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悦[1]2000年在《政府在国家知识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它已同知识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知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越来越不可缺少。只有将政府置于国家知识经济体系中来研究其作用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根据对国家知识经济体系的简要分析，将政府在这个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在政策的制定者、主体的协调者、环境的营造者、信息的提供者及产品的采购者五个方面，并借鉴美国政府经验，对政府在国家知识经济体系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税收、教育中如何发挥作用，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措施。
李恒[2]2016年在《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区域差异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关键因素,知识和人才对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国家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技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地位,国家和区域的发展竞争越来越依赖于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发展的动力长期以来依赖要素驱动,在目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需要大力发展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美国已经构建起完善的国家创新系统,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和联邦资助研发机构体系,各创新主体间业已形成了良性的产学研交流合作机制,研究型大学日益成为引领美国知识创新体系发展的核心。本研究依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研究”,通过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研究,揭示大学在美国知识创新中的作用机制和耦合模式,为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科教融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提供借鉴。在系统梳理和评述国内外有关知识创新体系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分析阐明了大学在美国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学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关系。以美国51个州作为研究单元,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发展过程与趋势、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发展趋势、美国大学知识创新在国际上的地位,美国建立和发展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拥有世界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大学研发总支出持续增长并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各国,美国高校在SCI&SSCI论文发表、PCT专利、博士学位授予方面也持续增长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接着定量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资源、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发展趋势与空间格局,发现这些指标的总量都在稳步增长,从空间格局上看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比较集中分布在美国东北及五大湖地区、加州和德克萨斯州,从格局演化来看,研究期内区域差异有缓慢缩小的趋势。再则,对美国大学运营的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与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发现大学运行的科研机构在美国科研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加,大学运营的科研机构促进了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优势互补,对区域知识创新和研究生培养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对美国主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与教学的融合关系进行了测度和分类,运用回归模型验证了大学科研对人才培养具有促进作用,大学教师是促进高校科教融合的最重要因素,通过科研提升教师的水平,然后通过教师的教学向学生传播最新的科学知识是实现科教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进行综合测度,分析了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水平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空间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2000-2010年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水平持续提升,表现为创新环境的持续优化、知识创新投入的稳步增长和创新产出的不断增加。从区域层面来看,美国大学知识创新高水平阶段的州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湖)地区,包括太平洋沿岸地区、大西洋沿岸地区、五大湖沿岸地区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整体空间差异主要取决于九大区域内部差异的影响,人口压力和人才储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差异是造成美国大学知识创新区域差异变化的主要因素。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了大学对美国区域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美国大学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美国知识创新体系的发展：一是通过科研投入直接参与,二是通过人才培养和知识溢出改善区域的知识创新环境。大学对美国知识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存在空间非平稳性,大学作用于美国知识创新的效果在州一级层面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总体格局是美国东部尤其是东北部地区高校对区域知识创新的影响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显著,中西部尤其是西部高原山区高校对区域知识创新的影响较小。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运用,实现了比经典回归模型更好的拟合效果,同时也体现了地理空间因素对回归模型所起到的作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则具有比空间滞后模型和最小二乘法模型更好的统计属性效果。空间滞后模型结果显示,美国特定区域的知识创新不仅受到本地区高校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周边地理临近地区大学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能体现出大学对美国各州知识创新产出影响的空间差异。构建指标体系测度了2000-2010年美国51个州的科技创新能力,通过空间分析揭示了美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特征。通过与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水平空间格局的比较,发现两者具有较高的空间耦合特征,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是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水平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高高耦合的州。接下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计算了2000年和2010年美国51个州的大学知识创新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耦合协调度值,结果发现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与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很高。协调度模型的引入修正了低发展水平条件下高耦合的不合理现象,结果发现美国各州的协调耦合度值在研究期内都有所提升,说明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与区域创新系统的融合关系越来越好。将美国51个州的耦合关系分为四个耦合协调类型区,协调耦合较好的州主要分布在美国东部大西洋沿海地区、五大湖周边地区和美国西部太平洋沿海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经济发达,科研与教学高融合型研究型大学集中分布,产学研合作网络完善,高校与区域其他创新主体之间创新合作频繁。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系统的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发展趋势和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创新性的构建了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综合测度指标体系,从大学的科研和教学两个方面选取指标,在指标权重的设定上突出了大学知识创新产出的权重,进一步拓展了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研究的方法体系。