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鳄”：凯觎中国“入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大鳄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在资本市场筹资功能充分发挥的同时，其资源配置的功能也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然而，伴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它身边的一个“幽灵”——巨额“游资”，也日趋活跃。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我加入世贸达成双方协议，这标志着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全球最大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正式结束，从而为中国入世排除了最大的障碍。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金融市场开放一直是我国与主要谈判方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金融市场还要不要继续开放？还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开放？面对国际上的种种疑虑，中国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刚刚拉开，精明的日本输出入银行便捷足先登，率先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叩响了中国金融业的大门。3年后，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的设立，可称得上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正式开始。1985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国际上许多有名望的大银行、大财团纷纷登中国沿海。1990年9月，为配合开放浦东，上海获准率先引进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又允许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和广州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1994年8月，为配合关贸谈判，我国又允许北京、沈阳、石家庄、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合肥、杭州、苏州和昆明等11个内陆城市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
1996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1997年3月27日，首批被批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美国花旗银行、香港汇丰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4家外资银行，开始进行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日本兴业银行、第一劝业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香港汇丰银行等8家在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进入全国同业拆市场。同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增加部分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批准深圳为第二个允许外资银行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城市。
去年3月，中国政府宣布银行、保险、法律和电信等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力度，把外资银行设立业务经营机构的地域，从23个城市和海南省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仍要扩大。
截止1999年，外资银行在国内设立分行155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48家，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313.63亿美元，贷款总额226.54亿美元，负债总额286.82亿美元。
放眼当今中国金融市场，已是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再也不是国内银行一枝独秀了。
20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金融开放举措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华投资。外商投资企业达20多万家。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集团已有200多家在华投资，涉及几乎所有的行业，遍布31个省、市、自治区。到1998年，我国已成为除美国以外的最大外资流入国。
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大开放只是迟早的事。面对比自己实力强的外资银行甚至跨国银行，中资银行能否“与狼共舞”，构造出中资外资银行齐头齐进的“双赢”格局呢？从长远来看，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增加了外部资金进入中国的渠道，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对我国金融业素质和各方面水平的提高有推动作用，能促进我国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因此，中国金融业为应战而做好了准备。
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还是一种比较落后的体制，它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不断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日益增加，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外汇自由兑换，势所必然。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涌入不可避免。那么，如何警惕和直面国际“游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呢？
巨额游资的流入
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流入的形式来看，证券投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际资本在流入，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同进，也给这些新兴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外在的动力和压力，并给这些新兴证券市场的运行带来新的影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神经中枢。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越来越高。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上发生过几次大的金融危机，总结这些危机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建设自己的现代化金融体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过去20年中世界上发生的几次金融危机：80年代初发生的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储贷银行危机；90年代的日本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最近发生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这五次金融危机中有三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有两次是在发达国家发生的（美国、日本）。危机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其发生的方式、过程和结果也不一样。这三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在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都是经济发展的希望之星，都吸引了大量外资。其次，在危机发生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府一直是其经济活动的关键参与者。第三，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迫使这些国家对它们的经济做出痛苦的调整。细观以上三案例，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关。
