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与拒斥：后殖民写作中的身份与身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293/Z(2005)01-0010-07
一 当代文学中出现后殖民文本
在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大语境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具有后殖民写作特征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集中出现仿佛是受到了环境无意识的蛊惑，不约而同地在文本中设置异域人物角色，在情节设置中表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或交融的努力，在结构上形成二元并峙的分立，在创作意图上又显示出消融界限、合二为一的愿望，但最终却又都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尴尬结局。这一特征与通常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并不完全类同，因为按照通常的后殖民理论的界定，所谓后殖民文学是指“对于殖民关系作批判性考察的文学。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文学”，而其中的后殖民性则是“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以强力或以别的什么方式为自己争取历史主体地位的一种状况”。[1]但是，中国的情况自有其特殊性。首先，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沦为完全的殖民地，所以在牵涉异域的写作中没有明确、自觉的反抗意识；其次，在事实上深受帝国主义强权之苦，在现实中又同时经受着它的强力诱惑，于是在文本中表达出交织着忿怨、无奈和企羡认同的多重意蕴；第三，它们的出现一方面是对中国社会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现象的文学回应，另一方面也出于商业文化的猎奇嗜好对于纯文学写作的玷染。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殖民文本在诞生伊始就不具有清醒的文化身份意识，从而表现为不是有意为之的、反抗性的颠覆式写作，而是顺从利益驱使，在渴求新奇体裁、编织离奇故事的传奇冲动下出现的双重文本。它们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中国文化被动处境的反思，不如说这种争先恐后也是为了抢夺新鲜叙事的初始权，是为了满足以出版行业为代表的商业传播系统对文学产品的预先期待。因此，这些文本常常具有明显的先天思想缺失，无论是作者的细腻笔法、文本中的真挚感动还是文学发展中的新创故事模式都不能弥补它们在构思完成之前就业已丧失掉的反思维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殖民文本就出现在这样一种写作无意识和商业化操纵的复合之中，尽管不能和通行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通约，却具有相当的文化批判价值，值得仔细解读，从中寻觅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殖民心理轨迹，从希望丧失的地方反观绝望之后的文化新生可能。
事实上，在这个一贯不平等的世界文化圈层中，对于自身后殖民处境的意识觉醒势必开端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抵达第一世界学术圈时。正如萨义德只有接受了成套的西方文化系统，居于西方文化圈内之后才可能发现西方视野对于远东文化的偏见和误读，并且发现这种误解根深蒂固到如此程度，以至于非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对其进行研究不可。由此生出的《东方学》其实是对带有殖民眼光，为军事征服和经济、政治殖民行动做出先期知识积累和理论准备，甚至是合法化注脚的“东方学”的抗议和指责。萨义德不仅批判西方历史上对于远东地区的妖魔化叙述，而且对西方赞颂东方的言语也毫不领情。在他看来，存在于西方叙述中的东方根本就不是真实自在的东方，它不过是西方文化为自身创生出来的一个文化参照，其实质不过是欧洲文化属地的扩展和蔓延。[2]
