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四次文化大会前夕的党员会议_周扬论文

论第四次文化大会前夕的党员会议_周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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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为撰写《周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一文,曾去采访当年曾担任 过周扬秘书的露菲同志。她不仅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尽数相告,而且还送给我关于四次文 代会的一盒录音带。由于年代久远,露菲同志也不记得上面录的是什么,只是根据磁带 盒上一个“四次文代会”字样的标签而断定是有关这次会议的,而当时露菲家里也没有 录音机。

回到家里,我急忙打开录音机,听后才知道,这录音带的确是关于四次文代会的,而 且是胡耀邦和周扬在四次文代会党员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 《祝词》,指明了新时期文艺前进的方向。周扬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 文艺》的主题报告,对建国30年来的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论述了党在新时期文艺政 策和文艺发展的若干任务。这次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继往开来”的大会,已作为我 们国家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为了保证这次大会能顺利召开,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惯例,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 一天,即10月29日下午,以周扬为组长的四次文代会筹备小组,召集参加这次大会的党 员开会,并请这次大会的总设计师、时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来讲话 。这盒录音带记录了胡耀邦和周扬讲话的内容。

关于胡耀邦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文艺前辈,曾在回忆文章中根 据记录披露过一些内容(注:荣天屿:《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大会的召开》,见杨志今 、刘新风主编的《新时期文坛风云录》(上),33—3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而周扬的讲话,在我有限的视野中,则未见披露。他们的讲话,对于研究新时期文艺无 疑具有重要的价值。现根据录音所记录的会议情况,对这次会议作一介绍,以为当代文 学史研究者提供材料。

胡耀邦和周扬的讲话

这次会议是周扬主持的。会议开始,周扬“请耀邦同志讲话”的话音未落,全场就爆 发出热烈的、持续时间很长的掌声。胡耀邦在讲话中说:

来出席这个会,是代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表示支持的,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讲一下周扬同志报告。政治局的同志讨论这个报告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报告 是好的,是有水平的。我们中央的领导对文艺的路线、方针,不想预先定什么调子。老 实说,我们中央的许多同志,对文艺不太懂。比如说,我就不太懂。但是,政治局的同 志对周扬的报告是反复读过的,有的同志看了一遍,有的看了两遍。这个报告比历次文 代会的报告是不低的,可能更高一些。我认为,也应该是高一点。可能还有一些同志对 报告有意见。因此,政治局认为,在这个大会上,对这个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根据大 家的意见,再作修改。这个报告可以不马上发表,过一个礼拜或10天再发表。有的同志 还提到,一个报告,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到。我们希望,各个协会的同志、代表, 在会上对这个报告热烈地发表意见。好的意见将来在刊物上或《人民日报》上发表,作 为对这个总报告的补充。

第三点,根据中央的安排,中央除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讲话以外,就不准备另外作什 么报告了。也可能在闭幕以前,华主席出国访问也回来了,闭幕的时候,华主席回来了 ,中央的同志再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嘛。也还可能请代表同志们吃一顿饭。

听说许多代表很关心形势,关心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形势。小平同志提议,总的政治 形势,叶帅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许多重要的问题都讲清楚了,请大会专门 对叶帅的讲话讨论个两三天。听说会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小平同志说,那没有关系, 延长两三天就可以了。如果讨论叶帅报告中还有什么问题,那再请一些人来讲,辅导一 下,政治问题、外交问题等等,我看可以考虑。中央就不讲报告了。

第四,会议完了,要选举文联和各个协会的领导人。中宣部等各个部门,一起商量了 一个候选名单。中央也议了一下,中央说提不出什么意见,要尊重代表的意见。最重要 的一条,政治局因为这次文代会向同志们建议,首先就是向党员代表建议,我们的方针 究竟是什么方针?把方针定好了,才能开得好。先把党员找来开个会,明确这次会议的 方针。政治局希望这次会议的总的方针,是团结起来向前看,为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而 努力奋斗。

