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重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林晖(复旦大学哲学系讲师)：近年来，重写中国思想史、重写中国文学史、重写西方 哲学史成为一种时尚。您如何看待这种时尚? 俞吾金：我觉得，这种时尚的出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 以来，由于大量西方新思潮的涌入，人们的学术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显然，当人们 用变化了的观念去审视以前写下的各种学术史著作的时候，自然会感到不满足，从而产 生重写学术史的强烈的愿望。比如，我国以往的思想史著作大多注重于对“短时段”， 即“革命时期”的研究。在接受了当代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后，有些史学工 作者开始把研究的重心移向“长时段”，即历史上非革命的、平静的时期。于是，重写 中国思想史也就势在必行了。又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指导下，以往的中 国文学史几乎就是准中国政治史。现在观念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也就提到议事日 程上来了。再如，以前的西方哲学史大多被写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现在确 立了新的观念和视角，不少人也就开始尝试重写西方哲学史了。
林晖：您长期以来从事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俞吾金：当然有的。据我所知，近年来，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本子，但 浏览下来，觉得在内容上都是大同小异的。既缺乏整体架构和布局上的突破，也缺乏局 部或细节上的创新。究其原因，写作者的思想还未从传统理论核心观念中摆脱出来，用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的话来说，还未完成思想上的“范式转换”(transformat ion of paradigm)。所以，我倾向于把“重写”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旧范 式中的重写”(rewriting in the old paradigm)；另一种是“新范式中的重写”(rewr iting in a new paradigm)；无庸讳言，这两种类型的“重写”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 别。前一种类型的“重写”只具有外观上的、形式上的意义，而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 是后一种类型的“重写”。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却是前一种类型的“重写 ”中。在这种类型的“重写”，与其说写作者是以自己的思想进行“重写”，不如说话 是以自己的情绪进行“重写”。也就是说，写作者对旧范式的告别只限于情绪，并没有 在开始自己的“重写”活动之前先行地对旧的理论范式做出彻底的分析和批判。这就必 定会使写作者把“重写”的活动变形为“抄写”的活动。众所周知，“抄写”或“抄袭 ”是学术研究中某些人所犯的低级错误。但我觉得，这种错误的普遍性和危害性远远地 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在我看来，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抄写”或“抄袭”：一种是“显性 的抄写或抄袭”，也就是人们触目可见、激烈地加以抨击的那类低级错误；另一种是“ 隐性的抄写或抄袭”，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旧范式中的重写”。其实，“隐性的抄写 或抄袭”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它作为一种合法的形式，在各种教科书和学术专著中 一再表现出来，从而使原创性的劳动变形为一种单纯的复写工作。不可思议的是，这类 工作在学术界还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林晖：经您这么一分析，“重写”似乎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么，按照您的看 法，如何使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成为“新范式中的重写”呢?
俞吾金：首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澄清对“哲学史家”这个概念的误用。据说，冯 友兰先生有一种广有影响的说法，即现代中国只有哲学史家而无哲学家。按照这种说法 ，哲学家是一定要有原创性思想的，而哲学史家不过是整理整理材料而已。所以结论自 然是：做一个哲学家是很困难的，但做一个哲学史家却是比较容易的。在我看来，这种 见解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真正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一样，也需要有原创性的思想，需要 有对哲学史的整体框架的宏观上的重新理解和把握。黑格尔就批判过那些只知埋头整理 材料的所谓哲学史家：“我们并不缺乏卷帙繁多、甚至学问广博的哲学史，在这些哲学 史里，他们所费力寻求的关于哲学实质的知识反而没有。这样的哲学史家有点像某些动 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却没有透进它们的 头脑。”(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所以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史家也是十分困难的。实际上，如果一个哲学史 家不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史家。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新 的观念和视角的引入，也就不可能写出新的哲学史。反之，如果一个哲学家不同时也是 一个哲学史家，他的原创性的思想也就失去了基础和理据。要言之，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人所共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书名是由后来的编 者加上去的)既是一部原创性的哲学著作，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 ；黑格尔的《小逻辑》既是一部原创性的理论著作，又是一部独创性的哲学史著作(注 ：参阅拙文《作为哲学史纲要和最终归宿的<小逻辑>》，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11期 。)；同样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既是一部深刻的理论著作，又是一部具有自 己独特视角的哲学史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无望成为真正的 哲学家，那么他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史家。
林晖：我非常赞同您上面提出的观点。然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写作者在 开始自己的“重写”活动之前，如何判定自己的思想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旧的范式而进入 了新的范式?