这样清醒的文化身份自觉和尖锐的批判以及处身于第一世界文化圈中心的实情构成了萨义德批判文本的后殖民特征。然而，现居海外的汉语知识分子自身尚未具有如同萨义德这样的广泛影响程度，所以他们引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判的文本并不能划归后殖民文本之列。本文所认可的后殖民文本主要指的是，在西方制度文明、物质优越条件和思想文化的天然优势的阴影下出现的某些文学创作，在未必自觉的构思中，表现出两种文化谋面之后的矛盾的处身性精神经验，在身位的确定／失落，自身的迎纳／付出的交互往返过程中，使存在于当代中国人头脑中的、现代东方意识中的自我身份描述在他者镜像的映照下显影。
当代中国之于西方强势的刺激—反应表现最强的是在一批刚届成年的书写者的写作中。书写不仅仅成为个体的行为，而且势必成为民族性的全体话语表达。杰姆逊把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写作看作民族寓言，引得后来的新学者、女学者基于各种立场的驳斥。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写作中的私人话语日炽，讲述一己之私密被当作宏大叙事的反拨，因此具有解构神话、破除乌托邦观念的作用，写作的个体意义被推举到很高的地位，似乎写作的表征就不再与“民族大义”发生关联。然而，写作者的集体无意识并不会因此就退隐不见，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为个体经验寻找宣泄之途的青春写作，事实上却在意识底层表现出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匹配的表达诉求，进而在社会文本生产的意义上，构成与他者世界并立的文化格局。此二者在象征意义上的精神交互往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命题。同时，由于这一代人的经验获得和再次验证往往只能够发生在自我的边界以内，含蕴其中的后殖民特征也就兼具了处身性的特点，在具体的个人身位变化上表现出来。
在畅销书营造起来的阅读期待中，情爱故事的跨国因素成为火爆卖点。由《我爱比尔》《糖》《上海宝贝》《慢船去中国》《身体上的国境线》（注：这几部作品出现在不同时期，分别由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作家完成，其中包括男女两种性别、专业业余两类作家和京沪两地文化属性，作者出身背景也分属于教育体制内或纯粹社会性。分散的写作身份和不约而同的笔触所及，恰恰说明了后殖民文本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集体现象，而不是假想性的批评先行。文内所引文本：王安忆著《我爱比尔》，《收获》1996年第1期；卫慧著《上海宝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绵绵著《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贺奕著《身体上的国境线》，昆明：云南出版社，2002年版。事实上，在这个时间前后还出现过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在××”的通俗文学作品，地域已经涉及亚洲、北美、欧洲、澳洲甚至非洲，大多靠异域风情作为卖点，叙事技巧和文字水平等艺术参数相对低下，故不在本文论列之中。）构成的作品序列越来越集中表现东西方之间的具体交往，此种文本的书写也日渐显示出后殖民文本的群发性症候，为东方自我认知的确立和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往形态的勾画提供一个可资反观的镜面。
二 人物身份设置：融合东西方对立的努力