我想着重讲讲这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党要领导 中国人民干什么。历次会都说,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搞不 好,我们的党没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我们的人民没有希望。所以,要坚定不 移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奋斗。为这个目标奋斗的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团结起 来向前看。没有团结,没有安定,没有这个条件,什么同心同德,你想你的,我想我的 ,搞四个现代化不可能。

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喊口号是可以的,一碰到具体问题,就不容易办到。我们二十几 年来,老账积累得相当多。不管哪一条战线都积累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每个同志都有不 愉快的历史,或者说是辛酸,说得再高一点是血泪也可以。我们许多人都有辛酸史。这 个东西,如果要回头看,那个账就不晓得有多少。所以三中全会提出如何对待历史旧账 的意见。说,历史宜粗不宜细。我们是赞成这个意见的。我们文艺战线的共产党员,不 仅仅是文艺家,而且是政治家。政治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人的得失,个人的委屈 ,丢到太平洋里去。一个人脑子里多想这方面的问题,势必要妨害我们思考现在的问题 ,思考未来的问题。不应该把我们辛酸的东西,变成我们的负担和包袱。我觉得在这一 方面,周总理是个模范。周总理没有看到现在的局面。虽然我们肉体上受到的摧残,像 在座的周扬同志、夏公、傅钟、林默涵等同志,不轻于周总理,但是总理在精神上受林 彪、“四人帮”的折磨是非常的重的。总理是以一种什么姿态对付这种情景呢?所以, 中央同志的意见,凡是关系到文艺的方针路线,还没有弄清的问题,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至于说个人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不过多地纠缠。有些同志可能办不到,觉得我们的 会是充分发扬民主的大会,会提出一些旧账。中央认为,既要大家充分发扬民主,又希 望首先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实行有组织的民主。中央同意文联党组提出的五条具体要求 。希望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遵守五条:

1.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

2.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体识大局,同心同德,和衷共济;

3.集中精力讨论有关当前文艺工作方针任务的重大问题,对文艺历史上的旧账,或对 当前某些具体文艺作品的评价,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上纠缠,以免分散注意力。大 会也不预备对这类问题作出结论。

4.对地方党政机关或部队领导有意见,可写出书面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向有关领导 部门或中央转达,不在大会上讨论。

5.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上提出申诉,引起讨论,可以向中央、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如有需要,可以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

这五条,是既发扬了民主,又保证我们开会的方针,首先请我们的党员同志遵守。民 主肯定是要发扬,但是我们希望有组织的民主。主要是讨论团结起来,如何把我们的文 艺发扬起来。中央希望,这次会议(翻带,可能有所遗漏——作者注)不单单是在国内引 起重大反响,在国际上也要引起重大反响。

三年来,我们的文艺,在我看来,已经有了初步的繁荣。明天,邓副主席还要讲的。 我们的文艺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能不能满足呢?我看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还很大。 要全面地繁荣,不是一般的繁荣,是高度的繁荣。我们的经济要繁荣,文艺也要繁荣, 你们的任务是别人代替不了,我们这些老粗是代替不了。新时期文艺的繁荣,首先落在 你们的肩上,首先落在共产党员的肩上。文艺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我现在讲不清楚。 小平同志的报告,周扬同志的报告,会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党是非常重视文艺这个战 线的。当然,我们犯过粗暴、压制的错误,把文艺界的好同志打成反革命。但是,从指 导思想来讲,党对文艺的作用历来都是非常重视的。三年来,文艺开始繁荣,当然也有 一些不好的作品和艺术。有的作品调子比较低沉一点,可以讨论。但是,我们一定要牢 记,千万不允许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打成牛鬼蛇神。我这个中宣部部长就把这个关,不 允许任何各级党组织把文艺工作者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同志 们,我们的人民有多么迫切的心情,希望文艺作品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人民为什么要骂 电视台,就是好节目太少了。人民寄希望这次会议。这五条,是向你们提的请求啊!如 果我们向后看,老记着你打过我一个耳光。那个算什么!

