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背景下的公民共享新闻_新闻专业论文

论新媒体背景下的公民共享新闻_新闻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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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24日,一段约70秒的中国女子被马来西亚女警脱衣检查的录像通过多媒体短讯服务传遍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一家华文报纸24日在其头版刊登该录像截图,并表示录像是另一受害者用手机拍摄的。2005年10月8日,CNN对南亚大地震报道的首批突发新闻(breaking news)镜头也来自于摄像手机。而在此之前,摄像手机(camera phone)就已经登上新闻报道的前台。尤其在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爆炸事件中,电视画面上许多昏暗、摇晃的第一手影像资料就是遭袭者在废墟中用手机摄录向外发送的。在此期间,许多个人博客、新闻组织的网站包括BBC、CNN、《伦敦太阳报》以及世界图片网也在大量征集民众在袭击现场拍摄的照片和录像。7月8日,当爆炸的硝烟尚未散尽,关于公民在新闻报道中作用的讨论便不绝于耳——从当初的家用DV到现在的摄像手机,普通人逐渐成了突发事件新闻传播的主角。有人声称:“伦敦爆炸案中公民共享新闻报道的本质,在于消除了新闻消费者与新闻报道者之间的差别。在一个数字化武装起来的个人通讯的时代,我们都是记者。”① 这种观点背后的理论支撑,正是目前全球新闻业界与学界关注的一个新热点:公民共享新闻学(citizen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一、公民共享新闻的概念及其发展态势

公民共享新闻(citizen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也简称为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就是指来自公民的非专业新闻报道。他们或者是现场的目击证人,通过现代科技,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直接传送给大众媒体;或者自己创办小众媒介(网站、报纸、广播、电视台等),实现在一定范围内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按照《我们媒介》(We Media)一书的定义,公民共享新闻报道就是“公民个体或群体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或信息的行为,旨在提供一个民主社会需要的独立、可信、准确、广泛及其他相关信息。”② 公民共享新闻有多种实践模式,美国学者奥丁(Steve Outing)列举了11种之多,③ 其中公民参与、公民报道、公民媒介、公民传播、公民共享是公民共享新闻的几个关键词。

说到公民共享新闻,就不能不提到Ohmynews,这家创建于2000年的韩国网站,如今已在全球名声大噪。其创办人Oh Yeon Ho的理念就是让每个公民都成为记者。这家公民新闻网站区别于普通新闻媒体有两点:一是记者身份不同,他们依靠的是大量的市民记者,网站80%的新闻由市民记者采写。网站创办时Ohmynews只有公民记者727名,到目前为止,已有38000名公民记者及600多名全球公民记者;二是新闻来源不同,市民新闻网站更多地来源于他们身边的所见、所闻、所想,不像普通新闻媒体较多依靠政府与企业的新闻发布会。④ Ohmynews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之后,日本的Janjan,美国的ourmedia.org、Wikinews、Livedoor、MyMissourian相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05年6月23日,第一次“国际公民记者论坛”在韩国举办,来自全球的380多名公民记者、新媒体代表、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公民共享新闻的未来。Janjan的CEO在接受《日本新闻学评论》采访时说,市民新闻网站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对“新闻”的定义,以新的观点来回答:“新闻是什么?”、“记者是什么?”其创办宗旨是: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成为记者,让每一位公民用自己的方式和受众交流,让每一位公民自己来判断事实。⑤

在美国,有关公民共享新闻的研究与实践也在迅速跟进。从1993年以来,马里兰大学互动新闻学院的J-Lab中心即资助了120个小规模实验计划,帮助小型新闻机构利用新媒介技术来创造新的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并鼓励和培训公民积极从事新闻实践。2004年,在赖特基金会100万美元的资助下,该中心发起了一项名为“新声音”的计划,每年每次投入12000到17000美元的种子基金来帮助建立新型的自我维持的社区媒介,并计划在两年内资助设立20个地方性的本土新闻项目。J-Lab执行主任Jan Schaffer说,“新声音”计划将通过设立新型的媒介机构和志愿者培训,来提高公民的新闻报道能力。⑥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2005年8月也在网上发起他的名叫《潮流》(Current)的公民参与电视新闻计划,该计划将动员成千上万的业余公民记者为栏目提供影像资料。2005年10月27日,9个新闻公民记者与南加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创办了一个hartsvilletoday.com的网站,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避免用“公民新闻”的字眼,而是用“讲述社区故事”。报道方式包括文字报道、摄像机或者摄像手机拍摄报道、照片或声音报道等。⑦ ourmedia.org的创办人之一、资深记者J.D.拉西卡认为,时至今日,传统新闻机构日益受到“公民新闻”(即社会大众参与制作新闻报道)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报纸读者或电视观众借助因特网、可拍照手机、摄像机及其他科技工具共享新闻制作。传媒与受众的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记者的专业角色也发生嬗变,因此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新闻制作的总体模式,“把那些继续扮演传统的新闻守门人角色的记者从窗户里扔出去。”在这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中,一种以对话、合作与平等为核心理念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正在确立。用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高管罗瑟米奇的话说,现在,“游戏不一样了。”⑧