这些文本不约而同地把主要人物角色关系中的一极设置为西方世界的来客，比如《我爱比尔》中的美国在华驻沪外交官比尔，《糖》中的赛宁虽是中国出生却自幼被带到英国成长，《上海宝贝》中的马克是从柏林来的德资公司老板，天天更是莫名其妙地依靠寄自西班牙的丰厚生活费，《慢船去中国》的真实方向是一家人前赴后继奔向美利坚的自由女神，《身体上的国境线》中则相继出现了法、美、日、意大利等国的恋人形象。与这一极构成对应关系的主人公或者叙述主人公则无一例外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身份，甚至文中还特别暗示出她（他）们在故事的史前史截断没有任何境外的体验。但是，这些人物在结构设置中所呈现的功能并不一致。比尔的存在更像一场梦幻，他在文本中诞生又中途隐匿只是为了给阿三的悲剧“一个理由”，作家的心血明显倾注在阿三的身上，比尔的美国身份只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悲剧的悖反性。而《糖》中赛宁与天天的“海外关系”几乎根本不具备叙事功能。《糖》把恋人规定为外国身份其效用无外乎两个，一是为了制造陌生化的叙述场景，二是为了借助全球化语境的暗示功能为另类青年的反理性行为寻求合法化身份。但是模仿矫饰的天天显得极其拙劣，所谓在西班牙开餐馆的母亲杀害父亲却又每月寄来可观的金钱，不过是该书确立“小资品味”和“蓝色忧郁”的一种手法，正如特意把女主人公的父亲规定为教授身份，同样显出作者潜意识中的文化偏执心理和欲盖弥彰的做作。至于《身体上的国境线》，扑克洗牌一般频繁出场又变更国籍的年轻女郎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出自文本猎奇与可读性的追慕。
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人物的身份设置虽然有着性别年龄、洲界国籍、性格职业等方面的差别，却具有至关重要的相同点，即优势身份。这种优势有多种表现，基本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普遍具有经济施与能力，在货币资本方面拥有超强的支配权。在解读文学文本中着意指出经济因素看起来仿佛大煞风景，但在后殖民文本中，这却是不容忽视的动力环节。在殖民扩张时代里，帝国侵略凭借的是坚船利炮，可是进入后殖民时代以来，特别是当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越来越以全球一体化为烟幕的时候，经济实力与其说是象征性的符号系统，不如说直接介入了实际的社会交往功能。在他们与东方人物的交往中，经济方面的自主权赋予了他们在文本中自由通行的任意性。反之，东方人物却因此失去了控制能力，沦为受动者，不仅没有约束对方的能力，而且在对方违反游戏规则并单方面中止往来的时候，东方人物没有任何实际的反映能力，只能通过绝望的自毁、自弃、自戕来做最后的挣扎。这挣扎的不幸并不在于根本无效，而在于早巳失去了观众。原先的“被看”局面一旦终结，主体本身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阿三在被比尔离弃后堕入专向异国人卖春的境地；赛宁不忠，女孩就酗酒、切腕，作“白粉妹”；梦想以小说名世的CoCo在送别德国情人以后只愿“栽入睡眠的黑洞”；大学教师庄祁除了一个个流水线般送别外国女留学生之外，就只能面对每个姑娘在临行前“馈送／弃留”给他的物品发呆。这些人物的行为能力只有在和境外人物构成对应关系的情况下才显得生气充沛，而一旦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人物突然出局，就像同时带走了东方人物的精神气，起码在文本中看不出他们有新生的机会。
然而，正是这些在人物设置上显露出来的“Bug”（注：Bug原指程序缺陷，电脑系统或者程序中存在的任何一种破坏正常运转能力的问题或者缺陷，本文借助这个词语的形象性来说明西方身份人物在后殖民文本中设置时的缺憾。）给这些文本赋予了后殖民文本的特征，这一特征在《我爱比尔》中尤其突出，充分显示了在实存的二元对立中进行融合的徒劳努力。这虽然不是最早叙述东西方两性之间情爱故事的文本，却堪称最有影响。其中有很多精彩的文学描述，可以用来证明作家的成熟与成功，然而有一个细节却象征性地戳破了东方对于西方文化认同的假想。按照后殖民的逻辑推演，“与原有文化疏远，是殖民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3]身处东方传统中的阿三一心离经叛道，在生命取向和日常生活安排等多个方面对原文化表示背离，甚至不惜逾越身体的鸿沟，达到与异国外交官的完全契合，尽管最终被各种力量挫败。
