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物哀”与明治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文学论文,物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与其社会文化的变革是难以分开的。日本的明治文学时期（1868-1910）亦应如此。纵观日本明治文学的发展，我们在感受到其不断以西方文学思潮为动力推动日本文学的发展、求新求异的同时，还可以发现明治文学的形成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文学、追赶西方的文学潮流的结果。那么，日本明治文学形成过程的特点是什么呢？造成这种特点的原因又在何处？本文试图通过对于明治文学的流变的总体把握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明治维新不同于其它各国的近代革命，是一场并不激烈亦少血腥味的维新变革。但是，它给予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却未因此而变得微弱。不过，应该承认，在明治维新初期，它对日本文学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其中的原因正如许多文学史家所谈到的，主要在于维新变革的重点在政治体制、制度、启蒙开化等之上，尚无暇顾及文学的变革。但是，当我们对明治文学作一番考察之后，我们又不难发现，或者说很容易联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小说家直接地投身于现实的政治、社会活动。在明治维新这场改变日本历史的变革中，人们也很难发现文学家的影子。当然，有人会以明六社、福泽喻吉等思想启蒙家的活动来作为反驳的材料，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到福泽喻吉等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小说家），他们是明治维新后的鼓吹西方新的观念、新的思想的启蒙家、思想家。诚然，他们对日本明治文学的形成有过深刻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他们所主张的新的“人”的观念，而不是文学本身。没有置身于历史变革中的文学家、小说家，那么我们也就很难期待反映这种激变的文学和具有全新观念的作品的出现。当然，这还只能说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倘若从文学内部来看，新的文学观念、文学方法、文学理论尚未形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了。
进入明治时期的第十个年头以后，翻译小说与政治小说相继出现在日本文坛之上。它们的出现可以说打破了文学滞后的状态。不过，翻译小说的流行并不意味着日本小说本体的变革。说到底，它对于多数读者来讲，还只是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科学和世俗人情的一种载体。读者所看重的仍是小说所传达的内容，而不是小说的艺术。译者的翻译大概也是出自于满足文明开化之需以及适应读者欣赏趣味的要求这一目的。当然，翻译小说的流行对于政治小说的产生无疑是一种刺激。政治小说的出现可以说是江户时期“‘上的文学’的思想性与‘下的文学’的虚构性的接近、融合”[①]。换言之，也就是近世“劝善惩恶”的文学观念与“娱悦读者”的小说传统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使处于文学之末端的小说提高了自身的地位，使小说创作成为了近现代文学创作的中心。不过，笔者更愿意注意政治小说的创作主体以及此类小说的内容。政治小说的作者多是鼓吹自由民权、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的人物。他们所创作的小说多是表现对于民权、自由的响往，对于政治的关心和思想上的启蒙。由此可以看到，政治小说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学与政治、社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是第一次由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人所完成的作品。倘若日本近代小说能够沿着这一方向发展，那么后来的日本文学发展大概会是另一番景象了。可是，当自由民权运动结束后不久，政治小说便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前田爱认为这是“因为其文体主要是古风的汉文体，人物的描写也十分类型化所致”[②]。这确实是切中要害的分析。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另一点。这就是，政治小说的作家多是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自由民权主义者，而不是专事文学创作的小说家，小说对他们来讲，与其说是文学，倒不如说是武器。而且，当他们偃旗息鼓之后，并没有后继者填补他们所遗留下的空白。即使那些民权的斗士转向了文学的写作，也是潜心于营造个人精神的自由天地。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说并非文学本体的原因，而是与影响创作主体的日本文化精神相关。也就是说，从传统上看，日本的文学者中遁世者居多，很少有积极入世的精神。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对于明治时期的文学家仍然具有潜在的持久的影响。北村透谷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曾积极参加民权运动，但转向文学之后，便失去了直接干预社会、政治的热情，而在精神世界中追求个人的自由。从外部世界逐渐走向内部世界，丧失了与外部世界抗争的力量、勇气，固守在内部精神世界的乐土中，这一特点较为显明地表现在明治时期的许多作家身上。
