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中国民间文学艺术(1)[*]_民间文学论文

1949——1966：中国民间文艺学（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中国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1966年的民间文学思潮

一、社会变革与民间文学思潮

新中国的建立使民间文学事业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五四”时期就已开展的歌谣学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工作和民间文艺学的良好开端。但受着历史的局限，这一活动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地进行并取得应有的成果。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紧接着新中国诞生之后建立，担负着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发掘与研究民间文艺的工作，理论建设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当时还没有条件把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首先是确定和普及有关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和中外一些杰出文学家有关民间文学的论述得到广泛宣传。《民间文学》曾发表恩格斯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书》和《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以及《列宁论民间文学》，以专文评介马克思青年时代搜集的民歌。在这个刊物上，不仅刊出了高尔基的《论民间文学》、《谈故事》和《谈（文学小组纲要草案）》，还发表了苏联民间文艺学家皮克萨诺夫写的《高尔基与民间文学》及西道洛娃写的《高尔基论民间文学》。

中国伟大文学家鲁迅的思想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光彩。赵景深、常惠、汪曾祺、周启明（作人）、路工等在《人民日报》、《民间文学》等报刊上撰文，不仅评介了他有关“生产者的艺术”，“不识字的作家”的一系列论述，还赞赏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广泛利用、吸收民间文学材料，因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到80年代初，钟敬文发表《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进一步将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卓越的民间文艺学家”，对其有关言论与学术贡献，作了全面的阐释和评价。

鲁迅和高尔基有关民间文学的著名论断，至今仍受到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视。

从1950年11月问世的《民间文艺集刊》发表开也夫的《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和一般问题》开始，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新中国来。1955年4月创刊的《民间文学》杂志，头两年中间几乎每期都要刊载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普罗普、契切罗夫、波米兰才娃、普什卡辽夫、斯捷尼里柯夫和克鲁宾卡娅等人的文章，也选刊过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关民间创作的条目。还出版了《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克拉耶夫斯基）、《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克鲁宾斯卡娅等）、《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索洛柯娃等）及《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等著作。连树声、刘锡成、马昌仪在这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苏联民间文艺学成果，给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以宝贵启示，中国高等学校中文系普遍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正是借鉴苏联的结果。

当时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中坚力量，由早在二三十年代即投身于歌谣学、民俗学和40年代参加延安革命文艺运动的两部分文化人组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重视和学习工农群众的“萌芽状态的文艺”的基本精神，解放区采集民歌和民间故事以及吸取民间文艺养料，创造群众喜爱的革命新文艺的宝贵经验，受到高度重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首任会长、著名作家、学者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自己“过去是看不起民间文艺的，认为民间文艺是低级的、庸俗的。直到1943年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启了蒙，了解到对群众文学、群众艺术采取轻视的态度是错误的。在这以后渐渐重视和宝贵民间文艺。”这段话就反映了当时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

1955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著名刊物《民间文学》创刊。在它的《发刊词》中，表达了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所遵从的一些基本理论原则，成为重要历史文献之一。

它首先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的人民，不但创造了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各种精神财富。人民口头创作，就是这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为民族文化的精华。

关于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发刊词》中指出，过去优秀的人民创作是人民教养上永远需要的一股活的泉源。它不枯竭，也不变质。新的人民创作的社会教育作用更为巨大和深刻。民间文学还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特别是人民历史的最真实、最丰饶的文件，不但具有教育作用，同时也具有随历史演进而不断增强的认识作用。

《发刊词》中特别指出，民间文学知识不仅能够给作家以可贵的帮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他的研究或批评将是不完全的，甚至不免于错误。此外，它还有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和世界人民的合作的巨大作用。

《民间文学》的创办，就是为着推动我国各民族口头文学的搜集、整理，同时促进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既给广大群众提供有实益和有趣味的读物，也给文艺工作者提供学习研究的有用材料。

