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立[1]2002年在《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解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究从未停止。其中美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苏联解体，一直是争议颇多的问题。本文将在客观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分析与实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本文将侧重分析80年代美国对苏联采取的四项主要的进攻性战略，即美国对波兰的政策、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动，对苏经济技术战以及“战略防御计划”(SDI)。 本文将以里根政府时期签署的总统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美国总统重要的公开言论以及部分解密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作为分析基础，分析归纳出美国在促使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整体战略意图，在每个战略方向上的战略实施计划；结合前人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研究方面的着述成果，验证并论述计划实施手段和特征；以美国对苏战略实施的实际结果和影响来定量分析美国政策在战略方向上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最终，作者将对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解体的关系这一论题做出定性的分析和总结。 本文认为：80年代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苏联的进攻性战略的目的是在上述四个战略方向上最大限度地消耗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资源，里根、布什政府时期针对苏联所采取的四项进攻性战略中，美国在波兰问题上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一一使波兰摆脱苏联的控制，彻底改变波兰的政治经济制度。从美国对阿富汗游击队的秘密军事援助、针对苏联的经济技术战和针对苏联的“战略防御计划”的实际结果来看，美国的政策并不是使苏联向解体方向发展的关键和直接的因素。美国针对苏联的整体性进攻战略的确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经济损失。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威胁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稳定，本文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一代苏联领导层实施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和直接原因。
梁昌明[2]2015年在《绩效视角下的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45-2011）》文中提出由一国政府主导并实施的、针对国外民众进行的信息、文化传播或政策解释的公共外交活动自古在各国都有存在。它们的终极目的是要维护本国利益、塑造本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宣传和解释自己的对外政策、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本文尝试以美国公共外交活动或项目的绩效或成效为切入点和线索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11年间美国公共外交的历史变革。因这一时段美国政府大规模地使用公共外交且其成效较为显着,同时它还基本涵盖了美国公共外交的深入发展、边缘化和再强化的不同阶段,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其历史发展轨迹;尽力发掘、分析影响美国公共外交在维护其国家利益、树立其美好形象、解释其对外政策和宣传其价值观等方面的作用的核心因素与经验教训。明晰公共外交的概念是对其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文章从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受众客体、活动或项目的实施方式及其最终达成目标对其概念进行了梳理,然后进一步辨析了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公共事务、对外宣传和文化外交等外交活动之间的异同,进而发现公共外交的一些基本特征。公共外交的绩效评估也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增强美国对外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公共外交的绩效评估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非专业化到专业化,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一个过程。但是由于公共外交绩效评估的自身因素和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实际操作存在很大的难度。文章的重点是通过考察近60年来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冷战后的经济、军事全盛时期和美国反恐等不同时期影响公共外交绩效的重要因素、公共外交项目及其绩效情况,分析不同阶段美国公共外交的典型特征,最终力求归纳有效实施公共外交的方法和措施。1917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公共外交的初期发展阶段。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的参战,给其公共外交的发生提供了合适的条件。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是美国成立的第一个执行公共外交活动的政府机构。一战期间,大部分美国公共外交活动和项目都通过该机构实施。一战后,美国政府成立文化关系处和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局负责处理美国与它国的文化交流,尤其发展与拉美地区和国家之间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战时新闻处是美国政府专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设立的公共外交执行部门。此阶段的两部法案《谍报法案》和《煽动法案》是美国政府鼓励直接发布对国家利益有益的信息、限制不利的信息传播的法律依据。它们从根本上保障了以后美国公共外交活动能够顺利开展。1945年至1991年美国公共外交步入快速、深入的发展期,并趋向成熟。这一阶段美国政府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1961年富布赖特—海斯法案》、《和平队法案》、《国际广播法案》和里根总统的《第77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等,有力保障了公共外交活动或项目的拓展。美国新闻署创立对公共外交在政府部门中地位的提升和独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众多的公共外交活动的执行部门或机构——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办公室、美国新闻署、教育文化事务局、美国国际交流署等成立保障了大量公共外交活动或项目实施,如利用出版和翻译图书、在海外设立美国中心、出口电影、通过富布莱特项目鼓励和资助学生和专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举办英语学习项目、向国外派遣“和平队”志愿者等方式,向海外输出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影响外国公众,树立美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公共外交为美国赢得冷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冷战后至2001年9·11之前的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发展走进了低谷。