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应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语论文,语音论文,汉民论文,北京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历史背景
汉民族共同语是在汉族人民长期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它在近几百年中逐渐形成、演化，直至成为现今通行的普通话。一直以来，国家对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最重视的都是语音方面。古代曾有多部官方韵书，如宋朝的《广韵》、《礼部韵略》、《集韵》，明朝的《洪武正韵》和清朝的《佩文诗韵》等，以规范语音，便于读书人的诗文创作与科举应试。清朝还在广东、福建等地建立正音书院，推广当时的标准音。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汉民族共同语进入急速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在该时期确立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中被赋予了标准音的地位。
清末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吴汝纶等学者倡议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12年，当时的中国教育部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由统一汉字读音入手，统一国语、普及教育，并先后完成了《国音汇编草》和《国音字典》。不过民国初年的这种标准音，亦即后人所称的“老国音”，并非一个自然音系，而是杂糅了多种方言读音的人造系统。“老国音”出台后，社会各界争议颇多，认为这一方案极其不利于教学和推广。许多语言工作者开始从实际操作和理论阐述上推动“国音京调”运动，如王璞、赵元任分别录制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和《国语留声机片》，阴、阳、上、去四声均依京音；黎锦熙在《京音入声字谱》中强调“纯粹地准照北京的活人活语”，并且主张“《国音字典》中最小部分和京音不同的字的读音”一律改为京音（于锦恩2004）。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议决定以北京音修订《国音字典》，直到1932年教育部出版《国音常用字汇》，“新国音”正式取代了“老国音”的法定地位，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观念得到了广泛认可。至此，国语不再是只有几个语言学家会说的人工语言，统一国语的形势变得一片大好，而北京音的重要地位也在国语的迅速推广中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论在北京还是台北，广播电台招聘播音员的时候，首先总要问她是不是生在北京，或者至少是不是在北京上的学”（赵元任2002）。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学界延续了将北京音作为标准音的原则。195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确定了现在通行的普通话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2001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普通话法定为国家通用语，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进一步上升为中国各民族的通用语，北京语音的地位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成为各民族通用语的标准音，在中国公民的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权威作用。
将北京语音确定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有着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汉民族共同语虽然早已出现，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在全国的普及程度还很低，在使用中也经常出现一些语音上的混乱现象。根据李新魁（1980）的研究，近代汉语共同语一直有书面语和口语两套标准音，前者就是历代相传的读书音，也即韵书所反映的系统，而后者就一直以中原地区的河洛语音（即“中州音”）为标准。虽口语上以中州之音为准，但也必须按读书音所规定的反切来拼读才算正确。因此严格来说，古代的标准音都不算是真正的自然音系。即使“国语运动”开始后的许多年内仍是如此，人造的“老国音”无法解决已有问题，不能使共同语的普及工作取得实质进展。
纵观汉民族共同语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它能够在极长时间的低水平缓慢前进之后，发生爆发式的质变而进入黄金时期，除了国家和学界的大力推进，最主要的因素是将北京语音定为标准音的正确策略。把北京音这一自然的语音系统作为标准音，则为共同语的推广提供了一个坚实统一的标准。中国各方言区的人们在学习共同语时，有北京语音这样一个明确、具体的标准作为可遵循的对象，教与学的质量和效率才能够得到保障；而且在教学人员的安排与培养方面，作为标准音的北京语音远远优于只有少数人熟悉的人造语音系统，可以保证有足够的师资开展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工作。这一根本性策略的转变，使得民族共同语能够快速普及，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教育水平、促进了各地区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此同时还能排斥掉语言使用中的杂乱成分，保持共同语自身的健康发展。历史地位不容置疑！