《民间文学》杂志除了在十年动乱期间不得不停刊以外，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包括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工作的一个主要窗口。《发刊词》的基本思想在新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中得到了实际体现。

从《发刊词》和当时民间文学工作的主导思潮来看，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指导，融汇着苏联人民口头创作理论的成果，也体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革命文艺同民间文艺保持紧密联系的宝贵经验，但也存在局限性和失误。

当时学习苏联口头文学理论无疑是有益的，但由于受着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翻译出版的实际上还是一些入门书，来不及将那些更深刻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因而所吸取的东西便失之浮浅。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受苏联学界批判“英美反动民间文艺理论”的影响，对西方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成果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甚至将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人类文化的基本方法之一，也视为“资产阶级方法”而拒绝运用。

当时在我们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所运用的基本上是社会学、文艺学的观点和方法。未充分考虑民间文学的特殊性质，完全把它作为一般文学类来对待，加上我国这17年间的社会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发表和推广民间文学作品，不能不考虑和这些运动中心相配合（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刊载《兄弟分家》的故事等）。对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评论，也常常着眼于围绕政治中心阐释它的主题思想和教育意义，作浅层的艺术分析，没有树立起把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努力建设的自觉意识，自然这门学科也难以在17年中获得长足进展了。

关于民俗同民间文学的关系问题，值得特别提出。

民间文学同时也是一种民俗事相，同民俗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国家的人文科学都是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在民俗学之中。中国“五四”以来本有一批学者从事民俗学研究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钟敬文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950年5月写成的《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①]一文中，曾经很中肯的提到民俗学对于民间文学工作的重要意义：

再次，对于民俗学、民族学及人类学等的智识也要具备一些。这些学问都是跟记录和研究口头文学有关系的。特别是民俗学，过去有一个时期（在西洋和中国都一样）它的主要对象就是口头文学。现在虽然已经改变了，但是歌谣、故事等传承文学的记述、研究，到底还是民俗学的一个重要部分。稍稍涉猎这些学问，可以使我们明白口头文学的性质、意义、种类和机能等，同时还可以使我们明白一般传承文化的性质、种类及它跟口头文学的关系。（自然，我们不能不相当警觉，过去许多关于民俗学、民族学及人类学的著作，在观点和立场上，多少是跟资产阶级的思想及态度有关系的）。一、二十年来，我国关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记录，在传达的技术上比较富于客观性的，有不少出自那些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的手，这足以证明民俗学、民族学等智识在搜集工作上的需要。

可是这种正确意见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环境中不仅得不到支持和采纳，反而随着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批判资产阶级运动的不断升级，民俗学也遭到严厉批判和完全否定，于是在民间文学领域，“左”的庸俗社会学的思潮更加泛滥成灾了。

中国民间文学思潮的上述弱点，在苏联学者1959年撰写的《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②]这篇总结性的文章中早已指出，他们说：“中国民间文艺学由于固有的民族传统的原因，易于与文学理论发生关系，但是和民族学（民俗学）却联系很少。”“民间文艺学与民族学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反映在许多学术活动中。他们的观察是敏锐的，只是当时没有可能认识到这是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剧烈危害的“左”的思潮在民间文学领域的反映，只好从文化传统上去寻求解释了。

对中国民间文学思潮的反思，虽然直到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全面进行，实际上1964年即已开始。这一年胡乔木约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负责人贾芝谈话，就进一步做好民间文学的记录、出版和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其中就涉及民俗学等方面的问题，他指出：

民间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与民俗学分不开的。我们很难设想把它们分开，分开了，人们就不易看清它的性质。比如明清民歌，我们就不容易弄清是不是都是民歌？是什么地方的民歌？流传的范围怎样？等等。现在我们搜集民歌，情况比以前好多了，但缺少说明，也不能使人正确地理解作品。……现在，搜集工作着眼在文学多，民俗的记录少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没法子割开，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东西。

