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价值论研究的背景、方法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意义论文,背景论文,科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从有科学以来，科学家与哲学家们对科学的目的与最终归宿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并且做出过各种不同的回答。从历史上看，近代科学自16世纪下半叶诞生至20世纪初叶这段时间里，由于科学自身的变化以及它同人类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曾出现过先后占主导地位的工具主义科学观和理想主义科学观。
在17、18世纪的多数思想家看来，科学仅仅是实现人的某种功利目的的工具，是通过了解自然而实际地支配自然和造福人类的有力手段。这种工具主义科学观之所以产生并在近两个世纪中占统治地位，从社会领域讲，是由于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为壮大自己的力量，迫切“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①]；从科学自身讲，这一时期处于经验水平的科学还没有从工艺、技术传统中完全分化出来（只有力学除外），于是，科学与工业、科学家与企业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强调科学的物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工具主义科学观成为科学家们的主导价值观念。这种科学观的意义在于它使人类确认了自身征服自然的能力和科学的实用价值，并使人类“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②]。
进入19世纪后，随着各门学科的陆续产生、自然科学从经验层次向理性层次的全面过渡、大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科学建制化过程的基本完成，科学家们的兴趣已从科学的工业应用转向对科学的实证性与理论体系完美性的追求。科学家们主张，科学的目的是追求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科学家的职责仅仅是提出科学问题、提出和验证假说、预见和发现科学事实、建立和发展科学理论等，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应对社会采取超然的态度。在这种理想主义科学观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从实用研究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科学理论的思想史的、方法论的、审美的价值得以充分的展现，科学活动中一整套认识的和伦理的准则和规范逐步形成。理想主义科学观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在于它在科学界确立了一种公认的观念，即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是价值无涉的，而作为客观世界本质与规律之正确反映的科学真理是价值中立的。这是科学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这种共识一直延续到本世纪。
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发展不再仅仅表现为它的经济价值和学术价值，而是对社会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并大大地改变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人们愈来愈意识到，在人们应用科学以谋求多方面利益的同时，否定性因素也伴随出现。工业三废、核泄漏和农药残毒造成的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所引起的生态破坏与资源危机，计算机理性主义蔓延对人类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DNA重组技术所潜在的生物危害等触目惊心的事实，使大多数科学家原先追求的纯科学理想成为梦幻。问题就是这么尖锐地摆在科学家面前：无论是单纯追求经济价值的应用研究，还是只强调学术价值而不做社会价值评价和预测的“纯科学研究”，都将使人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对科学活动目的问题的反思表现为新的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不同社会思潮。以“（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为代表的技术救世主义认为，尽管人类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暂时不能解决，但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将能够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并逐一解决能源、资源、环境和生态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难题，这种可能性永远没有极限；以罗马俱乐部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技术悲观主义则认为，当今的科学主要是为强者服务的，技术的发展非但没有使人类超越必然王国而进入自由王国，反而变成了统治与奴役的新形式，科学特别是技术本身的“异化”使得它们“成为人类自己造成的而又无法驾驭的‘魔鬼’”[③]。介于这两种极端思潮之间的各种有条件的谨慎乐观主义，反对过分夸大技术的自主性和决定力量，认为人类有可能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实行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控制，只要世界各国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达成某种契约以至进行国际性立法，上述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就存在最终得到解决的一线希望。然而现代人本主义、生态主义、自然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流派始终未停止对各种各样乐观主义思潮的批评。不论是技术救世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或有条件的谨慎乐观主义，它们作为20世纪中叶科技革命以来产生的思潮，反映了知识精英们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影响问题的思考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与历史观对这些思潮进行剖析，包括对种种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和扬弃，并对其中有益的建树加以肯定和吸收，无疑是必要的。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思考相对于19世纪以来仅仅追求科学的学术价值的理想主义科学观而言，毕竟超越了纯粹的科学王国的圈子，超越了认识论的圈子，它们都承认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人的认识现象，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都承认科学与诸种社会建制之间的互动要求人们必须把科学（包括技术）放在当代人类社会的大系统中作整体和动态的考察，都承认科学技术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所有有良知的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乃至政治家们不应回避的大问题。这些思考的积极成果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的应用不仅是负载价值的，而且其应用主体对社会乃至全体人类承担着巨大的社会的和道义的责任。
面对现代新的世界技术革命及其巨大的社会功能，同时面对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后果问题的社会思潮乃至社会运动（如反核运动和绿色运动等），为了使21世纪的科学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有必要对科学的价值问题加以全面系统的反思，以求为当代科学家树立合理的、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于一身的现实主义科学观提供必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
