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紧缩的理论解说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出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 （2000）03—0047—06
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步入了经济紧缩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后，经济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复苏迹象。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其原因是人们对当前我国经济紧缩的实质和生成机理的认识可能存在偏差。为此，有必要对经济紧缩产生的根本原因重新认识，并重新审视我国金融改革的思路。
一、文献的简要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洛林、刘树成和刘溶沧在其文章《论如何进一步启动经济》（《财贸经济》，1999年第4 期）中将学术界对经济紧缩成因解释的代表性观点概括为六种，它们是：“继续下滑有益”说、“有效供给不足”说、“消费结构断层”说、“有效需求不足”说、“消费需求不足”说和“社会投资不足”说。作者在此基础上对这些观点进行相应的评论，并提出了他们的“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结构失调”说。需要补充的是，此外还有“分配体制缺陷”说（刘国光，1999）、“财富分配约束”说（研究组，1999）、“企业效益下滑”说（余永定，1999）和“经济周期”说（黄桂田，1999）。
综观以上学者们对经济紧缩成因的认识，可将其概括为需求说、供给说及其相应的总量说和结构说。从学者们论证的过程看，其论证所隐含的前提是假定各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从动态意义上讲，无论是供给和需求因素还是总量和结构因素，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并非相互独立。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结果并非是供求总量和结构各单个因素对经济影响的总和，而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假定在某一时间条件下，某一类因素的变化导致需求的变化，则在另一时间条件下可能影响供给，这反过来又反馈于需求，从而在供求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导致经济运行的累积性膨胀或累积性收缩。但经济中是出现累积性膨胀还是累积性收缩，则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宏观市场条件（是短缺经济还是过剩经济）和技术条件，以及在这一条件下由供求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网络链条”中，其“节点”之间的环流是否顺畅。
二、短缺经济下的供给约束与企业行为
为了分析方便，假定经济中企业行为受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约束。企业生产某一产品的单位成本为c，产量为Q[,s]，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对企业产品的需求量为Q[,d]，市场产品的价格为p，利润总额为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分别为K、L，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A。 为了分析的方便，暂不考虑中间投入。同时，假定企业生产所需资金可通过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解决，在这一前提下，单位成本c 的大小就主要由技术变量和融资成本决定，而融资成本在一定的融资制度下，主要受银行利率r影响，从而企业生产的行为方程可表示为：
π＝Q[,d]×（p－c） （1）
Q[,s]＝f（K，L，A） （2）
c＝g（A，r） （3）
从上述行为方程可以看出，企业是否生产，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取决于企业盈利水平和能力。盈利水平的高低，由方程（1）看出， 主要受市场需求Q[,d]和市场价格p以及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而盈利能力的大小则取决于技术约束，包括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企业行为约束包括市场、成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约束。在不同的宏观市场背景下，它们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表现出根本性差异。
在短缺经济背景下，对企业而言，由于整个市场上普遍存在产品短缺现象，从而，企业只要能够生产出产品就可以以大大高于产品成本的价格出售，此时的企业行为方程可重新表述为：
π＝Q[,d]×（p－c）＝Q[,s]×（p－c）
＝f（K，L，A）×[p－c（A，r）]（4）
从这一方程看，市场的需求不构成企业盈利水平的约束，生产成本也不完全构成其盈利水平的约束。因为，在短缺经济下，消费者的消费选择集很小，在其消费函数中，价格对消费者消费选择的影响并不很大，消费者为了得到所需要的消费品，在其收入约束范围内可以承受较高的价格。由此，企业利润主要取决于企业的供给能力Q[,s]，于是， 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也就等同于产量最大化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大量投入生产要素（K，L），只要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就有相应的产出，企业就有利润。技术创新和资本结构由于产品短缺而对企业不构成强有力的约束。
如果将以上所有企业行为加总，那么从宏观层面来看，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带来整个经济的增长，从而短缺经济下的经济增长必然表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大规模生产要素的投入就构成了在这一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而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并不构成企业增加利润的主要约束因子，以至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很小。对企业来说，虽然技术进步可使其降低成本，进一步增加利润，从而企业存在技术创新冲动，但在短缺经济下，让企业投入大量资本以提高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则较为困难。因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企业照样可以盈利，而且由于技术创新的风险较大，这就限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冲动。与此相适应，整个经济也就不可能存在旨在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知识创新体系和制度环境，尤其是技术创新的融资机制。所以，短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技术进步仅作为外生变量在起作用。
以上分析还可以引申出以下推论：
推论一：短缺经济下，通货膨胀有其深刻的内在诱因，因而具有其必然性。
推论二：短缺经济下，政府政策对经济的调控目标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反通货膨胀，而且其调控时滞短而有效。
但是随着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市场需求对企业的约束逐步增强，这必然导致企业行为机制相应地发生根本性改变，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过剩经济下的市场约束与企业行为