二、“公民共享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异同

说起公民共享新闻,不能不提到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近年在国内影响逐渐扩大的公共新闻。公民共享新闻究竟是公共新闻的延伸,还是与公共新闻本质不同的两个东西?目前尚有争论,我们尝试从两者的对比中,来进一步了解公民共享新闻的内涵。

1.理论重心不同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在美国又被称为“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是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重心放在媒介机构和记者本身,解决新闻机构内部的问题。即新闻报道中除了完成“5W1H”模式外,还应倾听民众声音,寻求解决之道,以塑造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从传播学的视角看,公共新闻主要从议程设置的角度来考虑,重在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侧重于传播效果。公民新闻致力于完善新闻界的现有功能。其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通过介入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⑨

公民共享新闻则是对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反拨,核心是新闻民粹主义。公民共享新闻从新闻机构的外部力量着眼,侧重公民在新闻生产及传播活动中的参与。其理念是“每个公民都可以是记者”⑩——正如《我们即是媒介》(We the Media)一书的副标题,即“来自人民为人民的草根新闻”(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在公民共享新闻中,受众是以主动而非被动的姿态,共享新闻和信息的收集、报道、分析和传播过程,成为新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新闻传播再也不是媒体公司和专业记者自上而下的“广播”(broadcast),而是公民、编辑、记者互动的自下而上的“网播”(intercast),其最大的特点是交互性。随着诸多小媒介的出现,公民对本地化、参与性、贴近性的新闻生产的兴趣将不断提升,“新闻报道将更像一次对话,或者论坛。”(11)

2.理论基础不同

公共新闻被认为是美国新闻学继“党派新闻学”和以寻求社会信任为特征的“现代新闻学”以来的第三次革命性思潮。其理论基础是社会责任理论,即新闻媒体应体认自己的公共价值,强化媒体的社会公器定位,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发挥自身的公共功能。公共新闻试图让受众得以扮好公民的角色,善尽公民的责任,强化新闻工作者的“参与者”角色。与传统的新闻记者作为自由社会的“看家狗”(watchdog)的努力是一致的。

公民共享新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新闻自由理论和民主参与理论。公民共享新闻学是西方新闻界“言论与出版自由”这个传统信仰体系的延伸。所谓“言论及出版自由”就包括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发表自由、阅听自由,即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森所认为的“公民的自由”。公民共享新闻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主参与理论(democratic-participant theory)。这种理论抵制媒体集中化和垄断,认为规模庞大、单向传播、垄断发展是媒介的痼疾。按本·巴格迪坎的观点,任何民众个人和弱小群体都应该拥有信息知晓权、传播权、对大众媒介的使用权和接近权。(12) 民主参与理论提倡媒介在草根层面上支持文化的多元性,号召发展创新性的能够由社团成员直接控制的“小”媒介,(13) 使媒介广泛分布在社会各阶层和组织中,用来刺激多元团体,赋予其权力。因此表现出对新型传播技术、传播工具的关注,并将传播重点向边缘和小众群体转移。

3.直接动因不同

公共新闻理论是1990年前后由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罗森(Jay Rosen)教授提出,当时媒介权力集中化趋势愈演愈烈、新闻报道娱乐化色彩愈来愈浓、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日益明显。在公民权益受到损害、社会基础遭逢侵蚀、公共空间失落的情况下,新闻媒介的公信度下降,民众对于自身相关议题普遍冷感。在这样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公共新闻理论成为新闻界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与信任危机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因此,公共新闻理论竭力批判媒介的商业属性,呼吁新闻媒介担当更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以重新树立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介的信赖,重新完善新闻报道者的职业理想,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去健全美国的民主。(14)

