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加州公立高等教育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州论文,自由主义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11）01－0148－04
加利福尼亚在人口和经济总量上居美国之首，其公立高等院校的注册学生数也最多。加州发展的趋势、挑战和机遇通常被视为预示美国未来发展的警报，“加州（高等教育）整体规划”（California Master Plan）所明确规定的高等教育结构，也一直是各国为发展第三级教育所重点研究的对象。因而，对于其它国家的官员、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加州高等教育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1]，理解加州公立高等教育如何受政策的影响也至关重要。目前看来，加州仍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其公立高等教育经费锐减。很多研究认为，这事出偶然，但仍有研究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联系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对加州高等教育的危机进行了解读。
一、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的危机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一经在美国产生，便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全世界蔓延。到2009年7月，曾享有“金州”美誉的全球“第八大经济体”——加利福尼亚已是负债累累，不得不宣布进入财政紧急状态，这使得其公立高等教育陷入了严峻的经费紧缺困境。加州大学预计，州政府2010年的资助将从32亿美元中削减8亿美元。加州州立大学也估计，政府同期27亿美元的预算至少会减少5.8亿美元[2]。受此影响，2009年11月，“加州大学董事会”（the UC Board of Regents）决定提高32％的学费[3]，以弥补州政府巨额的资助亏空。这样，加州大学学费便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0美元。这与6年前相比，增长了近1倍，而与1980年的不足1000美元相比，却增长了10倍多。为了抗议学费的高涨，加州大学10所校区的学生组织起来，一致谴责加州大学实际上正将低收入学生拒之门外。而“加州大学董事会”（UC Regents）则指出，加州立法者不愿将资助高等教育置于监狱开支等项目之前。州立法者则辩解认为，州税收正在减少，经济持续衰退的恶果正使加州乃至整个美国深陷泥潭。
学生并非此次危机的唯一受害者，2009～2010学年，加州大学还削减了教职员工7％到10％的薪酬，以此弥补经费的巨额不足。加州大学的平均薪酬已经低于哈佛、斯坦福20％～25％[4]，减薪使得加州大学面临一流教授流失的危险。有些教授已经公开讨论离开加州大学另谋高就的可能性。很多学术管理人员也认识到，继续聘用顶尖教授将面临挑战。一流教授的流失，将极大地损害加州大学的质量和声誉。加州大学曾因其高质量而自豪，但加州大学的一些教授认为，州财政资助的匮乏可能会对加州大学的质量造成长期损害，除非州政府兑现其资助承诺，否则，加州大学在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中的领军地位岌岌可危。2009年7月，加州大学300名科学家已联名“上书”州长施瓦辛格（Schwarzenegger），请求不要削减对加州大学的资助，以免冲击加州科技的发展，阻碍加州经济的复苏，削弱加州今后几十年的竞争力。
此外，研究型大学的研究也深受干扰。作为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在推动加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可谓功勋卓著。有研究者指出，2000～2001年，加州每在加州大学投入1美元研发基金，都换回了3.89美元的私人和联邦研究资助[5]。然而，面对财政危机，加州大学不得不取消一些有价值的研究项目，例如，戴维斯分校（UC Davis）取消了肝脏移植研究[6]。与此同时，不管来源为何处的所谓“公平减薪”也使得加州大学15000名科研人员非常不满。这些科研人员认为，联邦政府的专项研究资助，只能用于特定的研究项目，而从他们申请的州外基金中减少薪酬，只能会减少加州大学的经费来源[7]，这对吃紧的大学财政无疑是“雪上加霜”。
二、新自由主义对加州高等教育的影响
面对1970年代高通货、高失业和低经济增长的“滞涨”困境，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在此背景下，发端于1920～19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1980年代再次勃兴，并从利己的理性人假设出发提出，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途径。受此影响，美国政府减少征税，削减卫生、福利、教育等公共开支，尽可能用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这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税收变化，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遭受冲击
