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后的欧美关系：欧洲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视点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关系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伊拉克战争或“新海湾战争”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世界强权之间特别是欧美关 系所呈现出的某种深层变化迹象。那么，虽然作为“局外人”、但却深受这种变动所导 致的新国际环境制约与影响的我们应如何判断欧美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变化呢?对此，笔 者认为，一个基本的视角是具体分析欧美双方如何认识“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发生改变 的原因及其未来取向，限于篇幅，本文所侧重阐述的是欧洲方面的观点。
一、传统联盟关系：裂变但未终结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指称的传统联盟关系是指二次大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和苏联领导 的东西方两大政治集团对峙而在西方阵营内部形成的一种跨大西洋战略同盟性政治军事 安排。它的基本内容是，美国通过1947年开始实施的以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经济援助促 进西欧国家战后的经济恢复和政治联合，通过1949年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及其随后 建立的北约军事组织(NATO)实现对西欧国家的军事安全防御和民主政治制度保证。因而 ，传统意义上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本质上是二次大战后国际格局和欧洲形势的产物 ，其核心是美国承担着远超出任何其它成员国的经济、政治与军事义务，作为酬报，它 也是这一政治阵营中无可置疑的全面领导者。在笔者看来，导致与维持这一战略同盟关 系的基础性因素自80年代末就已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只是由于伊拉克战 争才得以彰显出来。
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和德国的重新统一表明了东西方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后冷战时代的 到来，但欧美双方对这一历史性事件蕴涵的释读产生了明显差异。就美国而言，除了引 起广泛争议的像福山“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那样的学术宏论，一种简 单化的政治理解是，西欧国家由于丧失了曾经拥有的两大集团对抗前沿地位因而战略地 位已大大下降，而新近主权独立的中东欧国家应成为它新欧洲或全球战略优先依靠的对 象。这方面最为极端的当属国防部长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03年初关于“新旧欧洲” 的评论。但对于欧洲来说，其意味要深刻而复杂得多。一方面，苏联领导的中东欧阵营 及其自身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衰弱为欧洲一体化的加快和欧洲的重新统一提供了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因而欧盟的东扩首先具有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的必要性。如此而言，德国 的重新统一不过是欧洲统一的一个前奏或微缩版本。另一方面，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 ，美国必将、也应该在未来欧洲事务中发挥一个相对次要的作用，而强大起来的欧盟至 少应当在欧洲事务中担当一个不断扩展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角色。可以说，欧盟从90年 代中期前南斯拉夫地区种族冲突特别是科索沃战争中吸取的主要教训就是它必须拥有“ 清扫欧洲后院”的独立军事行动能力。
欧盟这种日趋硬朗的“欧洲利益”要求首先来自于它随着一体化进程而不断增加的经 济与政治自信。以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为起点，欧盟(欧共体)至今已走 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从最初的6个创始国即将扩大为25个成员国(2007年很可能扩展 为28个)，范围也将覆盖欧洲大部分国家。在美国，仍有许多学者对欧洲一体化迄今取 得的进展不甚了了或不以为然。(注：在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2003年1月31日举行的题 为“欧洲宪法：中期报告”的研讨会上，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国前总统德斯坦领导的宪法 起草委员会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但是，欧洲学者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 非只是名称各异的一体化政策及日趋庞杂的“布鲁塞尔官僚体制”，还具有不同层面上 的发展模式涵义。
一是欧盟提供了一个解决民族国家冲突、实现共同经济繁荣的区域一体化模式。通过 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经济社会政策的融合并将这些领域中的部分决策管理权限移交给更适 合管治的超国家共同机构，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几个世纪以来困扰欧洲的 民族国家冲突和安全问题，而且创造了成员国所属区域内的持续性经济与社会繁荣。欧 盟经济与货币委员皮德罗·索伯斯对此概括说，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经济部门优先 、渐进推进和制度建设是它为当今世界其它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提供的主要经验。