《1994年美国国际广播法》和《1998年外事改革与重组法》对公共外交的影响较大。《1994年美国国际广播法》对于公共外交中的对外广播内容进行了规范,要求成立不同部门管理广播活动。《1998年外事改革与重组法》规定撤销美国新闻署,这对公共外交的有效实施无疑是致命的打击。2001年9·11事件至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是美国社会遭受恐怖袭击的重创后,其公共外交再次得到重视且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政府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如卫星电视、互联网,在全球传播办公室、战略沟通政策协调委员会、政策及计划资讯处等机构的协调配合下,公共外交的受众最大化、年轻化,增强了公共外交的实施效果。综上所述,美国公共外交有效实施得益于以下因素:公共外交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公共外交项目和活动的管理机制和执行机构的完善、民间非政府组织、个人或各个行业的精英对公共外交项目和活动的广泛参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在公共外交项目和活动的广泛应用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和学界专业部门对公共外交绩效的评估和监督等。同时还发现:世界局势的变化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公共外交缺少长期、连贯有序的目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策略等是影响其绩效的掣肘因素。目前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蓬勃发展,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力求借鉴美国之成功经验,避美国公共外交之不足,形成具有自我特色的公共外交体系,确保其良好绩效的获得。
谭笑[3]2011年在《“遏制”战略再审视：从卡特到布什—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977.1-1991.12）》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1977-1991年间美国外交文献(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American Security Strategy)以及卡特、里根与布什政府时期的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Union)等相关文献的梳理、解读和分析,对该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和研究。认为:尽管该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仍是以对苏联的“遏制”为主线的,但是尼克松政府“缓和”政策之后的“遏制”战略已不能概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全部内涵,无论是从威胁、利益与目标的界定来看,还是从基本内容以及实现战略的资源与手段来看,该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都已经超出了遏制苏联的基本框架。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以“世界秩序战略”的谋划发端,以“卡特主义”的提出而谢幕的。这种转变既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波斯湾危机的爆发相关联;也是由行政当局内部的分歧与争执,国内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影响,国内政治势力(利益集团)的角逐、争斗和倾轧以及国内公众舆论的变化所决定的。“世界秩序战略”实施使得民主、人权议程,与第叁世界国家间的关系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对于“相对安全”观念的追求已经逐步内嵌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中;而其被“卡特主义”所取代的现实则反映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非对称性反应与对称反应之间摇摆的现实。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显着、最核心的特征无疑是“扩军抗苏、重振国威”。与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相比,两者既有一定的继承性,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就战略实施的效果来看,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广大第叁世界国家的“民主攻势”无疑是成功的。其以“战略防御计划”为核心的防务议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70年代以来美苏全球争霸中的被动态势,而以耗损苏联集团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对苏经济政策则产生了相对有限的影响。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已与之前历届政府的安全战略有了本质性的差别。它已经不再在“对称反应”与“非对称反应”这两种战略路径之间交替变换,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凝聚了两种反应模式的优点。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以“超越遏制”战略的谋划发端,以“世界新秩序”的政策构想而谢幕的。这种流变既与苏东剧变以及海湾危机的爆发相关联;也是由美国国内社会新主流政治、经济思潮的出现,保守派政治势力的式微和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形成以及国内新一代精英的出现所决定的。“超越遏制”战略的实施成为导致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的关键变量。它不仅为后冷战时期历届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明确了战略基点,也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军事议程居于主导地位的现实。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变”主要体现在对威胁、利益与目标的识别与界定,诸议程的优先次序与排序的变化,国家安全观以及手段和反应模式的变化四个层面;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不变”主要体现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点的冷战修辞,固有的地缘政治传统,战略设计与战略实施中制度性因素以及对于国内、国际战略资源平衡配置的关注四个层面。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机制包含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外部因素(也即体系性因素),社会性因素,政府性因素,角色性因素以及个人因素。而从国际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权力、结构、制度、文化(认同)是我们认知和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四个基本变量。
