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陈对明代文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风论文,明代论文,王廷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从重新确定王廷陈在明代文学座标中的位置出发，客观地论述了王廷陈诗文的特点，指出他是明代中期杰出的诗人；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王廷陈的诗文风格对李贽、“公安派”的文艺观点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首开明代文学新风的人物。这种见解与旧说不同。
关键词 王廷陈 诗文特点 明代文风 影响
明代文坛风气的转变，一般人认为以李贽提出的“童心说”为分水岭。“童心说”与当时笼罩在文坛上的复古主义风气彻底划清了界线，为文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出路。旧说一般认为，在李贽提出“童心说”之前，“吴中四才子”唐寅、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的诗文不事摹仿，纯任自然，实开其“童心说”的先河。拙文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误会，真正开“童心说”先河的人物是正德、嘉靖时期的杰出诗人、出生于黄冈县（今团风县）的王廷陈。王廷陈出生、成名的时间早于“吴中四才子”，更早于对李贽、“公安三袁”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徐渭。他以其丰富的、高质量的创作，对明代文风的转变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鲜为人知。本文拟从五个方面重新确定王廷陈在明代文学座标中的位置，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旷达不羁的性格奠定了王诗率性任情的基础
王廷陈字稚钦，湖北黄冈县（今团风县）人。生卒年均不详，史载约明嘉靖十年前后在世。
据《明史·王廷陈传》载，他“幼好弄，颖慧绝人”，“髫年缀文，不假师授”。小时喜欢放风筝等游戏，把风筝做成雄鹰、凤凰等形状在空中飘舞，由此遭到父亲的训斥与殴打，每当挨打之时，辄大呼：“大人奈何虐海内名士耶？”大约20岁时，举乡试第一，正德十二年（公元1518年）登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当时翰林院必由两学士充任教习，这充任教习的两学士体貌庄严稳重。有一次，王廷陈待两位教习退到后衙进餐后，便爬上衙署树杪窥观二人起居之状，然后大声呼叫，两学士无可奈何，只好佯装不知。他还题诗馆壁云：“几年不到梅山上，只道梅山都是梅。今日梅山一回首，野花荆棘两相随。”讽刺同辈无才。不久，他改任吏部给事中。正德十四年（1520年）春，武宗皇帝下诏，拟去南方狩猎。他与修撰舒芬、庶吉士汪应轸等七人带领一帮人“伏阙请留”。馆师石珤严词劝阻，不听，还写了一首《乌母谣》加以讽刺，并大书于玉堂之壁。武宗下令罚跪五日，杖于廷，贬为裕州（今河南方城）知府。
王廷陈旷达不羁，不习为吏。巡案御史喻茂坚到裕州，他不出迎接，也不报有病。有一分司（朝廷某部官员）鞭挞州吏，王廷陈将此分司关禁起来，不给饭吃，将他弄得狼狈不堪后才放出来。王廷陈因此而被人弹劾，收捕下狱，其结果是削秩归乡。对于自己的个性和落职原因，王廷陈在《答舒子》一文中有过深刻的反思：“仆惟少负性气，自视无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复见近世州郡之吏，务为谄承，故于逢迎节数稍为损减，不意遂犯当世之怒。又以一二宰执旧怨于仆，内外构扇，中仆惟恐不深。”[1]他确实太天真直率了。此后在家屏居20余年，嗜酒纵娼乐，更加放荡。达官贵人、钦慕相好者想与他一会，他迟迟不出。出由蓬发跣足，不具宾主礼。常常穿着红纻窄衫，骑牛跨马，啸歌田野间。嘉靖初年，朝廷搜访遗佚，有人把他推荐给朝廷，最终还是没有起用，只赐予缣帛，最后老死于家。
