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难长西方苗——略论晚清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在中国引进和推广成效不足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土论文,晚清论文,农业科技论文,中国论文,成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后期，先是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列强的炮舰轰开，后来甲午一战，泱泱大国败在国人一向鄙视的岛夷手上。中国对西学的看法发生了质的变化，再也不拒绝外来文明。甲午战败后，中国重新掀起重农之风。新政时期，全国兴办新学堂。西方近代农业科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量传入并在中国传播的。此时，国家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大环境无疑非常不利，但是，重农业、兴新学、开风气又为这一时期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传入和传播营造了有利的氛围。在朝廷认可，官、绅和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努力下，外加外国教习们的大量工作，晚清人对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经历了从不了解到逐步了解，再到大量翻译介绍，最终初步建成教育与传播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农史界专家称为“近代农业科技从启蒙到体制化的历史转变”[1]41-42。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认识与引进，有其特点、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历史，可为今天农业科技交流推广提供历史借鉴。
一、清代后期引进和推广西方农业科技的成效与不足
晚清赴欧美、日本处理外交事务的使臣们亲眼看到那里的先进农业技术和先进农业管理体制，这都是他们在启程之前不曾想象也无法想象的。面对这样的“西洋景”，他们感到的是吃惊、震撼和佩服。事实上，他们的所见，只是走马观花而已，看到的仅为东鳞西爪，这足以让这些外交官们增长了在国内无法增长的见识，也使他们认识到学习、引进日本农业科技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明治维新与西学的引进，甲午海战之后，中国朝野对此不再质疑，便把学习的目标从西方转向了日本。正是在这一时期，《农学报》创刊，翻译介绍国外最新或较新的近代农业科技成果；来自国外的近代农业科技专著大量译成中文，后来被编辑为《农学丛书》。其中很多书原本是西方人的著作，先曾由日本人译成日语，后又被中国人再译成中文。另有大量的农学著作，虽是日本人所著，但也是日本人吸收了西方近代化农学之后又撰写出来的，内容仍是西方农学成果。还有部分农书，则是日本传统的农书，内容不属西方近代农学。由于这批外国农学著作是人们盼望快速引进，有点饥不择食的时候翻译出版的，难免良莠不齐。但是，瑕不掩瑜，《农学丛书》和《农学报》的内容齐全，基本反映了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把这些内容翻译过来，给不懂洋文的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农业提供了可能，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乘重农和新政之风，晚清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近代农业科学热。农业试验场和农业学堂纷纷建立，对西方农业科技开始进行摸索性的教育学习。各级农业学堂和实验场在工作之余，为附近农民提供咨询服务，使风气渐开。基层农业学堂和实验场更是实践西方近代科技的重要渠道。由于政府的提倡，特别是一些有才干的官员，积极倡导学习推广西方农业科技。地方精英的绅士，在这方面更是起着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使清末在推广传播西方农业科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以发达国家兴办农业教育的经验和办学模式为样本，建立起高、中、初级近代农业教育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清末办起的农业学堂和试验场，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的不久即告夭折，有的存续到辛亥革命之后，被新政府接管，继续为民族的农业振兴而培养人才。
