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其理论的二重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在毛泽东那里存在着两条思路：一是存在着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二是存在着通向文化大革命的思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陷入了二重化的矛盾中，但这也是一笔财富，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1949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中国革命就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路人，在他的后半生一直苦苦求索，力图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既为我们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为我们留下了失误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发现，在毛泽东那里存在着两条思路。一条思路通向文化大革命；另一条思路可以通向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两条思路表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深深地陷入了二重化的矛盾中。进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政治之间处于长期的矛盾对立之中。
一、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
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这是一条正确的思路。它是毛泽东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形成的，体现了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
人们会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近些年来的事，是改革开放的结果。的确，毛泽东没有过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他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探索完善计划经济的途径，但正是在寻找完善计划经济的方式、方法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肯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在毛泽东那里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形成系统，却是一条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
这条思路是毛泽东在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中产生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经照搬过苏联模式，但很快就发现苏联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模式不适应中国的情况，于是毛泽东对苏联的“工业化”经济模式产生怀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走单一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而是应该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应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复杂性被突出了出来，因而，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为了解决僵硬、单一的计划经济与国民经济的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过许多设想，其中主要的设想有：（1）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 利用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来作为计划经济的调节和补充；（2）在社会主义经济内部， 即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办地下工厂、私营工厂、投资公司，而且20年乃至100年不变。可见， 毛泽东当时是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之外的其它经济因素的作用，并试图利用资本主义的形式，使之成为计划经济的补充。但是，在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不久，经济上尚未巩固到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因素而不危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地步，而且，国际上的封锁，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以及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都决定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不可能付诸实施。尽管如此，毛泽东毕竟提出了利用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构想。这一构想本身就意味着只要有可能，是完全可以打开国门，欢迎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的，而且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于20年甚至100年。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也表明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苏联的使用暴力手段和行政措施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其变为国有的做法不同，中国采用了赎买的方式，即采用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方式加以赎买。在经营方式上，采用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都是旨在保留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并使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发挥作用。
由于国际国内环境不允许“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又设想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1958年11月，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理论界存在着的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定价值规律的“左”的思潮，指出否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历来就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应被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范畴中，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主张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生产资料一部分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一部分则是商品。这是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模式的最大突破，它表明毛泽东已开始触及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了。
毛泽东对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持肯定的看法的，他认为：“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价值法则在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起作用，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所以，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在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实行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毛泽东要求对干部进行商品经济理论教育，“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在1958年3 月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可见，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包含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即发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认识价值规律，甚至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存在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尽管这条思路在毛泽东那里未得到展开，但是按照这条思路走下去，无疑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正是沿着毛泽东的这条思路前进的。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毛泽东的这条思想也越来越变得清晰了。在这种意义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作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决不过分。
二、通向文化大革命的思路
通向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这是一条错误的思路，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它引导毛泽东走向了晚年的重大失误。
当然，这条思路的形成是有历史根源的。正当我国积极地致力于经济建设时，国际国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苏共20大的召开，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右斗争，围绕“三面红旗”出现的党内分歧等事件干扰了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正确思路，使他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来，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看作是首先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毛泽东认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第一位的，从事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应在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进行，应该从属于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则。
1964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说，搞民主革命， 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至于怎样搞社会主义，就不清楚了。胜利了14年我们又重新抓起社会主义教育，现在情况好一些了。这里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指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问题。
由于把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提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首位，这就使毛泽东在认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各类问题时走上了从原则出发的道路。因此，对刘少奇等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和方针产生了不满，认为是搞了修正主义。把60年代初期以来部分农村地区试行的生产责任制、对反右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部分人的区别平反、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失误的揭露等等，看作是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是资本主义的回潮。恰在这时，中苏论战公开化和激烈化，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了，因而社会性质已完全变了。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断然采取措施来解决修正主义的问题。根据苏联的“教训”，修正主义就在党内，而且主要是在高层领导人那里，这就决定了象以往那样采取党内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已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只有发动群众搞一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彻底革命。因此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作为“文化”的革命，它区别于民主革命，不是旨在用暴力推翻剥削制度的革命运动，而是要进行思想革命。但是，毛泽东沿着上述思路走下去，必然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修正主义为什么会产生，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会在其内部产生危及它的因素？他思考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导致了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社会主义只要不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因此应首先向资产阶级法权宣战。这样一来，文化革命就超出了思想意识的领域，通过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而打乱了整个社会秩序，从而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都被这场政治运动所冲淡了，当然，文化革命能够持续十年之久，并为党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损失，是有各方面原因的，比如林彪、“四人帮”的推波助澜，群众发动起来后的失控等等。但文化革命的发动本身却是毛泽东的政治思路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在晚年之所以会沿着这条政治思路走下去，其原因主要是：（1）缺乏对建成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的思想准备， 没能真正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急于求成，在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把社会主义乌托邦化，片面求纯；（2）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夸大了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消极影响；（3 ）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和观点作了教条主义的以至错误的理解，比如“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就是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断的扭曲了的理解。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者，他的两条思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表现出他的探索者的品质。虽然他的政治思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这应该被看作探索者的失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中的矛盾，也是一笔财富，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需要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的中心，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其它方面的考虑都必须从属于经济建设。也只有突出了这个中心，才能避免实践和理论上的二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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