我这个人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少的激情,但是,我们党向你们提出要求:集中精力 讨论、团结起来发展文艺。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个方针, 向后看,我想历史会证明,你们这些人太小气了,太斤斤计较了。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 么,我们要看到未来,要搞文艺的大繁荣,高度的繁荣。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方针定好了 ,把我们的路子讲清楚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搞好的。

今天周扬同志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有这样一个估价,我是非常赞成这个估价的。假使团 结起来向前看,我们能把这个方针把握住,可能三年五年,文艺的速度可能比经济发展 更快。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个方针,可能作用不大。今后各条战线面临的是大有作为的年 代。所以,大家要同心协力讨论如何繁荣我们的文艺,同非党同志商量这个问题。我们 提出五条行不行?希望我们的党员想想这个问题,一定把我们的会开好。1900多党员发 挥对党的忠诚,发挥思想理论的聪明才智,开好这个会。

胡耀邦讲话后,全场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中,胡耀邦说:“请周扬同志讲一 讲。”掌声再一次响起。周扬说:

我没有很多要讲的。刚才耀邦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政治局对我们这个会很关心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中央对我们的希望,不能辜负人民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按照 中央所提出的要求,努力地去实现。

我们这个会,归纳起来,就是民主的会,团结的会。提出对党员同志的五条要求,是 不是限制会议的民主?我想不是。这个会要充分发扬民主,这个方针是不变的。但是, 问题多得很。30年、最近三年,确实积累的问题很多。耀邦同志要我准备报告。我确实 感到是个很大的负担。总结不是很容易。为报告开过一次会,征求过意见,大家提出过 意见。总结经验很不容易。我这个人作工作时间长,搞文艺工作长,欠的债多,不能因 为报告总结一下,我的债就还清了,各有各的债。“四人帮”也整过我。我要劝一下同 志们,不要计较。如果我没有挨过整,我连劝同志们的资格都没有。你一直在台上嘛, 一直是整人的嘛。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因为自己挨过“四人帮”的整,过去整人自己就 没有错误的。当然,“四人帮”整我们和我们过去整人本质是不同的。我们不搞阴谋, 不是存心要整人。我们整错了一些同志,只能说我们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有错误。

我想强调讲一下,刚才耀邦同志的讲话,不要得到一个印象,要限制同志讲话。不是 这样,同志完全可以讲的,党内党外。不过,旧账确实纠缠不清楚,不是一天两天能说 清楚的。不要以为我们怕算旧账,不是的。我不怕算账,不是你的账,人家算你也不怕 嘛。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把这个会开好。

另外,对于党外代表要算账,我们也不采取压制的态度,但也不引导他们去算账。要 集中精力来讨论当前的文艺。我们的目标是团结起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培养社会 主义新人,首先自己要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大会一定要发扬民主,同志不要以为这五 条是不让人讲话啦。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没有民主是团结不了的,要让人把话讲出来。

我们不是被动地对待意见,对于合理的意见,我们可以表示积极的态度,支持你们的 合理意见。对于不合理的意见,我们不支持就是了。对我的意见也可以讲。“四人帮” 时期,把什么帽子都给我们戴上,现在不戴帽子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讲的(笑声)。我本 人欢迎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得对,我可以改正。所以,为了把会开好,不要纠缠历史旧 账的。这个会如果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这个会是失败的。如果不能发扬民主,这个会 也是失败的。我们这里老同志很多,我也算是老的,不管过去谁对谁不起,现在要大家 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对国内国外都会有好的影响。无论如何要把民主和团结搞好。

作为会议的积极的参加者,我希望大家在一起把会开好,有什么意见,随时向会议领 导小组提出来,即使尖锐一些也不要紧。如果不提出来,背后骂,那就不是好的态度。我愿意和大家紧密合作,把会开好,不辜负中央的希望。