王廷陈不同凡人的怪异言行，不合时宜的性格特征，给他的一生带来了不幸。但正是这种不幸，使他上过天堂，入过地狱，增加了阅历，看清了世相，况味了人生，尝尽了酸甜苦辣；这不仅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无尽的题材，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从这点上讲，他又是有幸的。王廷陈算不得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过于天真、浪漫。正是这种不灭的童心、放浪的性格，为他那种率性任情的文学风格奠了基础。可以说，若没有他那种放浪的性格，也许就没有他那种童心永在的诗文。
二、王诗的最大特点是率性任情，不烦绳削而自得于天
王廷陈今存《梦泽集》20卷，收入《四库全书》。他的诗，明人评价很高，“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艺园卮言》称其诗“如良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是长城”。[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诗意警语圆，轩然脱俗，则不得不称为一时之秀。……正嘉间，何景明最为俊逸，廷陈之天骨雄秀亦骖乘矣。”
说实话，在明正德以前，鄂东在文坛上并无特殊位置，人才也不多。所谓惟楚有材，是指荆州、襄阳等地而言。正德以后，鄂东才有人才济济之势。这时鄂东出现了两位文学巨人，一是“前七子”领袖之一何景明(1483—1521)，一是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王廷陈。何景明，《明史》作河南信阳人，实际上他是湖北罗田人。他15岁时随家人迁居河南，死后葬于罗田复船山。这两人虽同出一乡，但文学道路各异。何景明虽不乏俊逸之作，但毕竟是复古派的主要成员。而王廷陈不愿作“古人影子”，则别是一家，使楚地文风为之一变。吴国伦曰：“吾楚称诗之士多矣，而予窃以梦泽先生为一时之冠。”[3]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他当之无愧地是正嘉时期杰出的诗人之一。
从内容上看，王廷陈的诗文以削籍还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由于他少年高才，因此有恃才傲物、不可一世之慨。这时的诗多表现自己远大志向和对现实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批评，给人一种锋芒毕露之感。其《矫志篇》云：“蛟龙虽困，不资凡鱼，鸑鷟虽孤，不匹鹜雏。虽有香车，易地则弃；兰蕙不采，无异蓬蒿；干将不试，世比铅刀。以骥捕鼠，曾不如狸……”以蛟龙、兰蕙、干将（宝剑）自居，在那个混沌世界，他是跃跃欲试，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其《少年行》云：“金羁及狡兔，珠缯落高鸿”[4]，写一意气风发、身手非凡的少年，实是自况。《放歌》云：“窃钩者诛，窃国者王；仁义资乱，道岂不臧……兽殪罟裂，鸟尽弓藏；智勇既殚，躯乃见殃。谗巧为忠，直夫称狂；出门异趋，毁誉曷常。”[5]以犀利明快的语言，戳穿了正邪颠倒、美丑易位、善恶不分的世相，是对明中叶现实社会黑暗的辛辣讽刺与揭露。
此时诗文虽未尽绮罗粉泽之气，但斐然应世冲口而出、信笔而书的实录精神已非常明显。因此，此时其诗仍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与直率任情的个性。请再看他的《煌煌京洛行》：
辞我故里，来游帝乡，谁云周道，险逾羊肠。车马如云，意气扬扬，昔为奴虏，今狎侯王。伯兄乘轩，仲父鸣珰，唱驺驰道，征歌教坊。千金买剑，百宝为装，风雷一击，日星回光。朝探侠窟，暮宿名娼，酣呼六博，纵赌千场。倾财结客，隐罪匿亡，名齐郭解，人比孟尝。[6]
作者用赤裸裸的语言，描述赤裸裸的生活，慷慨任侠的个性一泄无遗，从中也可窥见正嘉时期的浮靡世风。这对“台阁体”、拟古主义风气盛行的明前期诗坛，确实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削籍归乡之后，作者心怀忧愤，放浪形骸，对世态人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时期的作品除兼有针砭时弊的内容之外，最明显的是增加了身世浮沉之叹。如《楚岸吟寄牟子》云：
忆初同领南宫宴，白马青袍花映面，本期霄汉并翱翔，宁知世路多更变。我归十年前，君归十年后，荣华颠倒若梦中，人情翻复无不有。[7]