相对而言,勃兴于世纪之交的公民共享新闻的勃兴更有赖于强大的技术语境。其直接动因是摄像手机、DV等新闻采集工具的普及及网络技术尤其是博客技术的发展。“技术提供了一个传播工具库,让每个人以很小的代价成为记者。”(15) 随着新闻素材的采集、编辑、传播对人力、财力及相关社会系统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现代技术逐渐将新闻交回到人民的手中。英国BBC国际服务以及全球新闻部门领导表示:“随着摄像头手机的热销,我们甚至已经拱手交出了新闻图片的垄断性来源。”(16) 新的数字工具进一步加强了主流媒体与受众的联系,使媒体可望获得更多公民的信息经验,而公民记者也可望充分利用价格低廉的便携设备和互联网,特别是博客的迅速发布和传播条件来从事新闻生产。

虽然公民共享新闻与公民新闻有诸多差异,但是作为两个前后相继的新闻思潮,不可否认二者仍具有内在的精神一致性。

首先,都呈现出对普通民众的人文关怀。美国学者Arthur Charity说,“‘公共新闻’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它对‘人’——报纸的读者或电子媒介的受众——的关注,将他们作为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的一种决定性的资源。”(17) 倾听公众的声音,进而找出解决之道。这既是对传者本位思想的反拨,也是媒介“人本”意识的进一步强化。而公民共享新闻是把新闻还给公民,其对草根民众声音的强调,公民话语权的尊重,更是体现出鲜明的民本思想。

其次,重视参与,强调新闻生产中的主体能动性。公民新闻重在强调媒介和新闻记者在新闻生产上的主体性,即摆脱“零度写作”的纯然淡漠的客观立场,体现出媒介对公共领域建设的能动性。要求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组织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而公民共享新闻重在强调普通公民在新闻生产中的主动参与,呼吁公民关心身边的公共事务,积极在信息搜集、编辑及传播中发挥主体性,并鼓励公民创建自己的媒介。

再次,两者具有共同的历史语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国家乃至国际间的管理方式正在从“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从“善政”向“善治”转移。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包括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政府与非政府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合作、强制与自愿合作,力图建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18) 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公民社会,倡导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主张由公共机构、私人机构和政府机构合作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事务,创建一种新的政治管理模式。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或个人合作发展新闻事业,形成了媒体格局的多元化走向和公共新闻与公民共享新闻兴起的共同时代背景。(19)

三、国外公民共享新闻的意义与影响

公民共享新闻本身就是对主流新闻媒介新闻生产的权力的解构,对商业媒介和权力媒介的反抗,其强烈的去中心化思想和民本特征,将对传统新闻学范式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重塑。

1.新闻来源的革命

即使是最好的记者也会有他的“盲点”。(20) 而影像、声音等信息生产工具的普及使公民成为无处不在的眼睛,成为新闻的当事人、发现者和讯息搜集者。尤其在突发新闻的报道上,单纯依靠记者现场采集的传统生产方式正被公民参与与专业记者报道合作的方式所替代。WABC的纽约新闻总监普罗尼克(Kenny Plotnick)声称,“任何有相机的人,都等同于一个潜在的记者。”(21) 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高管罗瑟米奇认为,公民参与新闻为主流媒体“增添了声音,而且是不经加工的真实声音。”(22) 此外,随着诸多公民共享媒介的出现,在较小的地域和社区,在大媒体无暇顾及的地方,在贴近性信息报道的广度和深度上,公民记者有了用武之地。同时在传播效果上,公民共享新闻也得到极大彰显。2004年12月,许多网站向公众征集席卷南亚的海啸的家庭录像,这些惊心动魄的影像打动了许多人,并带来了空前的慈善捐助。(23) 新闻记者麦克拉伊认为,公民记者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来了解事物,因此人们就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还可以从亲身经历事件的人那里得到现场照片和视频。这和专业摄像师从外部得到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24) 这是一种类似文化人类学的内部(insider)的认知。这种平民视角和草根特征,组成了新闻事实的多种面向,无疑将增添新闻视角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并且也有助于强化传统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忠诚度与信任感。