文章从地理学视角出发,运用了经济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的多种理论与方法,大量采用的GIS分析工具和地图表达,丰富了研究结果的变现方式。第二、运用分析模型对美国108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与教学关系进行测度并将其分为四种科教融合关系类型,发现科教融合水平较高的大学集中分布在美国的东北大西洋沿海地区。中北部五大湖地区和加州沿海地区的空间特征。对大学科研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大学科研因子对教育影响的作用机制。第三、分析总结了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空间格局和演化规律,深化了对美国创新体系空间格局的认知。发现美国知识创新体系空间格局呈现倒三角的空间特征,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空间结构特征与美国的GDP和人口空间分布个局有将强的空间相关性,由此可以推断出资金和人才是影响美国大学知识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第四、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运用,揭示了美国区域知识创新的发展不仅会受到本地区大学活动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邻近地区的大学溢出效应的影响,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能体现出高等教育水平对美国各州知识创新产出影响的空间差异,更好的说明了大学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知识创新溢出效应的空间异质性的问题。
陈红霞[3]2004年在《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中提出本论文的研究以科学技术论、管理学、经济学、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依托。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注重运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阐述与经验归纳的结合,(2)系统论方法的运用,(3)比较分析法,(4)数据分析法与图形分析法的结合。本论文重点研究了大学在“科学创新”系统和技术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概括介绍了本论文写作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与分析图,明确了本论文研究的内容;第二章通过对国家创新体系若干概念的分析和理清,从而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后面三、四、五章的论述打下基础,提供依据;第三章通过大量数据,从投入产出方面,将中国科学院系统与大学相比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大学是科学创新系统的主力军,“国家知识创新过程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大学的参与;第四章指出1999年之前,企业的创新能力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存在不足,企业未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1999年之后企业正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是目前企业在担当创新的主体的重任上还存在着一些困难,指出大学通过通用技术研究的优势,给予企业以支持;第五章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对于它的研究应强调系统性,因此,本论文必须对大学在科技传播、应用系统中的情况作出说明。
罗崇敏[4]2006年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图探索广义边政学的思路和构架。在充分借鉴以往边政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立足现实实践，理性考察历史，面对未来发展的学术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并突出边疆发展、边疆和谐和边疆安全这三个重点。 本文在学习借鉴中，对边政学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和反思，把边政学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和逻辑性的归纳，提出边政学研究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边疆史地研究阶段、边疆史治研究阶段、边疆民族研究阶段、边疆发展研究阶段。而四个研究阶段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融汇、相互促进的。在肯定以往边政学的积极贡献后，指出了以往边政学研究的特点是：诠释性强、政策性广、单一性多、狭义性明显、人本性不突出。对广义边政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索，提出广义边政学是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内陆地疆界内地区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和发展。它具有六个特性：人本性、发展性、集成性、统筹性、和谐性、前瞻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广义边政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边疆史地范畴、边疆政治范畴、边疆经济社会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边疆发展战略、边疆经济发展战略、边疆城市化演进、边疆新农村建设、边疆文化建设、边疆和谐社会构建、边疆治理方略、边疆安全建设等问题。 关于边疆发展战略。分析了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和以往边疆发展战略的特点，提出加快边疆发展战略转变的思路。在探讨边疆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的边疆发展思路，即以人为核心要素、以梯度推进与中心辐射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思路。我们处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快。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边疆地区的发展应以社会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探索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边疆地区实施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促进“三个转变”和“五个良性互动”。“三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五个良性互动”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区域之间的
陈娟[5]2016年在《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职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对国家创新系统整体创新能力要求的不断提升,高校的技术转移在近年来成为科学政策研究领域的重点。在理论上,一方面迫切的需要破除高校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与传统的“学院科学”范式的冲突,另一方面需要给予高校技术转移直接的理论定位；在实践中,我国的国家经济建设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可忽视产业整体“自主创新”内核缺失,需要借助于知识生产系统的科学技术成果。然而,数量杂多的技术转移内容相关的研究,却不能弥补高校技术转移理论研究的缺位,经验研究的杂多而内容趋同,不能给出信服的证据。此外,高校技术转移本身具有极高的复杂度,涉及到教育、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管理等多方而内容,高校技术转移有着深刻的社会嵌入性与文化桎梏,而学术界研究视角的分离,国家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完善等为高校技术转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困惑。一方面,大量论文紧跟时代主题,认同国外学术界倡导的“创业型高校”理论,却陷入对国外理论及经验的盲目借鉴与粗略的模仿；另一方面,片段化的视野造成对技术转移零散的认识,从而陷入多极悖论。而最重要的,我国高校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发展能力的缺失和社会创新与创业文化力量的贫瘠,永远不能靠模仿与空想而得到满足与发展。立足于技术转移发展现况,从高校视角切入技术转移系统,以系统哲学作为指导,综合运用系统哲学、高等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借助于弱的“结构一功能”范式,以高校职能的职责与功能构成为主线,从高校与国家创新系统中其他创新社会主体关系为逻辑起点,阐述高校在国家技术转移体系中的位置,厘清高校的教育、科研、服务社会三大职能与技术转移之间的关系。之后从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概念、职责与功能入手,探讨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创建、机制以及治理等问题。同时,通过列举一些典型的案例,探讨高校技术转移系统自组织的运行机制,为实现高校的技术转移治理提供参考。借鉴了形态学的方法探讨了技术、技术转移、高校职责的多态性及复杂性,从生成论视角梳理了它们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逻辑,在根源上认识并肃清对它们多态性的认识与指称混乱的现象,并从多级演进关系检视它们内在的机理与关系,给出合适的定位。此外,展示了它们时空演进的谱系,以“连续统”的概念定义了技术转移,高校职责以及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边界变化问题。在高校本身与社会互相影响与塑造的交互关系中,明确了高校当前的综合职能体现在高校应是知识创新的起点,技术创新的伴侣,科技治理的主体及价值创造的战场。在理论的推演上,使用了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和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Theory, TH)。