在过剩经济背景下，由于整个市场普遍存在产品供过于求的现象，即Q[,s]＞Q[,d]，从而市场对企业的约束将越来越硬。根据方程（1 ），企业利润水平取决于Q[,d]、p、c三个变量。对于单个企业来说， 前两个变量难以控制，可作为既定的外生变量。而企业所能影响的是c 变量，因此企业利润水平的大小也就取决于企业单位产品成本变量。从而在过剩经济下，影响企业行为机制的内生变量主要是单位产品成本。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企业面临以下选择：一是尽可能降低成本，以市场价格出售其产品可以比其它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或者据此率先降价，通过价格竞争提高市场占有率；二是当p小于平均变动成本时， 调整产品结构，实行转产。除非企业破产，实行市场退出，以上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应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一定的融资制度为基础。
首先，在融资结构一定的情况下，成本约束对企业盈利水平和能力的影响是与技术约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下，必然导致企业生产的高成本。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在短缺经济下，企业为了实现尽可能多的利润，存在技术进步的冲动。只是由于没有市场的外在约束，其冲动并不很强烈。但在过剩经济下，市场外在约束的增强导致企业竞争加剧，如何进一步降低成本也就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的支撑，要降低成本也是不可能的，从而技术约束与成本约束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和发展的内生要求和重要力量。
其次，根据方程（3），在技术进步一定的情况下， 选择何种融资结构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不仅可以通过选择一定的融资结构使其生产成本降低，更重要的是，在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推动作用接近于零时，还可以通过这一制度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做技术储备，并且为这一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提供金融催生机制。但这又必须以合理的融资制度为前提。所以从宏观层面来看，合理的融资制度成为过剩经济下影响企业竞争能力以至于国家竞争能力的重要变量，通过这种融资制度不仅能发挥其资源聚集功能，而且能够发挥其技术创新的“孵化”功能和转化功能，并作为企业创新的“风险出口”。根据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践，这一“风险出口”就是创业资本市场。市场约束越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要求越高，具有以上功能的创业资本市场就越发显得重要，并成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动力。那么，企业创新能力从何而来？企业具备了创新能力是否就一定能带来企业的发展以至于拉动经济增长？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整个经济的融资制度有关。
四、创业资本市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早在40年代就提出，英国历史上产业革命的发生，金融制度起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中也特别强调企业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认为金融制度能够恰当地为企业家创新提供资本和机会。由此引申出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否可概括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在于金融制度。但金融制度本身并不带来经济增长，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金融制度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并实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催化”作用。
金融制度为何能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呢？其核心是，不同的金融制度导致了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的结果（许成钢，1999）。因为技术创新的本质在软的或硬的预算约束意义上意味着如何筛选项目。硬预算约束下，可通过大量的“生和灭”机制筛选出最好的项目，而在软预算约束下，则缺乏这种投资项目的筛选机制。越是高科技项目，其风险越高，越显示出硬预算约束下金融制度对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约束作用。在软预算约束机制下，投资再大也不能保证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并不是“单往里面投钱就能出成果”的资金投入问题，而是能否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金融制度和环境的筛选机制问题（许成钢，1999）。
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在追赶时期以及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建立中央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先行国家现成的技术路径，在选择项目、大量投资等技术行为上存在相对充分的信息，因而在技术模仿阶段，项目的不确定性不明显，此时即使存在软预算约束，只要能够较好地发挥政府调动资源的优势以及按指定方向加以运用的能力，经济成功的可能性一般较大。而一旦面对技术的独自研究和创新课题使得项目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市场经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亚太模式”可能就不灵了。软预算约束下的金融制度弱点在此时就愈发显现出来，从而建立硬预算约束下具有筛选功能的金融制度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直至目前，从各国金融制度与经济绩效看，具备这一功能的金融制度就是创业资本市场。
五、过剩经济下我国经济紧缩的微观基础
如果将上述分析用于解释我国的经济紧缩，我们认为，我国经济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我国进入过剩经济后，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及时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并建立起旨在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硬预算约束下的金融筛选机制以及将企业创新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金融“催生”机制。
从改革开放至1994年以前，我国商品供求普遍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以此为标志，可以认为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处于“短缺”状态。其间由于企业不存在市场约束，其发展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生产能力，对技术创新的要求较低，技术进步对企业的作用在于它能否扩大现有产品的生产能力，同时由于市场需求对企业的约束较小，技术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不明显。所以，企业只要进行生产要素的投入就能获得较高利润，甚至在企业生产能力不足时还可以通过技术、外资和增加进口等手段来促进企业发展。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另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其动员资源的能力进行大量投资，直接推动经济的增长。因而，1994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劳动力和资本等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的贡献度较小。与此同时，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了直接的经济效果。