二是欧盟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市场自由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与美英等坚持“ 市场自由主义”的国家不同，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或欧盟创始国都有着强烈 的政治“合作主义”或社会福利保障传统。也就是说，后者试图创造一种既充分利用市 场竞争机制、又尽可能保持社会物质财富的较公正分配和对社会底层的基本生活保障的 资本主义模式，并且努力将这一模式从民族国家推广到超国家水平从而成为一种“欧洲 模式”。对此，英国《观察家》前总编威尔·哈顿指出，欧盟经济尽管90年代初以来相 对于美日在整体上处于竞争劣势，但这并不表明它的社会取向模式存在问题，何况欧盟 国家的经济也不像许多人想象得那样在每个领域都不如美国，即便在纯生产率和解决失 业等方面。
三是欧盟提供了一个非民主国家制度转型的和平演化模式。在欧洲学者看来，如果说 美国通过军事手段创造了二次大战后德国、日本和后来的韩国等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 制度，欧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和平渐进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在80年代，欧共体通过 成员国的扩大成功地促成了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20年后 ，欧盟正在以同样的方式实现对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化重建。那么，是美国的军事手段还 是欧盟的和平演化方式更有效、更持久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希腊国防部长扬诺斯·帕潘托尼欧公开宣称，“欧洲也许是一个旧大陆，但欧 盟却是一个新兴起的、依然远未显示其潜力的实体”。(注：Yannos Papantoniou,“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transatlantic security environment,”
presented at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KSG),Harvard University,April 4,2003.)也就是说，在欧洲看来，欧盟已由战后初期的美国扶贫对象成长为至少与其 并驾齐驱的世界最大经济实体之一，而且它的世界性实力并不仅限于经济意义上。
与此同时，欧美关系另一主体美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促进着欧盟一种“欧洲立场”的形 成。与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中迅速膨胀的“新罗马帝国心态”相对应，2000年侥幸上台 的小布什政府采取一种与前任明显不同的以美国为绝对中心的、单边主义的国际经济政 治和外交思维与战略。这既突出表现为美国对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采取的不屑一顾立 场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颐指气使态度，也体现在它对其传统战略伙 伴如欧盟和冷战后新政治伙伴如俄罗斯的傲慢心态上。比如，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 年与苏联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签署欧盟做出极大努力促成的、旨在控制全 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等等。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当然是一个不幸的和 理应谴责的恐怖袭击活动，但美国政府似乎既没有深刻反思全球恐怖活动不断增加背后 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根源，也没有正确理解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包括欧洲所给予的“无限 团结”的重要性及其蕴涵信息。因而，“9·11”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小布什政府 政治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外交战略的强化因素而不是转折点。(注：当然，也有学者包 括美国学者从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布什政府对“9·11”事件的战略与政策回应，认为 它是在从事一种操纵公众恐惧心理的“过度反应政治”。参见：Jacob Strauss,“The evolution of U.S.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presented at the WPSA Annual Conference.Denver,CO:March 27～29， 2003.)美国政府给世界的印象是，它不仅有足够的军事行动能力消灭各种形式的恐怖主 义分子及其政治支持者，而且可以将国际反恐活动与对非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制度改造 结合起来，因而理应获得世界多数、至少足够数量“真正朋友”的战略与军事支持。可 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布什政府的这种“帝国式傲慢”和单边主义做法伤害或刺激了 欧盟的政治自尊与独立性，并加速了欧美“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基础的毁坏。欧洲的这 种“时代气息”可以从布什2002年5月访问柏林和巴黎时遇到的公众抗议中清楚地体味 到。(注：“Thousands protest as Bush arrives in Berlin,”http://www.cbc.ca/
stories,May 22,2002.)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欧洲新一代政治家和社会公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大西洋 两岸关系已经有着与前辈十分不同的观察视角与现实体验。总体上说，他们大都承认美 国在二次大战和冷战期间对欧洲经济重建和民主政治制度捍卫提供的巨大帮助，承认当 今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竞争力和广泛的全球政治与社会影响，但却既不认为这些可以用 来辩护美国现政府的霸权主义战略与政策，也不认为美国的一切都是全球一流的、国际 标准的，更不认同欧洲的一切都是二等的、社会主义的和过时的。总之，欧洲政治家或 社会公众虽然从不认为美国是什么“邪恶国家”、美国人民是什么“落后种族”，但却 强烈感觉到，美国现政府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政策已经变得难以理解，因而应当从 欧盟主体视角重新考虑大西洋两岸合作的新形式。