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的思想意识逐渐统治了美国，美国人越来越不爱付税[8]。税收减少，迫使州政府减少公共服务，削减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州立大学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只好增加学费。就加州而论，罗纳德·里根开始主政，保守派倡导减税之日，正是州政府削减公立高等教育资助，公共服务开始迈向私有化之时。加州选民所投票表决的第十三条款（Proposition 13）禁止增加地方财产税作为政府公共支出的预算。虽然该条款本意在于保护房产持有人，但却事与愿违。这正如菲尔·亭（Phil Ting）在“萨克拉曼多蜜蜂”（The Sacramento Bee）中所指出的那样：“与法律初衷自相矛盾的是，第十三条款中的商业资产漏洞，实际上是将税收负担由公司转嫁到了房产持有人身上”[9]。菲尔·亭在研究旧金山时注意到，在1979年的财产税收入中，商业资产拥有者缴税额占59％，相比之下，房产持有人缴税额则仅占了41％。到2009年，情况则恰恰相反，商业资产拥有者缴税额仅占财产税收的43％，而房产持有人缴税比例却达57％。可见，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吻合，政治上的保守运动借用第十三条款来精简政府机构和减少征税，从而为公司创造了更加自由和较少负担的环境。但是，这在事实上却增加了中下阶层家庭的经济负担。政府财税收入减少，必然伴随着公共服务的大量削减或私营化，从而导致公立高等教育学费攀升。这对有子女就读公立高校的中下阶层家庭而言，无疑又是雪上加霜。第十三条款通过之时，恰逢新自由主义革命萌芽时期。该时期，罗纳德·里根在1975年卸任为期8年的加州州长之后，逐渐在整个美国取得领导权，并于1980年开始其总统任期。随着保守派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加盟，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正式开始，公共服务也随之受到冲击。
（二）州政府长期持续削减高等教育资助，大学资助模式趋向“劫贫济富”
很多研究将最近加州的经济衰退视为高等教育财政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加州政府对加州大学，以及包括社区学院、州立大学在内的整个公立高等教育资助的大量削减由来已久。罗兹（Rhoads）、瓦戈纳（Wagoner）和瑞安（Ryan）在对加州1970～2005年支出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州政府对州公立高等教育部门的资助存在一个持续的缩减模式。这个模式起始于1980年代早期，并朝所谓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方向发展——此过程将大学成本负担越来越多地强加于学生及其家庭[10]。“从1971～1972学年到2002～2003学年，美国两年制的公立大学的学费从820美元涨到1735美元……四年制公立大学，2004年学费比上一年涨10.5％，达到5400美元，是同年通货膨胀率的4倍。”[11]可见，最近的经济衰退只是更严重地打击了加州公立高等教育，当前的问题根源于30年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及其思想意识的崛起。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阴谋下，新自由主义跨越国界向全世界蔓延[12]。这两个领导人在推动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公开鼓励私有化运动，并为政府缩减资助教育等公共服务打下了基础。时至今日，这些均威胁到了整个加州大学的领先地位。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还表现为，大学“择优资助”（merit- based student aid）剧增，而“需求资助”（need- based aid）则减少[13]。择优资助以学业成绩为依据，这使得以往便于低收入家庭学生上大学的巨额资助，被转投到中上阶层学生身上。这种转变完全跟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取向”（individualistic orientation）相一致，也跟市场调节比政府管理社会事务更公平的观点相吻合。然而，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在美国，家庭富裕程度通常是儿童能否在早年关键时期接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个灵敏“预测器”。因此，所谓的择优资助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特权紧密相连，较富有的家庭也便因而能更好地确保其子女的前途。
（三）高等教育“反歧视行动”受到压制，政府开展“问责”行动
197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反歧视行动”受到压制，这也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对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影响。196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许多高等院校在招生时实施了“反歧视行动”。该行动通常为营建多元化校园文化，而将学生申请人的种族因素考虑在内。但是，进入1990年，该行动普遍受到抨击并且很多情况下受到政府政策的压制。例如，加州1996年的209号修正案便禁止将种族因素作为制定高校招生政策的依据。于是，长期以来，在解决与种族主义历史休戚相关的社会不公问题上，原本大有可为的政府以及包括高等院校在内的相关机构被拒之门外，市场取而代之，成为决定谁接受高等教育，谁不能进大学的因素[14]。
新自由主义思想左右高等教育政策的另一例证便是政府开展的“问责”行动。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倡议，要求通过问责等方式，取得对公立高等院校的更大影响力，以从根本上确保这些院校参与新自由主义革命[15]。乔治·W·布什政府的前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就曾迫使高等教育机构将课程职业化，以便更好地满足公司和工业部门的需求。斯佩林斯所使用的杠杆便是联邦政府在与鉴定机构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简言之，就是教育部通过问责鉴定机构而影响其对高校的评定。小布什政府还借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之机，强化了对高等教育的整体控制，以削弱反对势力，并进而加紧实现将新自由主义推向全球的军国主义梦想[16]。