在阿三与比尔情爱故事的开场，对于二者的外表、职业、心态、最终走向的描写已经完全不期然地陷落在了习惯性的东西方对峙的套路中。从文本中可以看到，阿三的另类装束、无业游荡、创造力的偏执以及意志瓦解之后堕入卖春的结局，都是一个欠缺主体能力的个体形象，相反，那个如幻象般并不具体的比尔，作为阿三的情感投射客体，却总是具有强大的、完全可以自控和控人的现实性力量。他的社会身份、国家职务、游刃往来的自由、每次出场时的光环感甚至是面对阿三的感情收放，都无疑是一个得体大度、理性平衡的现代性的男性形象的成功典范。这种对比无疑有助于增加阿三的悲剧色彩和故事的感人效力，但同时需要指明的是，这一对比背后的隐见套路确是东方主义话语的先行落败：长期以来，“东方就被东方主义的话语典型地制作成沉默、淫荡、女性化、暴虐、易怒和落后的形象。正好相反，西方则被表现为男性化、民主、有理性、讲道德、有活力并思想开通的形象。”[4]作家对于笔下人物的眷爱并不能把文本拯救出理论的圈套，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殖民心态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哪怕是优秀如王安忆这样的作家也不得不杜鹃啼血般地竭力缝合文本。
阿三与比尔的欢愉似乎理所应当，是情感的自然流淌，而没有人为的斧凿。殊不知，情感通衙的修筑却以交付本民族传统习惯为代价，交付的对象正是以比尔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行事习惯。阿三与比尔之间本来横亘多个鸿沟，国别、族别、人种、性别、社会角色、身份地位、个人财产，甚至是自由程度，都有着严重的差异，身处被动的阿三意识到这种差异并力图进行融合。差异的消弭在一种像喻的方法下完成。在第一场性事的描写中，事发前阿三主动施展出稚嫩的诱惑解数，事毕后则有心隐藏起源于处子的殷红。在东方文化习俗中，这样的痕迹本该大张旗鼓地宣示对方，以此来要求得到社会伦理许诺的地位、尊重和由此而来的心理负担。然而阿三把它“藏”起来了！她究竟想藏起来什么呢？在东西二元的明显差异和对立情势下，她想藏起来的是她本人作为东方女子所可能受到的禁锢。在这种特殊的、牵涉到深刻的文化心理差异的举动里，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势差通过伦理习俗的变更隐晦地表现了出来。事实上，在西化风潮已经渐渐成为“当然如此”的现实时，与东方本原传统的疏离已经不是什么离奇的事情了，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却是，为什么在东方的传统观念被弃置的时候，甚至不需要一种思想上的矛盾或者哪怕一点点的思考？为什么在一个东方女子身上，数千年的纲常伦理竟然如此简易地就土崩瓦解了？仅仅归结为蓝色眼眸的魅力或是陌生化的感情体验是不够的。女主人公阿三身上出现的放弃东方传统的想法其实是一个缩影，是现代后现代之后，东方文明无条件地服膺西方文明的后果。在整体社会的运行中，技术引进的天然合法与制度移置的顺理成章都潜在地暗示了她的个体行为的应然，为她的融合努力提供藉口，至少使得批评者三缄其口。
传统从来都是复数化的，一个人自己坚守的传统只能称其为习惯，只有当不可计数的人的习惯形成了共同性，被普遍化甚至被推崇为集体遵守的行为范式以后，传统才得以彰显。传统的意义在于给个体提供文化序列和历史序列的定位选择，给个体的身份认同确立对象。人的天性在对传统的发现和认可中得到满足或治疗，孤独的恐惧与延续的本能都在传统的出场中得到文化式的假想解决。传统的维持给人的群体行为提供意义的保证。然而阿三对于如此主要的传统却如此轻易地弃置了——当她认为这种传统将成为牵绊自己的对立面而无法归于融合的时候。
尽管在解构主义思潮风行之后，任何有关于二元对立的话题都应该引起思考者的警惕，但是经济殖民时代中的主动／被动、强势／弱势的二元共存关系却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方、东方的对立性和互相依存的现实给整体世界的公益与正义提出了疑问。难道因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衰弱就必须承认文化上的愚昧和思想上的贫乏么？在日常生活层面上东西方可以无限化约，甚至可以达成通约，因为便利的技术享受，舒适的视听娱乐，都可以模糊不同文化源流的差异性。然而，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面临重新展示自身形象的急迫性。因为现存的东方不是汉语言传统中本义的“东方”，而是一个处在不平等交往之中的文化形象变异。关于“东方”的自我书写，尤其是东方两性的处身性经验表达，就构成了后殖民时代的非殖民性写作，并在广义的后殖民文本中现出东方个体的身位变迁。
三 个体身位变迁：东方躯体的迎合与拒斥