第二，把与祖传之法截然不同的西方近代农业技术送到乡下去，让农民看到种田当中大有学问可求，以开民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不仅是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的普及活动，更是对两千年来的愚民政策的触动。
第三，在传播和推广近代化农业的同时，还产生了一些农林企业。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次突破。虽然鲜有成功者，但是农业的企业化、集约化经营却是农业经营模式进步的标志。另，在推广与传播中试种的良种和新种类的作物，日后成功地用于生产。如，山东的美国大花生和苹果，还有奥地利葡萄和美国棉花等[2]。即使在起步较晚的陕西省，也在19世纪末由民间将“洋花”——美棉传入，农民争相种植[3]。晚清时期，中国各地先后引进国外农作物品种40余次，涉及棉、稻、麦、花生、玉米、烟草、马铃薯及各种蔬菜、水果等[1]41-46。可以说，良种的推广是所有推广活动做得最成功的。
但是，相对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而言，以上成果还不足以带来中国农业的近代化。成效是有的，是因地区而异的。就全国的情况来看，仍未从总体上改变农村的状态与农民的命运。他们大多仍沿用传统的农业方法从事农业生产，而内外交困的封建政府也难以迈开改革步伐，积极推行新法。所以，在推广传播西方农业科技方面，实际效果未如理想，这也是历史条件所限。落后的生产关系总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有位英国科学史家言：“从一种机械的发明到它被广泛采用，时间上的滞后有可能长达一个世纪。小的佃农，即使他的土地连成一片，也常常由于缺少资金而难以换用更为先进的方法，还必须继续使用老式的农具。”[4]机器如此，其他农业技术也是如此。一项技术或一个发明从专家之手到农民之手，需要一个过程。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光绪二十年后才大量翻译；变法、新政时才开始大张旗鼓地推广传播。时间过于仓促。清末农林试验场栽下的树苗，来不及在当朝展现“十年育树”的成果；庚款留学生中有学农的学子，他们刚刚被派出，大清同样难享“百年育人”的成果。但是，在清亡之前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能够把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主要成果翻译介绍进来，能够把农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已属不易。在辛亥革命兴起，共和国诞生之后，清朝建立的农业教育体系仍可为民国培养人才；清朝子民翻译的农书仍可做民国公民的教材；清朝推广农业科技的经验教训为民国提供参考。所以，晚清西方农业科技的认识与推广，在当时以及对后人的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清代后期引进和推广西方农业科技效果欠佳的教训与原因
清末、尤其在新政时期，政府提倡官、绅和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均做出努力，为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与传播做出了贡献。但是，在一个封建没落的国度，任何新政都不可能真正改变历史命运。西方农业科技的引进与传播也是如此。虽然在很多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实践下，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晚清的落后与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归纳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1.引进和推广条件方面的原因