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根源和问题
如同其它复杂的意识形态一样，新自由主义有着复杂难懂的历史。诚然，它部分根源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资本主义。但是，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经济学家在推动这一特殊形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嘲讽地将其描述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17]。最近华尔街引发的经济崩溃，显然为克莱恩分析新自由主义及其灾难性后果提供了依据。这与2001年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如出一辙，当时，由于其政治领导人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结构调整方式，阿根廷被视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范例[18]。以弗雷德曼追随者著称的“芝加哥男孩们”（The Chicago Boys）曾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过巨大影响，是他们促成了后来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华盛顿政治家和商人相信，贸易和市场的自由化对国家进步和国际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思想观念在这些华盛顿局内人中根深蒂固，它控制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政府间组织的基本思想体系和经济策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以试图借此将私有化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以减轻美国富人，特别是公司的税负为目标[20]，新自由主义者竭力推行私有化，并力求使每个公民为其享用的服务付费。公司和富人因此积攒的财富可以用于再投资，从而最终使穷人和工人阶级在这种所谓的“涓滴经济”（trickle down economics）（也被称为“里根经济”）中获益。这正如杰里·曼德（Jerry Mander）批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所指出的那样，其通常使用的口号是“水涨船高”[21]。然而，美国的经济精英们（即诺姆·乔姆斯基所戏称的“宇宙的巨人们”[22]），未能用其无限的智慧认识到，仅有极少数美国人真正拥有同一条船。
实际上，在加州的大学入学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与其要求中上阶层纳税人补贴低收入学生，倒不如让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或者是加州社区学院的学生或其家庭负担学费成本。这是加州大学迈向私有化的实质，也是目前加州大学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当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短期的，即采用私立高等院校的策略，走私有化路线；另一种或许更为长久，即设法脱离新自由主义机制。就当下美国的政治、经济气候而论，前者比后者似乎更容易些。人们对走私立高等院校道路存在着恐惧，担心这种策略只会强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并加深其对美国社会的控制。这种恐惧会进一步威胁到美国不断朝其理想迈进的一些基本信念——其中，与本研究相关的是，不论经济地位如何，所有美国公民都应该有机会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目前看来，这种信念正日益不稳定和不受重视，并且越来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四、结论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公立高等教育的坚定拥护者要如何应对呢？加州许多私立大学已经普遍采用由来已久的“高学费，高资助”（high tuition high aid）的学生资助政策。简言之，收取中上阶层家庭学生全额学费，并将其重新分配，借以支付低收入家庭学生学费成本（这可以解读为高等院校“使用费”形式的地方税收，以此免除符合受助条件学生的学费）。然而，在收入停滞甚至减少的情况下，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特别是那些有多个孩子读大学的家庭，实际上很难支付学费，因此，这绝非理想方案。理想的方案更具挑战性，它需要重新反思新自由主义，减少乃至消除其对美国上层社会以外所有人的有害影响。最近的经济灾难，是美国放任经济的直接结果，也就是说，财政机构和银行部门在私有化过程中太过于追求利润，从而导致了整个制度危机不断。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恶果。因此，应该在思想上对其进行反思，并在实际行动中与之相抗衡。然而，鉴于新自由主义者具有千方百计分散对手注意力的权能，时间将告诉我们，美国人能否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并进而挑战这种“灾难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