通过梳理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复杂适应性特征,构建了CAS视域的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结构,明确了高校技术转移系统内组织主体的适应性及整体的演化元素,通过推演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受限生成过程,揭示了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涌现机制,并从宏观与组织水平提出高校置于技术转移系统的介入与应为职责。此外,在对当前经济的非均衡特质进行论证的基础上,驳斥了以还原论、决定论构建的空想的经济均衡系统以及以“投入一产出”模式为分析框架的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悖论,引入了三螺旋理论进一步阐述高校技术转移系统在参与社会创新路径的演进机制。深入的分析了作为高校技术转移系统,位于高校与技术转移系统交界位置的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TTO)的三螺旋特征与组织机制,揭示了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的职责构想。在实践部分,从系统分类视角将高校技术转移的系统运作形态分为技术许可、合作参与和衍生企业三大模式,论证了三者的逐级演进关系,揭示了现实的高校技术转移系统是多种模式共存的连续统样态,且高校本身的资源禀赋与演进地位与技术转移模式相生相助。而技术转移本身也超越了任务本身,是高校实现知识的传输与流动,组织的重构与耦合,创新能力的转移与提升,最终培育创新环境与传播创新文化的途径。最终在理论推演与实践展示的基础上,确立以技术转移职责为高校综合功能运作基础之上的治理对策。高校技术转移系统本身是以技术的形态变化为主体骨架,多元组织共同参与的协作网络,遵循自组织的网络“治理”机制,而非“一言堂”的管理机制,揭示了高校在当前科学技术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对于高校来说,高校仍然是以传承科学探索精神,秉承执着的求真、求善、臻美的价值理念将科学技术社区拓展至全社会性质的“无形学院”,从而形成巨大的引力场,为科学技术事务的干预及发展树立行为准则和规范,以知识为主要方式,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分享和创造财富。
陈德静[6]2004年在《基于科技创新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体系构成了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主体与基础。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最新成果、科技创新理论、高等教育及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理论为指导，采用实证分析等方法，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互动关系的视角，分析借鉴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本文首先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联系出发，分析研究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揭示了社会发展呼唤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呼唤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基本规律及两者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凸现了科技创新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强烈呼唤。 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本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于制度创新，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及科技工作的改革与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构建高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及运行机制，构建高等教育体系立交桥，对高等学校进行合理分层及实行分层管理分类指导，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构建高等学校内部用人与分配上的竞争与激励机制，构建高等学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构建高等学校质量保证与控制体系，构建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体系和有效的运行机制等重点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归纳形成了五点基本结论和十点政策建议。
蔡明山[7]2016年在《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公平理念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现有教育公平的研究中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关注不够。已有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也主要是关于公平问题的,对公平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中国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制度、实践中的理念为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公平理论。采用诠释哲学、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关系论等研究方法;在研究思路上主要是一种宏观考察,以高等教育系统论和公共性理论为基础,以理论演变、重大政策和制度变革实践为视角,探讨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不同内容和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理论的正当性和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分析,提出中国应然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对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应从问题研究的范式向理论研究范式转变,从“公平与效率之争”和“精英与大众之争”的话语范式向把公平作为一个开放性话题的研究范式转变。在西方,经历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教育公平理论的发展脉络,高等教育公平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分配正义的公平理论、平等主义的公平理论和竞争公平的公平理论三大体系。从西方传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公平理论的演变逻辑:从高等教育特权化到高等教育平民化的公平理念。新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与变革实践中自觉践行的公平理念包括:一是平等主义的公平理念。主要是对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保障,如“工农”、“大众”话语范式、“半农半读”和“半工半读”教育形式的举办和对少数民族的倾向性与优惠性高等教育政策;地域平等主义理念;女性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实质建构。在平等主义理念变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以“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为话语范式的不当做法。改革开放后,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平等主义理念呈现了法制化特点: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理念法制化;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受教育权得到法制保障。地域平等理念发展成为地域公平理念并体现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中,主要是扩大地方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和高等教育为地方服务的职能、扩大地方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能。二是分配正义的公平理念。包括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待遇、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对待、提升和改善弱势群体竞争条件等为内容的分配正义意义上的公平理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扩招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改革行动,既可以从平等主义的角度理解为一种结果意义上的公平理念,也可以从分配正义的角度理解为一种扩大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理念。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一种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公平共享主要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公平理念。三是竞争公平的理念。高等教育竞争公平的理念,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丰富和完善,内容包括:机会的公平,即从权利平等向机会平等和机会公平转变;选择的公平,即开放性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公平选择等为内容的公平理念;保障多样性价值的公平理念,包括包容多元文化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的确立、面向农村举办高等教育等;旨在扩大受教育机会的成人高等教育和其它教育形式;面向天赋不足者或技能有所长者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确立多元化人才培养目标等。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作为一种理论,应具有正当性和理论善的品格,同时作为一种倾向于行动的理论也应具有时代适切性。在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就中国应然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认识:一是同等情形同等对待。具体内容为受教育权平等保障、优惠性对待、特殊群体和特定高等教育类型特殊对待。二是尊重差异与多样性保障。这主要是一种高等教育个体公平的理论,包括选择的公平、促进社会流动和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流动的公平、符合个体和特殊群体所需的公平。三是竞争的公平。包括从机会平等到机会公平的竞争公平理念的转变,具体体现为同等对待、规则公平和正当竞争;扶持优势群体;奖励优势群体;各得其所的发展机会;组织公平竞争;禁止抢夺的公平竞争基本秩序的维护;倾向于提升弱势群体竞争能力的公平等。