王文奇[4]2010年在《美国安全战略与对外援助政策研究（1989-200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外援助是美国重要的外交政策之一,是实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手段。本文重在探讨自1989年至2008年美国安全战略转变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影响。对外援助政策在冷战时期就积极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冷战后的老布什政府时期、克林顿政府时期、小布什政府时期依然如此。老布什政府正逢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老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之后,对外援助被用作促成苏联与东欧加速演变的工具。克林顿政府时期,安全压力的降低,使美国整体对外援助缩减,但针对多元化的潜在安全威胁,克林顿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有针对性地重视对某些地区和国家的援助。小布什政府时期,恐怖袭击使其国家安全战略偏重于反恐,对外援助成为遏制恐怖主义的重要手段,反恐前沿国家受到重视,非洲落后地区得到关注,对于跨国性问题治理的援助也被认为是提升软权力从而间接维护安全的重要举措。
刘派[5]2017年在《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更加关注新兴大国的挑战和热点问题的威胁,朝鲜核问题开始被纳入美国的视野。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以核问题为核心的朝鲜事务也成为美国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一度以为朝鲜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崩溃,对朝执行了被称作“警惕等待”的政策,并没有改善美朝关系的强烈愿望。美朝双方的敌视并没有因冷战的终结而减弱,反而因核危机的出现而加深。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对朝政策,在不放松对朝遏制的情况下加强了对朝接触,《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仅缓和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也使得美朝关系取得了积极进展。此后,克林顿政府对朝接触逐渐变得更加积极,并最终提出了对朝“一揽子接触”政策,美朝关系得以改善,朝鲜的核问题也按照《框架协议》的路线图逐步推进。克林顿的对朝政策也因此被称作“鸽式接触”。随着克林顿任期的结束,小布什政府对朝鲜更加强硬,其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打击对象的做法导致朝核问题对话进程中断和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对此,小布什政府采取了军事威慑施压和多边对话开展同时推进的“鹰式接触”政策。小布什政府虽然并没有放弃对朝鲜的接触,但敌意明显上升,执行相关决议也叁心二意,导致美朝互信逐渐削弱。与克林顿政府不同的是,小布什政府将接触政策安排在多边框架下。尽管其本意是想在多边框架下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和让更多的参与方明确对朝接触政策的无效性,但在其他各方的斡旋下,朝核问题还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执行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寻求危机的管控而非解决。在实施路径上,试图走一条接触与施压并举的双轨道路。但美国遏制中俄的企图更加明显,中美矛盾、俄美矛盾都被激化,其试图通过多边合作向朝鲜同时施压与接触的路径也越走越窄,逐渐变成了美日韩同盟关系的巩固,对朝鲜的施压和接触政策也逐渐变成了施压与“忽视”。“战略忍耐”愈发消极,美朝关系、朝鲜核问题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回顾美国的对朝政策历程可以发现,美国的朝鲜政策具有多重目标,既包含了解决朝鲜核问题、也具有借助朝鲜核问题困住朝鲜、拉住日韩和规制中俄的内涵。经过20多年的实践,美国对朝政策并没有达到解决核危机的目标,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基本失败。但美国却明显巩固了一度松散的地区同盟体系,加强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力量,并对东北亚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干扰效应。从政策效果上看,多重目标的追求导致美国对朝政策存在着逻辑上矛盾,美国无法实现既要解决朝鲜核问题又要利用核问题的双重目标。而且美国在战略思维上越来越僵化,与朝鲜形成了强硬对强硬的僵局。这一僵局还会随着美国战略能力的下滑,而出现只能进行危机管控而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困境。在当前朝鲜已经实质性“拥核”的情况下,决定美国对朝政策的要素包括了朝鲜核问题本身的紧迫性、美国是如何看待已经“拥核”的朝鲜以及美国想如何“利用”朝鲜这叁个方面。随着朝鲜核技术与导弹技术的持续发展,其对美国的实际威慑力量在逐渐增强,这必然会增加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迫切性。美国未来对朝政策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其政策的走向则取决于其能否突破既有的政策惯性和逻辑矛盾。
周璐瑶[6]2013年在《卡斯特罗政府时期古美关系研究（1959-2008）》文中提出卡斯特罗政府时期的古美关系是冷战以来国际舞台上最引人瞩目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对于这一课题国内学术界缺乏系统性、专门性的研究。而系统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古美关系的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当前小国与大国不对称对抗的现象。本论文运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系统介绍了古美关系的历史演进，分析了影响古美关系的多层次因素，并论述了古美关系的发展对古巴和美国的影响。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古巴革命与古美“友谊”的破裂。由于地理和资源条件，古巴和美国早在两国作为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贸易交往，且随着美国的独立和强大逐渐扩大。1899年美国取代西班牙“占领”古巴，古巴在经济、政治上成为了美国的附庸。直到1959年古巴民主革命胜利，古巴这样的“历史进程”才被打破。1959年由于卡斯特罗领导古巴进行了激进的、侵犯美国经济利益的国有化改革，古美间产生了矛盾和对抗，随后由于苏联的介入，古美对抗迅速升级，最终演变为政治关系的破裂。第二章，卡斯特罗时期古美对抗的阶段性演变。这一章将古美间的对抗分为叁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61年古美正式断交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这一阶段是古美对抗最严峻的历史阶段，从经济、政治上的对抗迅速升级为军事上的对抗。第二阶段，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至苏联解体前，这一阶段是冷战时期古美对抗相对缓和的阶段，古、美两国都避免发生正面严峻的对抗，双边关系既在某些方面出现了缓和，也在某些方面加剧了对抗。