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对科学的价值问题就有过很多富有成果的探索。处于世纪之交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工作者更应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对科学的价值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哲学上做出正面回答。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地阐明科学价值的含义、性质和特征，全面系统地分析考察科学的诸方面价值表现，深刻地揭示科学价值的发生、形成、实现、转移、增殖和再生产等运动规律，进一步探讨对科学的价值评价与计量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回答构成科学价值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科学价值论的研究，首先要确立适合于问题解决的方法论。但研究这样一个全新的跨学科领域的课题，不会有既成的一整套方法论。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未来学、价值哲学、知识价值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要吸收本世纪60年代以来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与评价理论研究以及8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问题大讨论的积极成果，作为综合与创新的基础。这里只就几个关系全局的方法论问题加以讨论。
第一，研究科学价值论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前提需要明确，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有没有普遍的、即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同关于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相比，讨论更多的诚然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概念。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指的是商品作为特殊的物与人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而经济学中的“价值”则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是，作为商品二重属性的这两个概念绝不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马克思特别批评过瓦格纳把经济学中的“价值”当成“使用价值”一般的错误观点[④]。然而绝不可因此而否认有任何意义上的价值一般。因为价值概念从人类有了清晰语言时起就开始使用了，而在学术领域的使用则始于科学与哲学发展的最早阶段。它既不只限定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更不象某些“哲学界的老近卫军”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新康德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专利[⑤]。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过，“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⑥]。这说明，尽管在经济学中“使用价值”和“价值”不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但绝不意味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价值概念上特殊与一般的对立，这就为后人从哲学角度阐明价值一般的涵义并进而探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问题开辟了新天地。显然，如果把特殊的物——商品与人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上升到一般，即从哲学高度探讨一般的物作为客体与人作为主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那么，我们便可从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引申出哲学涵义的、以“使用价值”为其特殊形式的“价值一般”概念。于是，比如商品的“使用价值”概念，以及科学价值概念，等等，都不过是“价值一般”概念的具体化的特殊而已。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有价值一般概念的位置，实际是承认不承认价值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中应有之义的问题。一提“价值”就谈虎色变，把研究价值论的权利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思想家，客观上只会“有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声誉”[⑦]。
第二，关于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底的问题。关于科学价值论问题的研究随时会遇到需要运用辩证法才能解决的诸方面关系问题。比如讨论科学价值的性质与特点，会碰到价值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关系及科学的本体属性与价值属性的关系问题；讨论科学价值发生、形成与实现的机制，会碰到主体的能动性与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的关系及主体创设客体活动中的两个尺度之间的关系问题；讨论科学的伦理价值与生态价值，会碰到科学应用的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最近目标与长远目标、局部效益与总体效益的关系，以及科学对实现个人自我价值同对人类自身进步、完善与解放的价值的关系问题；而对现代科技革命中出现的各种哲学与社会学思潮的评价，尤其应把辩证法贯彻到底，否则难免会得出与技术救世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同样绝对的结论。
此外，科学价值论的研究一方面要同旧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要同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划清界限。这里也有一个需要辩证地加以掌握的尺度问题。这个关系全面的问题，与很多具体问题的探讨密切相关。如对价值本质的把握问题，马克思指出，价值“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⑧]。这就是说价值的一般本质在于它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价值既然是一种关系范畴，就不会仅仅由主体或客体一方所决定。一方面，现实的或观念中潜在的价值关系建立的客观基础和源泉是客体的属性，另一方面，价值关系建立的动因则是主体的需要和追求需要满足的能动性活动。否认前者就难免会陷入唯心论，而否认后者则会与马克思批判的忽视人及其感性活动的形而上学的旧唯物主义相混同。又如对科学的审美价值的研究也有一个把握辩证法的问题。关于自然物、艺术品、科学理论等等的审美价值如何产生的问题有两种极端的观点。“自然”美学家认为美是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的，自然事物的美仅仅是自然现象的本体属性，科学中的数学形式的美仅仅是科学的固有属性而已，与作为主体的人无关。而“社会”美学家则认为美仅与作为主体的人有关，美与丑只是纯粹的社会现象和主体的主观感受而已，而与对象本身无关。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美是客体的客观属性和感受着这些属性的主体之间接触的产物，美的本质是通过对客体的占有而达到占有主体自身，它是建立在客体的客观属性基础之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离开辩证法，对审美价值的研究就会陷入困境。
第三，关于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导的问题。在当代哲学中，用价值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几乎是很多西方哲学流派的共同点，而用历史唯物论批判价值论则是不思进取的某些教条主义者的通病。因此，必须辩证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价值方法的关系。首先，应当承认两者的明显区别。唯物史观研究的是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及在其制约下的社会变动中所表现出的人类活动的一般结果；它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力图从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从劳动发展史中去寻找理解全部社会史（包括科学社会史）的锁钥。而价值论则从人的活动的隐秘而不易觉察的主观方面去探讨支配这种活动的自觉能动性起作用的规律，它注重从人的理想、信念、意志、目的和内在动机等角度去揭示人的实践——认识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发生与发展的机制。其次，还应当看到，价值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不是绝对对立和排斥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侧重从社会总体角度、宏观层次和客观必然性的方面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此为指导可使科学价值问题的研究避免走上唯意志论、非决定论和用纯粹偶然性解释社会现象的歧途；而价值方法侧重从人的角度、从微观层次和主观能动性的方面揭示人们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包括科技创造）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中社会行为发生的动因，并说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绝非外在于社会历史创造主体的价值追求和革命能动性的神秘力量，从而避免了对唯物史观的机械决定论的和宿命论的理解。把握好两种方法的辩证统一关系和互补关系是科学价值论研究的方法论准则之一。