2 目前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经过百年的国语运动与推广普通话工作，汉民族共同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普及工作覆盖到了国家的小城镇、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现在我国能以普通话交际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全国人口的50%甚至70%（侍建国和卓琼妍2013）。普通话水平测试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从1994年正式启动截至2005年，全国各地累计共测试17，740，165人次（“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2006：93）。但与此同时，一些理论和实践上不可忽视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第一，普通话的众多区域变体没有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地位。①众所周知，从民族平权的角度看，不同民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而只有强势弱势之别；而从语言平权的角度看，不同的语言亦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强势弱势之别。同样道理，从人群平权的角度看，同一个语言的不同区域变体之间，比如北京普通话和东北普通话，也不应该有高低优劣以及标准不标准之分，而只有强势弱势之别。毫无疑问，在普通话的众多区域变体中，北京普通话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早已是并将继续是最强势的普通话变体，这是谁也无法也无意改变的事实。但是，弱势的普通话区域变体也应该有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就如同弱势群体也应该有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一样。如果继续排他性地将北京语音作为普通话的唯一标准音，就不可能给其他区域普通话以基本的尊严和起码的地位。
第二，各区域变体地位的不平等造成语言歧视。独尊一家，必然导致百家的暗淡无光。北京普通话的使用者中，存在歧视其他普通话变体的现象；而非北京普通话的使用者，或多或少地存在语言自卑感，这是毫无必要的。作为中国城市化建设主力的农民工群体，极少与工作地的“城里人”交往，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怕自己的方音和蹩脚的普通话受到城里人的歧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2007：116-7）；而在工作招聘中也存在口音歧视，比如2012年3月一家海南的公司就居然以本地人普通话不标准为由拒绝录用海南人。②凡此种种的不合理现象不仅影响了众多国民的个人幸福感，也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损害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三，在推广普通话的实践中过度偏重于正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一排他性的强势语言政策，再配上那个同样强势的，划分三级六等的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把亿万青年学生的注意力都引向了对某地语音的模仿，这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对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和丰富内涵的民族共同语其他重要方面的关注，具有严重的误导性。而这种偏重正音的推广方式，在社会和个人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后，其成效却并不高。经过六十年的努力，全国大概不到万分之一的人（以每省三千人计算）能说标准的普通话（即达到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的“一级”水平）。如果将标准语的推广对象定为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大学生，以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林业大学（昆明）的五次共6232人的普通话水平的测试结果为例，能说标准普通话的只有118人（其中112人来自山东大学），占总人数的区区1.8%（侍建国2012）。普通话的学习应以顺畅沟通为宗旨，推广的侧重点是让更多人讲，而非一定要讲得如北京人那般的标准。
第四，排他性的单一标准也不利于汉语的国际传播。“国语运动”和“推普”工作的初衷，只是在国内统一并普及汉民族的共同语。可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汉语国际化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其他海外华人聚集区的汉民族共同语，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区域特色，祖祖辈辈生长在那里的炎黄子孙已经对带有自己区域特色的普通话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归属感，成为其民族情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继续排他性采取单一的北京音标准，别人都错独我对，那无异于拒人于千里之外，削弱全球华人内部凝聚力的一项重要元素，也无助于国际交往及汉语的国际化推广。截至2012年，我国已在10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00所孔子学院和500多所孔子课堂以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③庞大的学习人群是汉语国际化的重要基础，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排他的正音传统，无疑会加大学习的难度、降低学习的兴趣，使得现有的优越发展条件和国家的宝贵经费投放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3 其他语言的经验与教训
要深化国内的普通话推广，要加快汉语的国际化进程，我们很有必要借鉴其他成功语言尤其是英语在国际化历程中的成功经验。英语无疑是当今世界国际化程度最高，国际地位最高的语言。英语的高度国际化给核心英语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在英语发展成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英语国家也曾经存在口音歧视现象。根据Nguyen（1993），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雇主仅仅因为应聘者的外国口音而不予录用的情况十分普遍，导致很多外国移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参加辅导班，以纠正自己的英语发音，哪怕他们本来的口音毫不影响正常交流。英美语言学界一些“语言规定主义者”卫道士认为在全世界使用的英语里面，一些是正确的，一些是错误的，而标准英语应该是英国或美国英语（张荣建1999）。但是，这种过时且错误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主流舆论所唾弃。