第叁阶段，从冷战结束后至2008年卡斯特罗下台，这一阶段古美关系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对抗依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但由于苏联的消失，古巴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威胁，双边关系是朝着“潜在缓和”的方向前进。第叁章，卡斯特罗与古美关系演变。这一章从卡斯特罗的个人层面以及古巴的国家层面分析了影响古美关系发展的古巴因素。在个人层面上，对卡斯特罗关于民主改革、选择社会主义革命、安置苏联导弹、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影响古美关系的重要理念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在国家层面上，对古巴政府的移民政策、反经济封锁政策、外交政策的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总之，古巴作为古美对抗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和政府的内外政策虽然对古巴自身的发展和古美关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决定不了古美关系的发展趋向，并且它们大多数时候是对美国对古巴政策的被动反应。第四章，美国因素与美古关系演变。作为古美对抗中的强势一方，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是古美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美国对古巴的政策长期以来主要受叁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二是美国总统的政治理念，叁是冷战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美国不仅确立了反古巴的立法，还采取了经济制裁、外交孤立、暗杀行动等多种反古巴的行动。第五章，影响古美关系演变的其它因素。这一章分别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民间层面探讨了苏联、拉美地区以及古巴裔美国人社团对古美关系的介入。首先，苏联是冷战时期影响古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外界因素，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前，苏联对古巴的经济、道义援助以及部署导弹的安排促使了古美间对抗快速升级；导弹危机后，美国向苏联作出不入侵古巴的承诺以及苏联对古巴在拉美“输出”革命的不支持，促使古美关系趋向缓和；70年代后，苏联通过把古巴纳入“经互会”将古巴的发展与苏联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古美关系进入到可预期的缓和阶段。其次，拉美区域力量也一直是影响古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利用对美洲国家组织的掌控权迫使拉美成员国集体对古巴进行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但70年代后由于拉美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古巴放弃了在拉美“武装输出”革命的战略，美洲国家组织的拉美成员不再支持美国的反古活动。冷战后，拉美左派力量的兴起、政治格局朝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各国普遍接受了卡斯特罗政权，并与其在政治、经济上加强了团结与合作。最后，古巴裔美国人社团是影响古美关系尤其是冷战后关系的重要民间因素。冷战后美国一直坚持对古巴的封锁政策与他们的活动有着重要关系。总之，卡斯特罗政府时期的古美关系是一场民族利益兼外交政策的不对称对抗。这种对抗在冷战时期主要受苏联因素的制约，冷战结束后主要受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同时其它因素如拉美区域力量和美籍古巴人社团民间力量也始终对古美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最终在这场对抗中，古巴作为弱势的一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政权依旧延续；美国虽然是强势的一方，但也是收益与损失并存。目前可以做出判断的是，古美关系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转变。但会进一步朝着缓和的大方向前进。
吕香芝[7]2013年在《打开缺口：美国对波兰政策研究（1980-1989）》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美苏对抗的最后十年,也是决胜阶段。期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重要成员国——波兰正经历着政局的动荡不稳。这个国家既是苏联对抗美国的前沿阵地,又是苏东阵营内部最具有亲西方传统与反苏民族情绪的国家,是苏东社会主义链条上最不稳定的因素和最薄弱的环节。在此期间的美国叁任总统卡特、里根和布什确定了以波兰为突破口,通过公开外交手段与隐蔽行动战略相结合,颠覆波兰共产党政权,进而瓦解整个苏东阵营的最终目标。美国对波兰的政策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根据近些年陆续解密的美、苏、波等当事国家文献档案资料,以及相关国家政要的回忆录、言论集、总统公开文件和口述史等等,对美国在整个80年代对波兰的政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既可以弥补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又有助于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回顾了1945-1980年美国对波兰的政策。总的来说,美国对波兰的政策经历了从遏制到区别对待的演变。1956年是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政策的转折点。此前,这些国家被认为是苏联“顺从的卫星国”,在外交上与苏联等同对待；此后,东欧国家出现的自由化趋向改变了美国的看法,随之开始调整政策,和平演变取代了全面遏制。波兰作为苏东阵营里的特殊国家,开了美国政策调整之先声。1956年波兰事件后,美国视其为“半独立的卫星国”和敌对阵营里值得培育的“自由的种子”,遂对其采取“区别对待”,以经济援助、贸易优惠等措施拉拢波兰,以达到最终将波兰拉入资本主义阵营,瓦解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目标。期间,由于美苏关系的波动,波兰在外交上紧随苏联,美波关系有过恶化,但整体上来讲,美国对波兰的政策是有别于其它东欧国家的。第二章：分析了1980-1981年波兰危机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本章在简要梳理波兰危机经过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美苏两个大国在此期间的反应与对策。苏联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施加了全方位的、多渠道的压力,敦促其坚决果断地镇压反革命势力,恢复国家的秩序。美国卡特和里根政府的首要考虑是防止苏联出兵干涉,保障波兰的民主化进程不出现倒退。为此它一方面争取与盟国协调立场,发动公开的外交攻势,向苏联施加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以向波兰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为诱饵,鼓励其行为保持克制,保证波兰国内的民主变革能够继续深入。总体上来说,受雅尔塔体系和波兰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特殊地位所限,美国政府的行动能力大受影响。第叁章：梳理了里根政府对波兰的政策,这是政府对政府层面上的政策考察。这一时期,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心是处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进行裁军谈判。因此,军管之后,对波兰的政策被放在了美国战略考虑的后台,附属于美国对苏联的政策。