周扬讲话后,胡耀邦很关心会议的报道情况。他问周扬:“报道的事情与新华社商量 好了吗?”周扬回答说:“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就广播。”

关于胡耀邦和周扬的讲话

胡耀邦讲话中谈到四点,其中值得圈点的是第二点和第四点。

在第二点中,胡耀邦特意谈到了中央政治局对周扬的总报告的看法。之所以谈到这一 点,是因为在周扬这个报告起草过程中,充满着争论。

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动议,早在1978年5月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 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就产生了。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形势,直到1978年11月才开始 讨论筹备工作,12月底才在张光年、林默涵主持下召开了作协筹备组会议和文联办公会 议,具体讨论第四次文代大会和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注:张光年:《文坛 回春纪事》(上),104、111页,海天出版社,1998。)。

1979年1月2日,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后与文艺界第一次见面的茶话会上,张光年分 别向胡耀邦和黄镇简略地谈到了在4月召开文代会的设想,胡、黄均表示赞成。1月15日 ,文联筹备组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召开文代会的报告。

按照林默涵、张光年等人的设想,文代会没有主报告,请中央领导人来讲话即可。但 是,胡耀邦主持中宣部工作后,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觉得这样开法不行,应当从历史 的高度来筹备这次会议。

作这样的考虑,是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

距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召开,已经19年了。在19年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10 年中,在“左”的政策方针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历经磨难、队伍散乱。在沐浴到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思想解放的春风后,他们抱着无限的希望,希望这支队伍能以这次 大会为起点,重新集结,向新时期迈进。这就对大会召开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方面的原因,要使这次大会真正成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转 折性的会议,就必须对以往的历史教训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艺状况作出郑重的总 结。

在粉碎“四人帮”后直到四次文代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 批判,开始打破人们思想上藩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使思想解 放运动如滚滚春潮,不可遏止。在这股涌动的春潮中,具有新时期特点的文艺创作一步 步形成“喷涌”之势。《班主任》、《伤痕》、《丹心谱》的出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的恢复,标志着新时期文学高潮的到来。但是,在另一方面,文学的发展道路也充满了 坎坷崎岖,产生了相互衔接的三场不可小看的文艺论争:“伤痕文学”的论争,“向前 看”文学与“向后看”文学的论争,以及“歌德”文学与“缺德”文学的论争。

这三场文艺论争,是围绕着对“伤痕文学”的评价展开的。尽管从文学研究史的意义 上来说,对“伤痕文学”的评价,至今也是挥之不去的话题,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 下,对其评价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政治的烙印。

这三场论争的发难者,手中并无别的武器,仍是念念不忘的“两个凡是”,只是有时 以改头换面形式出现而己。这正说明“两个凡是”仍然阴魂不散,说明继续拨乱反正, 清理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文艺战线的重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 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进行切实的总结。这恰恰是即将召开的四次 文代会应该解决的。

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后,开始在文艺界中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商量第四次文代会 如何召开和要解决的问题。他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 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他从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 的经验,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三个方面入手,推动文代会的筹备 工作。他尤其关注的是第一个方面,即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为此,他亲自参加 总结文艺战线30年来的经验的工作,多次与文艺界的同志们座谈,与大家交换意见。他 认为,要繁荣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很好总结30年来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只有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方能大踏步地前进。30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 失败的,也有受挫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 ,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 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三个字:“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 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这不是那一个人的过错,那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 我们在执行双百方针上有问题。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框框,加以限 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是无比的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的丰富 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发现反映那种题 材的东西少了,不够,可以发出呼吁,加以提倡。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 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党委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 事?有的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渠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 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对 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要遵照毛主席讲的八个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 由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评议的方法去解决。主张不要搞审查,不叫审查,而叫评议 和讨论。