东西方之间的交互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其中包括势差变化、方向变化和内容变化。最初的东西方交往是想像性的国力投射，不列颠公使入华时关于叩拜仪式的争执其实预告了两个世界之间对于彼此实力的猜测、忌惮和跃跃欲试的不甘。此后的铁血交锋是武器与性命铺就的东西方交往历史，义和团对于西方世界的鬼魅般描绘，以及试图以“降妖捉怪”的方式取得胜利的愚昧背后，其实深隐着东方文化的两难隐秘。当中心帝国的傲慢和自得被现实中的力量悬殊对比一拳击破，只求自我保全的基本心理在仓惶中根本就是走投无路的，他们转向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古老巫术，希望借助祈祷的语句和假设中的符咒魔力阻挡他们在现实中多么不情愿接受的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交往。
当想像中的胜出、对抗和相安无事都不可能在东西方交往中实现以后，东方的头颅不得已垂向了那片被称作蛮夷之地的西方，单向度的学习西方成了交往的主要方式，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西方的影响在一片反对和争议声中越来越广阔地覆盖了东方的思想世界。这种情势一直延续到东方的民族国家逐渐独立。
不容否认的是，东方对于西方的学习在一段时间内曾经陷入终止，但是在社会文化范围里，西方是隐身的假想敌，最好的战斗就是避而不见。直到国门再度敞开之后，西方的发达远远超出了国人想像，争先恐后的出国狂潮又把东西方交往推向了极端，西方再次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势话语，东方对之趋之若骛，此中的交往开始出现与此前不同的特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一交往过程的承担者由宏大叙述中的民族国家身份降格而成为具体的、拥有独立文化选择能力和思想行为能力的单个的人。毫无疑问，个人的身体在这里成为新的、最直接的叙事担当者，后殖民文本也正是在这里显出它的处身性特点，东方身位的变迁在个人化的叙事中表现出新的问题。
《上海宝贝》（注：关于《上海宝贝》的争论其实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边界，但是此处所进行的文本分析只是着眼在隐含其中的后殖民心态，以此来指向另一种真实。）中的女主角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建构：上海籍＋本埠名牌本科＋文学专业＝市民的重利价值取向、西化的教育教学接受和文学创作中的西方观念。然而她的身位分裂构成了东西方之间和男女两性之间的双重表征。她与德国马克的身体愉悦在文本中被解释为纯粹的生理愉悦，是在东方本土之内几乎不能满足的想像：那是“盖世太保的马靴”。在这个具有欺瞒性的叙述中，首先不经意地否认马克的文化优势、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地位，在裸裎相见的时候，激动人心的原因被限定在两性情感中的另类体验，“我想像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尔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此后的叙述更着重突出了东西方的身体特征差异，避而不谈身体之外的文化势差和族性区别。此处所构建的东西方共处的关系被有意地简化，似乎东方女性和西方男权真的已经达成了平等的两性交往。在还原到生理性的存在之后，批判者们关于后殖民心态的提示似乎变得多余。然而，事实并非那么容易被遮蔽。
值得注意的是，在《糖》中这个无往而不胜的日尔曼人对主人公产生的迷恋被严格地单列出来，以区别于其他那些东方的身体，那些“留着惊心动魄的黑色长发，艳丽旗袍”，出没在沪上酒吧中的女性躯体。这种区分体现了现时代的无意识反殖民情结，力图表现开放心态中的东西方身位交叉，同时又用曲折隐晦的笔致更改了“臣服”姿态的主导形式。但是，西方文化的召唤功能仍然生效了。当两性的情色陷阱被避开，单一的生理冲动和猎奇式的西方俘掠东方的象征表达被艺术精灵的羽翼遮掩，文本叙述避开显而易见的两性与东西方的象征对应以后，却不期然地落入了一个平面的圈套。当CoCo作为writer、一个艺术创制者而与来自德国的前卫女导演会面时，相同的文化职业和相同的女性低势位却出其不意地把前者放置在了被动的凝视靶心：德国的累斯嫔（注：Lesbian，女同性恋者，得名于希腊女诗人萨福居住的岛屿名——Lesbos（希腊的莱斯博斯岛，即米蒂利尼岛）。）在正常话别中越过情欲的界限，侵犯对方的身体，而那个柏林男友“安静地欣赏这一幕，仿佛对此情此景很是享受”。文本中的叙述由于作者的自恋而减弱了不少力度，但是其中深藏的东方身位潜意识仍然浮现出来。东方再一次被描述为女性化的被观赏对象，以艺术为名义的狎玩和迎合达到了更加难以分辨的程度。在处身性的后殖民文本中，东方的身位仍然未曾超越出二元对立的前在限定，即使在第一次有意识的逃离之后，也无从避免前面另一个惯性圈套的守株待兔。