国际游资从不隶属于任何一个产业，也不参加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作，它没有国界，它是属于无数个集团和个人所拥有的巨额闲散资金，专以嗜利为生。它靠的是信息的极端灵敏、准确，判断、计算的极端精微，动作的极端周到，每一步都要求到位不差丝毫。它从不依靠他人，更不依靠中介机构动作，也不通过金融外汇期货市场上进行即期和远期交易，而是利用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利率和汇率的“双高”条件，一般在一个月左右极短的时间内飞速地在汇市以“往复式”动作，反复利用各国各地区的利率、汇率兑换本币和外汇，获取暴利而不留蛛丝马迹。
游资在国外常被称为热钱。它就像一支规模庞大的“资金游击队”，频频出现在高风险、高利润的投资领域，东闯西冲，漂移不定，哪里有空子、哪里有高额利润就钻向哪里。
据了解，目前在我国存在的巨额游资，既是处于计划之外的，也是处于统计之外的，因此从数量上很难把握。
近几年，游资在我国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和兴风作浪，我们稍作回顾就足以令人心惊胆颤：
1994年7月，沪股指数从325点猛涨到1055点，日成交量达160多亿元，令许多业内人士惊愕不已。
1995年2月23日，国债期货市场投机过度，"327"品种出现严重违规行为，恶妙债券达1400亿元，亏损达10亿之巨。
1995年5月18日，也就是在官方宣布我国暂停国债期货交易的第二天，上证指数猛然跳高159点开盘，日成交额由17日的1.5亿元剧增至82亿元，并连续三天坚持不衰。
1997年1月2日，沪股经过上年底的风险教育，以914.06点开市，随后有气无力地下跌至870.18点。然而谁也不会料到，在此后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大盘就如同撤了手的风筝徐徐上扬，股指沿着5日均线义无反顾地大步攀升至5月12日的最高点1510.17点，上涨600多点。
1997年3月末，全国邮币卡市场一夜之间全面暴涨，邮票、钱币、磁卡的市场交易价格好像脱了缰的野马，成倍地暴涨，光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邮市的交易额一天就达数十亿元人民币，最终导致了全国的邮票市场的骤然降温。
沪深股市自去年以来增量资金明显加大，这些“热钱”是从那儿来的？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股市增量资金源源不断与去年以来货币供应量的结构变化有很大关系。
资料显示，去年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全年现金投放比预期的多，流通中现金M0的投放增长20.1%，现金大量投放使单位和个人手中的现金大量增加，除了用于储蓄和即期消费外，也为股市引来的大量“热钱”。
警惕“热钱”兴风作浪
有人说，巨额游资就像一个“幽灵”，在资本市场上游荡；有人说，巨额游资就像一股涡水，流向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巨大的冲击；也有人认为，巨额游资就像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不断地冲击我国的资本市场。
8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都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开放资本市场等，因此，这段时期外资大量流入这些国家。外资的流入可以弥补国有储蓄的不足，可以补偿经常帐户的赤字，可以带来新的投资项目和管理技术，可以使本国的房地产业兴旺，可以使国内的有价证券升值。总之，外资的大量流入带来的是到处莺歌燕舞的局面。应该说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一次机会，如果抓紧时间搞好国内金融体制的基本建设，规范金融业，加强监管，是可以使本国的金融业走上现代化的轨道，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但是这一切来得太快，这些国家来不及将全国金融法规和监管体系建立起来，危机就来临了。
1997年以来，大量外资继续以不同形式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并通过种种渠道影响到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中国的专家在反思墨西哥和东南亚两次金融动荡时普遍提到，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开放的步伐应当循序渐进。在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必须警惕国际短期资本——俗称“热钱”可能混入经常项下，进入中国进行套利活动。
首先应当承认，金融开放是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中国在谋求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因应自身改革开放的需要，改变了延续几十年的固定的汇率、严格管制的制度，在人民币并轨、导入更多的市场因素之后，又提前四年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的试点也在上海浦东展开。
有专家指出，在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后，应当堵塞漏洞，完善管理，防止“热线”混入经常项目。不要以为外汇储备多了，就可以放松资本基础上的管制，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中国所以不受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影响，本质的差异在于，中国未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热线”无法直接了当、随意地冲击中国金融市场。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步伐迈得较快。
其实，外国金融风波不仅仅给中国以稳步开放金融市场启示，也使中国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决策水准。
据了解，我国境内滋生的巨额游资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存在着必然联系。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资金体外循环现象和寻租现象。而资金体外循环及寻租行为的产生，则为巨额游资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当经济体制改革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股份化改造不断扩大，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陆续开放，这不但为巨额游资的形成与运动提供了空间，也为巨额游资的形成提供了积累机制，另一方面，证券市场与期货市场中现代化交易手段与高效率的结算系统又为巨额游资的运行与转移创造了条件。然而，在改革中出现的体制渗漏才是巨额游资产生的深层原因。
我国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建立了一大批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绝大部分是由银行创办的，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证券市场一有行情，银行就向证券机构违规拆借资金，输入血液，这就是巨额游资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开具代保管凭证的外场回购业务存在的买卖空现象，也为游资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渠道。