当时大清王朝是一个封建制国家，虽然也在推行新政和搞一些修修补补的改革，但是，改变不了它的中世纪封建性质。封建的土壤，难长近代化的苗。尤其在这王朝末日就要到来的时候，朝纲不整、吏治腐败已使王朝如同病入膏盲之人，很难再有励精图治的锐气。即使拿来近代化的东西，也是新布补旧衣，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状况。社会制度原因以外，尚有以下原因：
经济原因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不平等的贸易加上巨额战争赔款，使得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中央与地方都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入不敷出已十分严重。国家无法加大教育投入和支付向农民传授近代化农业科技的费用。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绅士们献地、出钱、筹资来办兴农之事显得特别重要，但也是杯水车薪。国家的经济状况如此，农民的经济状况也是捉襟见肘。清末的中国，人口已达四亿。人口爆满使近代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日益突出。朝廷与贪官的搜刮更造成了民不聊生。维持生命尚属不易的广大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投入就要减少。由于资金少，加之农户拥有土地过少，农户对其小块土地的主要投入“就成了劳动力的投入”[5]。如果农民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那么让他们花钱而又冒减产、绝收的危险去实践新技术，就是勉为其难了。还是由于农村的长期贫困，使大部分农民上不起学，农村文盲充斥。
近代化的农业技术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学为基础的学科，把它交到没有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手中，何其难也。1903年，清政府决定加强对满洲里的开发建设。当地官员请来了一位名叫帕克的美国农业专家。他们请这位洋专家帮助筹建一所农学院。帕克答复，在满洲里办一所农学院，条件是不成熟的。因为，满洲里的初等教育还没有上路，让青年农民学习农业科学理论还为时尚早。而且，新的农业大学若用英文授课的话，就得从中国的其他地方招生。那样，“学生一毕业就回家乡了，满洲里的农民丝毫不能受益”[6]。帕克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基础教育不发展，其他教育肯定要被拖后腿。在当时的中国，基础教育还未上路的地方，何止一个满洲里。没有农民的近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的近代化。
人口原因 人口过多，不仅导致人均财富减少，而且造成劳动力过剩，使得以节省劳动力取胜的农业机械在中国难以推广。在清末，只有少数农事试验场、农务学堂和农林企业购进过若干农业机械，普通农户不敢问津。当时超越试用阶段而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机械有：抽水用的汽机和用在满洲里一带的割草机等农业机械[7]。即使在实现了农业近代化的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也远低与西方，“西洋有用马力或蒸汽力，以为刈草、割稻、打谷、碾米之器械者，然其构造过巨，今日日本农家，究不适用，故略不述”[8]。刚刚接触西洋农业技术的中国，更是无法相比。至于缫丝、焙茶、榨油和面粉加工机械，也属轻工机械，很难在总体上相提并论。
观念原因 人们的封建观念也阻碍推广和传播的健康进行。这表现在新的农业教育机构培养出的毕业生，还在寻求朝廷赠举人等出身和头衔。农林企业虽然是按近代化模式建立起来的，但许多地方在管理上仍带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是因为封建制在中国已延续了两千多年，不仅封建体制约束人，更有封建思想禁锢人。由此造成的全民思想的保守性，在封建王朝灭亡之后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清末刚刚提倡开风气的时候，开风气只能是良好的愿望而已。这样，负责传播和推广的人本身的知识结构都不是近代的，管理起来难以体现近代化理念。再则，保守和狭隘的思想意识还直接阻碍传播。如，“江西莲花厅乡人，近十年来，试种美棉，甚有成效，岁可收棉三百斤，惟冬月树下须壅粪，树上宜搭棚，以避霜雪耳。所出之棉，洁白丝长，远甚华种，惟土人甚秘其种，吝不出售，为可笑耳。”[9]