民间文学研究，比较历史研究法还是要承认的。……如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一样，比较历史研究法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历史。民间故事的演变，雷同是有的，民间故事的分布表示文化流进的路线，也有一种特殊的表示居民迁徒的痕迹，这对历史研究是有价值的。现在人少，从事研究的少，过去研究的人现在又不研究了。这些还是要研究，象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演变的研究，还是有价值的，他的材料不完全，解释可能不准确，但故事的演变可能是事实。民间故事由一个地方流传到另一个地方，由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这是有的，如阿凡提故事，就流传在不同国家。同样的民间故事，中国有，离中国很远的国家也有，不应轻易武断，拿一两条根据推断。但的确可以研究。[③]

上述意见表现出卓越的学术眼光。如能按这一意见对中国民间文学工作加以改进，实行新的转变，无疑将加强它的科学性，并对民族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可惜时隔不久，全国就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民间文学工作的改进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有幸的是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终于迎来了这一转变。可惜已是20年之后进入另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事了。

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

对民间口头文学的采录，作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前，对这一工作，有的叫做“记录”，有的叫做“搜集写定”，有的叫做“搜集整理”，没有使用统一的名称。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创办的《民间文艺集刊》，所发表的民间文学作品，按照不同处理情况，分别标明“记录”、“改写”。1955年4月，《民间文学》创刊，在《发刊词》中说，“这个刊物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对全国各民族口头文学的搜集、整理，同时促进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开始广泛而一致地使用“搜集整理”的概念。但对“整理”工作，并末作明确的说明。随着这一工作的普遍展开，关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进行这一工作的具体方法，受到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普遍关注。而人们的认识和作法并不一致。从1956到1963年，便在《民间文学》和有关刊物上，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仅《民间文学》就发表了近60篇文章。1962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④]，收录22篇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讨论的主要成果。

1956年8月，《民间文学》发表社论《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针对当时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方面的混乱情况，尖锐指出，为了使各族人民优秀的口头创作都能经过记录整理而完美地列入文艺宝库，“必须反对搜集整理工作中的胡乱修改的现象。”认为“忠实的记录，慎重的整理，这是当前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头等重要的事情。一切参加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人，应当把它们看得象法律一样尊严。”[⑤]并希望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使我们获得接近真理的认识。社论的发表成为这场讨论的先声。

讨论首先围绕当时中学《文学》课本中选编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牛郎织女》是中国民间流传的著名故事之一，选入文学课本时，由编者作了艺术加工。李岳南撰文肯定编者对这一故事整理编写的成功，刘守华在《民间文学》1956年第11期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批评编者对该故事中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致入微的刻划不符合民间故事的艺术风格，“忽略了整理民间故事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即保持民间故事原有的风格和艺术特点。”接着，李岳南在1957年第1期《民间文学》上发表答辩文章，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随后，巫瑞书、罗永麟也围绕《牛郎织女》撰文参与讨论，从坚持慎重整理、保持民间口头文学艺术特色方面，发表了许多有益见解。通过讨论，认识逐渐趋于一致。李岳南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讨论文集时，就在自己文章后面写道：“回想起来，通过这一争论，对我个人在民间文学的学习上是有帮助的”。认为自己对民间文学“整理”的范围理解偏宽，因而对《牛郎织女》的艺术加工作了过高的评价。当时的评论者要求在整理民间口头文学时，保持它清新自然的艺术特色，而不要生硬搬用现代小说的手法来复述民间故事，无疑是正确的。但把“整理编写”混同起来，对《文学》课本中由编者“改写”的《牛郎织女》故事，用一般“整理”民间故事的尺度来要求，持论仍有失之公允的地方。