《小说神髓》的问世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始点。这是众多日本文学研究者公认的。在这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论中，坪内逍遥提出“小说的主眼在于人情”，小说主要是写人，特别是通过心理描写去写人，要不加任何价值判断地去如实地表现人情之自然。坪内的写实精神、写人的观点为同时期的小说家二叶亭四迷和以尾崎红叶为首的砚友社的作家所接受。二叶亭四迷的接受使他的《浮云》问世（在此，我们不应忽略俄国文学家别林斯基的影响）。可以说《浮云》喊出了日本近代小说的第一声。在小说中，作者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表现主人公文三虽有清醒的现实认识但缺少积极行动的勇气，因此而傍徨、苦闷、矛盾的心理状态，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现实丑恶的鄙视、憎恶、批判，使我们可以时时在这部小说中发现其批判现实的光亮。然而，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却未能最终完成。其原因固然在于二叶亭四迷“文学非大丈夫之所为”的认识，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二叶亭四迷本身无力与现实抗争，在于此时缺少使此类小说作品生长的土壤。因此，《浮云》便成为了明治初期文学中的孤独的一吼。倘若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能得以响应，那么日本文学的走向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二叶亭四迷对于写实精神的接受是受挫失败的。但是，同样接受了坪内的写实精神的砚友社的文学却得到了读者的积极反应。砚友社的文学的代表首推尾崎红叶。尾崎红叶注意从古典文学、现代通俗作品和报纸新闻中搜集素材，以“美文”、有趣的笔调表现为金钱、因色欲而浮躁的社会风俗。这种社会表层的风俗描写、缠绵的情感的表现虽然迎合了读者的欣赏趣味，但是却因此而放弃了对于现实的批判、暴露。这与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尾崎的“受宠”从反面证实了二叶亭遭受“冷落”的社会文化因素。读者所寻求的仍是那种与传统的文学相近的写实，他们并不看重对于现实社会的批评。可以说正是由于创作者不擅长以及读者不欣赏造成了明治初期引进西方写实主义的这一值得深思的现象的出现。
在西方写实主义被引入日本的同时，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也被介绍移植到日本。森欧外的早期创作可以说发挥了先驱性的作用。森鸥外的早期代表作《舞姬》（1890）问世之后，得到了人们很高的评价。除了其作品典雅的文体、抒情的笔调、异国风情的描写以外，人们更看重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自我追求、异国他乡的自由气氛。自我和自由是那个年代青年的向往与追求。正是这种向往和追求构成了这部中篇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基调。不过，笔者更注重这部小说的结局。在“自我追求”与“立身出世”之间，在“个人情感”与“报家报国”之间，作者让主人公丰太郎选择了后者。在这个结局里，我们可以读出阻碍自我追求、感情真实的现实之冷酷。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读出作者畏惧社会现实，屈从社会现实，以退缩来适应社会现实的委曲求全的心理。这一结局对于当时多数青年来讲或许是一种必然。但是，促使作者让主人公作出背弃自我选择的原因却不能简单地以作者正是要写出这种必然来解释。因为在这种选择的后面所隐存的正是作家回避正面冲突、避免与强大的专制力量直接对抗的深层意识。在这一点上，他并未超越上述的作家。北村透谷是继森鸥外之后的另一位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在脱离了自由民权运动以后，将自己闭锁在文学的“想象世界”之中，在精神世界中追求着自由与解放。他的代表作有宣传恋爱至上的《厌世诗人与女性》（1892），有猛烈攻击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何谓与人生相涉》（1893），有探究神性与人生矛盾的诗剧《蓬莱曲》（1892）。在这些作品中，虽然仍可以看到作家现实批判的精神与高昂的斗志，但是这一切均被限定在精神内部之中。北村透谷在精神内部追求着个性的自由。这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在回避与现实外界的正面冲突与对抗。在北村透谷的影响之下，《文学界》的同仁们多在诗歌创作中释放着他们的青春热情，追求着个性的发展与自我的解放。