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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7）10-0114-05
文学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这一点，跟社会生活的变化一致。比之于二十年前，今天的文学可拿丘迟《与陈伯之书》里的名句来形容：“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如果说以往文学尚有“主潮”之论，而今谁都没有把握向我们指出文学主潮、主流是什么。面对如此纷然杂呈的情势，笔者觉得做些梳爬的工作，将近年来文学繁复的面貌简化后呈现给读者，大概还是必要的。
时代现实下的文学格局
从历史延续性来讲，我们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文学史概念下看文学读者的增减，可以找到一条明显的曲线：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这曲线保持了上升势头；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下滑迹象；90年代初下滑加剧，此后一路阴跌。考虑到人口数量与文学读者数量比的变化，现在的文学读者肯定已经陷于负增长。从读者分布看，80年代初以前文学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80年代中期以后，范围日益缩小，工人、农民、干部基本退出这行列，然后是知识分子——据我所知，不仅文学以外人文学科知识分子读文学的越来越少，即便文学学科以内，非当代文学研究者读新作品的热情也几乎丧失殆尽。应该指出的是，文学读者锐减趋势，有向合理水平回归的一面，毕竟最初三十年中中国那么庞大的文学读者群，背后有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持。但问题是，现在的情状显然又已超出于向合理水平回归的正常分寸，呈现出恶性下滑的态势。
要立足于时代来讨论文学。文学界的一大问题，是观念争论多，事实谈得少。不立足于时代，空谈理论，意义不大。尤其近十多年来，时代事实对文学的影响，已远在作家、批评家对文学的主张之上。80年代，文学思潮还能主宰文学发展，形成热点、创作趋向、艺术潮流等，激进的批评家可以一篇文章就开一种风气、一条先河，甚至作家们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也经常演进成一种广泛的文学运动。现在我们发现，这种声音完全被淹没了。并不是没有这种声音，翻翻文学报刊，现在仍能找到不少这种声音，但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倾听（包括文坛人士彼此之间），更没有在实践中激起一种共鸣，作家基本上是散兵游勇了，单独对市场于文学的需求作出反应。原因是外部现实、整个时代的现实非常强大，是它在掌控、支配文学的演进，而文学自身的主观意图则变得比较弱小，无法与时代事实相抗衡。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看这种作用：
1.社会对文学需求的影响
最近十几年，中国社会的特点用过去史书上常见的一个词来说，是“承平日久”。我们看看此前的中国，20世纪以来，几乎总是处在动荡之中，国体质变、战争、外族入侵、政治运动，可以说“国无宁日”。80年代一过，一切戛然而止，执政者与国民之间似有一种博弈上的默契，也就是稳定压倒一切那句话，彼此都把这视为一个共识，中国于是迎来了最安静的十几年。这种安宁对国家对社会非常有好处，但对文学来说则未如其然。古人很早就说了：大凡物不平则鸣；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承平之世，文学难有大作为，历来如此。20世纪中国文学高歌猛进，成就和分量我个人认为以往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单独可比，这实在是多拜极度动荡的社会之所赐。80年代末以后，文学突然失去这依托，于是一落千丈。安宁的社会，不仅让作家失去激情，尤其令公众缺乏向文学求取一吐积郁之管道的要求；慢慢地，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从“经国之大业”降格为仅堪玩赏消遣的“小道”，然后便有小资写作、小女人写作、小孩写作这我称之为“三小”的境界有限的东西，充塞于文坛。所以，从大的背景说，文学的萎缩非因文学自身，我们无法超越时代。
2.经济对文学需求的影响