讨论展开后，从事理论研究、从事民间文学编辑工作和多年参与民间文学采录并获得丰富成果的许多同志，如徐嘉瑞、朱宜初、刘魁立、蔚钢、陶阳、董均伦、江源、孙剑冰、李星华、张士杰、华士明、陈玮君、兰鸿恩、余仁澍等，都纷纷撰文，从不同角度发表意见，进行交流。当时正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学习民间文学的刘魁立，就如何进行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写了两篇文章。在介绍苏联组织民间文学考察队调查采录民间文学情况的同时，提出“在搜集工作中必须坚持完全忠实的原则，因为没有忠实可靠的材料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学。”这种科学记录，应当达到“准确忠实、一字不移”的程度。作为提供给多种学科进行研究的科学资料而言，自然是应当力求达到这一要求的。

而我国当时的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故事）采录工作，主要给广大群众提供优良文学读物，采录方式和艺术加工的程度比较灵活多样。因而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如董均伦、江源就在他们的文章中讲：“我们整理民间故事的目有，是给广大读者看的，应该有选择的自由。”既然《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有许多就是基于民间传说而再创作的，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根据民间故事改写或加工创作。有的同志还提出，在民间文学工作中，“必须勇敢地跃进一步，从内容到形式、风格，要创造新的来。”正如参加这一讨论的有关作者所指出的，他们的分歧，实际上是着眼点不同——或着眼于文学、或着眼于科学研究以及对记录、整理、改写、再创作这几项性质不同的工作的界限不清所造成的。

一些同志在讨论过程中介绍了他们从事搜集整理工作，并取得成绩的经验和体会，这方面的文章有孙剑冰的《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董均伦的《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几点体会》，李星华的《搜集民间故事的几点体会》，张士杰的《我对搜集整理的看法》，华士明的《云锦故事〈金边牡丹〉的记录和整理》等，内容切实具体，给人们以宝贵的启示。

几年中间，还就《娥并与桑洛》、《游悲》、《朗鲸布》等具体作品的整理工作的得失进行过讨论，从中探求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一般规律。

在讨论中，毛星写了《从调查研究说起》，贾芝在1961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作了《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发言。他们吸取了讨论中的合理意见和成功经验，重新阐释了1958年在全国文学工作者大会上所确定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的工作方针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工作方法，特别强调指出：

民间文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把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作为艺术珍品，按照它的原样把它挖掘出来，并力求符合原来的面貌用文字把它写定。因此，力求忠实，就应该成为搜集和整理工作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则。

在当前的民间文学工作中，更着重反对任意乱改这种主要的危险倾向。

要很好地区别整理、改编和再创作的界限。整理的目的是恢复民间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在忠实性上应有严格要求。至于改编和再创作，则允许作程度不一的艺术加工。这样，就可以使这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各得其所。

我们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应当愈作愈精细，愈作质量愈高；同时，又要把路愈开愈宽，使更多的人以更多的方式来参加这一工作。

通过几年的研究讨论和对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倡导推行的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原则和方法为民间文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慎重整理”的要求日益明确，这一工作的科学性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民间文学工作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但仍有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未完全解决。因发掘保存民间文学，既是一项科学工作，又是一种文学活动。着眼于前者，应严格忠实于原作，保持它的原貌；着眼于后者，则可以作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我国的民间文学工作，同时担负着两项任务，力求使同一文本能适应文学与科学的不同要求。因而对“慎重整理”、“适当加工”一直未能作十分具体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各行其是，各有不同的理解和作法，因而搜集整理的质量也就参差不齐了。

这个问题到80年代中期大规模开展民间文学普查采录，编纂“民间文学集成”时，由于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在“三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要求中，将“科学性”放在首要地位，并制订出一系列具体工作规范以保证搜集整理材料的忠实可靠性，这个问题才获得圆满解决。

三、民间文学地位问题的论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地位的迅速提高，对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包括民间口头文学在内的文化财富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怎样恰当地认识民间文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却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为此引起了几次争论。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在他于1954年写成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⑥]中，重申了他40年代参加文艺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时的基本观点，认为：