刘斌[8]2004年在《新科技革命与国际政治》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地进步，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着国际社会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同时新科技革命发展造成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社会，如何利用新科技革命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成为当前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本论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着重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由于新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因此较多地研究了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对国际政治一些重要领域如国家实力、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同时还研究了新科技革命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状态如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格局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依靠新科技革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更由于现阶段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活动，因此本论文在总结出了新科技革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的科学规律之后，落脚点最后回到了当代中国的战略问题上。中华民族应该吸取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错失腾飞机会的教训，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对大国兴衰作用的规律，紧紧抓住新科技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制定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和当代世界发展要求的国际战略，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与世界各主要力量展开全方位的竞争与合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最终使中国成为21世纪有影响的世界大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文章最后认真分析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当代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有关中国新世纪国际战略的若干对策建议。 全文共分八个部分，由导论和正文七章组成。导论主要介绍了本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评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和有关问题的说明。第一章主要研究了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内容、特点、趋势和影响，研究了新科技革命对当代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对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和变化。第二章主要研究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科学技术在现代国力当中具有先导性的作用。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国家硬实力各要素(经济、军事、人口、领土和资源等因素)和软实力各要素(思想文化的发展、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国民士气、政府效能等因素)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且阐述了在信息社会中软实力愈来愈成为综合国力中重要的因素，信息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力资源的观点。第三章主要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现代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以及外交政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主权，给现代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使国家利益的范围无限扩大和更加复杂，使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获取的利益的差距扩大，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平等性。第四章主要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当代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加剧了国际竞争，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又促进了国际合作，并使国际竞争与合作相互转换，相互促进，最后指出高科技的竞争与合作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竞争与合作的主要内容，并且推动了国际社会全方位的竞争与合作。第五章主要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现代战争(战争理论、作战方式和特点)的影响，新科技革命对当代世界和平的正面以及负面的影响。指出在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推动下，高技术武器的出现使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为现代国际间战争的主要形式，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具有全天候、高速度、大纵深的特点，信息战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方式。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既促进了世界和平的发展，也给世界和平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指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第六章主要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国际格局演变的推动作用，分析了新科技革命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阐述了单极化与多极化的激烈斗争是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斗争的主要特点，最后提出了依靠新科技革命的进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第七章认真分析和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当代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和国际战略的若干对策，指出我们应该依靠新科技革命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对外交往等五个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
李晓勇[9]2003年在《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生产、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界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过程，是人类经济活动跨越民族、国家界限以及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融合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是世界经济运行规则的全球化，是一场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并积极推进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不受国内外破坏和干扰，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它首先是指一种状态，即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取受到保护，国家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不受破坏，国家经济主权不受分割的经济状态；其次，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种能力，即稳定获取国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的能力，抵抗国内外政治、经济和军事变动冲击的能力，抵抗经济入侵和防范经济危机的能力；最后，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目标，是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增加安全因素，减少不安全因素，在动态的发展中保证本国经济安全这样一个目标。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就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趋势之一，表现为生产活动的全球化、贸易活动的全球化、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全球化。