往事的追忆，时事的变迁，人生的坎坷，皆信手拈来。尤令人钦佩的是，作者这类作品不似一般文人寄情山水自我解愁，或自怨自艾，叹穷叹苦，而是仍然豪爽健朗，虽醉态百出，但无寒酸之语，大有高阳酒徒，步兵醉厨之慨。紧接上列诗句之后又写道：
我当振衣从子游，请君洒扫鹦鹉洲。迟日经行桃竹杖，烟波摇漾木兰舟。须令汉水变春酒，更遣大别为糟丘。蛟龙自吟鹤自舞，仙人铁笛沈高楼……
作者虽有不平，但仍热爱生活，虽不再锋芒毕露，却大有谪仙风姿。文风自然爽朗，读之令人荡气回肠。
王廷陈的诗，艺术上造诣很高。其一，骨力劲健，含意深刻，具魏晋风容。如《燕歌行》[8]其一云：
出门何易见苦难，川原郁纡路千盘。
河中鲤鱼去不还，耿耿思居不能言。
揽衣中夜坐长叹，含情怨独凋朱颜。
…………
读后自然使人想起了阮籍的《咏怀诗》。
其二，豪放潇洒，如良马走坂，如美女舞竿，具盛唐气象，给人一种恢宏开阔的感觉。如《观江涨》云：
旬月一来此，怀襄真可忧。龙蛇栖树杪，鸥鹭集城头。天接江湖混，波摇郡邑浮。青钱吾已办，急为买渔舟。[9]
其三，既流利圆润，又色艳春兰。如《楚岸吟牟子》开头云：
楚岸长杨垂至地，百鸟娇啼春欲醉，晴丝冉冉堕碧空，风光颇为游人媚。我家黄子国，君住鄂王城，大江东下云雾接，滔滔应泻故人情。[10]
又如《闻筝》云：
花月可怜春，房栊映玉人，思繁纤指乱，愁剧翠蛾颦，授色歌频变，留宾态转新。曲终仍自叙，家世本西秦。[11]
可贵的是，以上三种特点，作者总是将它们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并非绝然分开，这样就使他的诗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四，众体兼善，尤精五律，杂谣俚语亦在其内。《杂谣》五首其五曰：“翁曰留宾，妪曰无尊；翁曰织丝，妪曰无机。”近乎白话型的散文，可视作他对诗歌概念的拓展。
王廷陈诗歌的这些特点，使他在正嘉时期不独在楚地独领风骚，亦称雄整个诗坛。
三、王诗是明代文风转变的真正先声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年间及嘉靖前期，是“前后七子”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大力提倡复古，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虽其本意在于扭转明代文坛“台阁体”之浮靡文风，但又使文坛笼罩着一层复古、拟古的不良风气。一般人只知道这时唐寅等吴中诗人已开始另辟蹊径，他们的诗作不傍门户，卓然自立，诗风平易清新，为文坛注进了一股新鲜气息。殊不知王廷陈在他们之前就已开始这样做了。这只要考证比较一下他们的生卒时间和成名的年代就会明了。
唐寅，“吴中四才子”之首，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卒于嘉靖二年（1523年）。他蔑视世俗，生活狂放不羁。作诗不拘成法，多用口语，敢于突破格律限制，大胆表达真情实感，尤以题画诗清丽动人。
文征明，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诗宗白居易、苏轼，其诗意境清新，语言清丽，给人以新鲜活泼的感受。
徐渭，生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卒于万历二十年（1593年），浙江绍兴人。袁宏道评价他的作品：“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12]
王廷陈虽生卒时间不详，但史载20岁举乡试第一，正德十二年（1518年）登进士第，约嘉靖十年（1532年）前后在世。他落职之后在乡间居20余年。晚年，他在《对镜自嘲》诗中写道：“晨理白发临青铜，乍对翻疑何处翁，童心未除惊貌改，壮志不就悲途穷。”[13]嘉靖初年，朝廷有诏起用，他写了《闻恩诏有感》四首，其一说“天地重开日月称，幽人感激中兴时，湘累莫漫题芳杜，汉皓何须咏紫芝”。[14]“汉皓”指商山四皓，作者自比，说明王廷陈已入古稀之年。我们假定王廷陈70岁去逝，逝时为嘉靖十年（1532年），其生年为天顺六年（1462年），早唐寅、文征明8年；那么他20岁会试第一，当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会试在乡试第二年举行，王廷陈中举当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唐寅中乡试第一在弘治十一年（1498年），王廷陈早唐寅17年左右。