现代市民阶级勃起以前，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上，自然有反映劳动人民的梦想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成分，但一方面由于封建文化的强大压力，一方面由于创造民主主义的物质地盘还没有存在，这些成分不是摧毁了就是被阻留在梦想性的原始状态里面，没有能够发展成作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群众性的、科学性的、实践的思想体系或生活态度。所以，即使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带有民主要求的群众行动，但由于这一原因，不但被注定了溃败的命运，而且在文艺上也得不到民主主义观点的反映，甚至连略略带有民主主义观点的要素反映也很难被我们发现了。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是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改进当时文艺工作的意见书。其中不少意见是正确可取的。当时把这些意见作为向党的文艺事业，包括民间文学工作在内进行攻击的“五把刀子”给予批判，自然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就有关中国民间文学的估价来说，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1955年发表的《〈民间文学〉发刊词》对胡风关于民间口头文学的观点进行辩驳道：

照他看来，过去的人民创作是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而且因为它“在某一限度上反映了民族的生活样相”，因而“封建意识具体化在生活样相里面”，使它的“封建意识的传布力就特别强烈”。作家所以要研究它，那目的是在于“理解大众的生活样相，解剖大众的观念形态，造成大众的文艺词汇”，当胡风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化的时候，他还是躲躲闪闪地维护着自己固有的错误论点，说什么“精华”只有一些，而更多更多的是压死了我们祖先的“糟粕”。

民间文学工作者认为这一论断贬低和抹杀了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社会文化价值，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评价时时代的民间文学时，人们常常提到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里面都有两种民族文化，“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的理论；毛泽东关于“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的论断；鲁迅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生产者的艺术”和“消费者的艺术”相对立的观点；高尔基等著名作家对民间文学的高度评价；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发掘整理出《阿诗玛》等许多民族民间文学珍品的事实。这些都有力地证明，将封建时代的民间文学完全作为封建文学来看待是难以成立的。

自然，对旧时代民间文艺思想生活内容的复杂性须作辩证分析。1955年5月号《民间文学》上发表的一些批判胡风文艺观点的文章，批驳了胡风过低估价民间文艺的观点，但几乎都忽视了被压迫民众所受到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在民间文艺中的反映，未能正视旧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对民间文艺的严重渗透的这一面，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⑦]这种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上的片面性，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发展成为将民间文学不适当地抬高到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地位，就更加违背历史实际，陷入极端了。1958年先后出版了两部文学史，一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另一部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两书的初稿认为：

不把民间文学放在文学的正统地位上，不充分地说明民间文学的巨大价值，认真的阐述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就不能反映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⑧]

历史是人民的，文化是人民的。民间文学是全部文学的正宗，秦汉民间文学是秦汉文学的正宗……。

唐代民间文学继承了先秦民歌（《楚辞》）、乐府的优秀传统，它是唐代文学的正宗，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⑨]

不少地方的大学中文系提出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几乎都是以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作为主流和正宗来看待[⑩]。一时之间，形成为一股流行思潮。

《中国民间文学史》的问世，在民间文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邀请有关人士举行专门座谈会征求意见，《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11)。青年学生在学术活动中敢想敢干的精神受到人们的称赞。但大多数人都不赞同该书关于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观点，如何其芳等就提出：这和文学史的实际不大符合，我们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和各时代的进步的杰出的作家的文学都是主流，都是正宗(12)。该书的编写组按这一意见对初稿作了修改，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民间文学史》问世已经30多年了，尽管它在学术观点、材料运用及编写体例上都存在不少显而易见的缺点，可是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能够替代它的新的中国民间文学史，由此更可以看出，当时编著者系统全面地清理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历程的初步尝试，值得我们格外珍视。

对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过高估价是以“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为背景的。当“大跃进”浪潮过去之后，人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时，很快就抛弃了上述不切实际的论断。但在学术领域，并没有真正解决对民间文学地位的恰当估价问题。随着“阶级斗争”不断升级，思想文化领域“左”的倾向愈演愈烈，对中外传统文化的否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民间文学自然也未能幸免，成为了“彻底革命”的对象。