因而，笔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特别是中东欧形势的剧变、欧洲一体化及其部 分作为其结果的欧盟崛起和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战略以及“9·11”事件，已从根本上改 变着二战后结成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现实基础，而欧美双方对这些变化性质与程 度理解的差异看来是在促进而不是抑制着这一联盟关系的侵蚀。但是，主要是基于欧美 双方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与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的高度同质性和由此衍生的诸 多共同重大利益，同时考虑到欧美双方长期维持这样一种战略同盟关系所造成的“历史 遗产”——尤其是军事防御方面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性，“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机构框 架很可能至少在名义上维持下去，尽管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似乎改变了这一切。
二、伊战中的欧洲立场：有理有节
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和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政治论战直至公开决裂，无疑构 成了传统“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质变甚或终结的一个催化剂与分界点。但值得注意的是 ，对法、德、俄组成的“反战轴心”与美国领导的“威武之师”之间既唇枪舌剑、又讨 价还价的合理分析并不能仅仅立足于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争夺，就像不能将美国发动伊 拉克战争的动机简单解释成占领中东石油资源、征服伊斯兰世界或者打击欧元一样。在 笔者看来尤为重要的是，欧盟国家通过质疑伊拉克战争行动背后美国“新罗马帝国式” 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理念向其传统“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中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
一是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对于1989年开始的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秩序 特征，美国学术界和政界的普遍看法是，比如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世界在可以预见 的未来将是一个由美国全面主导的“美国新时代”。(注：塞缪尔·亨廷顿本人使用的 词汇是“单极—多极”(uni-multipolar)世界。参见The Kokkalis Foundation,
Visions,Fall 2002.)在他们看来，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已经沦落为一个二流欧洲 国家，短期内很难实现经济政治的全面复兴，而中国虽然在过去20年中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在近期内还不足以成为美国平等的竞争对手。欧盟尽管总体上已是一个庞大的经济 体，但在政治和外交上还显然没有实现共同利益与机构的整合，很容易通过分化瓦解而 进行控制。这意味着，美国将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经济增长、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 等方面担当无人挑战的领导者和标准制定者角色。简单地说，美国的就是世界的。
但欧洲学者认为，美国对全球霸权地位的“自画像”显然是对冷战结束后日益复杂世 界的简单化或曲解。美国可以声称拥有霸主地位的领域至多是在军事安全方面，因为它 有着世界50%以上的军事力量和全球最庞大的军事财政预算。正如德国驻联合国大使古 特·普洛格半讥讽地说的，没有人怀疑美国可以赢得任何一场、尤其是针对第三世界国 家的常规战争。但在经济领域，只拥有世界25%GDP的美国更多需要考虑的恐怕是如何应 对来自更大经济实体即欧盟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如中国的挑战而不是声称或维持其霸权地 位。因为，尽管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了与世界其它经济体如日本和欧盟的比 较优势，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恐怕要归因于所谓“新经济”促动下的虚拟泡沫，而它在二 次大战后所一度拥有的绝对主导地位早已成为昨日黄花。至于在80年代中期以后突显起 来的全球性经济政治议题上，美国则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霸权地位可言。相反，美国作为 一个较开放国家往往意味着需要更多来自其它国家的合作。因而，在欧洲看来，后冷战 时代的世界总体上说是在逐步走向多极化而不是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欧 盟作为北约的主要成员国、至少与美国实力相当的经济体和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统 一体，显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构建中的一个二等角色或“美国的配 角”。事实上，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也明确承认，当今世界很难说是一个美国独霸的 单极世界，欧洲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强权。(注：Joseph Nye,“Europe is too
powerful to be ignored,”Financial Times,March 11,2003.)