2.传媒格局的转型

由于新闻生产不再是少数媒体机构中编辑记者的专利,“多数人向多数人传播新闻”的媒体型态已隐然浮现,并促成现有传媒格局的重组,有人将这样的传播模式,称之为“合众媒体”(Republic Media),例如报纸与网络公民新闻的融合。美国一些地方报纸如《达拉斯晨报》(The Dallas Morning News)、《落基山新闻》(Rocky Mountain News)等开始每周尝试印刷一个公民新闻版,或者单独印刷一个公民新闻周刊向当地居民免费散发,其稿件来源于民众在网上提交的公民新闻,其组稿方式与传统报纸类似,按照财经、体育、婚丧、言论、人物、图片等进行分类编排,并尝试登载广告,但费用更为低廉。另外,一些非传统新闻行业也正在进行业务调整。无线移动公司开始在新闻报道中通过整合力量来与新闻机构合作。比如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Sprint公司将摄像机和摄像手机发放到20个游行观众中,这些影像被ABC新闻使用来扩大对这次事件的报道。与此类似,去年无线移动公司LLC也开始了它自己的新闻博客网站,在那里,该公司的用户可以发送他们的摄像手机的影像。(25) 与此同时,传统媒介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一定改变,ABC、CBS和NBC已经给自己的职员发放了摄像手机,据称ABC的宽带和有线网新闻节目ABC News Now,为记者们配备的新款诺基亚N90手机,拍摄效果达到VHS的水准。(26) 新闻生产工具与大众模式的进一步接轨,势必也将进一步扩大主流媒介对民众参与的开放程度。

3.多元传播形态的确立

霍尔(hall)认为,现代传播的首要功能在于建构“社会知识”和社会镜像,这与符号互动主义者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观点类似,即传播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与经验”。(27) 但是在当代社会,强势媒体的单向传播却限制了人际之间的沟通冲动,甚至产生媒体压制。传媒中充斥的或者是主导意识形态,或者是商业主义、消费主义,而平民大众的“态度和经验”,来自草根的声音却湮没无闻。在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来自“第三领域”的公民共享新闻的出现,正是裨补时缺的整合社会资源的文化生产力。

雷蒙德·威廉斯说过,“创新力量只有当它们与名副其实的社群相联系时,才可能被充分释放出来。”(28) 近年随着媒介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在一些非政府组织或开发团体的支持下,诸多新型的公众参与的小媒介方兴未艾。公民共享新闻成为公众政治权利的诉求工具,成为族群和社区帮助弱势人群、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方式。在美国,社区广播电视机构“与被称为‘民众记者’的业余志愿人员合作,这些志愿者都是本地区地位低下或被主流媒体忽视的人们,他们接受了报道技巧的培训,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社区同电台之间建立起联系。”(29) 这种以本地消息为重点的新闻报道促进了民主的横向交流。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社区广播电台的数量特别大,如巴西的自由电台、阿根廷的社区电台、尼加拉瓜的参与性广播电台、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民众广播电台等,公民利用各种新型的公民共享媒介如社区电台、有线电视台、网站,表达自己对社会事物的观点,传递自己在主流媒体中被淹没的声音。这类新的公共互动传媒的建立,促进了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新的公共社区、新的公共空间的建立。

2005年10月,马里兰大学互动新闻学院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公民媒体会议,其中的一个主要议程就是建议个人如何创立和管理新闻以及报道自己的社区事务。而通过本地居民来提供新闻,则能给社区以更多曝光机会以及使得新闻机构得到免费或者低价的消息来源,同时也促进了多元传播形态的确立。

四、对公民共享新闻的反思

公民不仅是新闻的提供者,同时还是新闻的编辑甚至发布者,随着公民参与愈来愈热,对公民共享新闻的质疑也逐渐出现。专业新闻记者往往意味着专业的技能培训和职业素养,以及对责任、公正、公平、真实、准确等新闻基本价值观的认同。而大量依赖公民的信息搜集,将使新闻组织和受众不能确认新闻来源的可靠性从而对真实性发生质疑。比如在伦敦地铁爆炸事件有关误杀一名巴西青年的报道中,现场目击者报道他们看见了这名青年将带电缆的炸药缠在身上,但事后警方透露的信息却显示这些报道并不正确。此外,公民参与新闻生产,可能使新闻丧失客观性,牺牲可信度。高度介入,更个人化的立场有可能是对新闻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立场的颠覆,正如个性解放无论如何都不应拆解道德的围墙一样,公民共享新闻的发展也不应逾越新闻伦理的底线。目前有些报纸通过标注新闻来源的方式,将来自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的报道公开署名,标注新闻来源,让读者自我鉴别,这种做法是否可取仍值得探讨,因为这意味着把核实新闻的责任推到了受众身上,某种程度上也是新闻机构自身不负责任的表现。