那么，在东西方和两性身位置换以后的后殖民文本中，是否会出现另一种答案呢？小说《身体上的国境线》触及了相似的主题。中国青年男子，庄祁，高校教师，梦想成为作家，和来中国治疗恋爱创伤的意大利大学生依莎贝塔有了情感体验。尽管，依莎贝塔和庄祁之间的交流在最初时刻在善良愿望的指使下没有显出文化的冲突，“我们不经意间就达到了完满的融合。除了通过孔子、禅宗、通心粉和莫迪格利阿尼这些名词，向各自所属的文化致以敬意之外，我们更对彼此的生活产生了浓郁的好奇”，但是深刻的文化差异还是天泼冷水一般，不可避免地浇落在炽热情感上，在言辞的和谐上快速出现一道差异的裂纹。
当庄祁试图把二者间的关系由短暂的身体往来上升为与内在灵魂相关的爱情层面时，依莎贝塔却避让、拒绝，理由是“一直以来我就很喜欢金发男子”。中国男教师不仅没有能力让意大利姑娘进一步回报自己的情感投射，相反却得到了更令人难堪的同情。因为后者允许他过夜，却不接受他的爱，甚至嘲笑他的醋意，否认他有嫉妒的资格。但是，依莎贝塔却主动提出可以进入“婚姻”，“只要我们办了结婚手续，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自动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也就是整个欧盟的公民身份。这样，你就可以顺顺当当地离开中国了……难道你不觉得生活在中国，生活质量太差，而受到的限制也太多了吗？也许你们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可在我们西方人眼里有许多限制简直无法忍受。难道你不想从中摆脱出来？只要我们名义上结了婚，你就可以自由地去欧洲定居、学习和工作，自由地去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你不会像现在这样连本护照都没有，也不会去别的国家使馆签证时常常遭到拒绝。”
如果单纯地从功利性的、两情相悦的个体交往来看，依莎贝塔的慷慨给了一个爱她的人以最大限度的回报。然而，身份的差异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了。仅就这个结婚理由的陈述，就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了西方世界的优越感。婚姻成了可以赠送，甚至是施舍的物品，仅仅是因为面前这个男人的东方身份。因为不愿意付给对方情感，而找到另一种“报偿”的方式。试问，对于依莎贝塔的其他男友，如果是同属于西方世界的，那么在相同的情况下，依莎贝塔还会如此直言不讳地提出缔结婚姻，转换对方的生活环境，给予除去了感情以外的其它生活方面的优厚条件呢？答案不是“是”或“否”的问题，而是同类的人根本不需要，她也就无从提起类似话题。
文本自身当然是充满裂隙的，作为人物形象的庄祁对这个包含着轻侮的建议似乎没有什么激烈的回应，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一个自我尊严的护身符即写作，另一方面，他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其中的东西方误解与不对等存在，相反则把这个建议看作这个西方女子“心里那份挚诚所具有的温暖人心的热力”。尽管他也感觉到了，“在我们对视的目光之间，在我们的衣服夹缝之间，在我的手掌和她的肩胛之间，存在一道无形的屏障。那是这个夜晚的另一面，广袤，幽深，有如幻影却无法穿透，看似绵和却不容征服”。
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无法消融的隔膜和不可穿透的壁垒是横亘在两性当中的迷障，深究其中隐意，却发现这其实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对立在小儿女身上的再次反射。依莎贝塔完全可以像对待任何一个追求未遂者那样，不置一词地离去，或者像是和那个在中国与她结识的金发男子告别那样，以赠送小礼物的方式友好地、无牵无挂地各自东西。然而，为什么依莎贝塔一定要对她的中国男友提出婚姻的建议呢？因为唯有这一场情爱是不对等的，各自属国的相对地位悬殊，依莎贝塔可以凭借自身的属国地位用看似是恩惠，看似是无私的赤诚帮助来做出事实上的羞辱，或者说是对中国的现状做一番贬抑。因此，在这个看似超越了文化所属和国界边境的情爱叙事的后殖民文本写作中，仍然泄漏了一些令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东西方个体间交往的处身经验中，处于先在弱势的东方个体在显意识层面不断提醒自身脱离开迎合的定势，并且在无意间反复给自己对此类交往的兴趣与投入寻找开脱的，或者是超越于被动情境之上的主体性确证。然而，在细读文本之后，就会从写作者的潜意识中，从文本的裂隙里，从前后的叙事冲突中，发现这个事实，在后殖民文本所呈现的东西方处身性交往中，东方的身位在自觉遮掩和修正中维持既有的被动态。交往间的不平等，尤其是需要被东方个体承受并加以修饰和修辞的逆差，不仅是惯常的东方自我压抑的延续，更是后殖民时代的再现形式。
