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教育史中的李约瑟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中国论文,情结论文,李约瑟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1.中国科技教育史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年轻学科，其理论和实践必然受相关的先行学科的影响，而对中国科技教育史直接产生影响的学科当属中国科学技术史。
尽管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经史之学的学术传统，但对本国科学技术史的系统研究却肇始于外籍人士，其中成就最卓著者，首推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约瑟夫·尼达姆（Joesph Needham，1900～1995），汉名为李约瑟。虽然在李约瑟之前，中外已有一些学者涉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某一专门领域，如数学史有李俨和钱宝琮，化学史有三十年代的吴鲁强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斯（Tenney
Davies ）及加州大学的约翰森（ObedJohnson）等等。但是， 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并使这一研究领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则始自李约瑟（注：参见张诗亚、廖伯琴：《走出李约瑟似的大山》〔J〕，《读书》1998年第7期，第54页；另见王洪波：《李俨、钱宝琮与中国数学史研究》〔N〕， 《中华读书报》，1999、3、31，第13版。）。
李约瑟从1948年起， 开始了七卷34 分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一宏篇巨制的创作。 自1954年第一卷（导论）、1956年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959年第三卷（数学、天文学与地球科学）相继问世后，很快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迄今为止，该书的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的3个分册、 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和第七卷（总结部分）的若干分册都已出版，其余各册的书稿大部分已经完成。该书的中译本从1990年起也陆续在国内出版（注：参见王渝生：《沉痛悼念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5期，第75页。）。
《中国科学技术史》为李约瑟赢得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他除了以此书的卷帙浩瀚、气势宏大、全面系统在世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启人深思、引起了许多争议的问题，那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这一问题的最早表述见于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章，中文译文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住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 〕，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关于同一问题，李约瑟在1964 年发表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Society in East and West）一文中，以回忆的方式予以进一步的概括：“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注：王禹凡：《浅谈中国科学史之外史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5期，第73页。）”在前面提及的李约瑟的著述中；与这一问题有关的上下文或注释式的陈述还有多处，个别学者综合这些文本，把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评价归纳为五个基本特征（注：参见桂质亮：《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6期，第58页。），而国内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的一般转述和普遍理解，则集中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不加思索地承认，在16世纪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水平曾长期遥居于西方之上；第二，深刻地反省和追问，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按上述意义为中国知识阶层和学术工作者接受的李约瑟难题，既在情感上给人以某种慰藉又在理智上令人困惑和焦虑，因而足以打动人心，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甚至转化成一种难以排遣的心理情结（Complex ）（注：系指在一定的知识经验和情感体验基础上形成的某种带有倾向性的主观意念或思维定势，它能吸附相关的知识经验，使当事人的思想、行为和情绪遵循一定的方式进行，或者形成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参见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典》〔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2页。）。 这种情结作为认知主体的一种潜在的观念因素对客观地认识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具体状况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并且波及扩展到一些相关的专门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教育史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2.科学技术教育史必然要涉及到相关的教学内容的历史积累和进展状况，在教学形式和方法、手段方面也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而表现出时代的差异性，所以由李约瑟难题衍生出来的心理情结对中国科技教育史的影响就难以避免。虽然中国科技教育史尚处于草创或起步阶段，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不十分丰硕，但从为数不多的出版物中已经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李约瑟情结引发的一种明显的思想倾向。一些研究者认为，“在15世纪以前，我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发明家、工匠和技师。同时也相应地发展了科技教育事业。”“翻开中国历史典籍，可以看到在15世纪前，我国科技教育也居于世界前列，如早于欧洲实科教育约1000年，就创办了科技专科学校，最早由朝廷颁定了科技教材，刊行了药典，建造了大型天文观测、演示仪器等，这些都可谓中国教育的‘世界之冠’（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 M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据此得出了15世纪前我国科技教育“雄居世界之首”（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的豪迈结论。持有这种看法的研究者还历数了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诸多优越之处，例如：“以国家举办为主，多种形式培养科技人才”，“注重科技人才的德育”，“开发智力应与培养品德相结合”，“要求在把握事物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具体掌握一技一艺之理”，“注重教学的直观性、实证性、可操作性”（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 M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等等。还特别强调指出，“汉字的创造及其结构，都反映了中华祖先对自然现象、社会生活及人工制作技术的科学观察，是最早的科技知识的结晶”，“就连蒙养教学在进行博物之教时，也注意引导儿童学习辩证观点，认识自然现象”（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自序》。）。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科技教育优越于同一时期的西方，似乎是无争的事实。