此外,对于公民新闻记者这个称呼是否成立也尚存在争议。西敏斯特大学的新闻教师莎利·菲尔德曼认为,公民新闻只是业余新闻报道的一种新说法而已,并非新鲜事物。因为专业媒体一直都在对现场目击者进行访问,而媒体也经常播放业余人士录制的作品。(30) 记者赫里格(Samantha Henig)认为,专业记者与普通公民之间,仍然存在区别。“正如为一出戏剧提供素材,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剧作家,对新闻也一样,并不会因为有了新的记录或传输设施提供素材,意味着你就是记者。”(31) 还有人声称,网站上的公民参与新闻和交互性的共享方式并非新鲜事物,而更类似于400年前出现在公共剧场和咖啡馆里的早期新闻,以这种眼光来看,数字时代的新闻的功能并没有被根本改变,技术也许不同,但根本原则是一样的。(32)

五、公民共享新闻的启示

按照传媒的政治经济学观念,随着新闻生产与传播工具的普及,当民间的新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的时候,势必将建立一种新型的新闻生产关系。西方大众传播学者一直在试图扩大公众对传播的参与,但囿于技术限制,始终未能如愿。施拉姆曾经说过,“大众对传播事业还有一项特殊的责任,他们应学习如何来运用媒体……总之,应有更多的非专业大众来学习传播技术,以使媒体求取最佳的运用。”(33) 这种“使媒体求取最佳的运用”,正是目前公民共享新闻所努力的方向,就是通过公民参与,传递草根声音,反映大众民意,使异化的大众传媒(即“为了沟通的不沟通媒体”)还原其本来的沟通、交流和公共领域的功能。

转型期的中国,方方面面都在转换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综合指标。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媒介生态环境。新闻传媒更要找准自身的定位,回应和谐社会的诉求,在自身发展和社会对传媒的期待中找到最佳契合点。有学者认为,针对我国媒介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要“特别要开发和发展一些针对弱势群体的新闻传媒,努力消除信息鸿沟,均衡地保证受众信息占有量的相对公平。”“尤其要建立信息公开的有效运作方式,对大众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实现提供有效的满足条件,保证政府、社区、群体、个人的有效交流、理解和沟通,推进全社会的共识和认同的形成。”(34) 这也是社会发展对当下中国对传统媒介体制与运作方式的改革吁求。施拉姆说过,“阅听大众应以传播动力(communication dynamic)主要的推动者自任。我们坚信大众将可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种传播制度。”(35) 而这种大众需要的传播制度,一方面是加大现有传媒对公众参与的开放力度(这在某些栏目如《南京零距离》等民生新闻节目中得到一定体现);另一方面,则是依托新技术对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的创建。在西方社会,由于对传统权力媒介的失望,“早期致力于争取公用并控制传播系统的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研究传播的学者,又重新将兴趣放在开发一系列替代性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及社区的传播模式上。”(36) 这类新的公共互动传媒的建立,对当下中国媒介生态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目前国内一些自发的小众媒介和社区传播方式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如创办于2000年3月的北京回龙观社区网(hlgnet.com),其“新闻中心”的大量社区新闻既从各大媒体中编辑整理,也有网友们信手粘贴。此外,社区网论坛上经常出现各种热点话题的讨论,小区居民还以社区网为平台开展各种维权、娱乐、公益活动。目前在这个实住人口超过10万的小区,网站注册用户已超过10万,日均使用人数超过1万5千人,(37) 这样高的媒介使用率和接触率,对主流大众传媒来说也是望尘莫及的。这也是传统的社区广播站、宣传栏等简单传播方式无法企及的。再如江西省景德镇市竞城镇文化站站长周元强,从1993年起便自发利用文化站的家用摄像机等设备,录制反映本镇生活的《竟成新闻》,把本乡本土大事小情展现在全镇百姓面前时,并自编、自导、自拍了20多部电视剧,电视剧组的人员大多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站里每天就像赶集一样热闹”,(38) 这种地方文化的建设,促进了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新的公共社区、新的公共空间的建立,塑造出一个大众的生活和信息交流空间。这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将大有裨益。

目前国际上公民共享新闻的发展尚在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体系也尚未成形,但其促进沟通、增进了解、加强互动、鼓励参与的精神内核和创建新媒介的具体实践,对传播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媒介生态的建设,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扩大公民对新闻生产的民主参与均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释:

①London Bombings:The Unread Newspaper,Posted by Tim Porter at July 7,2005.http://www.timporter.com/firstdraft/archives/000468.html.

