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目录学的回顾与展望_文献回顾论文

中国当代目录学的回顾与展望_文献回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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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进展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在继承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国外目录学理论、技术与方法的历史。中国目录学在借鉴国外目录学理论和方法(包括前苏联目录学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开创自己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科技文化和目录学思想的输入,中国传统的封闭自足的目录学体系逐渐解体。西方文化的涌入,导致图书文献类型和内容的变化,为适应学术发展和类分图书的需要,新式分类法不断涌现;同时书目的功能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不再单纯着眼于整理文献,考究学术;而是为了宣传推荐文献、指导阅读,为实现文献的价值而服务,故目录学技术被高度重视。我国学者对目录的功用也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目录学走向现代化与吸收西方目录学的思想观点是分不开的。今天的目录学仍是西方目录学与中国传统目录学冲突、融合的结果。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明显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第一阶段,这是中国传统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新旧并存的阶段。一批目录学著作如杜定友的《校雠新义》、姚名达的《目录学》等涌现,开始注意合理吸收中外目录学长处,以开放兼容的态度研究中国目录学的问题。

1949年建国后至“文革”为第二阶段。中国目录学借鉴苏联目录学的已有成果,开始全新的理论建设。尤其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成为研究热点。

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出于对欧美目录技术的崇拜,开始对欧美目录学重点引进。MARC、文献计量学、书目控制、书目情报服务等成为研究的热点。90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蓬勃兴起,对计算机网络的研究成为热潮。

中国传统目录学注重文献整理,是“学者的目录学”;而西方目录学是“读者的目录学”,重视文献的利用。二者结合的过程,使20世纪的目录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1 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

20世纪我国的目录学理论研究在目录学基础理论、书目控制论、书目情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探索、目录学致用性的认识,是20世纪中国目录学理论的最大成果。

何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甚至有否定目录学存在者。1928年容肇祖在《中国目录学引论》中认为“中国目录学简言之为研究中国书的学问”,即研究中国书的材料、内容、版本及分类的科学。而1933年姚名达的《目录学》认为“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各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

建国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一直是目录学领域的焦点。先后有“图书说”、“目录说”、“图书兼目录说”、“矛盾说”、“规律说”等多种观点出现。其中认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揭示和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即“矛盾说”影响最大,逐渐被广泛接受。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目录学界提出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书目情报概念是目录学与情报学互相影响和融合的产物。书目情报实际上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前苏联著名目录学家科尔舒诺夫认为书目情报“是以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功能的、关于文献的情报”。20世纪90年代前期,“书目情报”研究堪称中国目录学研究的主流;1996年,书目情报理论论著《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相继出版。书目情报概念引入目录学后,目录学的许多概念为之一新,书目情报服务、以书目情报为逻辑起点的书目控制研究等为目录学输入了新鲜血液。书目情报概念既是对20世纪目录学的一个深入的总结,又为新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对目录学致用性的认识是20世纪目录学的又一成果。1983年,朱天俊先生撰写发表了《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实际上中西目录学都主张致用,但中国目录学之致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的致用性体现在方便获取文献及共享文献。随着西方目录学在计算机辅助下实现了书目工作的自动化,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优势不复存在。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历史是西方目录学的引进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西方目录学的优势无疑是可操作性,其科学的排检方法能成功地应用于计算机,实现目录工作及书目情报服务的自动化。而中国传统目录学具有很强的人类智能因素,难以利用计算机进行自动化。在二者的碰撞、交流、融合中一方面中国目录学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学术品位大大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1.2 目录学实践方面的成就

在目录学实践方面,通过吸收西方目录学重编目、重索引、重排序法、重书目控制的合理内核,中国书目方法有了大发展。

1.2.1各类型书目有了大发展

中国传统书目多为分类目录,以书名作为标目。学习西方先进的书目技术使中国逐渐有了自己的责任者目录、主题目录,在揭示与利用文献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

