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终身教育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425/j.cnki.jjou.2016.01.002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终身教育的时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终身教育思想在国际组织与机构的大力提倡与推广下，现已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战略发展的决策基础乃至提高国民整体素养的有效手段。中国亦是如此，“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不仅着力于经济建设的推动，同时也加强了教育改革的力度。尤其是对终身教育的推进与发展，虽然受“文革”动乱的影响，相比先进国家落后了约20年的终身教育，却在尔后的30多年间，由于得到国家与政府的极大重视与积极推动，如今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不仅已经成为国家宏观发展的方策，而且相关实践活动亦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例如，终身教育体系赖以构建的基础——社区教育正以燎原之势在沿海与内地蓬勃开展，记录居民终身学习活动的终身学习卡的运用、无大学入学门槛的开放大学的建立、认证学习者学习成果的学分银行机构的设置等，均在国际终身教育实践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近年来正在积极酝酿的有关国家终身教育法的制定及其讨论，更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此，改革开放37年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国家繁荣、经济腾飞的创业史，同时更毋宁说是一部教育实现现代化、教育迈向终身化的发展史。 然而，我国的终身教育发展虽然取得了傲人的成就，但政策层面的落实与实践层面的推进，还是遇到了众多的现实困境与理论瓶颈。如终身教育体系与传统国民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成人教育的转型与发展仍然方向未明，终身教育立交桥的构想与各种教育资源的整合也同样面临诸多困境。又如，传统教育体系中的部分教育形态已经开始走向衰退，然新兴的校外教育形式却仍然没有获得明确地位，各种教育形态之间的利益纷争与博弈亦造成了新的资源整合的阻碍与体系构建的困难。为此，唯有以史为鉴，方能登高望远；唯有总结以往成败经验，方能明晰未来。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的历史进行全面总结与回顾，同时通过梳理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起、承、转、合”的关键因素，才有可能帮助我们认清终身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与体系构建面临的困境；同时，通过对问题表象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亦才有可能探寻出未来健康与有序发展的方策。 具体来说，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终身教育的总体发展趋势，其大致又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1)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中期，是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的酝酿期。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成人教育概念形成、成人教育体系建立以及成人教育实践活动日益得到普及与发展的时期。(2)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初期，是终身教育发展的初始期。由于国际终身教育理念的导入，我国传统教育思想开始出现变革，“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终身学习思想亦逐渐深入人心。(3)1990年代初期-1990年代末期，是终身教育体系化与政策化的摸索期。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终身教育逐渐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同时一系列的制度化建设及政策立法举措也相继出台。(4)本世纪初期-现在，是终身教育走向政策化、法制化的深化期，其标志是我国地方终身教育立法的纷纷出台，国家终身教育立法起草过程的启动，由此彰显了我国终身教育开始走上法制化建设的健康轨道。 一、终身教育的酝酿期——成人教育活动的兴起与体系的构建 二战结束是国际终身教育理念兴起的重要契机，因为战争不仅会夺去人的生命，而且还会剥夺人的学习机会和权利。伴随战后社会秩序的逐渐恢复与稳定，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使世界上所有因战争，或其他各种原因而错过了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机会的人能再次回归学校、回归教育，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届国际成人教育委员会上第一次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这一理念提出之初，是旨在打破传统教育机械地将人的一生分为两个部分：学习期与工作期，从而将成人截然地排除在学校大门之外。因此倡导终身教育，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将失去学校教育机会的人重新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期望构建一个能真正覆盖人一生的教育系统。换言之，成人教育活动的推进，是终身教育发展的必然基础。以此成因来看，中国成人教育的兴起及终身教育的发展，与二战后国际社会面临的成人失学困境与提倡终身教育的契机具有某种相似的特质。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是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的酝酿期，也是我国成人教育形态的形成、成人教育体系的建立以及成人教育实践活动日益发展的时期。 (一)成人教育的兴起 任何一种教育活动的形成、产生及演变的过程，实际上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或历史条件有着深刻的关联。我国成人教育的兴起也同样，无论是其产生还是尔后的快速发展，都与“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形势有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重心转移经济建设的决策，“改革开放”的帷幕由此拉开。但十年“文革”动乱致使学校“关门”，由此产生大量文盲或半文盲。其后学校虽有恢复，但传统教育体制不接受成人学生，这一现状无疑对经济建设重心的转移造成严重障碍。为了解决因“文革”动乱而错失学习机会的年轻人能再度回归教育的问题，我国引入“成人教育”的概念，并给予了扶持与推进。其标志是“双补”教育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成人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独创的成人自学考试制度也在全国范围建立。1986年国家教委甚至把成人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确立了它的地位。