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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2—0005—06
我所说的现代市场经济限指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包括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上原来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世界上就开始有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之和构成世界的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市场为活动舞台、以市场为联系网络、按市场机制运作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中性的，不再专属资本主义。但当它与特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性质上的区别了。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很大不同点就是：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这种社会性质上的区别，对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安排和利益分配是有重大意义的。但一走上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就还原为同一的平等派，只问你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品是优是劣，而不问你是公有私有。在市场上，“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权威”[1] 394。所以，在平等竞争的市场上，不论何种性质的市场经济，都要按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力争把自己做强做大，做出竞争优势来。特别要看到，国际多边贸易上的平等总包含有实际的不平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存在和实际运作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成员国都要照章行事，而权杖总是掌控在最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手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和如何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重要意义。
一、现代市场经济不再是单手运行的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全球化、一体化的广度与深度，都不是历史上的任何市场经济可比拟的。但现代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恐怕就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这两手的互动性上，不再择此舍彼地仅受某一只手单独支配。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欧洲一些沿海面洋的国家，特别是后来的英国、法国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政府为扩张对外贸易、聚敛金银财富、垄断殖民地经营、保护本国农业和手工业、约束外国商人等的需要，把商业贸易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商人受到关税等的保护，也受到特许制等的限制。重商主义是国家主义对市场经济实行干预的最先形式。这一点凯恩斯予以承认和肯定：“重商主义者很明白，他们的政策是有国家主义色彩的”[2] 295，“表示重商主义者之智慧。”[2] 288重商主义政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开辟世界市场起了重大作用。
当资本主义由发达的工场手工业成功地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基本完成以后，羽毛丰满的资本大鸟就要求挣脱重商主义的羁绊，自由飞翔。于是亚当·斯密提出自由放任的经济个人主义主张，一切听任“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对内自由生产，对外自由贸易。认为只盘算个人安全和利益的投资者虽然主观上不会从公共利益出发，但所作所为的结果实际对社会有利，“在这场合，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 27因此，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私人投资。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3] 27“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最危险也没有了。”[3] 27-28斯密的这种主张，通过萨伊定律、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等等的继承、诠释和传播，主导了整个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网络的自发调节会达到均衡地和谐发展。虽然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有市场失灵的端倪，局部性的生产过剩间有出现，1825年还开始出现世界性经济危机，但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总量毕竟都还不大，相互间的依存度也不太高，最终都能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把经济危机消解，只是经济波动的周期性更趋于明显。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才终结了自由放任无往不胜的神话。
市场严重失灵，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崩溃。损失最为惨重的美国经济更是一蹶不振，大批工厂倒闭，5000家银行破产，股市暴跌，纽约股市总市价缩水80％，全国近2000万工人失业，每天有冻馁者陈尸街头。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投资边际效益下降，私人对预期收益不确定而缺乏投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出来担负起复苏经济的重任。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为挽救危机，国会授权罗斯福政府可以采取任何措施。这就促成罗斯福实行“新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就在这场世界大萧条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凯恩斯为拉上有效需求，主张实行国家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由政府来增加直接投资。他说：“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当前投资量之职责放在私人手中。”[2] 272“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惟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2] 321从此，“看得见的手”即政府之手取代了“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之手的主导作用。但是好景不长，风光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就黯然失色，政府之手也出现失灵，以难解的“滞胀”终了。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在实践中的成功应用和失灵疲软，都是客观条件使然的结果，人的主动性仅在依其趋向需顺则顺、需逆则逆而已，不能单凭经验和习惯沿袭不变。如果说“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在历史上都曾各领风骚、单独主导过市场经济运行的话，那么现在已不行了。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曾采用新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来代替凯恩斯主义理论作为经济决策依据，结果同样失效，而且输得更惨，失业率大幅上升，最高时达11％，这就是一个例证。单手运行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和纯粹国家市场经济已不可能再存在了，现在只有两手并用才能奏效的现代市场经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采用供应学派的理论，通过实行减税计划、振兴微观经济主体走出“滞胀”，取得复苏经济的巨大成功，单是从所依据的经济学理论层面上判断，好像只是“看不见的手”在指导经济，实际上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自觉利用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两手的双重作用。正因为有这两手的合作，左右开弓、两面逢源地发挥作用，才有美国现代市场经济相对比较平稳的新发展，迈向知识经济时代。