虽然从历史上看，就像汉语源自中国北方一样，英语当然也来源于英国，现代的各种英语区域变体都是在早期的英国英语基础上吸收所在地的土著语言特点发展演变而来的。但是历史上的先后顺序与语言的正确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这个历史事实并不妨碍当今世界上存在各种英语的合理变体。针对“语言规定主义者”一派的观点，美国语言学家Kachru（1985）提出了著名的“同心三圈”传播理论（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of English spread），倡导世界多种英语的概念（亦即复数形式的world Englishes），并用三个同心圈来描述英语的扩散，意在唤醒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英语在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和国际性，要彻底摒弃传统的母语和非母语的区别，以及把英语用户划分为“英语是母语”“英语是第二语言”“英语是外语”三类的歧视性做法。他认为英语再也不是英美人士排他性地独自享用的私有财产，而是全世界各地各圈所有英语用户共同拥有的公共资源。这一语言平等的观念，既符合英语扩散和运用的现实，也有益于赢得广大英语使用者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获得了语言学界的广泛认同。学者们提出了“国际英语”（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EIL）的重要理念，该理念认为国际英语是国际交流中自然形成的崭新语言形式，包含各区域英语的核心语言要素，而本身不是一种区域变体。站在国际英语的高度来评断，英式、美式、加式、澳式英语跟马来西亚式、新加坡式英语一样，都是不同程度地偏离国际英语标准的区域语言形式。事实上，在现代的美、加、澳、新等英语核心国家，很少有人要用英式英语作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语言。即使在一国内部，美国的纽约和休斯顿，也没有人用一个城市的语言标准来要求和规范另一个城市的语言。在有教养的人群中极少见到因口音而互相蔑视和讥笑。他们都以讲带有自己特色的英语为自豪。在维持大同、尊重小异的环境下，拥有平等地位的各式英语都沿着自身的轨道，健康而成功地发展成了既自成体系，又具有高度的相互理解度的多个英语区域变体。随着交通通讯的发达，跨国跨区交往的便捷，不同的英语变体正在互相靠近，处于自然而非强制性地趋同中。
语言平等的观念不仅赋予了英语的各个区域变体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而且还贯穿在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活动中。以务实理性的态度制定的教学方案，降低了学习的难度，使得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得到传播和普及。西方许多学者强调要区分开标准和示范，他们认为前者是固定不变的，而后者只是一个灵活的参照点，如英语标准发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和通用美国英语（general American）等英语不应被看成是标准，而应是一个示范，因此在教学中将母语标准视为学习的目标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王银泉和孙丽霞2002）。这种可行性更高的，以语言平等观念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教学策略，符合现实情况和客观规律，也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自信心，以使其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总而言之，英语的成功经验表明，对语言标准采取一种宽松的掌握，处理好开放性与规范性、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推动和加快其传播进程（高增霞2009）。
除了借鉴其他语言的成功经验外，我们还应从历史中汲取失败的教训。二十世纪上半叶，巴黎上层社会所用的语音经过传统正音学家的推崇或官方的规定，成为了法语语音的唯一标准形式，但这一做法潜存大巴黎主义之嫌，抬高巴黎、贬低外省的思维也逐渐引发了群众的逆反心理，最终导致公众对巴黎语音的排斥（杨天雨和杨金华1993）。上世纪50年代我国民族语言学家为少数民族设计的有些文字方案在部分地区不受欢迎，甚至遭到反对，就是因为当地少数民族的各方言地位不相上下，很多居民不接受根据其他基础方言和其他标准音设计的文字（杨应新1994）。这些事实表明，语言政策的独尊性和排他性，必然导致语言的不平等，进而影响语言的整体规划与社会的稳定和谐。
4 与时俱进地对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进行微调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政策已经在民族共同语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成功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状况要求我们的语言政策也要与时俱进地做出相应的调整。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问题和规范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有益探索，如郭熙（2006）指出各地华语（亦即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之间不能用同一个绝对的规范标准，而应充分考虑其趋同、存异及双向互动问题；马秋武和赵永刚（2011）认为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定中应该考虑地域性特征问题；侍建国和卓琼妍（2013）主张将通用语和标准语并列，二者适用对象不同，从而在语言政策上让通用语跟标准音脱钩。学者们的讨论反应出现行语言政策与当前语言状况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容忽视。
各区域变体的地位不平等、语言测试偏重正音的误导性及相应的社会现实问题，并不能通过策略上改变导向或调整考核方式等不触及核心内容的手段而消除。④要解决当前面对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借鉴其他语言的经验和教训，因时制宜地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一语言政策作出适当的修改。我们认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传统定义标准在语音方面应该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宽式国际汉语”的新理念。