于是，原本产生于西方的“成人教育”①概念开始在中国生根开花，并作为一种重要教育形态而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成人教育体系的建立 这一时期成人教育主要解决五类问题：“(1)对已经走上各种岗位，以及需要转换工作岗位或重新就业的工人、农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使他们在政治思想、职业道德、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等方面达到本岗位的规范要求；(2)对已经走上岗位而没有受完初等、中等教育的劳动者，进行基础教育；(3)对已经在职而又达不到岗位要求的中等或高等文化程度和专业水平的人员进行相应的文化和专业教育；(4)为适应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行继续教育；(5)为建设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对成人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教育。”[1]依据以上的实施内容与功能，中国逐渐建立了由成人学历教育和成人非学历教育构成的成人教育系统，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的成人教育体系[2]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中国现代成人教育的兴起，是基于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升在职人员的技能水平以及满足他们对学历证书的需求而产生的。其不仅对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满足成人进一步的学习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成人教育的兴起还为校外教育体系的建立，打破传统学校教育一统天下的僵硬局面，以及建立起一种真正围绕人的一生发展而提供教育支持的终身教育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谓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具有某种天然的血缘关系，说的就是这样一层道理。 二、终身教育的初始期——理念的导入与方针的确立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是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的初始期。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国内政治与经济形势日趋稳定与好转，对外交流的渐次开放，尤其是教育界的对外开放，使得产生于60年代中期，且最受人关注的现代终身教育思潮得以传入我国。由于国际终身教育理念的导入，导致我国传统教育思想开始出现变革，其具体体现为“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终身学习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1979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出版的《业余教育的制定和措施》一书中，发表了张人杰撰写的《终身教育：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教育思潮》，尔后钟启泉翻译了朗格朗的名篇——《终身教育的战略》，两篇文章均对终身教育理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发展脉络、主要论点以及部分发达国家实施终身教育政策的状况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3]国内学者大都认为这是我国介绍终身教育的最初文稿。1985年5月，由保罗·朗格朗撰写的《终身教育引论》由周南照和陈树清翻译成中文出版，原著者保罗·朗格朗亲自为中文版作序：“在社会建设中已经完成并将继续完成重大变革的人民中国，对终身教育观点及其所包含的改革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关注是很有意义的。”[4]在终身教育理念导入我国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1989年9月，终身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书(1972年)，由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室翻译出版。此书一经出版即被销售一空，并且在当时的教育界形成了一股讨论终身教育的热潮。[3]随后，国内教育界又先后引进和译介了其他几部终身教育的重要著作，如由持田荣一等编写的《终身教育大全》、C.J.泰特缪斯的《培格曼国际终身教育百科全书》、阿瑟·克罗普利的《终身教育导论——心理学分析》等。其中，关于“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学校教育不应该成为年轻人的专利”，以及“人应该在教育世界与劳动世界中不断回归并贯通人的一生”的思想及观念，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与瞩目。 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导入和不断深化，其对我国教育观念的变革，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改革与成人教育的推动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务院修订了《扫除文盲工作条例》②，《条例》扩大了扫盲教育的对象与范围，同时规定了受教者在扫盲教育结束之后，还将继续参加业余小学或其他形式教育活动的规定。在稍早的1983年9月，由山东省红十字会发起，济南市创建了全国第一所老年大学，之后的1988年12月，全国又成立了第一个民间性的老年教育组织——“全国老年大学协会”。在这一时期，终身教育虽然还没有被写入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或政策文本，但其影响力却已经在各项教育改革尤其是教育政策层面初现端倪。[5] “终身教育”第一次被写入国家重要教育文献，是在1993年2月，由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明确指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6]有学者指出，纲要的这段表述，标志了终身教育从一种理念开始转向一项具体的国家政策。随后的发展亦充分证明，终身教育虽然最初是由教育界直接引入，但随着对其理解的不断加深以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终身教育最终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由此一跃成为国家教育政策文本的重要内容。终身教育由一种思潮及理念进而上升为一项具体的国家政策方针的本质转变亦由此拉开了序幕。 三、终身教育的摸索期——政策的推进与实践的开展 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领域正常秩序的进一步恢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加速发展，均使得社会民众对教育改革的需求日趋强烈，由此教育改革也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引发的建设热情，以及科学技术引发的经济发展，亦使得人们越来越体会到学校教育的局限与僵化。知识结构的老化、教学内容的陈旧、教育机制的缺乏弹性，都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教育制度的质疑。