三
科学价值论研究是刚刚开辟出的一个崭新的综合性跨学科领域。这项研究对科学技术的哲学——社会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对社会实践领域，将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价值论是对科学技术作哲学与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陆续成熟的现代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是科学技术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军”，但由于学科宗旨、性质或体系的限制，均未对科学活动进行系统、专门的价值考察；以往国内外关于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着重就科学的客观性、逻辑性和实证性问题进行考察，但缺乏对科学活动中的主体性、目的性和自觉性问题的探索，更没有把价值法则作为科学活动的方法论原则进行过研究和阐发。科学价值论从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科学创造的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的统一等角度对集认识的、社会的、思维创造的活动于一身的科学及其价值创造活动发生与发展机制作综合性探讨，从而填补上述学科由于在研究角度上的分工而造成的空白。此外，科学价值论在探讨科学价值的形成、实现、增值、转移、再生产等过程的条件问题时，不仅涉及关于科学技术和自然界本身客观规律制约的问题，而且涉及各种社会因素制约的问题，还要涉及价值创造活动受主体认识模式、创造才能与思维心理素质等条件制约的问题，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与解决将会促进科学技术的哲学——社会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科学价值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并处于认识论与价值论的交点上，这项课题的进展或突破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长期以来受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很深影响，而对现代科学许多前沿领域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成果却往往批判有余，而吸收不足；很多号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对辩证唯物论的能动反映论的阐发往往苍白无力，而直观反映论的痕迹却比比皆是；有些同志由于种种原因，一方面谈哲学现代化，另一方面对认识论的阐发却脱离开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讲要发展一般认识论，另一方面又排斥科学认识论，并对近年来价值论的研究成果熟视无睹。这种状况亟待改变。科学价值论研究，以科学价值的创造与再创造问题为主线，阐明被以往认识论研究所忽视的、与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反映过程密切联系的选择与创造过程的认识论机制与价值论机制，探讨由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所决定的主体的内在尺度和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客体的尺度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在价值创造的实践——认识活动中两种尺度相互接近和统一的途径与方式等。这些探讨不仅可以从新的角度进一步验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结论，而且将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范畴体系，从而促进哲学的现代化。
科学价值论研究对人类社会实践领域将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实践总是从盲目、无效或低效向自觉和高效的方向发展，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人的活动的“触角”每伸到一个新的领域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人们一直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只要掌握了所面对领域的真理性知识，就可以从必然走向自由。殊不知，“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⑨]。这就是说，自由不仅包括对客体的必然性的认识，还包括主体如何运用这种对必然的认识并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去实现自身的目的。在这里只承认真理法则而否认或忽视价值法则，就仍然不能获得自由。比如，在科学研究领域中，面对大自然提出的众多问题，到底选择什么作为研究突破的对象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理想的成绩？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财、物有限的条件下到底先发展哪一项科学或技术才能获得整体上最佳的效果？这里固然有各自领域中的理论作指导，但还必须借助为解决具体领域问题的理论提供的更一般的理论（即元理论），科学价值论就是这样一种元理论。这种理论应用于管理学就是科学价值工程。任何价值工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某项活动之前要设定价值目标，即从价值角度考虑这种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将会产生什么功能，然后再去具体地设计、预测、筹划、计算等，从而使活动的结果符合主体的近期和长远目标。本世纪中叶，当半导体的研究刚刚开始时，发达国家就确定用晶体管代替电子管的发展战略，而前苏联科技领导部门仅仅看到晶体管性能极不稳定，就决策在成熟的电子管技术基础上研究“电子管小型化”问题。当西方发达国家从晶体管研究发展出集成电路和大型集成电路时，苏联在这一领域里只能望尘莫及了。
科学价值论不仅可以指导人们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去认识世界从而获得科学真理，而且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回答人如何在已取得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把握实践活动中的两个尺度而达到改造社会和争取人类自身解放的目的。现在有些人感叹在这个世界上伦理的失落、人文精神的失落，并把它的责任归于科学，似乎它是宏扬科学精神的必然后果。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也曾从反面提出过科学是限制人还是促进人的发展与人性解放的问题。其实，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融人文精神于自身的。从小的方面说，科学家的精神气质、高尚品德和人生追求代表了人类道德发展的方向；从大的方面说，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是顺应人类的进步、完善和自我解放。正如革命事业要以少数人的牺牲来换取大多数人安定舒适的生活一样，科学事业也需要以少数人的献身来谋求全人类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如果不是为了大多数人、不是为了全人类，就违反了它的初衷。从狭义上讲关于科学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讨论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而从广义上讲，整个科学价值论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讨论科学对人的价值更多的要从人类的未来去考虑。这乃是科学价值论对人类社会实践的全部价值中最大的价值。
注释：
[①][②][④][⑥][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7页、第47卷，第576页、第19卷，第406页。第13卷，第16页。第26卷，Ⅲ，第139页。
[③][苏]Γ.Α.Смолян：《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社会——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84.No11.。
[⑤]图加林诺夫：《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51页。
[⑦]同[⑤]，第13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