这些座谈会,使胡耀邦对文艺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也 有了更多的思考。正是这样的思考,促使他改变了原来的筹备设想:第一,将会议召开 的时间推迟到10月;第二,增加总报告,或者说是主题报告。

大约在5月底或6月初,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周扬在文联和各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基础 上,成立四次文代会筹备领导小组,自任组长,林默涵任副组长,专门负责文代会的筹 备工作。后来,胡耀邦又决定,夏衍、阳翰笙也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这就为茅盾在大 会上致开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阳翰笙做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辞,林默涵 任大会秘书长,订好了框架(注:徐庆全:《周扬四次文代会主题报告起草过程述实》 ,《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

尽管有胡耀邦坐镇指挥,但周扬的总报告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充满着激烈的争论。争论 的焦点,简单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左”还是右?粉碎“四人帮” 三年来蓬勃兴起的“伤痕文学”是好还是坏?从胡耀邦到周扬等人看来,十七年文艺界 基本上是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而三年来的“伤痕文学”是值得欢呼的;而在林默 涵等人看来,则恰恰相反。

关于这期间的争论,在一些文学史方面的书籍中都有记载,不必多说,这里只引用近 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记录可一目了然。

陈登科1979年6月21日的日记记载说:

下午二点三十分,去人民大会堂……一进会场休息室,就和巴金同志相遇。谈到即将 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他和我的看法,很吻合。同认为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对十七年 的看法,分歧也很大,不易解决。

1979年7月24日的日记说:

耀邦同志在中宣部召集一些文艺界的头头们开会。据讲林默涵昨天在会上发了言。他 把文艺界当前对文艺工作的一些看法,说成了是人与人的矛盾。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他这样只能把文艺界搅混。

他还坚持,当前文艺界是右,而不是左。如按他的这一观点搞下去,文艺界又不知有 多少人要被关进监狱。不过,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谁要是再像过去那样来整文艺界, 他必将被历史所抛弃。(注:《陈登科文集》第8卷,402、41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 03。)

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中,对文艺界领导层的分歧有连贯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 不是很详细,但梳理起来,大致还是可以看出分歧的脉络来:

(1979年)7月16日:上午默涵来谈心,牢骚不少,开诚恳谈,从9时谈到12时半,临别 谈谈是必要的。从明天起,周扬同志、耀邦同志先后约文艺界少数同志小型座谈会,希 望这两次小会开得很好。

7月30日:下午接罗荪来信,谈在中宣部开会情况。默涵挑起论争,矛盾表面化了。

7月31日:昨夜梦见回到北京,与默涵、冯牧、罗荪等同志作会外恳谈,明确表示不赞 成默涵的一些意见。

8月23日:从白羽处借阅一份荒煤在会演办公室讲文艺界“严重分歧”的记录,指名道 姓地批了林默涵,看了十分惊愕,整天感到忧愤。(注: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 ),131—135页,海天出版社,1998。)

1979年9月18日,李何林在致胡风信中写道:

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听说已定10月8日开,开半月,尚未正式通知。本拟7月开,听说 半年来因对“十七年”的意见分歧(周、夏、沙、荒煤和默涵、白羽……等看法不同), 报告无法写,延期了。听说已由周等写了初稿,征求意见中,我未见。

在10月2日致胡风的信中,李何林又一次提到了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争论:

文联大会还未接到通知开会日期,传说是8日,可能延期?对三十年来的估价问题,听 说周扬、夏衍、冯牧、陈荒煤等是一派,林默涵、黄镇、刘白羽等是一派;据传说后者 是“凡是”派,前者是“思想解放”派,争论热烈。结果,大会报告,让周扬写了,双 方共出四人起草:周扬、冯牧、林默涵、陈荒煤,外加几个青年人(听说)。报告铅印后 ,召集在京代表三四百人,分六组提意见,意见不少,讨论三天,只文学组意见就不少 。其中提到解放初期“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 ……”已不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了,摘去“反革命”的帽子,大家以为是有 根据的,无意见。大家提意见后,还要修改,如果大会延期,可能还是由于这篇报告定 不下来?旅馆紧张可能也是一因?(注:李何林两信见《李何林全集》第5卷,25、27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陈登科、张光年日记记载的中宣部所开的会,就是周扬在讲话中提到的“为报告开过 一次会,征求过意见,大家提出过意见”的这次会议。这种分歧,使第四次文代会的筹 备过程并不平静。而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也像周扬所说的:“总结经验很不容易”,也 导致周扬的主报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起草过程。