1965年发表的姚文元的《创作更多优秀的革命故事》(13)一文，就把旧时代的民间故事一概纳入封建主义反动文化行列给予批判道：

新的故事对于旧的故事，是一个大革命。旧的故事，就是那些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故事，是腐蚀劳动人民心灵、麻醉他们的政治觉悟的毒药，这些故事讲的是帝王将相，神仙鬼怪，才子佳人，少爷小姐，宣传的是反动、迷信、恐怖、色情、荒诞、享乐、听天由命、自私自利等极端腐朽的思想。

旧故事中即使有一些揭发旧社会黑暗和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比较好的故事，也不能用阶级观念来刻划艺术形象。这类故事许多是从小私有者的观点出发的，不能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不能正确指出革命斗争的方向……。

因而他主张，应当把所有“旧故事”从人民文化生活中清除出去，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包括革命故事的创造活动中清除出去，实行“彻底革命”。

民间文学工作者后来在批驳他们时指出，他们将旧时代民间文学的优秀遗产同封建文化混为一谈，从而全盘否定，一概打倒；将按照推陈出新的规律而兴起的新故事活动同源远流长的民间故事文学传统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实际的。这种对于民间文学遗产的全盘否定，同后来“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摧残一切人类文化优秀遗产，实行新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密切关联着，成了一页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14)。

对民间文学地位的估价，是民间文艺科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轻视民间文学的偏见，在中国社会中有着很深的根蒂。这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习惯势力的长期浸染，以及我国人文科学的落后所造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劳动人民及其文化财富的评价，常常受到社会政治运动的干扰，因而时有反复。这个任务有待于我们今后从各族民间文学的实际状况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对它在我国文化史上和现实生活的地位作用作出全面而恰当的估价来完成。

四、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艺范围界限与工作任务的讨论

1958年“大跃进”新民歌的出现，给文化界和民间文学界以巨大震动，引起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范围界限、发展趋势及民间文学工作任务的思考与讨论。

《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发表了周扬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这篇文章不但高度评价了新民歌，认为“这是一次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展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远景是：

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15)。

随后，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出版，在《红旗歌谣·编者的话》里，又提出了“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的论断。于是，人们围绕新民歌和上述论断，就社会主义时期新民间文学的特征、范围界限、发展趋向及民间文学的工作任务等问题进行研讨，提出了种种看法。

在对新民歌的一片叫好声中，吴雁（王昌定）在天津《新港》1959年第8期上发表了《创作，需要才能》一文，文中指出：

创作，需要才能，并非人人都能成为作家，这道理似很浅显，却也并非人人都能懂得的。

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作家……

完全脱离开自己的基础，那种敢想敢干实际上是吹牛，值不得拍手叫好。说是一天写出三百首七个字一句的东西就叫做“诗”，我宁可站在夏日炎炎的窗前，听一听树上知了的叫声，而不愿被人请去作这类“诗篇”的评论家。

文章结尾处，在答复别人“你是不是想在某些人头上泼冷水”的问题时写道：“冷水能起到清醒头脑的作用。把创作劳动想象的甜蜜蜜，不懂得其中甘苦和规律，却一味蛮干下去，在我看来，是不会得到什么好效果的。”

吴雁的文章，正确的批评了大跃进时期群众创作活动中的浮夸风，其中也包含着对过高评价新民歌的异议。接着，《文汇报》、《萌芽》、《民间文学》、《新港》等报刊就吴雁的文章展开了讨论。当时有不少人在讨论中表示赞同吴雁的观点，但报刊发表的却多是对吴雁的批评，指斥他“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群众创作百般非难，大泼冷水。”(16)

如何评价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在民间文学界多年来一直存有争议。1982年5月，《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发表了周扬写的《〈红旗歌谣〉评价问题》，对新民歌作了不同于过去的新评价。他写道：