20世纪20年代之后,文献索引首先大行其道。有专业索引机构编撰索引活动,有图书馆、出版社等编丛书子目索引,有学者私人编纂的索引,有专科专题报刊论文索引,有定期索引刊物等,还出现了文摘杂志。尤以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处的索引编纂最有成效,对于中国古籍的整理研究着力良多。

随着近代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各图书馆的分类编目工作、书目参考工作开辟了新的目录活动领域,各图书馆也逐步采用了卡片式目录,并形成了以杜定友等为首的以著者为标目的《英美编目条例》的流派,和以刘国钧为首的以书名为标目的中文编目条例流派。30年代开始了统一编目活动。目录形式多样,载体不仅有书本式,还有卡片式;目录方法有叙录法、提要法、著录法、文摘法、分类法、标题法、书评法、索引法等。近代开展目录活动的不仅有各图书馆,还有专业性目录索引机构、书店、出版社、报馆、杂志社、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并有中华图书馆协会等协调目录活动。

联合目录也有发展,20世纪20年代北平图书馆协会就开展联合目录的编纂工作,建国后的50年代和80年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国家书目。1955年我国确立保送本制度后,国家书目编纂基本没有停顿。此外我们国家先后由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进行了集中编目,产生了广泛影响。而我国的图书在版编目(CIP)也在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之中。

1.2.2书目工作标准化的推行

书目工作标准化对于文献的加工利用益处自不待言。在西方国家图书文献加工处理方法的指引下,尤其是经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与国际图联(IFLA)的大力推动,我国的书目标准化工作进展迅速。1979年我国成立了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现已颁布了GB2901-82《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GB3792.1-82《文献著录总则》等一批国家标准;同时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汉语主题词表》作为国家试用标准,对我国图书情报工作标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2 21世纪目录学的发展趋势

今天,我国目录学研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下,将呈现崭新的发展态势。

首先是全球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尤其是网络信息异军突起,迫切要求实现对网络信息的组织与利用;同时人们深层次的信息需求也大大增强。这要求建立在文献基础之上的书目与书目工作,必须实现数字化、自动化。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目录工作将实现自动化和网络化,对文献信息的处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大大增强,也促使目录学理论能够从更宽的视野展望全局,为实现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环境。它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求各项工作(包括学术研究)都要自觉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尤其是“科教兴国”的提出,要求目录学理论研究与实践都要立足于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再次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是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新学科、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将在不断分化和综合中产生。这一趋势将对目录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目录学既要往纵深方向研究自身的特征及发展运动规律,也要横向研究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并有效地移植借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丰富自己。因此目录学的分化与综合、整体化与科学化是必然的。目录学的研究将全面总结以往目录学研究成果,使自身理论整体化;另一方面要从整个科学大环境出发,树立“大目录学观”,促进目录学与整个科学的融合。

2.1 目录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

我国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目录学传统,但是也应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古典目录学已不是目录学的主体。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目录学要在新世纪将目录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新世纪目录学出现了整体化的发展趋势。整体化发展趋势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总态势之一,目录学出现整体化发展趋势也是因为科学发展的整体化对各门学科提出了理论综合的任务;目录学整体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目录学科理论研究的综合。新世纪的目录学将从整体化原则出发,打破行业的狭窄界限,真正从事物本质出发进行研究,为目录学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新世纪目录学整体化发展将走向横向整体化和纵向整体化。横向整体化是指目录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出版发行学等互相渗透、交叉,形成图书馆目录学、情报报道与研究等新兴学科;同时又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一般学科结合,产生庞大的专科目录学群体。纵向整体化则是指目录学内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结合,生长出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控制论等综合性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学科内容,改变学科结构,使目录学日渐成熟。

目录学的整体化首先表现为目录学自身理论研究的整体化。目录学将全面总结以往目录学研究的成果,不断推陈出新。目录学史研究将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把目录学史的发展放到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中,研究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目录学的理论研究,也将从我国目录学整体发展的高度来探讨,将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当前书目工作的实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把书目方法提到方法论的高度作为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来研究,以构建科学的目录学理论体系。