他们着重的是在情感世界之中挣脱因袭传统的束缚，却很少去触及现实的黑暗与重压。岛崎藤村的诗歌创作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的诗歌“洋溢着人的热情，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呼声，描绘了坚决肯定自然的情欲”[③]。不过，北村透谷的革命热情在这里却消失了，透谷的批判精神却不见了。“为了避免积极地与社会对抗，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只有去绽开充满哀怨的浪漫主义的抒情的花朵。这是使日本的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自然主义受到局限的一个具有特征的事实。”[④]至此，我们看到写实主义在二叶亭那里受挫，在砚友社那里遭到扭曲，而浪漫主义在森鸥外那里表现为自我追求的悲剧，在北村透谷那里则从战斗的姿态转向精神内部世界的固守，在岛崎藤村的诗歌里则只是充满哀怨的抒情。
进入明治二十年代末期，社会生活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人民生活陷入更加悲惨痛苦的状态之中。这使砚友社的作家和一些新人作家将他们的注意力移向了表现现实人生的悲苦。泉镜花、广津柳浪、川上眉山等人便是这批作家的代表。这些作家的作品虽说在描写上颇为概念化、类型化，内容亦显得空泛，但是它们毕竟表现了位于社会底层的弱者作为人的悲哀，毕竟反映了日益明显的普通人的生活贫困、悲惨境遇，使小说创作的视野得以开阔。比较起砚友社时期的文学创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题材选择上的进步。尾崎红叶在这段时期写下的《金色夜叉》也是因为受到这种文学力量的影响所致。《金色夜叉》试图表现在金钱万能的社会里发生的一场悲剧。但在实际创作中，这场悲剧仍然被写成了男女悲恋及复仇的通俗故事。尽管结果如此，但是作者的创作动机、创作主题却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日本近AI写作实小说在试图向外部社会深层靠近。不过，十分遗憾的是，无论是尾崎红叶，还是那些开始观注现实黑暗的作家们，他们在作品中所倾注的多是同情，而很少深刻的批判精神。这似乎构成了当时作者的共通的创作特点。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此时还有另一类脱离了表面的暴露式的写实，具有积极的思想、现实批判的精神的作品的存在。这就是内田鲁庵的《腊月二十八》（1898）、德富芦花的《黑潮》《1902）以及稍后问世的《火柱》（1904）等所谓“社会小说”、“社会主义小说”。这些小说创作为日本近AI写作实主义文学指出了另一条道路。
然而，与此同时在日本文学土壤中萌生的自然主义文学却并未走向这条道路。相反，它却将日本近代文学引向了一条狭窄的通路。日本早期自然主义文学在理论上引进了左拉的自然主义客观写实的方法，却舍去了左拉的科学实证精神以及社会批判的态度。而后期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则将其引向了极致，“纯客观的描写”，“赤裸裸的描写”，“无理想，无解决”，“平面描写”等等。一时间，写个人真实成为了当时多数自然主义文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破戒》（1906）这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这是岛崎藤村从浪漫主义诗歌写作转向写实主义散文创作后的第一个长篇。在这部长篇里，作者以虚构的人物丑松的内心矛盾与痛苦表现了一个觉醒者与黑暗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并以锐利的笔锋揭露了现实的腐败、虚伪、丑恶，以同情的笔触写出了受压迫者的痛苦、悲哀，具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它预示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发展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并未能成为现实。岛崎之后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家们并未在意《破戒》的社会意义，相反却与主人公试图传达自我内心痛苦的“告白”精神产生了共鸣。而且，又以他们极为个人生活化的内容代替了《破戒》主人公的“告白”内容。在《破戒》之后问世的《棉被》使田山花袋一跃而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角正是表明了这一点。也正是由此，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走向了一个狭窄的以表现个人为主要内容的道路。在《棉被》的影响下，岛崎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春》。至此，《破戒》里的广泛的社会性消失了，只剩下了个人的经历与苦闷。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自然主义作家也写了一些表现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的批判精神却是十分微弱的，远远不如《破戒》的现实批判力量。