90年代全面启动的教育改革之所以以教育体制和教育结构的改革为主线，反映的就是传统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而这一思路无疑与终身教育倡导的“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的理念不谋而合，于是加快对传统教育制度的改革及加强对终身教育理念的政策推进，就构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而政府作为教育改革的推进主体，无形中亦为终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与实践推动创造了良好的机遇。[3]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终身教育的探索是从政策的推进和实践的开展两个维度进行的。 (一)政策的推进 1.终身教育写入《教育法》 继国务院1993年发布教育纲要并首次提倡“终身教育”之后，1995年由全国人大通过并实施的《教育法》又在第十一条、第十九条及第四十一条中更为明确地规定：“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和终身教育”；要“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7]。上述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意味着终身教育被国家法律所认可。而终身教育进入国家教育法本身，证明了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事实已经被正式确立。从那以后，政府对终身教育的推动，开始进入了有法可依、依法保障的全面实施阶段。 2.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1998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在这一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的教育政策文献中，其不仅重申了“终身教育将是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要“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的具体要求。[8]序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还着重强调，“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8]序言。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份跨世纪的教育行动纲领中，竟前后三次强调指出要建立“终身学习体系”，这一重要信息无疑为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教育及其改革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与动力。[8] 3.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1999年6月，国务院再次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在这一被看作是指明了新世纪教育改革风向标的重要政策文件中，其不仅继续强调要“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9]第10条，积极“运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为社会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8]第15条，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要注意提高“教师队伍终身学习自觉性”的要求。[9]第17条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一系列强化终身教育发展政策精神的下达，都为探索期终身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 (二)实践的开展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对终身教育的关注仍然较多地与成人教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如前所述，各项与终身教育有关的政策，也都与成人教育结合起来讨论。当时的思路是“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使公民接受终身教育”。换言之，成人教育活动丰富多彩了，则终身教育思想也就贯彻落实了。但随着对终身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对终身教育的理解开始突破了成人教育的狭隘范畴，而逐渐将目光投向各种教育资源的融合与各种教育形式的发展。如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就提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综上所述，探索期终身教育的政策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已经开始摆脱成人教育局限的视野，而转向对各种教育资源与教育形态的整体衔接与融合的思考之中，社区教育得以快速发展就是上述思考的产物。 四、终身教育的深化期——政策的深入和立法的拓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与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就提升了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民众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开始日益旺盛，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意识不断增强，而这一切又进一步化为动力促进了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2003年7月28日，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纲领，其为教育改革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发展方向，政府开始更加关注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和均衡性，而这也为终身教育从政策走向立法，提供了重大契机与重要保障。 (一)终身教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终身教育或终身学习的概念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出现在党的历届代表大会会议报告或决议文件之中，这足以彰显党和政府在推进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方面的坚定立场与决心。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10]第六部分；要努力“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0]第三部分。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11]第十部分。2004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继续明确要求“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建立学习型社会”[12]第六部分。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提出要“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13]第三部分。