吴国伦《王吉士稚钦》诗曰：“维楚故有才，谁为稚钦偶，早岁发天秀，匠心应其手。”[15]说明王廷陈从小就有过人的才智，与《明史》本传所记一致，这说明，王廷陈成名的时间很早，不在壮年时期，而在青少年时期。唐寅也有早慧美誉，但他中举时已28岁了。一般说来，中举是古代文人初步成名的标志。这说明王廷陈成名的时间早于唐寅等吴中诗人无疑。假若我们设定王廷陈只活了62岁（这种可能性很小），从中举的年龄上看，王廷陈成名的时间也早于唐寅。
王廷陈、唐寅、文征明、祝枝山、徐渭都有类似的反传统的个性，有为人所钦慕的才思，有近似的天然去雕饰的诗歌风格。他们在明代中叶，都在各自出生、成长、生活的区域之内自觉或不自觉地树立自己独特的文人形象，悄悄地改变着文坛的风气。但由于唐寅等人出生、成名的时间都晚于王廷陈，因此，如果要问谁首开明代文风转变的风气，我们应当排除旧说，承认是王廷陈。
四、王廷陈对李贽、“公安派”的直接影响
李贽《童心说》一文，见于《焚书》，《焚书》刻于湖北麻城，《童心说》一文应该说是写于麻城讲学期间。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皆“出于童心”。所谓童心，就是纯真之心或赤子之心。汤显祖提出“以情格理”与之相呼应。稍后“公安派”标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紧承其后。由于这些人的倡导，明代文坛的沉寂局面被打破了，使明代文学创作出现了全面丰收。李贽也因之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李贽文艺观点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急剧变革的影响，“王学左派”对他的启发，是其重要的原因。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前期作家如“吴中诗人”、徐渭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细检明代文学史料就会发现，王廷陈对他的文艺观点有着明显的影响。而这一点过去也一直不太为人所注意。
王廷陈落职之后偏处一隅，李贽本与之无缘。但李贽54岁去官之后来湖北麻城讲学达18年之久，这样对近在咫尺的这位乡贤就必有所闻。古代官吏和文人有个习惯，叫入境问文，即每到一地，先要了解此地有些什么历史文化名人，有些什么名胜古迹。李贽在黄冈达18年之久，对王廷陈绝不会一无所知。
李贽在麻城的行为与王廷陈颇相似。礼部给事中张向达上疏弹劾李贽“肆行不简”，说他“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不免诬蔑，但他似僧非僧，不僧不俗，招收女弟子，带女弟子下塘游泳确实有之，并见于麻城县志。王廷陈落职之后，衣红纻之衣，策骞驴，啸歌田间，纵情诗酒声色。两者狂悖行为实在是太相似了。形似的背后是不是存在某种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的联系呢？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有力的证明是，李贽提出的“童心说”，这“童心”二字，并不是李贽的首创，而是来自王廷陈的诗。王廷陈晚年《对镜自嘲》诗曰：“晨理白发临青铜，乍对翻疑何处翁，童心未除惊貌改，壮志不就悲途穷”。王廷陈所言的“童心”首先指少年时期的雄心壮志，也即纯真绝假的赤子之心，当然也指至死不改，临事如孩提说实话而不避嫌隙的天真烂漫之心。这样，诗歌就勾画了自己老顽童的形象。这里的“童心”，与李贽所言的“童心”含义是一致的。这说明，李贽提出“童心说”是从王廷陈那里得到了启发。所不同的是，王廷陈只知依个人志愿在诗文中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李贽则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文艺观点。
再者，王廷陈族人、子侄乃至孙辈都以善诗而名于世，他们作诗都能守家法，即继承了王廷陈的风格。这些人与李贽几乎是同一时代人。王廷陈的后人与“公安派”乃至后来的“竟陵派”关系非常密切。如唐昌泰《三袁年表》载：万历二十三年即公元1595年，此时李贽正在麻城，袁宗道兄弟与李贽关系达到了最为密切的程度。汤显祖和王一鸣寓于袁宏道家，以谈诗论文为乐。这个王一鸣，就是王廷陈的从孙，以诗名世，是王廷陈诗风的重要传人。王一鸣与李贽相交就是情理中的事。李贽也许从王廷陈的后人那里对王廷陈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有意无意地受其影响。