二是关于战争、和平与安全的关系。为了论证欧盟对美国发动与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 反对立场，欧洲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重点强调了他们基于历史反思达致的对和平与战争 关系的不同理解。比如，德国驻美大使沃夫冈·伊辛格强调指出，部分是由于历史的原 因，与在美国的情况不同，德国政治家和公众对战争的理解基本上是否定意义上的，战 争意味着军事侵略、屠杀无辜、民族仇恨和灾难。因而，德国政府和公众更希望的是和 平的实现和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经济冲突，而不能在依然存在和平解决冲突可能的情况 下支持一种军事化或战争立场。
当然，欧盟的这种亲和平主义立场并不仅仅来源于历史反思，还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 种欧洲经验。(注：比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所长阿莱森·柏雷丝(
Alyson Bailes)女士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参见：http://cn.yahoo.com/news/,April 7,2003.)普洛格认为，欧盟国家正是从近代社会以来的无数次战争特 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才走上了通过一体化联合实现和平相处和共同繁荣的道 路。也就是说，战争虽然能够分出胜负，但却不一定能够带来长期而稳定的和平秩序， 而欧洲战后以来的长期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正是通过和平解决冲突而不是诉诸武力实现 的。而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杰里米·格伦斯托克(Jeremy Greenstock)在总结伊拉克战争 的教训时也强调，英国政府的确是主动参与了美国领导的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但它 不可能参加第二次类似的军事行动，他本人相信联合国的外交努力本来可以导致不同的 后果，而美国必须意识到一味采取绕开国际社会的单边主义做法终将是灾难性的。
基于后冷战时期非传统安全议题特别是应对国际恐怖活动和“政治无赖国家”的重要 性，欧盟国家强调的另一个论点是，无论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国际社会的有效安全防御 都必须是军事力量与外交努力的结合。在它们看来，安全只能通过军事能力、政治合作 和共同政策等因素的结合才能实现，而任何试图单独行动的国家迟早会发现其在促进防 务政策和实现目标方面的严重困难。就此而言，联合国尽管有着决策效率等方面的局限 性，但它依然是促进成员国包括全球强权协商解决冲突和唯一拥有赋予武力使用合法性 的国际机构。
三是关于欧盟的自主与平等伙伴地位。基于对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框架的不同理解和维 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优先手段的不同选择，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便是，欧盟究竟能否在国际 事务中扮演一个行为方式上有别于美国、但却与美国同样重要的角色?欧洲学者的答案 大多是肯定的。比如，德国外交政策专家卡尔·皮特·戈特瓦尔德(Karl Peter
Gottwald)就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欧盟完全可以成为与美国对等的国际安全体系伙伴 的理由。
首先，未来国际安全合作体系中的平等伙伴地位不能只根据军事力量大小来衡量，还 要考虑到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和地理规模等方面的因素。而就这些因素而言，欧盟已经 具备了与美国大致相当的整体水平。其次，对于一个国际强权来说军事力量(power)当 然是重要的，但它必须基于正确的目的(purpose)，失去正确目的的军事化强权不是欧 盟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欧盟更希望成为一种“软强权”而不是“军事霸权”。其三 ，欧洲安全与防御政策的发展已经使欧盟具备了相对独立的军事行动与干预能力。如， 自2003年3月31日起，欧盟取代北约执行在马其顿的维和任务。这标志着欧盟在前南地 区冲突解决中已经替代美国发挥主导性角色，因而被罗曼诺·普罗迪称为“欧洲一体化 进程的又一重大进展”。(注：“EU force takes over peace role,”http://www.
guardian.co.uk/international/,The Guardian,March 31,2003.)而5月19日宣布组建 完成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则使欧盟已拥有必要情况下进行地区性军事干预的独立能力 。概言之，欧盟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独立性的世界秩序与和平理念和自主性的 军事能力，因而应逐渐成为美国平等的国际安全合作伙伴。
对于他的上述论证，布鲁金斯学会的伊沃·达得勒(Ivo Daadler)做了如下的回应或批 评。他指出，军事力量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事实证明，军事实力对于维持国际秩序 包括二次大战后东西方之间的平衡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 的军事强权作为基础，就没有欧洲一体化或欧盟发展的今天。主权在当今世界的军事暴 力使用中已不再是首要的考虑因素。90年代以来的几次区域性战争如海湾战争、前南地 区冲突和阿富汗战争都表明，民族国家的主权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欧盟近期内难 以成为美国平等的国际安全合作伙伴。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愿不愿意，而是欧盟的军事 力量过于弱小，而是政治外交政策上又难以取得一致立场。因而，欧盟肯定将继续是美 国的伙伴，但不可能拥有平等的地位。有意思的是，对于伊沃·达得勒的这番评论，在 场的欧洲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表示了赞同，而另一位官员则表示了反对。