按照整体化的要求,新世纪的目录学还将突破传统束缚,将目录学置于整个社会信息系统中,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研究目录学和社会文化、现代科学技术、读者的情报需求规律、文献的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联系和整合效应。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将大大扩展,从书目(即文献目录)扩展到非文献目录。未来的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将既包括书目与书目工作,也包括非书目录及非书目录工作(如商品目录、企事业名录、电话号码簿等);既包括文本目录(即成果形态完整的单元书目),也包括非文本目录(即成果形态不完整的单元书目,或附着于非目录文本而不能独立存在的,或处于半独立存在状态的,如书刊卷首目录、一定时间内新书销售排行榜);既包括纸品目录,如书目、报纸目录等,也包括非纸品目录,如各类型机读目录。建立大目录观,认真研究目录族系,探索同族根源与同族特征。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目录学的本质,使目录学产生大量新的生长点。

因此,整体化目录学将立足于全社会各种形式、各个领域和层次的书目信息活动整体建设目录学。其研究内容将包括:

(1)序化书目信息的全体:目录、索引、文献、书评等多种形式。

(2)书目信息活动的全过程:涵盖书目信息产品的生产、传播与利用。

(3)书目信息应用的各领域:出版发行、情报工作、读书治学、阅读指导等。

(4)书目信息活动的各层次:纵向考察,表现为单位书目、地区书目、专业书目、国家书目和全球书目等各层次。

按照整体化的大目录学观建设目录学体系,我们可以发现书目信息活动的实质是文献控制,因此未来的目录学应当以“文献控制理论与方法”为学科基点。

2.2 目录学的科学化发展趋势

目录学的科学化是目录学研究发展成熟的标志,首先表现为目录学研究的计量化和精确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书目工作越来越重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能否达到高速和高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利用数学方法对书目信息系统诸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和预测,是优化系统管理的重要途径。因此目录学不仅要研究书目情报活动质的方面,还要研究其量的方面,研究量的关系和量的变化。这为数学方法在目录学中的运用展示了广阔的领域。目录学将利用数学方法对书目情报系统的诸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和预测,如对书目情报系统的文献分布、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状况、智力结构、人员配备、经费测算等进行分析和评价,可以确定系统的优化设计和最佳管理方案;对书目情报活动过程进行数学模拟,可以揭示其内在规律,为书目情报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随着数学方法的大量应用,不仅文献计量学受到重视,目录学整个学科(方法、内容)都要数学化,使目录学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

同时目录学将更多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目录学的学科发展,书目情报实践的需要,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书目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等都需要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目录学将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统计学、计算机技术等,使目录学研究适应时代的需要。目录学需要借鉴其他学科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研究程序、论证方式和思维模式,并结合目录学研究的特点,来探讨引进方法的应用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研究视角或思维方式,形成新的研究规范。未来的目录学将会在科学研究方法上广泛吸收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计算机科学等与目录学联系紧密的理论与方法,开拓目录学发展的新领域,完善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

从认识论意义上构建理论体系,强化方法论在科学发展中的功用,是当代科学的大趋势。在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方法的基础上,目录学将深入探讨目录学方法论。近10年来,目录学方法论得到重视:除常用科学方法外,比较、计量、“三轮”、解释学、移植、社会调查等,大大开阔了研究视野。从文化、知识、信息等角度着眼的目录学研究,开拓了目录学研究领域,深化了目录学研究内容。书目控制论、文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即为方法论引导目录学研究的结果。

在网络时代,目录学方法论问题必将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必须看到,目前目录学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引人和运用还是只及目录学皮肉,远远没有入目录学骨髓,离完全融入目录学还有不小的距离。同时目录学研究最需要的还是自身学科专门方法的研究与运用。与目录学血脉共同濡养滋长的目录学专门方法,显然是与目录学融为一体的,比如文献揭示与组织方法。这类方法的研究与运用,当更能使我们从本质上把握目录学运动规律,使目录学以内在的逻辑推动自身的健康发展。