因为有这样的过程,对周扬这个总报告怎么评价,不但是参加这次党员会议的代表所 注目的,也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关心的。这次党员会议是在下午召开的,而就在上午,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四次文代会的有关文件,讨论了周扬的报告,并在总体上给 予了相当肯定的评价。胡耀邦和周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党员会议上,胡耀邦特意谈 到中央政治局对这个报告的总体看法,其意在提醒与会者,中央对周扬的报告是赞同的 ,与会者“对当前某些具体文艺作品的评价,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上纠缠,以免分 散注意力”,集中精力讨论今后文艺界的方针。

为了开好大会,胡耀邦不但要求与会代表不要对有争论的问题进行“纠缠”,而且殷 切希望与会者对一些“历史旧账”不要纠缠。这就是他所强调的第四点内容——周扬在 讲话中也只谈到这一点。

的确,在开国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历次政治运动导致了诸多伤文、伤人的事 情。诚如胡耀邦所言:“每个同志都有不愉快的历史,或者说是辛酸,说得再高一点是 血泪也可以。”而在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中执行“左”的路线制造这些“旧账”的周扬 等人则又是这次大会的主持者,新时期文艺界的领导者,要与怀揣“旧账”的与会者共 聚一堂,纠缠“旧账”就在所难免。因此,胡耀邦才特意强调这一点,并提出五条纪律 条文,要求与会的党员遵照执行。同时,向与会者郑重承诺:“我们一定要牢记,千万 不允许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打成牛鬼蛇神。我这个中宣部部长就把这个关,不允许任何 各级党组织把文艺工作者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以鼓励代表们就文艺大政方针畅所欲 言。而周扬一方面解释了胡耀邦提出这五条的内容,另一方面则对自己当年伤人、伤文 的举动提出自我批评。

还应该提到的是,针对胡耀邦提出的五条“纪律”,会后就有人有意见。还是陈登科 的记载:

我们召开了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耀邦同志的讲话。大家一议论,对五条要求的意见 就多了。如对十七年存不存在“左”倾路线干扰,这些要不要谈,要谈,必然要联系到 一些具体问题,这是不是算旧账?

今年三四月份,在文艺界又刮起一股冷风,要不要谈,要谈就要联系到一些人和作品 ,又怎么办?

不谈作品,不谈过去,也不谈人,如何好总结经验。还有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对近三 年文学评价问题等等。

大家一致认为,第一条是符合同志们的愿望的,其他四条,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与第 一条是相互矛盾的。(注:《陈登科文集》第8卷,431—43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

在后来召开的会上,也还是出现了一些纠缠“旧账”的情况。

比方说,参加会议的聂甘弩和吴奚如,因为此时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胡风没有接 到大会的邀请函而决定在大会上替胡风申诉。周扬特意在会下找聂、吴二人谈话,告诉 他们胡风的“旧账”由中央来解决,予以劝止。

比方说,在同时召开的作家协会第三次大会上,当周扬在讲话中谈到新时期文艺界的 春天来临时,在台下的萧军则高声喊出“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们的冬天”之类的话。

会议上这样的小插曲也表明,胡耀邦在党员会议上着重强调第四点内容,确是未雨绸 缪,提出五条纪律条文以保证大会的顺利召开,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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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四次文化大会前夕的党员会议_周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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