定的概念，对古今文明现象定框划线、削足适履，伤害了文明生态的多元性和天然性。”并且断言“鸿蒙难解的大问题，过于清晰的回答仅是一种心理安慰”。
二、学人的良心和创造力
杰出的学人，绝不会生搬硬套地对复杂问题做简单机械的划分，也不以枯燥的冷冰冰的刻板形式呈现知识，而尽量在尖端高深的学术性和浅显易懂的通俗性之间寻找最佳参数。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说过：“只有你能把一个理论讲得连女仆都能听懂，才算真正懂了它。”法国生物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就避开了传统科学类书籍过于枯燥的阐释，而代之以如话家常却又眼光独到的讲述，严谨而又通俗，细致到位又鲜活生动，生动诙谐又耐人寻味，让人们如同品读小说一样获取生物知识。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人文社科类作品更是需要在用语的规范性和灵动性之间选取平衡点，让广大受众乐此不疲，愿意深入了解这方面的问题。武汉大学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在言必有据、无证不信的基础上，采用严谨的学术语言而毫无刻板的“八股气”，借助略带生活情调的散文语言又避免夸张渲染，并借助各种真实有趣的奇闻轶事，将“封建”这个枯燥又繁琐的话题讲得妙趣横生。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作为一部纯学术的历史著作，能够赢得和顶级文学名著相比拟的读者受众，很大程度在于作者充分考虑到大众的认知结构和接受心理，从而在讲述为人们相对陌生的人物、事件或场景时，巧妙借助历史上类似的并且为人们较为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参照，将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的类似场景进行“蒙太奇”式的组合衔接，让人们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阅读体验中，亲切感悟历史，轻松接受历史。
施工材料的选择会对大坝施工的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碾压混凝土技术在大坝施工中的首要环节就是要做好施工材料的选择工作。在碾压混凝土技术应用施工材料选择方面，要特别注意水泥、混合料和外加剂的选择。其中水泥质量是决定碾压混凝土品质的关键，因此必须要选择正规厂家购买水泥，在施工开始之后，不能随意的更换水泥供应商，避免出现水泥质量问题影响混凝土强度，影响工程质量。而混合料则主要是指石灰石、粉煤灰等材料，这些材料的加入能够有效提高混凝土的强度，对工程质量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在主轴转速1情况下,29个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曲线如图7所示。当强制冷却液流过主轴时,主轴的温度开始下降。
学人的可贵，首先在于学术已成为其快乐的源泉，乃至生命的原动力，即便在生命的绝壁中，也要拼力突围，让学术生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成果才有可能经过历史的检验，岁月的打磨，给人们带来非同寻常的智力点化和精神指引，甚而达到“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
道不远人。学术研究的顶级成果，必然是千锤百炼后的抵达，最终更好地造福芸芸众生。正是学人，以其宏阔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依托坚实的学养，打造亮丽的学术名片，便捷人们的生产生活，愉悦人们的精神，解决社会中常见的难题。
医学科学家顾方舟当年研制试用疫苗，冒着瘫痪的危险，自己先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确认自身生命体征平稳，没有任何的异常后，仍然不放心，还需要进一步证明这种疫苗对小孩是否安全，便咬咬牙用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
(2)ep2 增设改签、退票窗口；不间断向旅客通报列车运行计划及正晚点情况；保障食物、水、保洁、医疗等供应；车站与公安人员共同参与治安维护；及时向上级通报事件态势变化与处置措施。
三、学人可用金钱衡量，但金钱不是其全部
有人说，从事学术就得耐住寂寞，耐住清贫。事实上，传统文化提倡的“安贫乐道”，说的是知识分子即便在困窘中也要遵循自己信奉的道德准则，而绝不是说知识分子就应该囊中羞涩、家徒四壁。相反，现代学术倘不能创造相当的经济价值或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而在一个默默的角落里孤芳自赏，其价值真难说起。
自然科学的很多成果，都关乎人的生命健康，需要严谨自不必说。而人文领域的创作或研究，是否标准可以降低呢？绝不！朱自清一篇七千字的文章改了几个月，当稿子刚刚寄出，忽然想到其中可能有一个错字，连忙到邮局追回那封信，拆开一看，发现原稿并没有错。当被问及为何要对写作如此仔细，朱自清回答说“怕逢着别人的指摘”。俄国文豪果戈理就多次烧掉自己呕心沥血写出的手稿，在他眼里，作品的完美无暇高于一切，艺术或学术就是第一生命力，乃至容不得半分不满意之处。
甲组、乙组、丙组3组患者治疗后生存质量评分、肿瘤进展时间、中位生存期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2。