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14]第八部分，这一精神最终被写入了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2013年11月，党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要文件中，再次强调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继续教育”改革发展，“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15]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继续就“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16]做出部署。 凡此种种，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新世纪的15年，是终身教育不断向纵深发展的15年，同时也是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化的15年。在这一时期，不仅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出台的各种重要政策文件和重要工作报告中都对终身教育的推动予以了一贯的强调，而且还把终身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动力与实践举措融入了各项教育改革的具体政策举措之中，从而使它成为一股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终身教育立法的突破 随着政策层面力度的不断加强，深化期终身教育的立法也实现了“零”的突破，继2005年8月福建省制定了大陆第一部终身教育地方条例——《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以后，上海、太原、河北、宁波也分别于2011年5月、2012年8月、2014年5月、2015年3月分别制定了《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太原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以及《宁波终身教育促进条例》。5部地方性终身教育立法的出台，不仅标志着终身教育从政策层面开始上升到了立法层面，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对终身教育政策和立法的研究亦已达到一个与国际先进国家接轨的水平。 (三)理论研究的繁荣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一些地方性的终身教育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终身教育理论研究的专业队伍迅速壮大。2004年，福建农林大学终身教育研究所成立；2007年，集美大学终身教育研究所成立；同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终身教育工作委员会成立；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育研究中心成立。 学术研究的成果亦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进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界面，输入“终身教育”作为检索词，分别采用“主题”“题名”“关键词”作为检索项，可以发现自1995年至2009年间，共发表论文483篇，相比1995年的3篇现在的数量几乎是当时的20倍。[17]从成果涉及的范围来看，这一阶段对终身教育的认识亦早已脱离了成人教育的范畴，而上升到了终身教育体系整体构建的层面，同时采用了多学科、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其鲜明的例子，即是众多从事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学者加入了终身教育的研究队伍。如杨小微在《文汇报》发表的《以终身教育反思中国基础教育》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换言之，终身教育研究已不再专属某一领域，而是作为一种指导整体教育改革的思想或理念，日益成为一个庞大的研究范畴，如有研究终身教育基本理论的，也有研究国际比较的，还有深入实践探索现实问题的，比如社区教育、继续教育、开放大学等。 (四)实践范围的推进 理论研究的繁荣无疑促进了实践活动的展开，这一时期的终身教育推广开始蔓延到了各个教育领域。如2001年教育部制定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其在课程改革的目标中就着重指出新课程改革要使学生“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18]。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许多措施也都体现了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思想。如强调学生学习方式的自主探究；近来又引入了“学习共同体”的理念，以此期望化解学校教育的危机等。这些实践活动也顺应了终身教育向终身学习转变的趋势。[19] 除了对传统教育的变革产生影响之外，终身教育对原先受到忽视乃至轻视的学校外教育的发展，更是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与推进。比如，社区教育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教育部在2000年4月发出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社区教育是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形式和建立学习化社会的基础”，2001年公布了8个社区教育实验区，率先开展试点。至2007年10月，社区教育实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114个。2009年，教育部重新公布了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共98个[20]；2013年第五批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公布，又新增45个实验地区。[21]此外，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还陆续评选了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目前已有3批共90个示范区。[22-24]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的评选和发展，使得这一深入基层的草根教育释放出巨大的活力，“人人有学、时时可学、处处皆学”的理想慢慢转化为可以实现的行动。多样化的社区教育实验，亦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成果，如终身学习卡制度、电子化社区、下午四点钟社区学校、居民大学听课证等，都为终身教育实践的本土化、草根化作出了有益的重要贡献。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终身教育的影响还拓展到了社会发展层面。其典型的事例就是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目标和地方社会发展方策推动的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最初由上海在1999年率先提出；2000年北京市政府也对此予以响应，提出要在全国“率先建起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基本框架”；2001年，大连市政府专门制定了《关于建立学习型城市的意见》，之后宁波、常州、南京、杭州等多座城市的市政府均先后印发了关于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实施意见与相关文件，一些城市还专门设立了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指导委员会或办公室。