基础原因 这里所言的基础，包括晚清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近代农业科技的应用，必须有一定的基础工业支持，否则难以推广。如，化肥和农机具的生产，需要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实现。而当时的中国，除了冶金方面尚有一点基础外，近代化工业基本是一穷二白。无法自行生产，又无足够的资金来进口，无疑会极大地妨碍传播和推广。
基础设施跟不上，也影响传播的效果。如：“近代发明用电气驱除遮断害虫之法。电气学家须密的氏首创之。氏欧洲罗马尼亚人，曾上书农务局，论用电气捕杀飞蝗之法。其法甚简易，今摘载其大意：当害虫袭来方位，凿空沟一条，堆积土壤为坡堤。堤上设消极、积极二导线。以树胶分离之，以防电流互飞通。而一电池发电，则蝗将逾坡堤，触消极、积极两电桥立死，转落沟中。处处以植赤旗或白旗，以警戒电气发动。美国倍伦具氏曰：‘此遮断果树害虫，从甲木移于乙木者之法。其措置，在铜条与亚沿线二条，相距凡五分，以绕树于。如斯，则害虫通过，为消极、积极二电桥所毙。假未死，亦不能上升’。”[10]此法甚好，但是，在未通上电，连照明仍在用油灯的中国广大农村，无论如何也无法应用该项技术。总之，社会问题不解决，引进西方农业科技就难以取得更大成效。
2.引进的农业科技本身的原因
第一，清末传入中国的近代化农业科技，理论化较高，但很多操作技术仍与传统农业技术差别不大，难以引起农民的浓厚兴趣。如，英国人试种过小麦、大麦、雀麦、莱菔、番薯、豆等作物后，对“淡气”
、“钾养”
、“钙养”(CaO)、“磷
”
、“矽
”
的吸收量作了统计并列出表格，“按以上各表，知植物吸取地质，各有定率，地土亦需预蓄各原质，以供其吸取。吸取既多，地质易乏，则犹恃人力为之补益。然则考求粪壅之学，不綦重乎？省便之法，莫如将各植物轮流栽种、互相消息，则上中天然原质，取用无尽”[11]。这是轮作、倒茬技术，是中国人早就运用自如的传统耕作方法。当时，在有的发达国家，由于化肥用起来快捷方便，就有忽视农家肥的倾向，于是有的书中告诫，“农夫轻视厩肥，实由于通用贸易肥料，遂使培壅佳品，弃如敝屣。不知贸易肥料，用以补厩肥之不足则可，用以代厩肥则不可。”[12]中国农民自古知道粪肥的重要性，无须再强调也不会浪费此物。
再如，《农学报》中有一篇专门讲耕田的文章。文章说耕田的道理是：“英国农学家旦尔恒理有言，使土得日光及空气之益，其要与耕治等。因日光与空气，俱能增土内生长之力也。凡面土已得日光空气之益者，可覆于下，而将底土反上，则底面俱受其益，此法能使地更新鲜。盖地内之土，得养气甚少，土愈坚，则得愈少。反上则土内之质，与空气内之养气合，而得变化之力，将含铁之土反上，使受日光空气，则含铁养之质。能食足养气，又能使土内双
见空气，而食空气所含之淡
，此双与淡甚有爱力，在土内本与钾养、钙养、钠养合者，反上而见空气，能将空气内淡，恣食，以备日后肥田之用。”[13]耕田后要达到“昔为土之底质者，今已翻使向阳，得受生气矣”[13]。中国农家早就知道表土为“阳土”而底土为“阴土”。虽然农民不知“钾养”、“铁养”为何物，但他们知道深耕的意义。
农谚：“人糊弄地皮，地糊弄肚皮”，说的是耕地时若不耕透，庄稼长不好，少收了粮食人挨饿。“家猪粪：家猪粪颇为贵重物，但其性质激烈，直接用之，有害无益，故豚栏要常满入全备化土、木屑、落叶之腐败者、干土或其他吸入物。其后，又屡加其新鲜者”[14]。“面土过粗，须用碌碡与耙碎之，使细，凡种子以播于细土为最要，如播于粗土，而在两块之间太深，则虽有能生者，必不能出土。”[15]“凡是有机肥料，必用腐熟的。这个‘熟’字，不是煮熟的意思，是腐烂的意思。若是没有腐烂，就叫做生的，不独无益，而且有害。”[16]盐水选种法：“这个法子，是日本明治十五年，有一个学士姓横井，想出来的。后来试了有效，日本国家，就赏他一个二等宝星。这个法子，先将用盐，用水化开了。大约三分水，一分盐光景。浓淡分量，要看种子的轻重来分别。”[17]往猪圈中加土加草，定期起肥；肥料要先沤后施等，任何一位中国农民都懂。盐水选种法也是《齐民要术》中的方法，并非日本人的首创。农民向专家请教，是请教具体操作技术，而不是想搞懂深奥的理论。相比之下，用显微镜检测带病蚕卵的技术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其中原因就是一个“新”字和其实用性。西方农业科技传入之初，理论性往往大于实用性，也影响其引入后的接受程度。
第二，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在清末刚刚传入，译名等尚生疏，也给推广带来不便。首先，有些名称被译错，如，“稻之马鹿苗病”[18]中的“马鹿”一词是日语，读音为“ba ga”，是“坏”或“混蛋”的意思。所谓“马鹿苗病”是真菌引起的一种水稻病害。再如，“鸟治蝗虫”中，“檀香山所植果木，被一种鳞虫所害。有格致家自澳洲携来夫人鸟，养而纵之，不数年间，鸟极繁盛，鳞虫遂绝，鸟亦渐少。某处蔗苗与果树，被一种果虱所害，亦借此夫人鸟而绝”[19]。其中“夫人鸟”是英语单词“Ladybird”的误译，指的是蚜虫的天敌七星瓢虫。翻译错误会影响传播。