除了以上的一般性肯定看法之外，有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科技教育优越于西方的论述还有许多。其一，认为《尚书》中作为儒家九项治国大法的“洪范九畴”将五行列在首位，体现了先秦儒家对统治者掌握自然科学理论的重视，也是先秦儒家对治术教育的经验总结，甚至认为洪范中的第八畴“庶征”体现了天地人统一的观点，“其中蕴含的科学因素，已被现代宇宙统一全息论所初步证实”（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自序》，第63页。），并以此为根据驳斥学术界关于“先秦儒家排斥科技教育”这一持之有据的通常见解。其二，夸大《易经》的理论价值和科技教育功能，认为“《易经》的功用在于进行科技基础理论的教育和对科技人员进行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训练”（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66页。 ），“易的‘观象制器’法，易学逻辑，……是构筑我国灿烂完备的古代科技的重要方法论”（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 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67页。），易的八卦技术正好符合爱因斯坦所提出的“把一切概念和一切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尽可能少的一些逻辑上独立的基本概念和公理”（注：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M〕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4页。）这一逻辑简单性和思维经济性原则，所以，“学习《易》可以大大提高科技人才执简驭繁的能力”（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68页。 ）。其三，抬高墨家在科技教育中的作用，认为“墨家传授的自然观，是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其中含有“不少物理学、生物学、几何学知识”（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 M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80页。）；墨家的教学内容既丰富又先进，所传授的光学知识，“囊括了几何光学的基本内容，其精当严密，至今仍令科学家惊叹不已”（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81页。 ）；墨家在教学中，创造了科学实验的方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实验是针孔成像实验，而“通过实验得出科学结论的实验法，在欧洲大约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我国却创始于公元前四、五世纪”，这“在科技教育发展史上是一重要的创举”（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84页。）。其四，强调我国较早确立了科技专科学校制度，认为我国早在公元443年， 即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代元嘉20年，就建立了医学专科学校（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自序》，第152页。），至隋唐时期，算学已被列为国学之一， 表明其专门化程度已得到社会的公认，具备了设立专科学校的基础（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自序》，第155页。）；在朝廷的天文、 历法机构太史监中设立专科学校则始于隋朝（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157页。 ）；进而认为，隋唐之世可称为我国古代科技专科学校教育的奠基时期，隋唐科技专科学校制度的确立，是教育史上的空前之举，开世界科技专科教育与实科教育之先河，比欧洲要早一千年，既使就医学专科学校之设而言，也要比欧洲早二、三百年（注：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167页。）。诸如此类的以“民族性标准”决定弃取，通过“解释换位”和“比附”等方式，将中国古代科技成果有意“拔高”或加以鼓吹的现代“研究成果”或主张比比皆是（注：参见孙宏安：《非道德性原则》〔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第61页。）， 在我国公众中的影响也极为普遍，助长了某些不健康的民族心态。
3.断言中国古代科技教育领先于西方，虽然可以在史料中得到某些支持，但不能排除李约瑟的观点在其中产生了特殊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又导致了在一些基本史实的认定和理解上的主观片面倾向，其中最为明显的认识误区之一是：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以及二者在中国古代的不同发展水平究竟如何？
科学与技术是有严格区别的两个范畴。科学是人类系统的认识成果，表现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规范的知识体系，它由概念、命题、法则、定理、理论所组成；严格的实证科学还要接受直接观察和重复性实验的检验，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技术则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与人类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休戚相关，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在科学尚未萌发之前即已产生，甚至可以说与人类同古。人类早期主要是凭借技术才摆脱了对自然环境的奴仆般的依赖，使人类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状态，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并为精神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技术曾经有过漫长的独立发展历史，只有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使得生产力达到足以使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物质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而只从事精神生产的时候，科学才逐步萌生、积累起来。在科学的早期，它对技术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影响，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来说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在科学尚未出现的原始洪荒的史前时期和科学知识极为简单贫乏的远古时代，人类仍然得以生存，文明也得以延展，即使在近现代，仍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生活在对科学基本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状态。因此，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明显的感性和实用优势，可以直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更易于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理性思维比较薄弱、实用功利欲望十分强烈的文化传统中，科学文化的生长和发展就会更为艰难曲折。