自然主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归着点，并成为了明治文学的顶峰。在明治43年（1910年），日本近代文坛上出现了与自然主义文学相抗衡的文学家和文学流派。尽管这些作家和流派被以“反自然主义”冠之，但是在基本精神上，他们与自然主义文学仍是相通的。这就是，他们同样缺少与现实社会对抗的力量，同样地对个体的人十分关注。唯美主义文学从表面上看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似乎是风牛马不相及，但是在逃避现实躲入个人天地这一点上，二者又是颇为相近的。永井荷风从激烈的文明批评走向表现花街柳巷的风情人物，这与岛崎、田山从浪漫抒情转向为难以伸张的自我而痛苦呻吟，确有异曲同工之妙。白桦派也是同样。与自然主义的阴郁、苦闷、痛苦、呻吟相比较，白桦派的作家确实显得积极高昂，富于理想，充满光明。但是，在注意从个体角度把握，表现自我这点上，两者又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因此，不少论者认为“私小说”的形成也曾得力于白桦派的文学创作。
二
纵观日本明治文学的流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明治文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明治文学时期，其文学走向曾有几次可能转向重视表现社会，重视社会批判，但却都未能形成主流。（2）从整体上看，明治文学时期的作家缺乏与现实直接对抗的勇气，多采用曲折的方式表达对于现实的不满。（3）明治文学时期的作品重视对于个人内部世界的表现，却很少将个人与广阔的社会密切相联。
对于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我们可以找出许多。首先我们从明治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譬如明治时期文明开化的启蒙是由启蒙人的自觉开始，影响到文学便很容易对人的自我觉醒产生极大的观注。譬如明治时期社会的激变所形成的外界重压使文学家无法与之抗衡。譬如明治时期封建传统力量仍很大，作家最直接感受到的是个性受到的极大束缚。其次我们还可以从对外国文学的接受角度来看。譬如坪内逍遥接受英国文学时所观注的是对人的“情欲”、心理的描写。譬如《文学界》的同仁们在接受外国文学时所注意的是自我、个性的伸张。譬如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在接受左拉自然主义时所看重的是其无所顾忌的“赤裸裸”的客观写实和人的动物性。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创作主体本身来看。譬如不少作家生性软弱，虽在思想上觉醒，但却无力在行动上抗争。譬如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使之难以产生与现实拥抱的热情。譬如一些作家不具备通过个人透视社会的理性力量等等。
不过，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特点的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这些，而在于日本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影响。说起日本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人们大概可以说出许许多多。但是，笔者认为对于明治文学产生直接影响的应是以下几种。（1）“和”的精神，（2）“无常”的精神，（3）“转向”的精神。对于后两种，本文不准备涉及，待以后专文讨论。
所谓“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实际是多义性的。它可以表示谐和、调和、 中和、混和等诸多意思。“和”是日本人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同时也是日本文化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它可以说是指导日本人外部行为的内在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和’的精神在广泛的社会心理深层经过千余年积淀，最后形成日本意识，即日本人的思维模式，贯穿和影响着日本人的一切文化、思想、心理乃至生活等各个领域，至今仍然作为日本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重要准则。”[⑤]
从和谐、调和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涉及日本文化时常常提及的“集团主义”、“协调主义”等便来源于这种“和”的精神。它在协调日本集团群体的内部关系，在保持个体与群体的和谐、一致上，在避免激化矛盾从而有效地处理问题上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成为了日本人生活的思想基础”，反映出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安稳、简素、谦抑”，从而也使得日本人在处事上不愿走向激进、对抗、极端，多采取一种“相对主义、谦忍、宽容”的态度。