里根政府在宣布对波兰政府实施经济制裁的同时,又向其提出了解除制裁必须同时具备的叁个条件：取消军管、释放所有被拘捕人员、与天主教会和反对派和解。在“渐进政策”的框架下,美国与波兰之间形成了“以取消个别经济制裁换取波兰逐步向满足上述叁个条件迈进”的新关系模式,原来的制裁大棒变成了诱使波兰做出政治妥协的胡萝卜。1985年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关系、波苏关系均发生变化,雅鲁泽尔斯基加快了国内政治改革,美国对波兰的政策开始超越“渐进”,以提供实质性的经济援助为诱饵推动波兰的政治多元化进程。总体上来看,这个阶段美波关系呈缓慢演进态势。第四章：考察了布什政府对波兰的政策,此部分同样侧重政府对政府层面上的政策考察。1989年1月布什上台时,正是苏东阵营局势最动荡迷离的关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对其外交新思维的阐述也越来越频繁和直接。布什政府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把政策重心从与苏联之间进行军控谈判调整为关注东欧国家的政局演进,企图通过审慎地鼓励东欧国家的改革,把它们融合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中来。对白宫的外交政策设计师来讲,波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在波兰国内政局动荡不稳的进程中,布什政府加强与波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联系,引导“革新”走渐变的道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之后迅速扩散至整个东欧乃至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过程中,布什政府逐步推进所谓“变革”的谨慎的外交方式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五章：分析了美国隐蔽行动战略在波兰的实施,这是就美国政府对波兰反对派的政策所进行的考察。由于军管之后波兰反对派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美国政府对反对派的支持主要通过隐蔽行动的方式来实现。与同期美国在阿富汗、尼加拉瓜和安哥拉等国家主要是向叛乱分子提供武器、雇佣军、军事顾问和炸药等传统的方式不同,在波兰,美国的隐蔽行动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以“推进民主运动”为旗号、以罗马教皇为合作伙伴,以波兰天主教会为政治渗透的渠道、以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为媒介、以“自由欧洲电台”为宣传武器、以华沙大使馆为活动中心,向团结工会提供巨额的物资和资金以及信息援助。这些隐蔽行动“拯救”了团结工会,维持了它的生存和复兴,进一步加剧了波兰国内的政局动荡,加速了波兰共产主义体制向西方所谓的民主的和平转型,而美国政府自己却不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结论部分在前文分阶段论述美国对波兰外交政策的基础上,主要对美国此期的政策从整体上加以思考。80年代美国政府的公开外交于段与隐蔽行动战略密切配合,加剧了波兰的动荡形势,加速了该国的政局演变和制度的崩溃,进而引发了整个苏东阵营的连锁解体及制度崩溃的过程。这样,以波兰为缺口,美国的政策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中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这一作用不可低估。
陶荣[8]2011年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及其实践研究》文中认为本论题试图从新保守主义机理出发,以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的流变为线索,探讨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在不同时期的共识与差异,进而揭示它与美国外交之间的内在联系。新保守主义作为一股政治思潮,既是20世纪60年代末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过激反应反思的产物,也是冷战特殊环境中美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思想再重组。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表现为以重视军事实力论为支柱、以注重意识形态在国家外交中的作用为思想核心,强调维护西方民主制度和反对共产主义,倡导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在政策实践中表现出过分倾向于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等行为方式,它又与美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由、民主和“天定命运”等观念联系紧密,从而成为一套内部结构稳定、外部貌似“温和”的理论体系。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发展的40多年,也是其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并产生巨大政治能量的历史时期。里根执政后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第一次成为华盛顿官方哲学并运用到外交实践,但伴随美国外交形势的好转和冷战环境的变化,它遭到社会的质疑而后被抛弃。冷战后的前十年是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在美国外交实践中沉寂的年代,也是这一理念被注入新元素的时期。“9?11”事件前后,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在美国的发展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小布什政府以此为理论导向,确立了以“布什主义”为政策基础的“反恐谋霸战略”。自由伊拉克行动作为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的外化和物化,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达到极致,随着小布什二任时期推出“新布什主义”战略,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开始逐渐丧失它在美国外交思想中的中心地位。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美国传统外交观念,并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强烈的现实进攻性和思想僵化性又决定了其政治功用的有限性,这也使得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影响美国外交将以“波浪式”方式呈现。