另外，由于我国信贷管理体制不完善，银行内部规章制度执行不力，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发挥不够，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了严重的违规及账外经营，使相当一部分资金从此流入市场，而形成社会游资。
在我国，一方面是生产企业的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却是资本市场上游资充斥。巨额游资不仅加剧了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投机性，而且还使资金与工业生产相脱节，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专家认为，巨额游资是造成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短命化或“三天半行情”的主要根源。
另据了解，由于国内利率水平远远高于国外，对国际游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再加上贸易项目下外汇管制松动，这就为国际游资流入中国创造了机会。结果，大量国际“热钱”通过贸易结售汇方式进入中国套利、套汇。这不但严重干扰了国内信贷，也使一部分国际“热钱”转化为国内游资。
我们看到：当今的国际金融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信息流动速度快且容量大的日益融合的市场。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国际资本在这一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对于新兴市场，这些资本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同时带动国内或地区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构成了经济不稳定的温床，在危机到来时成为落井下石的帮凶。
根据基金组织的统计，1984年至1989年期间，平均每年净私人资本的流动总额为150亿美元，而1990年至1996年期间平均每年为1511亿美元，1996年就有2593亿美元。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和机构不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有效监测资本流动的状况，在爆发危机后，国际社会的有限资金面对庞大的私人资本造成的债务问题又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研究当前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手段、新措施，进而研究和消除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金融课题。
驾驭和驯服“金融鳄鱼”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很快，近些年经常帐户及资本帐户有顺差，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当水平，同时，资本帐户下人民币尚未自由兑换，因此国际上的投机者无法直接冲击人民币。但是，周边国家的货币贬值，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同时，近年来的经贸往来使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金融联系相当紧密，一些遭受金融危机危害的国家担心人民币如果贬值会使这个危机愈演愈烈；而不怀好意的人又制造人民币会贬值的谣言蛊惑人心。因此，人民币要贬值的“预期”一度甚嚣尘上。
我国政府在前阶段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处惊不乱。中央政府多次声明实践了人民币不会贬值的承诺，对维护港币的稳定、防止东南亚货币进一步下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被外电称为惊涛中的磬石。
最近，我国股市投资者数量猛增。去年"5·19"行情时，沪深两市开户突破4000万户，到去年底开户数达4471万户。而日前开户已超过5000万户。大量新入市的投资者给股市带来的增量资金是非常可观的。去年国家出台了降低利率、开征利息税等政策，龙年新春又出台了新股发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办法，以及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这些措施将更加吸引增量资金向股市流来，使社会上的“热钱”在流量和流向上对股市、特别是二级市场产生更大影响。
资本市场是当今中国市场最富活力、最具魅力的领域。100多年前，当金融资本刚刚在西方脱颖而出的时候，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用诗人般的浪漫宣布说，银行与火是人类的两大发明。
有专家指出，要使我国在国际收支中长期保持盈余，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外资外债结构终合理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此，首先要使中国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竞争力，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必须合理，还要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21世纪高科技的信息社会，没有这样一些条件我们很难在国际收支中长期保持盈余。同时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也要合理，才能保持外资外债结构的合理。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局限，如金融体制规则还不成熟，金融秩序还比较混乱、金融管理水平还比较低、金融法制和监管还不健全等等，这与东南亚国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此外，我国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也还较大，人们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都还较低，再有我国国有企业还长期存在着大面积的亏损，银行还有大量的死帐呆帐，不良债权在银行信贷中所占的比重还相当大，这都是严重的隐患。
纵观世界经济史，从20世纪30年代金融崩溃引起的经济大萧条，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2年的欧洲货币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不难发现，这都是过度金融投机的“幽灵”在作孽。这一次次金融危机昭示世人，金融安全问题日益凸现，维护世界金融安全已是当务之急。
维护世界金融安全，首要对游资的自由流动进行合理的控制，建立灵敏、高效的危机预警和救援机制，筑起防范金融风险、遏制过度投机炒作的坚固防线。近年来，全球金融一体化虽然使国际资本的流动更加便捷，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但同时也使其遭受越来越大的风险。它给国际金融投机势力挟巨以造市、借垄断优势以牟暴利、弱肉强食制造了可乘之机。过度投机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不仅不悖于自由竞争和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且超越了正常经济行为的界限，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入灾难的深渊。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人们，发展中国家资本帐户的开放必须本着有序的渐进的原则，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选择对资本流动的管理方式，以减少金融风险。
注：
“游资”这个词源于西方，英语叫HOT-MONEY，也经常译作“热线”，俗称“过江龙”。也有人形象地称为“金融鳄鱼”，更确切地应称为“短期资本”。它包括现金、银行活期存款、短期政府债券、商业票据，金融衍生产品和期货权合约，各种基金以及其它流动性很强的资产。短期资本为追逐较高或最高利润，常在国际金融市场之间，国内金融市场之间调入调出。这笔资金不愿意投入周期长、收益慢的生产、流通领域，专门出入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市场。房地产、外汇、股市、期货乃之邮币卡等等市场都成为它们追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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