中央对大跃进运动已基本上做出了结论（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些运动中的错误。当时的一些新民歌不可避免的反映了一些错误的东西。

《红旗歌谣》中搜集的新民歌是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新歌谣，它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无比的革命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程的向往；同时，新民歌也反映了党的领导的左倾错误思想，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曾经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我们应将这两者区分开来。

这篇文章中还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毛主席当时曾说“《红旗歌谣》水分太多，选得不精”，“还是旧的民歌好”。表现出他对诗歌的高度鉴赏力和对新民歌的冷静评判。至于当时把新民歌作为“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的说法，不用说早已被历史所抛弃，成为过眼云烟了。

在大跃进新民歌和对新民歌浮夸评论的冲击下，人们对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工作的对象、任务等感到困惑，提出种种问题和设想。

有的人认为，今天的群众创作与民间文学，二者字面不同，实质是一样，因此所有的群众创作都可以包括在民间文学之中。

有的人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间文学不断发展，民间文学和知识分子创作互相影响的结果，两者会逐渐合流。至于合流的实现，有人认为那将是一个很长的渐变过程，有的人则认为现在已经合流，知识分子采用民间文学形式所写的作品，就是民间文学。

由此出发，对民间文学工作所应承担的任务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设想。有人提出民间文学工作对象应包括工农群众创作和民间文学遗产两部分，而组织群众创作则是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工作的新特点，应把它放在首要地位来看待；另一些人则认为民间文学工作只是对工农群众创作当中具有传统民间文学形式的一部分（如新民歌）进行搜集、整理、推广和研究，等等。(17)

和上述问题相关联，还有一个今、古关系问题。有的人认为重视传统民间文学就是“厚古薄今”的表现，主张民间文学工作向“厚今薄古”方面去转变。

1960年8月，以总结十年，确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心，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举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扩大理事会上，周扬就上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觉得民间文艺研究会有一些争论，这个很好……文学艺术的会议，思想的会议，有辩论是好现象。

关于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范围，究竟什么东西是民间文艺，什么不是民间文艺，这么一种争论是不是有意义，我看是有意义的。

民间文艺它既然当作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有个范围，不能没有范围。任何一种学科都应当是有个范围的，没有范围不行。旧的时代的民间文艺范围，有很多人都划过了。现在的问题发生在一个新的时代的民间文学，群众创作多种多样，突破了原来的民间文艺样式。那么范围怎么划？这里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宽一些，凡是劳动人民的创作，从民歌一直到文艺论文都是民间文艺；一种划法比较窄，传统形式、民歌、民间故事是民间文艺。

我偏向于这么一种看法，是不是有点保守，也许是一种调和派的意见。民间文艺，第一还是要劳动人民的创作，工人农民劳动之余，他们的创作。这一条大家没有争论。过去的民间文艺是劳动人民的创作，现在的民间文艺也是劳动人民的创作。

新时代的劳动人民，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并且一天天地提高了文化……他们掌握的文艺形式、文艺手段，也越来越丰富了。他们不仅可以唱民歌，也可以唱别的东西，不但可以写民间故事，他也可以写小说甚至可以写论文。……所以是不是还是加上一个条件，还是要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能够掌握，而且能够在劳动人民里面来推广、流行。尽管它的形式，民歌的形式起了变化。故事的形式起了变化，但是形式上还是比较简易，比较同传统有联系。所谓同传统有联系，并不是一个保守的概念。同传统有联系，就是同群众有联系，因为群众习惯了这些东西，而且比较方便。

还是要划一条界线，就是说劳动人民创作的，大体上采用原来流行的形式、传统的形式，但是又突破了这个形式，甚至还创造了新的形式。他即使是创造了新的形式，这个形式也是能够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而且容易流传。