“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也即只对普通话的声韵母和基本声调作出音系上的规定，而在轻声、儿化、连读音变等方面容忍各地变体自行其是，各有特色。从“标准”到“基础”，改动的虽然只是一个词，但却是基本观念的本质性改变。“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体现的是独尊性和排他性，它定义的是点和线；“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体现的是多元性和兼容性，它定义的是面，是维持相互理解度为前提的浮动范围。如果没有这一观念的根本性扭转，再怎么大力提倡语言平等、积极推进汉语国际化，也只会是事倍功半。当然，这里“基础音”的意思不是要把地方普通话的语言特色塞进北京普通话，而是要让普通话的区域变体不能跟北京语音差异太大，那些地域差异不能影响到语言交际的顺畅进行。北京语音发挥着风筝线的作用，在保证沟通、交流无碍的前提下，减少限制和束缚，给各个区域变体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在天空的最高处展现各自的精彩。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倡导的多种地域性标准并存，跟民国初年的“老国音”完全不是一回事。“老国音”是要把来自不同地区的语音杂糅进所谓的“国音”那一个单一标准，那当然是行不通的。在我们的概念里，北京普通话就是一个纯正的北京式普通话。我们只是要承认和尊重已经客观存在的区域变体、地方特色。而这些区域变体可以有跟北京普通话略有不同。我们这些意见可以用下图表示。
“宽式国际汉语”定义的是一套简单而且稳定的共同核心语言要素。它既包含有普遍遵守的共同原则，还有因区域不同可变异的参数。它本身不是任何一种具体自然语言，而是一组语言特征，它存在于大同小异的汉语普通话各区域变体之中，所有的汉语普通话区域变体一起组成一个没有主次之分的语言大家庭。这些不同的汉语普通话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并且具有极高的相互理解度（即“大同”），所以她是一种语言。同时，她们又因所依附的社会的具体特定情况而各有自己少许的语法、词汇和语音特征（即“小异”），所以是不同的区域变体。既要维持大同，又要尊重小异，我们应该摒弃过去独尊一种的传统做法，而主张民族共同语标准的区域化和多极化。许多学者是主张区分开共同语（或通用语）和标准语的，认为后者是前者经过规范的结果（参看李小凡和项梦冰2009；侍建国和卓琼妍2013）。但是根据“宽式国际汉语”的理念，只有作为一组抽象语言特征的共同语，而没有一个高于其他变体的标准语，所有区域变体地位平等。
在民族共同语的经典定义中，“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词汇、语法标准，实际上就存在着一个比较灵活的取值范围。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宽松包容并没有影响普通话的学习和推广，没有阻碍各区域变体的快速自然趋同，非常值得肯定。而唯独语音标准却独此一家，这显然限制了一个国际化语言应该具有的开放、宽松和包容。本文倡导的正是在制定语音标准时学习我们制定词汇、语法标准时的宽松包容做法，只是让某个强势区域变体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音而非唯一的标准音。
在微调普通话语音标准，树立“宽式国际汉语”思维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汉语普通话各区域变体的特色采取“鸟笼政策”，那就是，既要给予汉语普通话大家庭各区域成员以平等的地位和充分的尊严，但同时又应合理引导，顺水推舟，将其特色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地域普通话特色”成为某些人滥用、误用语言的借口和庇护所。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学者们可以研究哪些特征使得汉语普通话作为一种语言对外具区别性、对内有普遍性，以及汉语普通话到底哪些方面存在跨区域的内部差异，进而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完善对普通话的深入认识与合理规划。⑤
5 微调语音标准的重要意义与潜在问题
对现有的普通话标准进行微调，尊重了客观存在的民族共同语区域变体，有助于强化普通话自身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以及使用者对她的认同度和归属感，让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的汉语普通话使用者平等分享对我们民族共同语的所有权、监护权和解释权：普通话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大家的。仅仅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四两千金，我亿万华夏儿女一夜之间将可以获得应有的语言尊严和语言平权，从心理上彻底摆脱语言自卑和语言互卑这些亚健康的心理状态，每个人都自信而又自豪使用带有自己地方特色的“标准”普通话，欢欢乐乐走遍神州大地和五湖四海。那将是多么美妙而诱人的美好境界！
在我们这个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对快速国际化的汉语普通话执行开放、宽松、包容的多元标准，有着多方面的重要积极意义。
第一，有利于在中国国内推广普通话。只要给予所有带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其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就能立刻强化方言区人士对民族共同语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建立起广大的语言统一战线。从“标准”到“基础”，一个词的改动，表示着观念的转变，可以让我们轻易地把所谓“推普”的对象和障碍立马变成动力和凭借。我们绝不应该，也不可能把我们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地方特色鲜明的民族共同语排他性地变成某个地方的专属资源，那不符合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
第二，有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汉语的国际化进程。就像微软公司秉承“让傻瓜都可以使用”的软件设计理念一样，如能宽松开放地掌握汉语普通话的标准，尊重稍微不同的多元标准，则可以降低正音传统所造成的不合理的困难程度，也能使学习者产生更浓厚的学习兴趣，必将有助于改善外国学生对汉语学习的畏难心理，增加说汉语者的数量、扩大汉语使用的范围。