至于王廷陈对“公安派”乃至“竟陵派”的影响就更为明显。
鄂东明代后期著名诗人王廷瞻、王追美、王同轨、王一鸣、王一翥、王一才等与王廷陈是同一家族。有的是其兄弟，有的是其子侄，有的是其侄孙。史载这些人作诗都严守家法。王廷瞻即王廷陈之弟，官至尚书。《湖北诗徵传略》等书录其诗。其诗在追求真率，任其自然方面颇似其兄。其侄王同轨，字行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一鸣》写道：“其族有同轨者，继稚钦称诗，识伯固（王一鸣字）于儿童，时以稚钦衣钵期之”。吴国伦曰：“吾楚称诗之士多矣，而予窃以梦泽先生为一时之冠，乃楚志删诗不多采焉，则知音难哉。今其从子行父氏雅能工诗，先生实风之矣。”两引说明，王同轨受其叔王廷陈影响很深，而王同轨又很看重自己的后辈王一鸣，把继承王廷陈的衣钵的希望寄托在王一鸣身上。王一鸣（又名子声）与袁宏道是好朋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王一鸣与汤显祖一同寓住在袁宏道家里，以谈诗论文为乐。他们彼此间意气完全相投，王一鸣作为王廷陈的传人在此时必将祖风尽情陈述，必然得到袁宏道兄弟的认同。三袁的“独抒性灵”说与王廷陈的诗风完全协调一致，我们可以说“独抒性灵”说的根就是王廷陈。王一鸣死后，袁宏道写了《哭临漳令王子声》与《与朱司理书》至哀，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王廷陈的另一从孙王一翥与“竟陵派”主将谭元春交好，诗文上声气相投。谭元春早年就读于黄州府浠水县玉台书院，在黄冈结识了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湖北诗徵传略》等书载，王一翥、吴亮思、刘侗等与谭元春以文章道义相期许。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廷陈后继有人，他死后还有个家族作家群，这支“王家军”承继王廷陈衣钵，使其诗风不灭，直接影响到晚明文艺革新的主将袁氏三兄弟和谭元春。
五、王诗不彰、王名不显的原因。
由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王廷陈的诗开明代文风转变的先河，对李贽、“公安派”的观点有明显的影响。在当世即有人认为与何景明齐名，并为楚诗一时之冠。那么为什么后世各种文学史书籍竟无一语提到王廷陈呢？王诗不彰、王名不显的原因有三。一是王廷陈受贬之后，屏住乡间20余年，老死于家，他拒绝与名官显宦相交，这就不利于其声名的传播。他生活行为恣意放荡，为所谓正人君子所不齿，也就不便传扬他的诗文。这正如吴国伦所说“楚志删诗不多采焉，则知音难哉”。因不合时宜，故知音难觅。楚地书刊对他的著作或删削，或干脆不采，这就使他的诗文失去了许多流传宣扬的机会。二是王廷陈未参加任何流派，在当时又不接近于某一流派，完全自是一家。流派、社团往往是文人相互宣扬的阵地或渠道。社团人员往往提倡新说，轰动视听，便于声名传扬，而王廷陈失去了这种传扬的渠道。三是“楚人不善扬名”[16]，这是清代孝感人丁宿章在编印《湖北诗徵传略》时的感慨。尤其明清之际，某些楚人诗文或其它方面的成就本不低于甚至超过江浙同类人，但江浙人名声大，而楚人不为人所知，这样的情形很多。其原因，江浙人才密度大，流派社团较多，他们互相标榜，名声就远播于外；江浙交通发达，进出官员商贾较多，为声名传播创造了条件；再者江浙经济发达，也为著作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南京、杭州、苏州是明清刻印中心，这样也有利于吴地著作流传。相形之下，楚地这些条件较差。因此王廷陈诗文成就本大于唐寅、徐渭等人而却被后人所遗忘。
注释：
[1][4][5][6][7][8][9][10][11][13][14]王廷陈：《梦泽集》，四库全书本。
[2]丁宿章：《湖北诗徵传略·王廷陈》，光绪本。
[3][15]王廷陈：《梦泽集》附录，四库全书本。
[12]袁宏道：《徐文长传》，唐昌泰《三袁文选》，巴蜀书社1988年版。
[16]丁宿章：《湖北诗徵传略·陈师秦》，光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