经济学家可以不关心文学，搞文学的却一定要关心经济。因在现社会的条件底下，文学是寄生于经济之下的。古代文学不存在这问题，那时候文学是自足的，文人之间的认可作品就可流传，大不了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现代不行，现代作家都职业化了，是靠文字卖钱为生，从最末流的作家到鲁迅概不例外，所以有人对文学商品化表示愤怒，有什么可以愤怒的呢，现代文学本来就是商品性质的文学。因此有两个东西对现代文学影响很大：一个是购买力；一个是社会财富分配所引起的阶层分化及其精神需求品味的养成。我对经济学是外行，不知道家庭平均收入达到多少，会形成对文学购买力的比较可以信赖的支撑。不过，光有钱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会把钱花在文学方面，这还有待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在一个比较广泛的阶层中催生出一种适合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他们比较有余裕也有觉悟去追求高层次、精致化的精神享受，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如果中国一直延续当前这种生活格调，那么，从现代社会的特点来看，文学比较可以指望的就是这个人群。而目前中国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远远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中产阶级，即便收入水平接近这种状态的一部分人，精神世界仍较为粗鄙，我们还处在一个漫长的养成阶段。
3.文化对文学需求的影响
一般意义上的影响，例如文化产品样式和品种增多而极大地压缩了文学的空间，大家有目共睹，这里不专门说了。审美价值观的改变，肯定也影响了文学需求，但这是一个比较抽象比较虚化的涉及很多理论争鸣的问题，这里也不是讨论它的合适场合。还有外来文化或者用现在常用的说法“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是又一不可忽视的因素。以上三条，谈论得都很多，我们这里必须提到，但不加深究。我个人觉得，当下文化状态对文学最不利的影响，是文化基本形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异。什么是文学形式？可以有很多表述，但最根本的一条，文学形式的本质是阅读，并且是纸上的线性阅读，尽管文学修辞及审美上有诸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伏采潜发、秘响旁通”等非线性的通感的东西，但文学作品诉诸逐字逐行、历时性的阅读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这种形式，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都很习惯，但现在很多三十岁以下的人已经不那么习惯了，更不必说现在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孩子。为什么？很简单，如果说阅读是过去文化的基本形式，现在它却不再是。一百多年来的科技发展，大大突破和削弱了阅读在文化中的地位，在影像、音像等多媒体形式前，文学暴露出极大的弱点，一个能够瞬息通过视觉、听觉同时接受到来自图形、声音、文字、活动影像信息的人，很难满足于文学单一的纸面线性阅读的形式。一部小说不可能是一张DVD光碟的对手。这且不说，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网络。网络不光综合了影像、图形、声音、文字等所有优势，更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是交互式的。文学阅读永远是被动的，网络则不然，你不喜欢的话，随时可以像杀死一个进程那样中止某个链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所以结论显而易见，在这个读图时代、影音时代、网络时代，书面的、线性阅读的文学越来越不可能是多数人的选择。
以上所讲，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些基本面，它跟我们的主张、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好恶、我们个人的文化立场无关，它并不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反感也罢，拒绝也罢，那是你个人的态度，时代事实却不会为此而动摇，进而就可以知道，近年文学的一些变化也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
若干变化及特征
1.“食腐动物”说
1998年，韩东、朱文等搞了一个文学问卷调查，里面有一项，把批评家称为“食腐动物”。所谓食腐动物，就是鬣狗、秃鹫一类的，靠残羹剩饭过日子。时到如今，我们发现不光批评家，整个文学都在退化成食腐动物。这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年中间，文学在我们国家一直是文化的“上游产品”，雄居文化链条的第一环，不光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从文学吸取题材、思想和艺术营养，甚至在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中往往也首当其冲，起到了时代火车头的作用。今天呢？文学已经从上游文化产品不折不扣地掉到下游产品位置，最典型的就是影视改编。以前，文学作品和影视改编的关系，是后者仰仗、依托前者的声誉和巨大社会影响吸引受众，现在刚好颠倒了过来。现在知名度大的作家、家喻户晓的作家，几乎都是沾了影视剧的光；相反，有些作家、作品在文学界评价是极高的，但不适合于影视文化，结果社会知名度就很有限，比如张炜、韩少功、李锐等。这种情况就是从90年代开始的。像王朔，1987年开始连续发表小说，但文学界之外很少人知道，《渴望》之后一下子万众瞩目，这样才带动了他的小说的销售；苏童如果不是张艺谋拍出《大红灯笼高高挂》，他的读者面不会特别宽，尽管他的作品很不错；余华写了那么多重要的先锋作品，但明显是直到电影《活着》以后，才广泛地进入文学界以外的人的视野。最近事情发展到哪一步了呢？发展到了郭宝昌、李冯那一步：《大宅门》、《十面埋伏》等都是先搞出影视剧，然后借势推出其文学作品。换句话说，文学彻底成为影视剧副产品、衍生物，托庇于影视剧的余荫来分享它的一点市场剩余价值。这是现在文学的第一个很明显的处境。