俞吾金：这确实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问题，但也并不是一个不可解的问题。比如，在 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和叙述中，传统范式的核心观念是所谓“两个对子”，即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的对立、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如果一个写作者接受的新观念还不足以消 除上述核心观念对他的影响，那么，他的“重写”注定会成为“旧范式中的重写”。我 在前几年撰写的论文《哲学史：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互动的历史》(注：本文原载《复 旦学报》1996年第5期。)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一个新尝试。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摆脱了 以“两个对子”为核心的旧范式的核心观念的影响，从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相互依存、 相互否定的特殊视角出发进行观察，西方哲学史就将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 前。又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常常把自己的研 究领域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领域割裂开来，并尖锐地对立起来。但不少西方哲学史家却 不这样看问题。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共31章，但专门辟出第27章评述马克思的哲 学思想；波亨·斯基的《现代欧洲哲学》共分八个部分26章，其中第7章专论“辩证唯 物主义”。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在批判性地考察了西方学者这方面的新观念之 后，我撰写了《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再认识》(注：本文原载《天津社会科 学》1999年第6期。)、《论近代西方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注：本文原载 《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注：本文原载《中 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等一系列论文，提出了自己在“重写”西方哲学史方面的 新的观点。
林晖：看来，要进入“新范式中的重写”，一是对旧的理论观念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 ，二是对新的理论观念要有敏感的选择和接受的意识。
俞吾金：正如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是一个徽章的两个侧面一样，批判意识和接受意识也 是一个徽章的两个侧面。不能设想一个对传统观念缺乏批判意识的人会敏感地接受新观 念，也不能设想一个对任何新观念都缺乏接受意识的人会对传统观念具有强烈的批判意 识。如果说，在新观念的接受上，一要注意观察生活，从生活中汲取理论创新的灵感； 二要善于与当代的思想大师的原创性作品对话，以获得思考问题的新的视角的话，那么 ，在对旧观念的批判上，特别在对驾驭着西方哲学史研究和叙述的旧观念的批判上，我 们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以下“两个观念”……
林晖：您刚才提到了旧理论范式中的“两个对子”的观念，现在又说了还有“两个观 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俞吾金：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前面提到的“两个对子”的观念主要是在前苏联、 东欧和中国这样的、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中的写作者通常拥有的先入之见，而西方的 哲学史写作者并不会轻易地接受这样的观念，相反，他们还经常对这个观念采取批判的 态度。然而，西方的写作者却常常受到以下“两个观念”的影响：一是科学主义或实证 主义的观念，即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引入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思路来研究并叙 述西方哲学史，力图使西方哲学史成为自然科学史的一个附庸。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 写作者所追求的常常是所谓“客观性”神话，即抽掉写作者的任何主观方面的因素，诉 诸对所谓西方哲学史史实的纯客观的叙述。二是唯心主义或文本主义的观念，即撇开每 一历史阶段的现实生活对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只从历史上哲学家思想之间、文本之间的 关系来研究西方哲学史。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写作者所追求的常常是所谓“内在逻辑 ”的神话，仿佛哲学史完全可以脱开现实生活，按其“内在逻辑”向前演化。
必须看到，这“两个观念”已经对当代中国的哲学史界产生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在“ 两个对子”的观念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的时候，上面两种观念正在乘虚而入。事实 上，许多当代中国的写作者已经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两个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重写”西方哲学史的难度主要不在“重写”的过程中，而是在“重写”前对自己已 然接受的旧观念和新观念的批判性反思中。不久前我撰写的长篇论文《西方哲学史研究 中的三个神话》就是对“重写”的理论前提的深入反思。希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 讨论。我希望，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能写出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西方哲学简史》， 而我现在所做的许多工作都是为这个目标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