美国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在《当代日本--传统与变革》一书中也曾有过相似的叙述。他指出“日本人认为最重要的美德是和谐。……（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微妙的近乎直觉的相互了解过程来取得和谐”，“为了使他们的团体制度成功地运转，日本人认为应该明智地避免公开对抗。……很多观点是用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方式提出来的。因此，任何尖锐的冲突尚未出现就得到避免了。”[⑥]
日本的著名评论家福田恒存在《日本以及日本人》一文中曾谈到：“日本人十分珍重人与人的和。（日本民族）是个以强调自我为丑为俗的民族。他们不会为别人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感到快乐，而却会因自己与他人之间处于无摩擦状态而觉得愉快”。“对于日本人来讲，谁正确这是次要的问题。关键在于从摩擦这一丑恶的状态尽快脱离，以达到‘和合’之境”。[⑦]
事实上，这种“和”的精神一直在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即使是在近代、现代抑或当代，仍是如此。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日本人多采取谦和的态度，很少与人发生激烈的冲突。即使产生了矛盾也通过调停的方式去解决，以负有责任一方的谢罪作为事情的终结。另外，日本人时常使用的“对不起”这一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词并不是对于自己的失误的承认，而只是为了避免冲突、缓和气氛的用语。在学术争论时，日本人也往往在对对方的某种合理成分给予肯定之后，再以委婉的语言去指出对方的不足。这些无疑都受到潜在的“和”的精神的影响。在当代，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人与资方的关系。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多以“协调”的方式进行。这种“劳资协调”的方式在日本许多大公司解决劳资矛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经济活动中，日本人虽然是唯利是图，斤斤计较，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则经常是避免直接的对抗，多以协商的方式不断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点，以求得经济活动的成功。即使在政治活动里，日本人也是竭力避免对抗的。明治维新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般而言，近代的革命总是伴随着流血与牺牲的。然而，在明治维新这样一场历史大变革中，与维新有关的丧生者不足三万人。而一场法国大革命，就有上百万人因此失去生命。当然，数字是抽象的，很难反映出具体的内容。不过，它至少可以说明日本人在进行大变革时仍在避免借助激烈的极端的手段解决冲突。也许人们会举出相反的例子来作反驳。譬如三十年代“2.26事件”的青年军官的政治谋杀，二战时期日军的残暴行径，六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七十年代的赤军派的恐怖主义，九十年代的沙林事件等等。不过，这些都很难成为否定日本民族“和”的精神的论据。因为要从日本文化精神因素去解释上述事实，我们只能以日本文化中经常涉及到“内”与“外”的原则去解释。这些事实只说明“和”的精神是有其适用范围的。在“内”与“外”的交涉之中有时要大打折扣。
那么，“和”的精神与日本文学又是什么关系呢？从和谐、调和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文学的传统美意识之一“物哀”与“和”的精神是十分相通的。从表面上看，“物哀”之美正如本居宣长所解释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美，是一种依赖人的直觉、靠心来感受的美，是“善于体味事物的情趣，并感到深入心灵的事”，“是一种调和了感情的美，也是平安时代的人生和文学的理想”[⑧]。倘若我们变换一下角度，从追求谦忍、宽容、避免矛盾激化这个角度来体味“物哀”时，我们则会发现“物哀”这一传统美意识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回避现实矛盾，以对于某种情趣的品味、欣赏来化解激烈的人生对抗的精神。日本评论家片岗良一在《物哀与和歌精神》一文中所进行的评述正是对“物哀”这一实质的深刻揭示。“他们（平安朝贵族--笔者注）对于人生的诸种矛盾，本应施以理性的解决，或执着现实加以克服。但是，他们却试图不脱离现实同时又要忘却现实所带来的苦恼。这种努力便体现在对于所谓的“物哀”的追求之上。并因此而产生了这样一种态度，放弃矛盾，不以矛盾为矛盾，去品味因矛盾而产生的复杂的情感”。“平安贵族也试图将他们所看到的人生的各种矛盾消释在这种品味情趣的‘物哀’的追求之中”。这种以品味玩赏的态度，以平和的态度面对现实人生中的矛盾的精神促成了平安时代贵族文学的产生，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文人墨客的文学创作精神，传给了后来的文学者们。日本大量的随笔、日记文学多是以个人情绪、情感为创作素材，很少涉及广阔的社会。传统的艺术“能”、“歌舞伎”亦是如此。“能”的主人公多是政治或战争的失败者，但他们已失去对于现实敌人的复仇的意念，只是在表现他们的悲哀、寻求个人灵魂的安慰。“能”的主题多是恋爱、家庭、女性情感的流露。与之相比，歌舞伎的主题也是大同小异。