中国历来形而上学不发达，素乏幽眇之思，理论思维不受重视，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文化传统，学术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通常是是否“有用”，做事治学都追求“立竿见影”的即刻效果和利益回报。“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注：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C〕，《章太炎文集》，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689页。）。 ”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思考和探索很容易被视为“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和承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下，社会对科学知识的有效需求不足，感性特征和实用功利价值并不十分明显的科学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从现有的一些专门研究、尤其是计量科学史的研究结果来看，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的80%属于技术成果，理论研究成果积分仅占13%，实验成果积分只占7%（注：参见金观涛、樊洪业、 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C〕，《问题与方法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160页。）“。就西方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9世纪与中国从春秋到清代的纵向对应比较来看，可以看出，西方的理论和实验成果在科技成果总量中所占比重，除了中世纪这一个别的非常时期以外，始终较高；而中国的技术性成果则一直在科技成果总量中占有绝对优势，只是到了清代中后期，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理论成果所占的比重才有所上升（详见下表）（注：参见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C〕，《问题与方法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西方理论、实验、技术在各世纪的积分中所占比重（%）
(世纪)
-6
-5
-4
-3
-2
-112
34
…
理论 49
57
77
72
38
51
70
60 75
18-
实验 98
11
12
37
25
136
6
46-
技术 42
35
12
16
25
24
17
34 19
36-
(世纪)1213141516171819
理论 9021 2 547613133
实验
523 1 620222029
技术
556978933174938
从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科技文献也可以看出，大多数所谓科技著作都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者是自然现象的直接描述，除猜测性的议论之外，极少严格深入的理论性探讨和科学的表述。人们常说中国古代数学比较发达，但深究其实，古代数学只是长于解实际应用题，对基本数学概念、定理的讨究则十分鲜见。如我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内容以田亩赋税及商业等实用计算为主，分列了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计有 246道应用题，都是有关当时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其中“均输”一章甚至以政府颁布的法令为章名，全书的立意和理论水准与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相去甚远。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像《周髀算经》那样的以天文学数理计算为主的数学著作，都因与日常生活较少涉及而渐趋衰落。即使宋元时期的高次数学方程、天元术、四元术等等，也都是以“术”见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实用特点。中国古代几部名闻遐迩、常令国人引以为荣的科技著作，如《皇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齐民要术》，乃至明代中后期的几部有代表性的科技名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在理论方面，除了神秘的臆断和阴阳五行之说而外，别无建树，都属于感性经验和实用技术的描述和总结，与真正的科学理论著作仍有很大距离。
中国古代经验性的认识和观察记录确实比较丰富，但科学与经验事实和观察记录并不等同，因此这也不能够成为我国古代科学先进的证明。科学的本质在于以实证资料和事实为基础，形成一般性的概念和命题，探索普遍性的因果规律，建立可资概括既有事实、预见未来发展、指导具体实践的规范性理论。确如菲利普·弗兰克所指出的：“科学不是事实的集合，经常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种科学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记载洛杉矶哪些日子下雪这样的一些陈述性的集合并不是科学；当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原理，由此可推导出洛杉矶在哪些日子里下雪，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科学。而且，……如果原理同事实本身一样复杂，它就构成不了科学（注：菲利普·弗兰克：《科学的哲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哈雷慧星和条件反射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科学发现成果。就经验认识和实际应用而言，动物的条件反射现象中国人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认识到了，并且很早就加以有效地利用，从著名史学著作《史记·赵世家》到明代言情小说《金瓶梅》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但系统描述、阐释其机理，并以实验研究结果为之佐证者却是俄罗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注：参见吴世昌：《条件反射是谁先发现的》〔J〕， 《徐州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第77页。）。从观察记录来看， 中国早在公元前1057年即有对哈雷慧星的记录， 连续的记录始于公元前240 年， 到1911年，共有不少于2583条关于慧星近日的记录，而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仅根据1531年、1607年和1682年的三次记录，就计算出这颗慧星的运行轨道，并预言1758年底或1759年初这颗看似神秘的慧星将再度回归。在哈雷逝世了16年之后的1758年的圣诞之夜，慧星果然重现天际，1759年通过近日点，在此后的1835年、1910年、1986年，均如期回归（注：参见宋正海：《为什么中国人未能发现哈雷慧星？》〔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3期，第38页。）。 这就是为什么将此星命名为哈雷慧星的主要原委。