另有一些很生疏的名称，译出来也如同没有译出，如，树名：亚路卡里亚类、阿蒲吐司、和托捺、亚苦拔、阿拉达、西发罗塔克苏司与托里阿、罗耳乌司、里蒲西特罗司、来辣[20]；预防蚕病的化学药品名：“蚁酸阿勒第海特瓦斯者，有福母阿勒第海特、福密阿勒第海特美知耳、阿勒第海特等之名”[21]、“普通所称阿勒第海特，即自阿尔科尔中，失去水素二原子者是也。其因爱知耳阿尔科尔，酸化不全而生者，曰醋酸阿勒第海特，或单称阿勒第海特。因美知耳阿尔科尔，酸化不全而生者，则称蚁酸阿勒第海特”[21]。这是当时最新的消毒方法，其药品名和杀菌原理，对中国农学界来说，是全新的东西，译名非常生疏，且尚不规范。学习化学的人可以慢慢熟悉，但搞农学的人难免被这些生辟的化学药品名称搞得一头雾水，农民更无从下手。
第三，虽然科学原理是真理，具普遍性，但是农业科学有很强的地域性。外国的农学著作是由书作者论述的他本国的农业，其气候、土壤、植被等诸方面的情况与中国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把这些书照搬中国，不加选择地吸收，肯定会出问题。英国人所著《农学津梁》在《农学丛书》中算经典之作，但是，其中的土地与租价，对中国来说并无参考意义（见下表）。
日本人写的《农学校用气候教科书》所讲气候，全是“本邦”如何，“通日本中，湿度最多之地，为北海道东南岸地方。因夏月寒暖二潮流，至此互相冲冒，致成深雾故也”[22]。显然与中国气候不同，不宜照搬。
表 《农学津梁》中的土地租价
土壤 每一千磅土从空气吸水数每爱克每年租价
小枪弹土粒三磅 四个或五个喜林
粗砂土八磅 十五喜林
细砂土十一磅二十八喜林
厄塞斯土 十三磅四十五喜林
索美尔塞肥土 十六磅不详
东罗地安极肥土十八磅不详
资料来源：［英］恒里汤纳尔著、［美］卫理译，［清］六合汪振声述《农学津梁·第十二章》罗振玉《农学丛书》第七集，清光绪江南总农会石印本。
另，作者所在国的国情与中国也不同，如，在使用动力上，英国“农务所用之动力，人、马、风、水、汽也。人力最贵，汽机若能多用则贱，马居贵贱之中，风水贵于初而贱于继”[23]。这段话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被剩余劳力困扰，人力最贱。该书第四十一章讲“补益之法”，还提“休耕”。而中国人多地少，应该尽力提高复种指数。
第四，刚刚传入的西方近代农学，在清末的中国作为新事物，人们在参与推广的时候，也是处在尝试阶段，无现成的经验可循，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也会使传播的效果打折扣。清末就有人对此提出看法：“中国近日，考求农务者，甚不乏人。然五师而学，每易入于旁门。……欲种桃者翻种桃之章，种李者翻种李之章。如法而行，必无大误。不知其实大谬。彼著书者，只为一地而言，非为天下各处而著。……夫求学必先求其本，乃能知其末。求学之初，宜先将耕种畜牧之原理，熟稔胸中。其最要者，《植物生理学》、《动物营养论》、《肥料学》、《土质学》、《气象学》、《昆虫学》、《农业经济学》、《农具学》、《植物病学》，更深求者，则《细菌学》、《农政学》、《兽医学》等也。其原理既明，然后读耕种各种植物之法则。一理通，百理自明。……然现今中国，此等书籍尚少。只有数本浅近之耕种、畜牧原论，宜买此等书籍，细心摩揣，读至不明处，则求证于识者，读毕后，于农学亦大有所悟矣。”[24]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近代农业科技是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土壤学、地质学等许多学科为基础的科学，有理论、有实践，不能偏废。在引进与学习的时候，要掌握其基本理论，以理论指导本国的实践，就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区域性带来的偏差，而不被外国那些“只为一地而言，非为天下各处而著”的农书搞得一叶障目。但是，在刚刚引进和传播的时候，人们尚未达到融会贯通，局限性是难免的。
尽管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晚清传入的西方近代农业科技未能在晚清给中国农业带来近代化，但是，这近代形态的农业科技，从内容到思想方法，都优于经验形态的传统农业。尤其到了近代化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更显其优越之处。一经传入和推广，就是中国农业的财富。先驱者的贡献，功不可没，对中国农业近代化的进程和发展，还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