至此，可将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亚当·斯密时代到20世纪20年代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自由市场经济阶段；20世纪凯恩斯时代到70年代为“看得见的手”干预的国家市场经济阶段。这两种单手运行的市场经济典型形态，现在都不见了，现在有的是两手并用的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二、现代市场经济的综合性
现代市场经济包容性比过去的市场经济要大得多，不仅总体上包容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破市场经济专属资本主义的格局，而且过去被认为互相对立或互相替代的经济行为、市场机制都可以并行不悖地综合一体，发挥作用。因此，有些传统的市场经济的观念得更新。现代市场经济的这种综合性或包容性，可以从多视角去考察，这里略作几方面的阐述。
1.单手独制与双手互动。现代市场经济两手并用的现代性，我以为是邓小平最先洞察到的。1992年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 373此话说得明白，不论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都是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并用的市场经济，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和市场作用同在！这一发现，是经济学上继亚当·斯密发现“看不见的手”和凯恩斯发现“看得见的手”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1992年我国在一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就规定“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①，是很正确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纯粹的国家市场经济已不存在。区别只在于，有时以这手为主，有时以那手为主，并用不等的力度平行。
2.认知和经验的结合，使“看不见的手”已有能见度。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通常所说的价值规律，是亚当·斯密首先感悟到的。对当时来说这是只极神秘的手，是上帝的手，无形地统治着市场供求关系，主宰经济人的命运。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5] 40。但是在今天，这只原来“看不见的手”已有越来越高的能见度，大家都已知道是价值规律。一方面，价值规律作为一种经济运动趋势，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人们凭经验，对这个“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1] 586愈来愈认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价值规律还做了表述：“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1] 92；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价值规律的驾驭力量日益增强。国家对经济作调控性的合理干预，是自觉利用客观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把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规律作用对立起来。而在历史上，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两者是完全对立起来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并且说这些规律的自由的、和谐的作用只是由于国家干涉才遭到破坏”[1] 618。
3.财政政策的两面同一性。财政政策属国家之手，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杠杆。可一直以来只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视为国家干预范畴，是有失片面的。实际上，不论实行扩张性的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都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必要手段。目的是同一的，就是要消除宏观经济偏冷或过热的现象，以求经济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升息与降息、增税与减税、通胀与通缩都是国家之手所为(如1993年我国实行的紧缩方针)，为什么只认定增税、通胀是国家主义的，而把减税、通缩推向自由主义呢？而且市场的自由主义和政府的国家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结合并用的。
4.对拉上需求和优化供给，国家有同等职责。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习惯把拉上和扩大需求认定是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责，而把强化和优化供给看作是市场的事，把两者对立起来。所以主张扩大内需，就闭口不讲优化供给问题，对优化供给问题让人有讳莫如深之感。好像提供给问题，就是传统的供给学派，就是反对国家干预和反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于是市场的不良供给抑制有效需求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实际上，扩大需求和优化供给是一致的。不强化优化市场供给，让假冒伪劣商品和欺诈交易充斥市场，何能扩大需求？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实行扩大内需政策的同时，一直重视优化供给工作，如坚持整顿和规范市场，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包括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以及这几年开始重视经济增长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贯彻与落实。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兼容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的理论，将两者加以综合。国家之手只管需求、不管供给的时代已过去。如果还只搞独手运行，就会造成失误。
不论是否承认，现代的市场经济的全面包容性和综合性，使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两个绝对规律：供求不平衡是绝对规律，供求基本平衡也是绝对规律，从而走出大萧条的周期。象1929—1933年那样大的经济恐慌，绝不会再有。把握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特点，转变传统的市场经济观念，是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现代市场经济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
三、对西方经济学的冷热只能以国情是否需要决定
现在世界上奉行的主流经济学实际都是富国或富人的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今天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如何借鉴，又各有各的偏好。公正地说，任何偏好都应该从中国的需要出发。这里就以供需两派的理论来说吧。