②Shayne Bowman and Chris Willis:We Media,Edited by J.D.Lasica,Commissioned by 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Published July 2003 online in PDF.

③Steve Outing:The 11 Layers of Citizen Journalism.http://www.poynter.org/content/content_view.asp? id=83126

④Ronda Hauben:OhmyNews and 21st Century Journalism http://english.ohmynews.om/articleview/article_view.asp? article_class=8&no=246787&rel_no=1.

⑤马莉莉:《让每个公民成为记者》,载《新闻实践》2005年第2期。

⑥Jan Schaffer:Communities Find New Voices,One at a Time.http://www.j-newvoices.org/index.php/site/story_spotlight/grantee_progress/.

⑦Hartsville Messenger Expanded Community Coverage,Douglas J.Fisher of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Research Foundation.http://www.j-lab.org/newvoices_pr3.html.

⑧《美媒体:百姓参与制作新闻“公民新闻”不同凡响》,《新华每日电讯》第7版,2005年10月11日。

⑨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04年1月。

⑩A New Brand of Journalism is Taking Root in South Korea,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May 18,2003.Business Section.

(11)Dan Gillmor:we the media,1st Edition,O' Reilly Media,2004,p.8.

(12)本·巴格迪坎著:《传播媒介的垄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135页。

(13)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18页。

(14)Theodore L.Glasser、James S.Ettema: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pp.3-18 in Theodore L.Glasser,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New York:Guilford,1999.

(15)Dan Gillmor:We the Media,1st Edition,O' Reilly Media,2004,p.8.

(16)《摄像手机销量猛增业余人士抢新闻记者饭碗》,http://www.wg365.com.cn/2005/2005-10-21/wg36520051021174829.shtml.

(17)Judith Lichtenberg,Beyond the Public Journalism Controversy.http://www.puaf.umd.edu/ippp/winter98/.

(18)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19)陈崇山:《治理理论给受众参与的启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4期。

(20)利昂·纳尔逊·弗林特著,萧严译:《报纸的良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5页。

(21)Allison Romano,Why Everybody Is a Reporter,Via Broadcasting&Cable.http://www.broadcastingcable.com/article/CA6249821.html? display=Feature&referral=SUPP

(22)《美媒体:百姓参与制作新闻“公民新闻”不同凡响》,《新华每日电讯》第7版,2005年10月11日。

(23)Yuki Noguchi,Camera Phones Lend Immediacy to Images of Disaster.Washington Post Friday,July 8,2005; Page A16.

(24)《公民新闻-民主化媒体形式》,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8/82985.html。

(25)Yuki Noguchi,Camera Phones Lend Immediacy to Images of Disaster.Washington Post Friday,July 8,2005; Page A16.

(26)Allison Romano,Why Everybody Is a Reporter,Via Broadcasting&Cable.http://www.broadcastingcable.com/article/CA6249821.html? display=Feature&referral=SUPP.

(27)〔美〕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见《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82页。

(28)〔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年,190页。

(29)〔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216页。

(30)《公民新闻-民主化媒体形式》,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8/82985.html。

(31)Samantha Henig:Citizens,Participants and Reporters,CJR Daily ( www.cjrdaily.org) .Posted On Jul.08,2005.

(32)Bill Kovach and Tom Rosenstiel,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 Three Rivers Press,2001) ,24.

(33)〔美〕施拉姆:《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见《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312页。

(34)罗以澄、詹绪武:《新闻传媒和谐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见《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5日。

(35)〔美〕施拉姆:《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304页。

(36)章戈浩:《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形图》,http://gadfly1974.nease.net/articles/self12.htm。

(37)根据4月16日上午10∶47分的统计,注册用户:101125人;在线人数:1089人;论坛帖子:6781454篇;新闻总数:1229条;交易信息:109754条;图片总数:37939张;原创作品:3392篇。

(38)徐涟:《周元强:有点子的文化站长》,http://www.wh3351.com/zsculture/jiceng-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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