在当今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并行不悖，相互影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影响和削弱了我国经济主权，影响了我国贸易安全和金融安全，加大了我国的贸易风险和金融风险。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利于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同时，加入世贸组织也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对我国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壮大、农业的稳定均会产生巨大影响。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知识和信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显示出重要性，人类进入了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的伟大历程，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到来。它表现为知识经济全球化、知识生产要素化、经济高科技化，知识产业已逐渐成为社会主导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影响了我国经济安全，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夕阳化，民族产业西方化；知识经济扩大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信息鸿沟”，使我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出于劣势地位；知识经济还影响了我国的信息安全；知识经济使人才的作用得以进一步凸显，我国的人才安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世界市场的范围和领域逐渐扩大，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局面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国际关系<WP=3>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国际关系由政治和军事对抗转向经济合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较量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经济安全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少数经济强国图谋控制我国的命脉经济部门，故意介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域、陆地之争，肆意将其国内法规国际化，这些经济霸权行径严重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经济危机的扩散也危及我国经济安全。在新世纪，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战略资源，主要是指当前国民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对未来发展和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的资源。战略资源安全则是指一国所拥有的，或实际占有的，或可得到的各种战略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能够保障该国当前的需要、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地大物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但是，我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再加上长期的粗放性使用，我国资源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已日趋尖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对于三大重要战略资源：石油、水和粮食的安全问题，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加以解决。人口的大量增加，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长期来环保意识的淡漠，使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大降低了我国经济安全度，我们必须提高全民生态意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维护本国经济安全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重视的重大课题。发达国家在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它们结合本国实际，纷纷制订了本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美国的经济安全观是立足于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经济安全观，同时又是谋求经济霸权的经济安全观，它强调美国的全球利益。俄罗斯的经济安全观是侧重于治内乱、御外患、摆脱危机、复兴大国的经济安全观。日本的经济安全观是基于解决“资源小国”与“经济大国”、“经济大国”与“政治小国”和“军事弱国”矛盾之上的经济安全观。借鉴发达国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经验，确保我国经济安全必须做到：构筑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
徐拥军[10]2006年在《长沙市实施城市专利战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将进一步强化竞争和合作的机制,世界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水平和知识总量的激烈较量。国家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运用能力。知识产权中最关键的是专利,它是带动经济发展和产生效益的根本要素。专利制度在国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被广泛运用,在当今,专利制度的运用直接表现为实施专利战略,成为政府推动和保护技术创新的核心政策手段,推进和实施专利战略也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逐步建立起知识产权制度(包括专利、商标、版权等制度),20多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并逐步为政府、企业和行业所掌握和运用。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形势下,实施专利战略则成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作为政府知识产权(专利)管理部门,要通过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知识产权资源的客观分析,正确地制定专利战略,为政府有效实施专利战略提供决策参考,使之成为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造热情,促进技术进步,保持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等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而专利制度是重要的知识产权制度,它与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并且由于本人所掌握的知识和研究能力有限,所以本文仅以长沙市专利工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在知识产权成为热点关注的知识经济时代,通过对专利的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等环节的分析和研究,确定长沙现有专利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探究制约长沙市专利工作的原因,结合本市实际,借鉴国内外理论成果和先进地区的实践经验,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对长沙专利战略进行粗浅思考,从理论和实际的角度阐述长沙市实施专利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和基本措施,以期通过该题的研究,对政府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新的选择,对未来知识产权工作有所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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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区域差异及溢出效应研究[D]. 李恒.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 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D]. 陈红霞. 天津大学. 2004
[4]. 中国边政学新论[D]. 罗崇敏.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5]. 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职能研究[D]. 陈娟. 东南大学. 2016
[6]. 基于科技创新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研究[D]. 陈德静. 河海大学. 2004
[7]. 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公平理念研究[D]. 蔡明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8]. 新科技革命与国际政治[D]. 刘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9].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国家经济安全[D]. 李晓勇.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10]. 长沙市实施城市专利战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徐拥军.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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