被誉为“当代毕昇”和“激光照排之父”的北大方正创始人王选，针对汉字不便于精密照排所带来的技术困难，推出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中国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得到彻底改造，打破了方块字将成为信息时代的包袱这一断言。作为一位极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王选提出“技术顶天，市场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将顶级的经济效益和顶级的社会声誉罕见地叠加在一起。身体孱弱的王选，没能生育子女，一盆豆腐就可过个春节，清教徒般地生活着。他心系的是方正每一股经济潜力，每次出差都会随机买一沓报纸，用放大镜观察是否采用了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直到所有省级以上的报刊出版都“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方正以亿为单位攀升的产值则成了王选衡量学术成就的有形标尺！
本是为了方便工作的专用号段，成了一些人眼中的“通行证”“护身符”；本是正常的公务用车，因为有了“特殊牌号”而成了一些人手中的“特权车”。一些人开上这样的车，往往对红灯、应急车道、专用车道视而不见，对禁止驶入、禁止停车等标志置若罔闻，有的甚至百无禁忌，对执法人员也敢恶语相加甚至拳脚相向。这些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伤害了公务车形象，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辽宁在全省开展“特权车”问题专项整治，体现了着力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消除特权思想的主动与自觉，值得称道。
相比而言，文科难以像技术那样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即便这样，鲁迅先生仍说“文学固然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卖掉”。据说鲁迅的日记里记录的内容很简单，多是些进出账目，或者哪家杂志社或出版局还欠他多少稿费。当代中国，纯粹的学术或文学创作，稿费往往极低，不像美国即便低级别的报刊上普通作者的一篇千字文就可挣两千美元。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路遥都感叹在中国“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卖血一样”。至于纯粹的学术作品，比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的稿酬更低，乃至没有稿费，甚至还要倒贴钱——缴纳所谓的“版面费”。
纵然如此，人文社科类的成果作为“软实力”，也要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多重视角研读历史和社会，剖析人性，并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人们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认知水平，丰富精神生活，让作者本人也获得相当的声誉！央视科教栏目一度走红的百家讲坛，较好地搭建了精英学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桥梁，并且有效借助现代传媒手段，为历史文化的普及和人文学科价值的再挖掘做了很好的示范。其代表人物易中天、王立群、阎崇年、郦波、康震、蒙曼由此脱颖而出，成为颇具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术明星”。反过来，如果对受众的需求置若罔闻，或者选题本身就没多大意义，而一味在些无关紧要的字眼上打转，这样的文章或专著纵然发表或者出版了，也难说有多大价值。20世纪80年代一度风靡全国的厦门大学林兴宅先生，谈到“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结果。要么对现实有作用，要么对将来有作用。两个都没有，做他干什么？”央视百家讲坛的“名嘴”易中天也讲:“一个学说出来，总是希望有人关注吧，石头扔到水里还会响一声呢。我看到很多朋友，自己从工资里贴钱，省一点钱来出版自己的书，为了评职称，没有办法。一两万块钱出的书，除了送给几个朋友和同行之外，没有别人看。其实即使同行也不看。这种书我写它干什么？”
这就是学人，他们坚守一方乐土，又积极呼应外界的需求；他们以其非凡的思维等级和表述等级，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创造力；他们静心做事，精心出彩，遭遇挫折乃至面对厄运也初心不改信念不衰；他们也会努力挣钱，但其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其所得；他们不会处心积虑去沽名钓誉，却可获得实至名归的巨大声望。
责任编辑/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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