第三，有利于在海内外汉语普通话语言社区消除语言歧视，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语言歧视和语言地位的不平等是联系在一起的，让各个普通话的区域变体和北京普通话平起平坐，无疑是从根本上为消除语言歧视奠定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
第四，尊重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语言发展演变的自身规律。我们所提倡的微调，只是让客观上存在而且合情合理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完全不影响沟通的地方普通话特色合法化。这也符合汉语普通话“静态多元平等”和“动态自然趋同”的自然发展方向，也即多种汉语区域变体是平等的，标准是多元的，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它们总体上动态地自然地趋向相同。我们应该顺应潮流，因势利导，从正面优化和推动这个历史进程。
对普通话的标准进行微调，也许存在这么几个潜在的问题：把标准放宽后，人们的普通话水平会不会降低？如果尊重各地普通话的特色，会不会导致语言分化，形成新的方言？多个普通话区域变体的平等共存会不会影响国家内部的团结？根据语言使用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大可不必有这些顾虑。
首先，目前普通话在语音问题上定义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本质上不是个“高标准”，而是否定客观上存在的区域多元的“单一标准”，是用北京式普通话的语音去要求和规范其他地域的普通话语音。我们建议的绝对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让普通话的标准适度多元。正如我们所说，即要维持大同，又要尊重小异。这个小异，事实上也确实非常之小。就语音来说，也就是轻声、儿化和调值等细微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些细小的差别根本影响不了语言的交流，因此完全没有必要让人们改。“普通话水平测试”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推动。但是，要明确的是，那只是北京式普通话的水平分级考试。这一点只要在相关文献加上一个简单的注脚即可轻易解决。
其次，现代通讯和媒体的发达，交通的便捷，人们跨区流动的日常化，从根本上摧毁了方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社会条件。历史上方言形成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同区域的人相互隔绝。当今世界，即使我们尊重各地普通话的地方口音特色，它们也根本不可能形成互相不能通话的不同方言。同一个语言的不同区域变体，总的自然发展趋势是趋同而不是趋异。英语早就承认多元标准，而它的区域变体，比如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不仅没有分化，反而在快速相互趋同中。这种趋同，完全是自然的，相互的，而不是在政策上把英式英语或者美式英语二者中的一种规定为标准，强制性地让另一种向它靠拢。汉语各区域变体的发展方向也必定如此。
最后，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表明，多个区域变体，甚至多种语言的平等共存，丝毫不会影响国家的团结统一。瑞士是多元化语言政策的典型代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什语四种官方语言居于平等的地位，这并没有妨碍人民对国家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使瑞士成为一个稳定团结的国度。同样拥有四种官方语言的新加坡，更是以多语政策来谋求民族和谐与政治稳定。而我国云南傣族和景颇族内部的多文字、多语言状况，亦从未破坏过其民族的统一。多元、宽容的语言政策，只会更好地加强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团结稳定。
本文初稿曾提交“当代语言科学创新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语言科学》创刊十周年庆典”（2012年10月25-27日，中国徐州）讨论，感谢东道主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学院的邀请和与会学者对本文的指教。
①我们应该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动态地、与时俱进地看待普通话的区域变体（地方普通话）。虽然它们一开始只是各地人士学习普通话的中介语，不一定是个稳定的自然语言系统。但现在已经或正在稳定为自然语言。当地人对其拥有很强归属感的新加坡华语和台湾普通话就是很好的例证。
②中新网新闻“市民招聘会遭拒绝企业称因普通话不标准沟通难”http://www.hi.chinanews.com/hnnew/2012-03-16/217657.html，浏览日期2013年1月8日。
③根据国家汉办网站http://www.hanban.edu.cn/hh/node_7446.htm，浏览日期2013年5月25日。
④比方说，国家级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本来就是一项纯口语的考试。纸面上说是要测试应试人在运用普通话口语进行表达过程中所表现的语音、词汇、语法规范程度，但是所谓的“发音标准”成了事实上最重要的依据。不言而喻，只要坚持排他性的唯一语音标准，无论怎么调整考核方式都无法避免学习者对其的模仿。不改变共同语标准制定和实施的根本原则就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当前问题。如果能，那一定是实施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施舍性地不再严格遵循现有的语言标准罢了，比如放宽语音水平的评价尺度。果如此，那此时的标准音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与其将一个过时的单一标准束之高阁，不如将其适度调整以使其发挥应有的规范作用。
⑤本文旨在进行理论阐述，搭建思考框架，无意也不可能全面描述和系统分析所有地域普通话的总体面貌及细节特征，那将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那可能是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众多学者未来多年内的一个重要工作方向。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就此问题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