2.一个世纪以来的秩序被改写
国内外网络研究者就网络对当代政治、当代社会某些根本性的变革作用作出过各种大胆的展望，这些说法有没有根据我不知道，但是关于文学我可以肯定地说，自从网络这个东西在中国出现以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秩序已经被动摇了。上个世纪初，中国文学走出其古典时期之后，逐渐确立了一种秩序、一种规范。它关系到对文学在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关系到作家概念的内涵，也关系到文学的评价标准、等级观念、艺术及审美价值的权威解释，等等。这个过程大概自梁启超等，经过“五四”，再经过延安三大阶段的延伸、磨合而定型，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可是，这样一个秩序，这样一种规范，不知不觉中就瓦解了。为什么？因为网络。
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本身是比较平静的，不像以往包括80年代，一场变革接着一场变革，一个潮流接着一个潮流。90年代文坛可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平静的，没有什么文学运动，结果文学反而脱胎换骨了。间接的动力来自广义的时代文化环境，直接原因则就是网络。过去文学是一座“殿堂”，有门坎，闲人止步，搞文学是要取得准入证的，这个准入证就是你是否熟悉、认同、迎合和适应了过去的那种权威秩序，因此有许许多多的人被挡在了门外。网络一来，这个门槛哗啦一下就垮了，那座殿堂也不像座殿堂了，更像一座“土庙”。过去没有机会、没有资格公开其作品的人，现在可以越过旧的权威文学秩序的种种审核与认定，一逞其能。不少文学人士到现在仍然在计较网络文学是不是垃圾、艺术质地是不是偏差，其实这里头最关键的一点根本不是文学品质优劣高低，而是一种能量的前所未有的释放。这种能量就是普通中国人明明白白地表示对你们文学的秩序和规范的不认同，明明白白地表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去写，读自己认为是有可读性的东西。慕容雪村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边写，一边在网上连载，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奇观：许多等不及或不甘寂寞的网上读者干脆就自己动笔，为它添了数十个真假难辨的故事结尾。那情景完全是一种广场式的大众叙事狂欢。对此，一方面你觉得很震撼，一方面你也会觉得很恐惧，因为在这后面，有一种解放的宣泄性，一种对文学界各种清规戒律和被高高供在上面的神器肆意践踏的痛快感。过去我们无从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以为我们心目中的文学也就是一般国人心目中的文学，现在才知道根本不是这样。这很可怕。因为尽管文学界基于其国家背景表面上还占有强势地位，但实际上它那套规则在民间这个空间已经被人置之不理。像文学概论搞的那些东西、甚至于古今中外文学史一再肯定的东西，网络文学写手根本不予理会。这在语言上表现得最直接。我们这种被传统文学规范浸润过的所谓“文学工作者”，根本写不来网络文学那种语言，一写心里就抵触，就好像有亵渎了什么的感受。而这种心理障碍网络文学写手一点也没有，你觉得金科玉律的东西，他们不屑一顾，并且越来越把我们变成迂腐可笑的形象。事实上，他们的强劲势头已经开始越出网络的世界，转而征服现实。现在的出版社不仅不再小瞧网络文学，反之倒是趋之若鹜，人气旺盛的网络作家完全是香饽饽，像安妮宝贝、慕容雪村等等，网络小说《蒙面之城》已经获了北京市的老舍奖，作者宁肯现在是老牌文学刊物《十月》的副主编。不妨想象一下这个变化有多大！据我所知，宁肯从事文学写作至少二十年了，但过去他发表在报刊上的全部作品加起来还不到10万字，《蒙面之城》曾多次投往出版社，多次被退稿，无奈之下，宁肯把它放到新浪上连载，一个月内点击率就突破五十万次！更深刻的变化是，网络风格的话语已经成为更有效的文学话语，这种话语风格远比正宗的文学话语更有亲和力，因而直接意味着文学购买力。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这本书据说卖了一百万以上，它的语法和叙事节奏，一看就是很典型的网络文学风格。现在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成天泡在网上，张口就是聊天室式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抗拒许多东西，但语言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对文学来说，语言的变异就像大自然中的地震火山一样，是不可抗拒的因素。只要语言变异了，它的上层建筑什么东西都保不住，这是当前文学上的一件大事。