“物哀”的美意识除了给日本文学创作带来了其抒情性、余情性、情趣性的一面，而且还对创作者本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在于它将文学者引向放弃矛盾的对抗，专注于对摆脱外界纷争的内心情感世界的体味。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之下，日本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多集中在对男女恋情的描写上，多集中在对个人内部世界的“告白”之上，多集中在对于细微的生活风景的描绘上。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具有普通心理的平常人，而不是那种具有超人的能力、野心、理想的英雄。他们所存在的世界最终也不过是日常的生活空间，并不是展现民族、民族兴亡、展开政治、战争的所谓的神话般的巨人舞台”。在这种影响之下“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个人微妙的心理，并开始观察生活的细节，以此作为小说表现的内容”[⑨]。
“和”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美，同时也是制约日本民族行为的、影响日本文学创作的巨大力量。在“和”的精神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其追求和谐，追求协调的一面，同时也可以发现其回避矛盾，避免激化，减少正面对抗，追求谦忍、宽容的一面。而后者对于“物哀”这种美意识的形成则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而由此形成的“物哀”美便将创作者引向体味个人情感、关注作品对于读者情绪的影响作用之上，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学的传统。
三
“和”的精神与“物哀”的文学美意识是相通的。其共有的基本精神影响着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古典文学创作者的创作态度。同时，也对近代明治文学的形成产生了潜在的极大影响。在考察明治文学的流变过程时，我们深感到明治文学之所以逐渐地走向描写个人的天地这一狭窄的道路是与这种日本文学的传统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再细读一下明治时期的主要文学作品，再考察一下明治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那么我们对于这一点也许会看得更为清楚一些。
《浮云》是近代小说的第一篇。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着意表现的是主人公文三面对现实中的私欲、贪婪、不义、无情、冷酷的那种无可奈何、痛苦困惑的心理状态。虽然我们不能将文三等同于二叶亭四迷，但是在文三的形象上，在文三激愤的内心与怯懦的行为上，在文三的痛苦困惑、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上，在这部未有结局的小说里，我们仍能感知到作者的内心。联系到他在1906年完成的《其面影》这部小说，我们对于与文三相通的作者的内心就看得更清楚了。如果说在《浮云》里，作者让主人公文三面对的还是充满私欲、贪婪、不义的冷酷的现实，还是在对于这种现实的批判之中展现文三的内心苦闷，那么在《其面影》里，主人公哲也的内心苦闷则被作者限定在家庭的环境之中，作者让主人公面对的则是情与理的冲突。在这里，社会背景变窄了，造成主人公苦闷的根源变浅了。在《浮云》里，作者未给主人公设计任何的出路与结局。而在《其面影》里，这个出路、这个结局变得十分的明确，这就是远走他乡，酒精中毒、苟且度日。在二叶亭四迷的创作中，我们明显的可以感受到是批判精神在逐渐减弱，个人情感成分在增强，从现实社会中逃逸，闭锁在家庭个人之中，还有他的自我解救的方式--远走他乡，苟且度日。
与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比较起来，森鸥外的《舞姬》在伸张个性，争取自我上确确实实迈出了一大步。在异国他乡，主人公丰太郎品尝到了获得情感自然真实的甜美。但在或是维护情感的真实或是“立身出世”这二者择一的状况下，他仍然选择了在仕途一搏的实利。在丰太郎看来，个人的情感真实显然不如“立身出世”的实利实际重要。不过，我们在这种选择上还可以看到丰太郎的另一个面。这就是对于丰太郎来讲，面对冷酷的现实，唯有遮掩起个人炽燃的情感，放弃与现实的抗争，才有可能安然处世。联想到森鸥外长期停笔，挣扎于仕途之上这一事实，在丰太郎的身上，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到作者无力与社会现实的压迫进行对抗的影子。尽管森欧外所塑造的人物具有着同时代文学人物少有的个性、自我的觉醒，也揭示出个性自由与传统困袭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作者所寻求的似乎仍是对苦涩之中的甘美，受挫之后的苦痛的品味。这在精神上似乎与《源氏物语》的“物哀”有着十分相近的一面。