目录学的科学化趋势,将使传统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经过科学重建,为书目实现提供借鉴和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开拓新领域的机会和条件,使目录学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2.3 目录学致用化和技术化的发展趋势

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中国的目录学的功用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指导读书治学再到文献的揭示、组织与利用,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目录学的致用性结合现代书目技术为目录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在目录学研究中,“致用”原则应是高扬的旗帜。当代目录学要从致用化原则出发,以目录实践来标示新时期的目录学思想内涵。目录学作为致用之学,在今后的目录学研究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的研究,“述而不作”。目录学理论研究和实践要介入社会生活,面向经济建设,真正发挥目录学的功用,使之成为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应用科学。

新世纪的目录学研究将扬弃“申明大道”的任务,更加面向书目工作实际,加强目录学的应用研究。比如对国家书目的编制及有关问题的研究。对我国检索刊物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研究,对联合目录报导体系和计算机编制联合目录的试验与研究,对书目工作标准化的研究,以及对学科目录工作及专科文献目录学的研究等。

在网络时代,更需要面向网络文献的组织与利用,将中国当代目录学建设成为致用的科学、应用科学。目录及目录工作的自动化与数字化,是目录学研究者不能忽视的内容。尽管目录学作为人文科学,它对人们获取知识信息应该体现出深沉的“永久关怀”意识;但随着网络文献的勃兴,网络文献的组织与开发必将成为目录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同时目录学也不能不研究书目信息产业的发展问题。

目录学技术性与其致用性发展趋势是辩证统一的。书目工作发展到现在,逐步由手工操作转向机器自动化操作是一个必然趋势。对于手工操作,可谓“前人之述备矣”;而现代机器操作,由于其“现代性”,许多理论研究者对这种“新生事物”还没能完全接受,研究力度还不够,还需要大力加强。只有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并用之于书目实践,我们书目工作的致用性才能更上一层楼。

因此,目录学技术发展要在吸收解题、互著、别裁等传统书目工作优良方法的前提下,在现代化书目工作的基础上实现几个跨越:(1)以计算机、现代通信技术为主体的书目工作现代化为研究重点,把MARC、CD-ROM情报检索系统和网络传播等理论与方法纳入目录学学科体系中;(2)打破目录学对文献的产生与发展、种类与类型、特征与作用等静态定性描述研究的格局,转向动态定量预测研究,充分利用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和方法;(3)将狭义书目工作突破至二次文献,研究各种二次文献,将解决文献增长与需求的矛盾作为目录学研究的主要矛盾;(4)从对传统书目工作的总结性研究和对现代书目工作的描述性研究转到现代书目工作的概括性指导性研究和对未来书目工作的预测性研究,从微观书目控制到宏观书目控制的目录学体系,既在世界前沿,又弘扬传统。

3 新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新世纪目录学的研究方向,将向两个方向发展:当代目录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出现了相互交叉融合的趋势。社会科学方面,目录学与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都属于广义文化学范畴。因此就出现了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对目录学研究的趋势,目的是揭示目录的文化功能,充分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作用和指导读书治学的教育作用。在自然科学方面,目录学与符号学、交流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等众多学科又同归于信息科学这一属概念之下。信息科学是以信息现象为范畴,研究信息的传递、分配、加工、转换过程与规律的科学。从信息科学的角度看,目录学是研究文献信息流宏观控制的科学。目录学的这一研究路向,将使之融进信息科学的整体系统之中,成为信息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纪之交,目录学家们对目录学的发展方向作了前瞻性的研究。彭斐章先生认为未来目录学研究与发展将在十大方向上取得进展:一是目录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二是目录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三是目录学的量化研究;四是书目控制研究;五是书目情报消费研究;六是书目情报产业化及产业政策问题;七是目录学的文化研究;八是国外目录学理论研究;九是目录学学科思想史;十是应用研究和分支学科研究。彭先生的论述,代表了当前我国目录学学者对目录学研究的指向。在这种指向的启发下,我认为今后目录学的更新与发展将有以下几个突破口:

(1)书目控制研究。书目控制论是将控制论原理应用于目录工作而逐渐形成的一门目录学分支学科。1948年维纳发表了《控制论》,1949年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学者伊根和谢拉随即发表了《书目控制绪论》一文,提出了“书目控制”的概念,将控制论的一些定律和公式引入目录学,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重视。尽管英美浓厚的实用主义和重视技术的传统导致书目控制的含义尚不完全确定,但综合各种定义,我们仍能发现其基本意义在于控制人类一切记录下来的文献。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蓬勃兴起,网络书目控制成为研究热点。与有形的文献一样,网络虚拟文献也需要充分的书目控制——有技术的组织和检索以便高效率地使用。数字图书馆时代对图书情报学目录学界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出现网络书目控制研究的热潮将是必然的结果。

(2)书目情报研究。书目情报研究是我国目录学理论研究借鉴国外目录学已有成果的结晶。现在的书目情报研究,除了对书目工作进行研究外,还包括书目情报需求、书目情报成果评价等,从而使目录学研究重点从书目编制法转向用户。

书目情报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热点,90年代逐渐沉寂。彭斐章教授认为,书目情报是跨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基点;对书目情报的研究,有利于扩张目录学的渗透力,培育目录学理论的新体系。因此对书目情报的研究将为目录学开辟新的天地。

(3)网络信息组织、管理与利用研究。网络信息蜂拥而至,对目录学研究思路和方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目录学不能应对网络信息的组织与管理,则今天的目录学将很快成为“目录学史”。因此目录学要与时俱进,探索网络环境下目录学发展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网络信息组织与管理、利用问题,如网络编目、网络检索、因特网与传统书目方法的改进等。

对元数据的研究将成为未来目录学的研究重点之一。近年来,随着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发展,国内外图书馆界兴起了研究元数据的热潮:有关元数据的国际研讨会相继召开;外国专家纷纷到国内讲学和交流经验;许多刊物先后发表有关数据的论文;一些应用元数据的数字图书馆项目正式启动并取得成果。元数据正在成为网络化环境下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标准格式之一,是对MARC的重大革命。因此,积极开展对中文元数据及其应用体系的研究,是网络环境下目录学发展的需要,更是建设数字图书馆和实现资源共享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书目信息产业研究。西方国家具有发达的书目信息产业,是知识产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书目信息产品作为一种知识产品,生产者可以通过让渡书目信息的使用权或所有权的方式,即通过交换的形式达到书目信息生产的目的。因此,书目信息产品也可以同其他信息产品一样实现其价值和利润。

英美国家的书目公司从书目信息的开发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他们的书目产品行销全世界,我们中国图书馆界也是他们的大客户之一。我们的图书馆界同仁说:我们实际上要受国外书目公司的双重剥削:第一,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经费订阅国外的原版外文期刊;第二,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经费购买其书目产品(纸版或电子版)。这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也要发展书目信息产业,尤其是科技书目情报,开发和利用书目信息资源。目录学要关注书目信息产业的研究,为我国书目信息产业的发展建功立业。对于书目信息产业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发展书目信息产业的必然要求。

(5)专科目录学研究。专科目录学是目录学的分支学科,是目录学发展到现代后的产物,也是目录学发展在现代的需要。从80年代后期开始,目录学研究者提出了许多专科目录学名词,这些名词的提出给目录学发展带来了许多设想,活跃了目录学研究的气氛。但是创立学科分支,应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然需要,没有一定规模的实践、没有成熟的实践总结、没有相当的理论升华,将无以成事。因此对专科目录学研究还需要投入时间和人力。坦无可置疑的是,专科目录学的进展,对于目录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和迫切的意义。

总体而言,我们的目录学理论研究和目录工作实践还很落后。我们的目录学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思想和创见,来升华我们的实践。而我国目前的目录学实践,不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与现代目录学实践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同时我们缺乏人才,尤其缺乏能将目录学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的人才。面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目录学研究者和工作者携手奋进,开拓进取,开创目录学研究的更为广阔绚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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