目前，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浪潮已经遍及了长沙、济南、太原、武汉、成都、长春、广州、哈尔滨、合肥、深圳等95个城市。[25] 为了进一步推进并巩固以上取得的成果，教育部在2012年及时地进行了相关机构的调整与改革。如在职成教司设立继续教育办公室来全面统筹终身教育的发展，以及开始了部分电大转型开放大学的试点改革等。上述改革动向无疑清楚地显示了终身教育的发展开始进一步朝着组织机构的建立、推进机制的完善等实体层面推动的方向发展，其顶层设计的决策导向与特征十分鲜明。 五、终身教育发展的未来展望 总结与回顾中国终身教育的发展历程，呈现的是一个从成人教育迈向终身教育的实践轨迹。51年前当国际社会开始推广终身教育之际，国内还正处在“文革”爆发前的暴风骤雨之中，落后了近20年的中国却在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指引下，只用了30余年的时间，就后来居上，其本土的实践已经赶超欧美，直追日韩。尤其是在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方面，更是践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应该旨在保障公民学习权以及提高公民素养，实现人性健全、人格完善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基础。取得这样一些成就主要来源于三方面的条件与因素：一是政府作为推动主体，担负起了正确导向、积极引领、大力推进，有作为、有担当的责任；二是民众的热烈响应与强烈期待，在经济建设取得极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百姓开始思考“小康”的涵义，那就是不满足于衣食住行的富裕，而是更进一步追求精神教养的提升与生活品质的精致；三是学术界的积极呼应与及时跟进，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引入终身教育理念，还是在深入推进终身教育发展的政策过程中，都始终走在实践的第一线。研究者们积极解读政策，及时传达民声，从而保证了终身教育的发展始终沿着一条上通下达、上下一心的正确而健康的轨道前行。 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终身教育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还是需要保持清醒头脑，认真审视在今后发展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问题与瓶颈。具体来说，以下问题需要关注与解决。 其一，是成人教育的去留问题[26]。综上所述，成人教育是“文革”后的产物，为了对“文革”期间被排斥在学校门外的青壮年进行补偿性的教育，成人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30多年的发展，普通教育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由此成人教育的历史任务也基本完成。那么今后的发展何去何从，深受人们的关注。笔者以为成人教育不会消失，但如需继续发展则必须进行转型，即突破原先补偿教育、学历教育的局限，而转向致力于服务继续教育阶段成人的各类学习需求。比如社区学习、老年教育、在线课堂等，换言之，成人教育应该恢复其本有功能，即专门研究作为成年人的这部分学习者，他们的学习心理与学习方式与青少年学校教育有何区别的问题。 其二，是要厘清终身教育体系与国民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两个体系论的说法已经在实践层面造成很大困惑[27]。比如把学校教育归为国民教育体系，把学校后的继续教育或成人教育看作是终身教育，这样一种把学校教育排除于终身教育之外或等同于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的观点显然是狭隘了终身教育的内涵。由体系论引发的困惑亦造成了实践层面的误导与误判，如一些地方终身教育条例就把终身教育看作是学校外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又如以上述及的教育部在职成教司设立继续教育办公室来统筹终身教育的举动，亦由以上错误理解所引导。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行政机构的改革中，却以一个下位概念去统筹上位概念，其可能引起的混乱与困惑则不言自明。上述这种把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割裂，或把终身教育与继续教育并列的观点，都有违终身教育的理念。终身教育主张教育要为人的一生发展提供支持，那么怎么可能只局限于学校外的阶段呢？而“统合”包括学校在内的各种教育资源则更是终身教育的基本原则与重要功能之所在，所以两个体系论，或把终身教育看作是学校外教育的主张无疑都有违终身教育的基本原理。对此问题如不予根本解决，则对终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会造成很大障碍。 其三，是打破教育资源融通的制度壁垒，做好搭建终身教育立交桥的衔接工作。推进终身教育的长远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国之终身教育体系，而体系构建的关键，就是融通各类教育资源，尤其是打通学校与学校外教育资源阻隔的弊端。国内正在研究并尝试在两者之间架起有机连接的“立交桥”，这一设想非常具有创意，但难度无疑不小，尤其是要在学历与非学历、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之间进行有效融合，还需要集聚更多的智慧与勇气。现在模拟银行储蓄的方式，对各种学习成果进行认定、累积与转移的“学分银行”实验，已经开始初见成效。如果能够顺利制定国家资格框架体系，那么学分银行必将发挥更大作用，届时无论何种学习形式，只要提出申请并交由学分银行认定，就都可以换算成一定的学分，那么学校的界线就可能突破，终身学习也就真正可能普及于每个学习者。 其四，是加快终身教育立法的进程，尽快使中国终身教育的发展置于法律的框架体系中予以推进。目前，国内5个地区已经制定终身教育地方条例，但国家层面的立法仍然遥遥无期。原因也是清楚的，就是因为理论研究的滞后，对于终身教育的基本内涵、发展方向、价值基础乃至体系构建赖以建立的融通机制等，都处于存在争议，尚未达成一致共识的状况，这也造成了国家立法的迟缓与瓶颈。解决以上问题还需要政府与学界共同努力，学者的任务是努力厘清涉及终身教育内涵的各种概念，以及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与联系；政府则需要加强与学界的沟通，充分倾听来自研究者的真知灼见，以便在政策决策乃至立法过程中采纳正确的观点。 六、结束语 终身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发展与每个个人素质提升的大事，因此必须集聚全国的力量，并由政府牵头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充分调动全体民众的积极性踊跃参与和推动。为了早日实现这一远大的目标，我们亦必须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以期在国际终身教育舞台提供我们中国的成果，演绎我们中国的故事，讲述我们中国的经验。 收稿日期：2016-01-15 注释： ①成人教育是个外来名词，国内原先并没有这种教育形态，与其类似的则是校外教育，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曾经设立社会教育司，后改名工农教育司，主管工农教育、扫盲教育，“文革”后又改名成人教育司。 ②《扫除文盲工作条例》于1988年2月5日由国务院颁布，1993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决定修正，http://fagui.eol.cn/html/200909/6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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