《破戒》的发表是在《舞姬》问世16年之后。这样一个时间的差距使《破戒》更接近了日本社会的现实，更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批判力量。在这部长篇里，岛崎藤村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受歧视的“部落民”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对于压迫、歧视他们的外部社会力量给予了批判，而且还以猪子莲太郎这一斗士形象表现了受歧视受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同时还在字里行间对人性的丑恶给予了暴露与鞭挞。由此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性。不过，我们却很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作者之所以描写“部落民”、表现“部落民”并不仅仅是出自于作者对于这些受压迫者的同情、对于现实丑恶的痛恨。而且还在于作者在不得不隐瞒个人身世的“部落民的后裔”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难以吐露自己的心声的自己。强烈的内心告白的欲望与抑压这种欲望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促使作者不得不借助“部落民”这一受压迫阶层的痛苦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痛苦。从这个意义上看，“部落民”的描写仅仅是表达作者内心苦痛的一种“道具”。“告白”自我才是作者着意表现的主题。当然，我们并无意否定《破戒》本身所具有的积极的社会意义。我们只是想强调这部作品的另一个面，即作者本身并不想与现实社会进行直接的对抗，而只是想通过部落民的内心痛苦来表现自己因强烈的自我告白的欲望所造成的痛苦。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它与《其面影》颇为相似的结局--远走他乡。在这部作品的“远走他乡”上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种逃遁、躲避的态势的。这种逃遁、躲避同样也是作者内部世界的一种显露，同样也在显示着作者对现实的某种妥协、回避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岛崎会在《破戒》之后，接连写了《春》、《家》、《新生》等一系列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
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的文学家的多数都是与岛崎藤村的创作是相通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另一代表人物田山花袋同样如此。他的成名作《棉被》被视作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事件发生的外部环境已不再具有《破戒》的广度，被局限在一家的屋檐之下。如果说在《破戒》里，岛崎还是在表现社会之中曲折地透露个人的苦恼，那么在《棉被》里，社会性已被剔除，仅仅剩下直露的个人苦痛。如果说《破戒》的主人公丑松的苦恼还是个人的真实与外部的抑压之间的冲突所造成，那么在《棉被》里，主人公竹中时雄的苦恼却来自于个人真实与“道德完善”之间的矛盾。尽管有些论者认为，这里面隐存着对于传统道德的反叛。但是，事实上小说的结局却告诉我们主人公仍是以妥协的态度面对着传统道德，只不过它表现在绝望与报复的心理上。竹中伏在棉被上的痛哭可以说正是他放弃自我真实的痛苦的体现。说到底，《棉被》并不具备积极地与现实对抗的反叛精神，有的只是在近代文学中鲜见的“告白”。因此，这个短篇在明治文学史上的意义就在于它给同时代的作家指出了一条路，一条可以通过“告白”的方式，表现自我和个人苦恼的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自己的内心坦露给读者，以减少内心的苦痛，同时亦可借此来曲折地表达对于因袭传统的不满。
当然，明治文学时期的作品也并非篇篇都像上述的几部小说作品那样具有回避现实矛盾或屈从现实的特点，《棉被》以后的小说也不是部部都仅仅关注个人内部的丑恶。但是，从《浮云》到《棉被》这段文学历程却实实在在地让我们看到了明治文学的批判精神在逐渐减弱，广阔的社会背景在渐渐虚化，同时还逐渐地向个人内部退缩。对于“人”的观注可以说是近代小说的普遍现象，也是近代小说的一个积极的主题。对于明治文学，不少论者也同样从对人的观注、表现自我的觉醒等方面来认识其特点。对此，笔者并无异议。笔者只是想说这一切并不一定都是文学家积极接受西方的“人”的观念的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日本文学家缺少直面现实社会、与社会现实正面对抗的热情和勇气有关。而明治时期文学家的这种热情、勇气的欠乏则又与“和”的精神、“物哀”的美意识有联系。因此，与其说明治时期的文学家勇敢地积极地接受了西方的“人”的观念，倒不如说表现个人情感、内心的方式更适合他们所固有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美的意识。
注释：
①有斐阁丛书《日本近代文学史》10页
②有斐阁丛书《日本近代文学史》12页
③西乡信纲著，佩珊译《日本文学史》，258页
④西乡信纲著，佩珊译《日本文学史》，259页
⑤叶谓渠、唐月梅著《日本人的美意识》，106页
⑥赖肖尔著，陈文寿译《当代日本人》，114页
⑦福田恒存著《日本及日本人》，49页，52页。
⑧叶谓渠、唐月梅著《日本的美意识》，67页
⑨山崎正和著《日本文化与个人主义》，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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