但是，1994年后，市场形势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普遍的商品过剩现象，整个经济表现为总需求不足。那么，总需求不足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首先，从企业看，1994年后，由于产品普遍供过于求，企业间以及消费者与企业间的竞争明显加剧，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使得产品的市场价格下跌进而引起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和企业仍然按照短缺经济下的“打法”，企图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和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加剧市场供求的失衡。市场的恶化导致企业普遍亏损，其投资的收益预期下降；同时，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投资责任约束的加强，企业投资意愿也随之降低，以至于整个经济中的投资需求减弱。那么，此时的投资需求不足是否是由于在过剩经济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造成的呢？
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不很弱。在过去十多年中，无论从技术创新投入还是从创新产出看，企业越来越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主导性力量（冯之浚，1999）。更何况，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还有很多科研成果“束之高阁”于实验室里。如此多的科研成果为何在过剩经济下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呢？问题的关键在于现行融资制度的缺陷。这种制度一方面限制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障碍。正是这一障碍，使得具有市场前景的企业投资项目不能筛选出来，同时也不能使企业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其结果又进一步使企业投资的收益预期和投资意愿降低，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不足也就成为必然现象。在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中，企业投资需求的不足又主要表现为企业对银行的“慎借”。
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导致整个社会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并引起一系列后果。直接后果是使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降低，当前的消费需求减少；间接后果则是造成居民收入预期的下降，对整个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足。
从银行角度看，由于居民收入预期的下降导致其货币的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减少，从而银行储蓄将大量增加。应该说，银行储蓄的增加表明银行可支配的金融资源增加，对银行来说是一件有利的事。问题是银行可支配金融资源的增加是否对银行有利并非由银行自身决定。在我国现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制度下，银行储蓄主要运用于国有企业，所以从微观角度看，银行利益则取决于企业在将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后能否产生增值。由于现行的融资制度没有建立起与过剩经济条件相适应的企业技术投资项目的筛选机制，从而在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将其转化为经济增长方面存在内生性缺陷，致使企业普遍存在亏损，随之银行不良债权的比重不断增大。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惜贷”，整个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通道由此发生了阻梗。形成这一阻梗的重要因素正是缺乏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将其转化为生产力的融资制度，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实行融资制度创新，启动创业资本市场，以清除促使经济环流收缩的障碍。
我国政府现行的政策思路是加大扩大总需求的力度；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有与此相悖之处。虽然近两年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但整顿金融机构、规范金融市场、加强金融监管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政策效果。同时，财政为了减少赤字，又增加对企业的税收。其结果，企业投资主动收缩，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必然代替企业进行投资以扩大内需，但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推动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从经济增长的长远利益看，这一改革思路必须重新审视（黄达，1999）。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而要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必须要有好的项目，但好的项目不是由政府确定的，而必须由市场选择。技术创新是有风险的，这就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创业资本市场，一方面将好的创新项目“筛选”出来，另一方面建立技术创新的“风险退出”机制；否则，累积性的紧缩机制将会使经济运行更紧。长此以往，不仅经济机制本身的调节，而且任何外在的调节都将使我国难以摆脱经济紧缩的状态。
综上所述，过剩经济下我国经济紧缩产生的内在生成机理，就在于整个市场需求的约束，在于缺乏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将技术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融资机制，导致经济主体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进而导致企业“慎借”、银行“惜贷”和居民谨慎消费，最终使经济“网络链条”中的各“节点”（包括企业、居民和银行）失去了彼此间的环流联系，进而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宏观上则表现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累积性萎缩导致总需求的不足。所以，在过剩经济条件下，总需求不足始终是经济紧缩的表现形式，但在其背后却有其内在的微观原因。这就是我国经济紧缩的微观基础，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融资制度的内生缺陷。
根据以上分析，可引申出以下推论和政策含义：
推论三：过剩经济下，如果缺乏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金融筛选机制和催生机制，经济紧缩的产生就具有某种必然性，其表象是总需求不足。
推论四：政府要从根本上治理经济紧缩，不能仅仅通过增加总需求的政策，而应该将其主要精力放在改革现行融资制度上，尽快启动具有技术项目筛选和“催生”功能的创业资本市场，以缩短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链条。
（200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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