这个线不是永恒的，将来这个线是要消除的。同志们不是讲合流吗？总的趋势是要合流的。合流的时间有多长？当然是要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同任何历史的范畴一样，同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有它的发生，也有它的消灭。民间文艺将来它是会没有的。

要搜集新民歌，也搜集旧民歌。……毛主席说，民歌新的要搜集，旧的也要搜集。毛主席非常重视旧民歌。因为旧时代民歌里面有很多宝藏。

既然是研究会，还是要强调搜集工作，强调研究工作，新旧都要，新的要搜集，旧的要搜集，新的有个范围，旧的也有个范围，……正是发展中的民间文艺就在群众创作里头，包含了许多新的不定型的民间文艺，因此民间文艺研究会应当去重视它、推动它。但不能把推动群众创作作为全部任务，因为它还要去搜集、研究过去的。……它是从研究新旧时代的民间文艺，用研究的成果去推动。(18)

贾芝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和工作任务》(19)为题发言，集中概括了这次理事会讨论的成果。

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不能无限扩大。由于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已经突破了民间文学的传统形式，开始采用各种新文艺形式，因此不能以是否出自劳动人民之手作为确定是否属于民间文学的唯一标准。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应当是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又便于推广流传的，与民间传统有联系的形式。除集体性、口头性仍然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外，还要加上传统性与流传性。

因此，工农群众创作并不就是民间文学，不应当把群众写的小说、剧本以及工厂史、公社史、革命回忆录等归入民间文学的范围。知识分子利用民间形式所写的作品也不属于民间文学之列。民间文学与非民间文学合流的过程还没有实现，民间文学并未消亡。

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工作的任务仍是继续推行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确定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关于民间文学工作中的今、古关系问题，应当是今古并重，而新作品与传统作品并重，新、旧不可偏废。

这次扩大理事会对当时由大跃进新民歌的冲击所出现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予以研究回答，坚持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方针，使我们在1960年以后的几年中，不论对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都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民间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发展趋势，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这次理事会虽然取得了成功，因受着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认识的限制，因而无法对新民间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与非民间文学的合流等作出真正的科学论断，大会发言中将有些人提出的民间文学已经消融于群众创作之中，从而产生的民间文学消亡论，作为“从阶级斗争熄灭论走到民间文学熄灭论”来批判，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例子。按照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特点，把握民间文学的发展趋向，并适时转变我们的工作内容与方法，至今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是笔者应邀为《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学事业》一书所写的两章，评述1949—1966年17年间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于1989年写成，虽在写作过程中和有关同志研讨过，仍属个人执笔，文责自负的文稿，现交《通俗文学评论》刊出，以便集思广益，匡正谬误。

注释：

①钟敬文《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民间文艺新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0年8月第1版。

②（苏）鲍·李福清《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苏联民族学》1960年第1期。马昌仪译。

③胡乔木《对民间文学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

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第1版。

⑤本节所引文字，均出自《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一书，不一一注明。

⑥《文艺报》1954年第1.2期附刊。

⑦见《民间文学》（月刊）1955年第2期。

⑧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中国文学史》上册《前言》。

⑨北京师范大学55级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上册182、280页。

⑩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民间文艺通讯》1959年第5期13页。

(11)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民间文艺通讯》1959年第6期报道：《北京师大同学征求对〈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的意见》。

(12)见《文学研究工作通讯》1959年第1期《何其芳、唐棣华同志到各地进行业务访问的观感》。

(13)姚文元《创作更多优秀的革命故事》，《文艺报》1965年第11期。

(14)贾芝《扼杀民间文学是“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疯狂表演》，见《新园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15)见《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

(16)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民间文艺通讯》1959年第10期有关报道。

(17)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民间文艺通讯》1960年第11期：《民间文学工作当前存在的几个问题》。

(18)《周扬同志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扩大理事会上的讲话》（1950年8月4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整理油印。

(19)贾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和工作任务问题》，见《民间文学论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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