四 从评论到文本：后殖民意识的可能性
在这些后殖民文本中，东方人物的身体行为显现出相似的被动性，身位处于绝对的低势状态，从中流露出的集体无意识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后殖民心态。对于优势国家的迎合与驯服通过个体之间的身位变迁表现出来。相似故事的集中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题材热销，而是社会心理的反映，是民族困境的变形。不过，这些文本在叙述东方人物身位变迁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刻意的后殖民意识，反倒一次次落入东方主义的叙述圈套。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后殖民意识在创作心理中的缺乏，当然，也如前文已经指明的那样，显现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殖民意识和通行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并不完全一致，对抗性在此缺席。
批评当代文学中的后殖民文本缺乏后殖民意识并不是为了将后殖民理论作为先在的构思前提植入创作中去。因为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后殖民主义原本只是针对那些曾经完全沦为帝国属地的原住民文学，特别适用于那些失落了本族历史记忆之后的文学抗争。而中国本土的文化心理支撑仍然是以本土传统为最普遍、最深厚和最根本的核心，它之所以能够合法地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批评话语的一种，只是因为在帝国势力扩展的方向与方式发生改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后发国家无不面临着文化殖民和心理殖民的共同危机。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生效方式自然也可以按照从批评到创作的顺序，从强烈的对抗心理转变成自觉的身份意识和身位考察。
事实上，探讨当代文学后殖民文本中个体身位的变迁是为了考察东方传统的当代存在方式。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仍然是在现代性道路上持续地发展演变，不可能因为遭遇到某种不公平待遇或者歧视的眼光就裹足不前，再次返回封闭自守的状态。在后殖民理论的争鸣中，已经有观点提出：过于清晰地将东西方分立成对抗式的实体，无异于建构明显的等级结构，使西方高踞在东方之上。而在此后的观点看来，东方主义原初的“两极化”的修辞策略无非是一种套用，无非是企图把弱势代表的话语陈述安插在西方的中心位置里，以此来获取批判的合法权。那么，中国当代文本书写中的身位变迁书写是不是必定要成为抵抗文化殖民中话语暴力的行为？其实未必全然如此。后殖民主义本身可以坚持初始的对立结构和对抗品格，但是发展成为后殖民理论以后就已经可以包括学理的辨析，及至进入文学批评，成为一种话语系统，所要强调的就是民族身份意识的自觉和文化心理的自强，是文学中的后殖民批判。“后殖民批判包括了对后殖民主体的本身的解剖，包括认识批判者身份定位、认识局限、历史负担以及他所处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知识权力关系等等。”[5]由此不难见出，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突出后殖民意识的行为很像是安装预警系统，面对强势文化的覆盖趋势提出身份代码和身位变迁的问题。它所关注的并不在于“事实殖民”是否发生或怎样发生，而是因为处身于弱势文化境况中对价值认同危机具备预先的知觉。这种预先的警惕本身就包含着对文化分裂倾向的警觉，它所推崇的是团结而不是分立，是解放后的自由豁达而不是持续性的抵抗行为所导致的敌视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