3.写作时尚化
以往我们熟悉的文学的一些基本特性，当下大多消失了。例如文学的探索性，文学的社会使命感，文学的反思意识，文学对艺术个性的追求等等。现在的文学潮流，或者说能够代表潮流的作家作品，跟这些东西大体是无关的。那么，现在的文学跟什么关系比较紧密呢？一言以蔽之：时尚。
所谓时尚，也就是流行符号，人们通过认同和加入这些符号当中，来寻找和建立彼此的关系。现在文学也首先是建立在符号元素的引入和调用之上的，读者在未读作品以前，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符号期待，他们按图索骥，如果在作品中找到感兴趣的符号就购买，反之就感到缺少进入作品的路径而放弃。这些符号遍布许多方面。举例说，网络话语风格的叙事就要比传统文学的叙事语言更受欢迎，青春主题小说一般都比较叫座，集中堆砌城市场景和物欲符号的作品容易走俏，乡村题材如果想唤起市场注意，平淡叙事肯定不行了，要加进去些偏、奇、怪、野的表情，白领生活和小资情调也是一个卖点，还有就是性或情色。这是最有效的流行符号和文学添加剂，从来自西方女性主义但到中国变了味儿的“身体叙事”，到有人公然自认“妓女文学”，再到最近的“胸口写作”这种字眼暧昧的提法等等，与此有关的话题盛而不衰，说明性或情色一类符号的利用价值极其巨大而长久。甚至作者的身份也是一种符号资源，有所谓“美女作家”，所谓“少年作家”，“70一代”、“80后”、“新留学生文学”等。这些符号代表着时尚分类学，你加入到这些符号中，就意味着取得了比较明确的市场定位，最简单的情形就是封底或招贴画上的广告词，购书者一看就知道我掏钱可以从中买到什么，我的购买冲动来自哪里。这就是文学时尚化最典型的思维方式。这反映出现在的文学实际上是按照时尚订单预订式地生产出来，而本来意义上的文学应该独立地从个人心灵产生出来，它的封底是空白的，而不是被时尚预先书写过的。
4.获得成功的“偶然性”及生长点的难以预测
曾有出版社以“当前文学出版对策”一类问题面询，我虽然很想有所贡献，但说实话感觉很难。一是我基本只是搞批评的，对市场实践研究不够；二来从我个人感受来论，当前中国文学这个市场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很难把握。20世纪80年代并不这个样子的，当时我感觉对未来文学走势的预判比较有自信，那个时候写过几篇带前瞻性的文章，如《从英雄到普通人》、《什么不是悲剧》、《一九八五年中国小说思潮》，提出了对“普通人文学”、反崇高和探索小说热等文学走向的预判，这些预测事后都能与事实相符。但到90年代，我感到嗅觉就不灵了，这固然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但实际上又不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90年代之后的热门作品、热门作家，几乎都是在大家缺乏准备、不知其由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从第一个“汪国真热”说起。汪国真大红大紫，让很多业内人士大跌眼镜，那些诗就其品质而言，不要说90年代初，就是倒退十年也很难入文学界法眼，那时候中国朦胧诗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怎么到了90年代初汪国真就红成那个样子呢？恐怕汪国真自己也未必想到，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实际上现在来看，“汪国真热”有一种很深的文学转折象征意义。象征什么？象征着反正统、反精英的文学民间自主审美意识的崛起，以及在这种条件下文学价值判断的复杂性和测不准性增加。从那以后，对文学的预测就很难很难了，市场显得捉摸不定，许多事情大家都是事后才反应过来，没办法未雨绸缪。比如说王朔，先是在基本属于通俗文学刊物的《啄木鸟》上发表小说，后来《青年文学》、《收获》等纯文学刊物接纳了他。《橡皮人》发表后，《青年文学》找了十几个人开讨论会，王朔也一本正经地参加了，对大家的评头论足洗耳恭听，要是再过几年，他肯定没这个雅兴，但那个时候不同，他还没有火，也没预见到他的小说会在市场上一下子牛成那个样子。再来看余秋雨。大家对他的争议非常大，庞大的销量代表一种评价；另一方面又屡屡有人揪住他不放，或贬其文章或摘其硬伤或拷问其灵魂，反映了另一种评价。关于后一种评价，因素五花八门，但是实际上人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人们缺乏有准备的心态，大家觉得像这样的作品红透半边天，找不到理由，不可思议，心态不平，不平则鸣嘛，所以老有人追着余死缠烂打。其实一定意义上这种反应不是针对余秋雨的，而是大家在表达对市场的不理解。还有王小波现象。王小波1993、1994年开始在国内大量发表作品，“华夏”出了他的《黄金时代》，还有几本小说选收了他个别作品，仅此而已，到1997年逝世为止，他基本上还处在“鲜为人知”这个状态。但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会在死后两年间突然变成万众爱戴的作家，那些生前默默无闻的作品为何突然成了许多人的精神家园，甚至有人给自己起的网名就是“王小波门下走狗”？