宋达[9]2013年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甚至出现数次危机，但之后都能化险为夷，最终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迄今为止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显着的规律。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和“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以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把握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逐渐确定了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始终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并依仗其实力掌握着中美关系变化的主动性。因此，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有助于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本文试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找到导致这一规律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其决策层是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关键。本文采用认知心理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冷战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四任六届政府决策层的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包括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和政治图式（political schema），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层心理因素这一微观层次上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冷战后历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信念体系包括其主要成员（总统、副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副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驻华大使等）的成长历程、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职业生涯、政治思想和对华观点等，这是决策层制定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采用建立在信息加工基础上的第二代认知结构理论——政治图式理论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心理因素。图式是指“反映现实世界某些方面、围绕特定主题组织人们知识和设想并有助于理解和处理社会信息的一种心理框架或结构”。笔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政治图式是“美国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利益”、“美国安全利益”和“美国价值观”四位一体组合构成的心理框架结构（老布什政府是除“美国安全利益”之外的叁位一体组合）。历任决策层根据自身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对大量的涉及中国的信息进行加工，这些信息以中美互动关系（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经贸关系、台湾问题等）为核心，以国际局势的变化为基础（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大国关系和全球问题等），同时受到美国国内因素（外交决策机构、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等）和第叁方因素（如美国的盟国、敌视国、国际突发事件等）的影响。涉华信息首先以表征（representation）的形式存在于决策层的大脑中。表征一方面反映客观事物，另一方面又与决策层既有的对华政策的政治图式相互作用。美国决策层以其政治图式作为干预变量，对所得到的表征进行加工，使其所做出的任何对华政策都符合其既有的政治图式；如果在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有与政治图式不符之处，决策层用其政治图式重新检验并修正该政策，直至最终做出自认为正确的决策并付诸实践。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冷战后美国四任六届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政治图式，找到其异同点尤其是共性，从微观层次上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对美政策。笔者发现，冷战后美国四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均包括叁个方面：美国战略目标（维护霸权）、美国经济利益（维护美国经济霸权、发展国内经济等）和美国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增加了美国安全利益（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全球性问题等）的内容。相同点是“美国战略目标”在所有政治图式中都处于支配地位。其不同点是：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互动关系（尤其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加之两党传统信念体系的不同，“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价值观”以及“美国安全利益”在维护其战略目标时的相对地位和优先次序有所调整，叁者或四者由此形成以战略目标为支配地位的不同的关系组合。同时，历届政府决策层和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竞争和相互妥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修正了对华政策，表现在前叁任政府的对华政策都由上任之初的对立或竞争转向后期的接触与合作。奥巴马政府有意识地避免了前叁任的这种政策失误，但其第一届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有矫枉过正之势。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防止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挑战其世界领导地位，同时从未放弃向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历任决策层尤其是其中的强硬派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世界的发展趋势以及价值观普世性上存在认知偏差。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发展没有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意图，但有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都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世界主导性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霸权竞争和取代关系，而是合作与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的价值观并不具有普世性，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很多国家与民族并不适用。美国决策层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当前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即“战略互疑”呈上升趋势。中国制定对美政策时，要把握美国对华政策实质，同时避免自己对美国的认知偏差。让美国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仅要体现在中国对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宣传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沟通增进互信，从心理上矫正美国决策层的认知偏差，在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上形成共识。笔者认为中美双方应从根本问题上、长远发展和当前关系处理叁个方面处理好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相互尊重；从长远的战略角度强化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减少对双方不利的竞争和不必要的摩擦；当前应着重管控分歧，考虑和照顾对方的需求和关切，彼此妥协，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中国应和美国共同努力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并积极推动与美国构建更加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