在西方经济学中，供需两派的理论历来是互相抵牾的。最早以需求不足来解释生产过剩问题的西斯蒙第就与李嘉图针锋相对地辩论了多年，直至李嘉图死后，还与李嘉图的学生继续争论不休。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以阿瑟·拉弗为主要代表的现代供给学派理论时，也成众矢之的，遭到主流经济学轻蔑性的猛烈抨击。即使拉弗的理论转化为“里根经济学”并在里根政府的8年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后，也仍然遭到不少非议，认为里根时代的经济成就所花的代价太大了：国民储蓄降低，国债扩增，赤字增加。这种批评实为偏见，有失公允。因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已失灵，长期的高税高通胀大伤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元气，以致出现高通胀、低增长、高失业率的“滞胀”陷阱。为了爬出陷阱，通过减税恢复微观经济主体元气，作为全面复兴经济的基础，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理智选择。实践也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1982年11月遏制住了经济衰退，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高涨期。在里根连任两届总统的8年(1981-1988年)中，经济平均每年增长3.7％，失业率从11％降到5％。代价当然大，但值得，本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减税，财政收入减少，而政府开支没有相应减少，赤字就增加，因此通过增发国债来弥补。国民购买国债，储蓄率自然就降低。国债最多时累计1.2万亿美元，国民储蓄率从7.5％降到最低时的4％。但是与消除长期的滞胀死结带来长期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巨额财富相比，这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十分值得！有人说，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到80年代的经济增长，本来已经到了经济周期的回升阶段，不是里根实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的结果。这更是毫无根据的想当然。按此类推，克林顿时代就该是衰退期了。而实际是从1982年12月算起到2000年12月止，美国经济低通胀低失业率地持续增长期长达18年。这与里根时代打下的微观基础是分不开的。从里根到乔治·布什，到克林顿，再到沃克·布什，都延续推行减税计划，也说明这是里根时代培育的经济增长因子继续在发挥效应的表现。
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供应学派还是需求学派的理论，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理论，对我们中国来说，它们都是为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绝非是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对这些引进来了的贴着洋商标的舶来品，都应当经过严格地检疫鉴别处理，按我国国情需要，取其可用者，舍其无用者，完全没有必要把西方学派的犄角之势搬到中国来互相对峙，去特别热衷地颂扬一派学说而贬低另一派学说，以免让人误以为中国是要崇尚或贬损这派那派而增加盲目性。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论这派那派，对社会主义中国所取的态度都是一个派，就是要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纳入全盘西方式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模式。
前一段时期理论界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必要的。但批判的重点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即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当代新自由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可称为后新自由主义。历史上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主要代表人物是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欧根，因而也叫弗莱堡学派，主要经济学家有迈耶、勒普克、缪勒—阿尔马克等。这个学派的论旨是要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寻找第三条道路，他们把世界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另一类是社会主义的中央管理经济，并认为这两类经济都有弊病，既不追求完全的自由经济，也不向往完全的计划经济，于是就提出他们自己构想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战后，前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要勒普克科学论证社会市场经济以后，就正式作为制定经济国策的理论基础付诸实践。这是德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他们有自己选择经济制度的自由。我们需要批判的是那种想主宰我们中国而让我们一些人神魂颠倒的后新自由主义！但在批判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后新自由主义时，同样不能接受或默许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任何其他什么主义。与德国新自由主义同时产生的英国凯恩斯主义是完全否定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虽然其始祖凯恩斯被胡佛误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自己却不加掩饰地明言写《通论》就是要推翻“李嘉图——马克思的理论”，说马克思是“不入流社会”中人，反对“没有教养的无产阶级”信仰马克思主义。在《通论》中他攻击社会主义“极权国家”是靠“牺牲了效率与自由”来解决失业问题的[2] 324。所以，从政治立场和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我们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任何理由去热一派冷一派。只能奉行一种态度：一样地批判和借鉴。
现代市场经济具有计划与市场、干预与自由共融一体、两手并用的现代性特点，要求我们应当同时注重供给与需求的管理，放弃把供给管理属市场、需求管理属国家这种不合时宜的形而上学的理念。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同时需要市场和国家的双重作用。在加强需求管理中，也要重视供给管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强化和优化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新实力，是经济增长必要的微观基础。
实际上，在提倡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里，也没有绝对排除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在论述国家财政收支项目的必要时，就讲了些国家干预性保护的职能。后来约翰·穆勒在自己的著作里有比较集中的专门论述，提出国家的经济职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对财产、遗产、劳动报酬、货币等等都有一定的干预职能。“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承担责任，行使职能，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并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只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即它这样做有助于增进普遍的便利。”[6] 371他把政府的干预分为命令式的和非命令式的两种，禁止个人某些行为是命令式的，劝导性的是非命令式的。“对于适宜于私人去做但却没有人做的事情，政府便有必要进行干预”[6] 570，如公共基础设施、公众教育福利事业和“禁止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明显侵害他人利益”等[6] 571。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也没有否定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这点在《通论》里就有相当充分的体现。
注释：
①参见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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