时过境迁，我们当然可以倒推着替“王小波崇拜”这个现象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但不争的事实是，以前谁都没预见到这件事的发生。现在，一些年轻偶像作家的发迹同样如此，韩寒、郭敬明红了就是红了，但为什么红的偏偏是他们，不是什么王寒、李敬明，谁也说不清楚。哪些作家、哪些作品会红，现在想用理性推演出背后带规律性的东西，照我看没戏。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我们试图去分析的时候，是以理性为依据的，但中国目前的文学市场本身却是非理性的。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中国文学现在虽然走向市场，但很多东西是遮蔽的或不透明的，读者想要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以及这两者之间怎样才能正好达成一致，既兼顾了市场又顺应意识形态管理，达到双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我觉得不仅不可能当什么事前诸葛亮，即便当事后诸葛亮也不明智。比如某某作家火了，某某类型的作品畅销了，我们就出来论证说：你看，这个火、这个畅销如何如何有道理，如何如何必然……，其实这种马后炮的总结里面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它无非基于既然畅销就一定有其必然性的逻辑，但我并不相信这种逻辑。我认为畅销只不过就是畅销，无非各种因素都赶巧了，该着这一路的东西脱颖而出罢了，而不是别的路子就不行，就注定没有畅销的潜质和条件。条件是会转化的，昨天不合适，明天就变得合适起来也说不准，一切往往是“时”和“势”之间一刹那的交媾。
5.底层文学和现实主义
一方面，文学呈愈来愈“发散”的趋势，没有主流，没有主潮；然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反方向的现象出现，比如文学中的传统价值和传统意识并没有销声匿迹。这是当下文学的别一侧面，我称之为“回声”。它表现了文学史、文学主题的自我传承、复现和发扬。这一二年来，“底层文学”炙手可热，隐然若有潮流化之势，这就是很典型的“回声”。它的命名或许是新的、立足当前社会生活内容的，但它的精神和艺术上的源流却来自一个最基本的文学传统——现实主义。我不会说现实主义万古长青，但我认为可以蛮有把握地说，事实越来越证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是最坚实的。其次还可以说，（事实也证明）虽然文学世界争奇斗艳，但动人最深的似乎也还是现实主义。尤其就小说而言——诗歌未必，散文也未必，在诗歌和散文里面，现实主义以外的东西会发育得更好些，也能够显出更大的优长。若论小说，则虽然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求变，但到头来都比不过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还是最得人心。我大致算得上小说的资深读者，平心而论，现实主义之前和现实主义之后的小说虽然也不错，有特点，然而历数之，那些在我心里扎了根、由衷感佩的作家作品，都来自欧美现实主义鼎盛期。对于中国，现实主义是新文学以来从不曾衰败的话题。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是最基本的：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始终不让人满意，换言之，现实主义是我们还没有圆的一个梦。现实主义真正的底蕴是人文主义，由人文主义而讲人的尊严，而博爱，而尊重每个灵魂。现实主义感动人心的力量，来自对好社会的理想的不懈探寻，但这首先以个人心灵的健康、均衡和理性为前提。拿中国的现实主义来对照，境界所以上不去，在于缺乏信念的力量，缺乏伦理的力量。当前的底层文学，关注现实，想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这很好。但底层文学似并未将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提升到新的精神层面。我读底层文学作品，能看到对贫穷和不公平的愤怒，但几乎不曾领略到悲天悯人、感天动地的力量，这是因为中国作家灵魂不够超拔，不大可能用人道主义的巨大光芒去照彻和穿透不幸现实的本质。到目前为止，底层文学它究竟可否有所跃进，可否带动中国现实主义抵于新层次，或还终于只是一种“回声”，需要观察。
总之，本文基本上是描述，很少下判断。少作判断的原因，一是原本就是打算提供一份方便人们了解近年文学情况的图景；二是当下文学局面还比较暧昧，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东西多，无以判断。如果非要来一句总结，那么我认为，近年文学一面在社会文化中的“份额”和分量都有所削弱，但另一面，文学跟它自身过去比，反倒更兴旺、更具活力——当其“强大”时，它实际是有些单薄的；当其好像变得“衰微”时，它反而五光十色起来。这的确是一种有点矛盾的奇怪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