李少丹[10]2013年在《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文中提出美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域外大国,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同时中日关系也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21世纪的头叁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仍将是中美日叁国关系组合中最关键的行为体,其对中日两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叁国关系的未来和东亚地区的未来。本文以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叁个方面的问题：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及其演变的规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演变的影响因素、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对美国对日与对华政策的影响。本文指出,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的决策认知——东亚地区观是确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基础；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在实施东亚政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新决策信息的输入而形成新的决策认知,从而导致东亚政策逻辑的转变或修正,相应的政策重心也会同步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日美关系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诸多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但相对有限的美国外交资源在不同的地区政策逻辑推动下,会投向不同的政策重心,因此使美国的对华与对日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和互动关系。本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关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决定认知形成的首要因素,国际环境是影响认知形成的最重要外部条件；第二,国际环境、政策对象国的能动性和国际危机是推动美国东亚地区认知修正或转变的叁大关键因素。本文依据“何种关于政治现象的解读是‘主流’的争论”是总统决策过程的中心要素这一立场指出,总统外交决策团队的成员们“都致力于界定某一问题的本质并为其政策选择寻求认同和支持”。因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源自于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信息被共享和沟通、团队成员尝试着影响其他成员的认知等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形成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政策对象国发挥能动性和国际危机的综合影响,原来决策团队中那些试图重塑政治辩论以有助于其观点主张的成员便通过宣传、历史类比、树立典型等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认知意象,从而再次形成决策团队内部的争论。最后,随着足够新信息的输入,原有的集体认知逐步被修正或瓦解,形成新的认知意象,从而导致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者转变。本文运用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对美国冷战开始前后的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政府,冷战中后期的尼克松、卡特和里根叁任政府,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政府的东亚政策及对华、对日政策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从而解读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并验证本文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可靠性。本文最后在对前述五章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前景做展望和判断,归纳了论文的理论贡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解体[D]. 周世立. 外交学院. 2002
[2]. 绩效视角下的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45-2011）[D]. 梁昌明.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3]. “遏制”战略再审视：从卡特到布什—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977.1-1991.12）[D]. 谭笑.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4]. 美国安全战略与对外援助政策研究（1989-2008）[D]. 王文奇. 吉林大学. 2010
[5]. 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D]. 刘派. 吉林大学. 2017
[6]. 卡斯特罗政府时期古美关系研究（1959-2008）[D]. 周璐瑶. 吉林大学. 2013
[7]. 打开缺口：美国对波兰政策研究（1980-1989）[D]. 吕香芝.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8]. 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及其实践研究[D]. 陶荣.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9].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D]. 宋达.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10]. 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D]. 李少丹. 复旦大学. 2013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公共外交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朝鲜局势论文; 外交活动论文; 里根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美国政府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