可见，伊拉克战争使得欧盟第一次有机会公开表达并且尝试了构筑一个多边国际政治 与安全体系并在其中担当领导性一极角色的“欧洲立场”。正如法国总统希拉克4月16 日在雅典欧洲理事会上强调的，法德之所以与俄联合，是因为它们在伊战问题上立场相 同，即都主张创建一个多边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而欧盟应成为这一多极化世界中的重 要一极。但需要指出的是，欧盟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对这种“欧洲立场”的辩护是有理 有节的，我们不能由此将欧美之间在伊战议题上的歧见绝对化和过分夸大，更不能说将 其理解为欧洲大陆的“独立战争宣言”。比如，在战争与安全问题上，帕潘托尼欧就反 复强调，欧盟与美国在对待萨达姆政权的原则立场上没有差别，所不同的只是实现目标 应当采取的最佳手段。而“医生无国界”组织创立者、法国前健康部长波纳德·考什纳 (Bernard Kouchner)则听起来似乎矛盾地宣称，我们必须对萨达姆的独裁政权说“不” ，但也必须对伊拉克战争说“不”。正是欧洲人这一战争与正义关系立场上的“辩证法 ”令美国听众迷惑不解或不屑。
三、新型合作关系：伙伴间的竞争
伊拉克战争后，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十分清楚的是，虽然必须对遭到严重损害的“跨 大西洋联盟”关系进行修补，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承担双方关系决裂的巨大代价，但修 补后的“大西洋两岸关系”已很难再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同盟关系。在美国，相当一批学 者认为，美欧关系对于美方来说已变得不像冷战时期那样重要了，因而“跨大西洋联盟 ”关系即使需要修复的话主要责任方也应该在欧洲方面。比如，达得勒在另一个场合强 调，跨大西洋和解不管是不是在伊拉克发生，关系都不会与过去一样了。(注：Ivo
Daadle,“The end of Atlanticism,”Survival,Summer 2003.)而且，这似乎也是布什 政府内部战后的主导性观点，即最需要调整的是法、德等国的美国政策而不是美国政府 的欧洲外交战略与世界观。那么，欧盟方面如何期望或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的“大西洋 两岸关系”呢?欧洲学者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欧盟始终是美国真正的朋友。尽管伊拉克战争前后欧美公众都出现过横眉冷对、 甚至相互羞辱等不友好举动，但是在学者层面上双方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与克制，欧 洲学者就更是如此。比如，伊辛格在演讲中着重强调了双方的休戚与共，颇有些对老朋 友既苦口婆心、又直言相谏的味道。
在他看来，首先，欧盟和美国发生的争论依然是“朋友之争”。欧盟反对美国在伊拉 克问题上的军事化解决立场，并不等于它不再支持联合国已通过的比如在前南地区的和 平干预行动，也不等于它改变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相反，这恰恰是为了使 国际反恐行动取得更大进展。因而，欧美围绕伊拉克战争的争辩依然是朋友之间的分歧 ，而不是双方根本性的政治利害冲突。对于美国听众“不能一道前进的朋友还算什么朋 友”的提问，他反问到，美国怎么可以在还没有说服自己的国内公众时要求你的盟国无 条件地支持呢?其次，德国和欧盟依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对于德国和欧 盟国家来说，它们始终认为美国是最重要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这可以从“9·11”事件 后它们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立场中得到证明。而且，它们曾满怀信心地希望这能够 成为大西洋两岸新型合作关系的契机，但结果是美国很快就采取了单边主义的态度来领 导“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比如过分看中俄罗斯、中国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性 ，却几乎把欧盟国家抛在了一边。尽管存在着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欧盟仍然认为欧美 间有着最相近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价值，因而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问 题是美国不能采取过于实用主义的立场。
二是“大西洋两岸关系”依然是欧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希腊外长乔治·帕潘德里欧( George Papandreou)对此指出，立足于建构一种新型的“大西洋两岸关系”和维持与恢 复欧美关系这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不矛盾，相反，二者应成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侧 面。(注：See John Donnelly,“Powell,in Europe,looks to rebuild bridges,”The Boston Globe,April 4,2003.)比如，在题为“火星与金星的调合：跨大西洋关系的新 时代”的演讲中，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共同外交政策高级代表雅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就专题论述了欧洲对大西洋两岸关系重要性及其如何走出现实危机的看法。