4.尽管“历史的辉格解释”（注：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第44页。）在史学的各个领域都在所难免，个别历史哲学家甚至主张“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注：本尼戴托·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C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 ），但是，追求历史的真实和规律性仍然是历史科学的道义责任和应有的学术品格，也是历史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所在。科学技术史和科技教育史等最富含科学精神的史学分支学科，就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科学态度。否则，我们何以能够从科学技术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到可用以预见未来的规律性认识和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科技现状的启示及借鉴？如果从这一基点出发，对李约瑟难题即使不作出伪问题的判定，至少也要给出两点限制性的说明：第一，中国在15世纪之前科学技术领先于西方的说法立论依据不足，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古代充其量在某些应用技术方面曾一度领先，而在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领域，始终显得薄弱贫乏，更谈不上遥居世界之首。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历史事实。第二，中国近现代科技落后或者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有其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并不足以构成什么“难题”或“谜”，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社会的发展在总体上有其因果必然性，现在为过去所决定，未来为当前所决定，所以，近代科学不可能在一个缺少科学传统且科学文化贫乏的国度产生并健康地成长发展。
李约瑟难题由于暗含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赞扬、甚或不切实际的拔高，以及他个人对中国文化深怀好感，这恰好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冲突当中，屡遭挫折，创巨痛深，民族自尊和自信蒙受沉重打击。颇有关怀意识和爱国心切的人们渴望从我们的历史业绩和外来肯定中得到某种心理安慰，以增强民族自信。因此对来自西方的赞誉和褒扬极易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并且有意无意地加以放大或引伸，构成一种自欺性的“先入为主”之见，直接影响某些特定的研究领域，以致得出一些明显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偏颇之论。在隔绝封闭的古代中国，教育的知识资源必然主要来自于本国的文化积累。如果前述与李约瑟之见及其附和追随者相异的有关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状况的看法立论有据、符合实际，那么，认为中国古代科技教育在诸多方面优越于西方、个别方面甚至超前千年之久的观点在逻辑上就不尽严密，难以成立；乃至于在技术方面，也过份夸大了中国古代的成就和相对于西方的优势，很难自圆其说。利玛窦等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带来的西洋镜、自鸣钟、世界地图、三棱镜等用以展示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和取悦于中国权贵的技术产品，或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未闻未见，或在制作工艺上优于中国产品。如果离开相应的技术传统和先进的技术条件，这些制作精奇的物品只能是天外来物。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少从战术上来说，中国主要是败在器不良、技不精上，令国人不得不叹服的也是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制造精奇”。这些都表明，西方在技术方面也不比我们落后。假如上述分析在事实和逻辑上都能够成立，那么，李约瑟难题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本来不怀恶意的人工悖论或理论陷阱。
5.在“智力中轴”（注：董光壁：《揆端推类，告往知来——科学的现状和未来（下）》〔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2期，第1页。）、“能力本位”（注：韩庆祥：《能力本位》〔C〕，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知识经济”的时代，中国科学技术教育史作为新兴的特殊学科，肩负着重大的时代使命和学术责任：一方面，要为推动科技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技素质、弘扬科学精神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服务；另一方面，要对中国科学技术教育的历史发展状况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以便确立学科的学术自尊心和独立品格，提高学科的理论说服力。为此，必须坚持客观性第一的原则和正确的学术取向，本学科才能够在科学的逻辑起点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成长发展。“在理论上最初与正确的道路相差不大的偏误，随着从原来的理论问题向生活、实践方面的推进，而不可避免地增大起来。因此，在理论的根本问题上坚持正确的路线，不只是科学的严肃性的问题，而且归根结底是在道德上、政治上对人们的命运负责的问题（注：谢·列·鲁宾斯坦：《存在和意识》〔M〕.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页。）”。 沉溺于由李约瑟难题滋生出来的情结之中，对中国科技教育史学科的建设，既不明智也不经济。在这样一个人工悖论中耗费学术精力虽然有助于某些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但也必须随时提防滑落到某种理论陷阱中去的危险。
举世公认，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在蒙受先民的洪恩厚泽，为他们辉煌的文化业绩感到骄傲的同时，必须坦然地承认，我国的古代文化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即使在15世纪以前，我国的文化也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事实上，如果对中西文化进行客观全面的比较，结论至少是优劣并存、互见短长。博学多识的陈寅恪先生就认为中国哲学和美术远逊于泰西；著名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则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落后于西方至少五百年（注：参见李慎之：《东西方文化之我见》〔J〕，《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55页。）。从科学文化的角度而言，我们也不能仅仅从现象上看到在我国封建历史的较早时期曾取得过一些科技性的实用知识成就，就肯定我国已经出现了同近代西方科学相似的科学，就断言我们并不落后，并据此立论，说我们的古代科技教育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西方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振兴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受制于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条件，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身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摒弃夜朗自大的积习，戒除虚骄之气。中国科技教育史要想真正对“科教兴国”、教育改革有所贡献，也必须摆脱情绪化的冲动与浮躁心态的袭扰，不能盲目自满，更不能以某些虚妄不实的陈年旧绩为荣，而应该本着“知耻近乎勇”的积极态度和勇于批判的理性精神，认真地总结中国科技教育史的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以扬求真崇实之风、收借史鉴今之效，以坦荡豁达的胸怀对待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尤其是科学文化成果，博采广纳，择善而从，以便开创中华民族光明美好的未来。
收稿日期：199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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