这位物理学博士重点分析了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欧美之间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极 为重要。他强调说，欧洲对“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基本观点是：“更多的欧洲化，但这 并不意味着减少或损害与美国的团结”。他指出，在经济方面，欧美是相互间最重要的 合作伙伴。比如，美国在荷兰的投资大于在整个中国，欧洲在德克萨斯的投资大于在整 个日本。在政治与安全方面，欧美双方也有着大量的共同点。当然，就伊拉克战争而言 ，美国认为这是一场预防性战争，而欧盟、欧洲或联合国内部是分裂的，欧洲公众也没 有被说服。但问题在于，双方在伊拉克战争后必须重建相互间的政治信任从而共同致力 于解决一些更根本性的难题，比如维持世界和平与秩序、反恐怖主义、反贫穷、促进中 东和平等等。
其次，欧美应在确认相互间共同利益点的基础上修复双方关系。为此，他提出了建构 新型“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四条基本原则。它们包括：重新界定伙伴和盟友关系。这意 味着现实中不应是一方主宰另一方，而是在协商基础上共同做出决定；贡献与尊重相平 行；欧洲应当在承担国际责任与经济支付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 ；依靠多边主义解决国际矛盾与冲突。在欧盟看来，多边主义解决了战后欧洲存在的问 题，在当今社会现实中也被证明是有效的和必要的。“火星与金星”的比喻给人的印象 是，美国代表着力量，欧洲代表着法律。但是，二者在现实中往往是相互关联和补充的 ，美国人有时忘记合法性的重要性，而欧洲人有时忘记力量的作用。联合国机制仍然是 基础性的国际合作框架。对于欧盟来说，联合国应在伊拉克战争后发挥一种核心性作用 ，否则，美国领导的这次行动就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三是欧美未来关系的新构型应是竞争、互补和合作。在欧盟看来，欧美双方在经济领 域已经确立了一种既相互竞争、又高度依赖的平等伙伴关系。比如，尽管欧美双方近年 来在欧盟农产品补贴、美国钢铁关税、欧盟转基因食品限制等一系列议题上纠纷和摩擦 不断，但它们大都通过双边直接协商或WTO谈判与仲裁机制得到了解决，至少没有发展 成为动摇双边关系基础的立场冲突，而问题出在国际安全秩序和全球性经济政治合作议 题方面。
对于第一个问题，帕潘托尼欧认为，欧盟事实上已经与美国就后冷战时代的跨大西洋 安全合作达成了基本共识。(注：Yannos Papantoniou,“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transatlantic security environment,”presented at the KSG,April 4,20 03.)这些共识包括，成立半个世纪的北约组织将实施战略性转变，即逐步从一个跨大西 洋军事力量联盟转变为一个政治协调和军事干预行动相结合的国际安全组织，而欧盟将 通过发展一个有限的军事行动能力以从事欧洲地区性的或北约决定不参与的国际维和或 人道干预行动。在他看来，这在相当程度上已解决了北约和欧盟之间在后冷战初期存在 的相互关系与角色定位上的困难。也就是说，二者的未来关系将建立在平等和相互补充 的原则之上，并集中体现着负责提供全球安全基础的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而它的最终目标是签署一个既承认欧盟相对独立的防务议程与防御能力、又与北约进行 相互补充而不是竞争的新跨大西洋关系协定。就现实而言，欧盟90年代末以来在共同外 交与安全政策(CFSP)、欧洲安全与防御政策(ESDP)和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等领域所取得的 进展都是基于上述共识的，即使得欧盟能够在必要情况下承担更大的维持欧洲与国际和 平秩序的责任，从而减轻美国政府在欧盟应该更大地分担其在欧洲军事存在问题上的国 内压力，而无意于向北约或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提出挑战。
帕潘托尼欧认为，这种发展中的新型合作关系在伊拉克战争中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方 面，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需要一个重新适应这一新型关系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过程， 而美国日益强烈地表现出的单边主义倾向比如有人甚至主张抛弃北约机制最突出地体现 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以国际恐怖活动增加为标志的国际安全威胁对象及其形式的不确 定性和其中涉及的经济政治复杂性，要求欧美双方在战略思维和行动回应上都体现出比 作为北约成员国更大的灵活性。这意味着，欧盟和北约之间在某些国际安全问题上存在 着意见、观点和应对方式的分歧是正常的，甚至可以理解成相互关系健康的一种表现。 因而，欧美双方最迫切的是增加相互间的理解，认识到后冷战时代的安全只能通过军事 能力、政治合作和共同政策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认识到即使从纯安全的角度来说欧盟 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可以而且必将发挥更大作用的合作伙伴。
对于第二个问题，在欧盟看来，欧美双方完全应该基于大致相同的目标就广泛的议题 领域展开平等地协商合作，而联合国机制将依然是一个基础性的国际制度框架。帕潘托 尼欧指出，国际安全议题不应成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主导性议题，对于欧美双方来说更 为重要的合作应体现在如创建世界经济秩序、未来国际财政制度和全球贸易规则、保护 全球环境、制止非法移民与国际犯罪、消除贫穷等更困难的领域。而普洛格和格伦斯托 克则强调，欧美双方在这些重要性日益突显的全球议题领域不仅有着大致相同的利益与 目标，而且有着更大的历史与现实责任以共同寻找各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因而理应 成为更加密切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只是，在这方面必须要得到确认的是，欧盟 的确可以做出自己重要的、尽管可能与美国形式不同的贡献，而美国目前过分依赖军事 力量的、日益单边主义的做法不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且几乎肯定不可能持久。正 是基于这一思路，虽然欧盟比如德国也对自己在联合国中的“受歧视”地位(即在担负 联合国费用上位列三甲却没有否决权)不满，却依然认为这是目前唯一能够得到国际社 会共同认可的制度化全球利益与冲突协商机制，即使欧盟和美国这样的全球强权也不能 凌驾其上。也就是说，欧盟认为，欧美在全球性经济政治议题领域应当更多地体现为协 商合作而不是主导权竞争，而维持目前联合国基本框架的运作应成为双方的一个基本共 识。
可以看出，欧盟显然更希望维持与美国这一世界超级强权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尽管 它的确表达了日益强烈的平等主体地位要求。但问题是，美国虽然承认欧盟在国际安全 秩序和全球性经济政治议题上通力合作的必要性，但它似乎更倾向于认为来自俄罗斯和 中国等的合作与支持更为重要，而且也不认为联合国机制能够更为有效地解决这些方面 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些议题与美国国家利益直接相关时，国际反恐怖活动及其伊拉克战 争就是例证。
结论
笔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发生巨大变化的不只是东西方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还体现在 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阵营或“跨大西洋联盟”内部，其基本标志是一个经济上日益联合、 强大并因此变得政治上自信的欧洲，而美国对这样一种变化的无视或误读特别是布什政 府采取的日趋“美国主义”或单边主义的国际与欧洲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刺激或促 成了法、德等欧盟主要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对一种成长中的欧洲观点的理论阐释与政治 表达。但与美国给对方的印象明显不同，欧盟对一种新型“大西洋两岸关系”所期待与 努力的目标仍是实现欧美双边合作关系的强化而不是弱化，尽管它的确更加强调双方未 来合作中必须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和日益对等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欧盟希望并致力 于将欧美关系从一种传统的依从性盟友关系逐步转变为一种竞争、补充和合作相结合的 平等伙伴关系，却绝不愿意看到双边关系由于某一议题分歧比如伊拉克战争而出现实质 意义上的分裂与对立。就此而言，伊拉克战争对欧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虽然具有转折性意 义，但它造成的不利影响或冲击有着暂时性的一面，而这也正是2003年6月在法国埃维 昂举行的西方8国首脑会议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注：Anne Kornblut and David
Filipov,“Bush renews his contact with Putin and Chirac”;Deborah Seward,“
G—8 leaders try to move beyond war rift,”The Boston Globe,June 2 and June 3,2003.)
那么，欧盟何时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建立一种大致均衡与对等的欧美合作关系呢?这取 决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欧盟本身的政治意愿，即它在经济统一基础上的政治、 外交与军事一体化合作的进展。从欧盟扩大、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和欧洲宪法起草等 最近取得的进展来看，笔者的总体判断是积极的迹象多于消极的征兆。也就是说，伊拉 克战争很可能像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一样，成为欧洲一体化深层推进的另一个促动变量 。二是美国的欧洲战略与外交政策。应该说，布什在西方8国首脑会议上表现了美国欧 盟政策的一定程度的弹性。但是，他始终没有像对普京那样许诺：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 的分歧是“朋友之争”，而这次经历将会使双边关系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弱化。可以说 ，美国主导性的政治思维依然没有变化，大量充斥的是政府高官(如赖斯)和媒体宣称的 “惩罚法德、原谅俄罗斯、奖励新欧洲”的“秋后算帐式”的狂言，却很少对美欧未来 新型合作关系的严肃性思考。(注：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是少数清楚地论述了 布什现政府的疏离甚至分化欧盟政策的长期危险的美国外交专家之一。See Philip
Gordon,“Bridging the Atl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 3.)因而，美国政局与政策仍将是近期得到初步和解的欧美关系的主导性方面，需要进 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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