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20世纪中国社会_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20世纪中国社会_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20世纪中国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实践,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学说,坚定了中国人民对历史前途的信念,引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深化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探索走向胜利的道路。列宁、毛泽东成功运用这一理论,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首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又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注意改革的复杂性、不平衡性,不断前进。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历史发展规律 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

20世纪,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又不失时机地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近100年的历史行程归结起来,就是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曲折, 历经千辛万苦、奋斗牺牲,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富强的道路,并且已经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历史使人沉思,给人启迪。1900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侵略中国,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中国完全沦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是带着耻辱的标记进入20世纪的。在20世纪行将结束、新的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是另一番景象,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自己的国家。1997年,7月1日,我们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澳门也将回归祖国,台湾问题终将得到解决,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国人民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进入到新的21世纪。历史经历一个螺旋形的发展,到达了新的起点。历史是这样无情又有情,帝国主义想得到的东西永远也得不到,中国却寻找到自己失去的一切。新世纪中国人民将继续奋发进取,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近100年的历史给人的重要启示之一是,理论是行动的先导, 正确的历史理论产生的巨大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践,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这里至少可以提出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理论,坚定了中国人民对历史前途的信念,引导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深化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探索出走向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深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对于这些理论在认识上的偏差,中国革命与建设遭受怎样重大的损失。马克思主义理论每一步进展,都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国人民能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从自己奋斗历史中总结出来的认识,也是根源于对历史发展前途的科学认识,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基础之上。一部中国近代历史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民追求光明前途的历史,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途的历史。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有光明的前途、使国家富强,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传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以后的事。

本世纪初,一些学者提出了关于历史过程公理公例的思想。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过,历史中有三种公例,一是物质公例,一是人种公例,一是地理公例。他将人类史分成史前时代,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史前期又分成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石刀期分成旧、新石刀两期,说:“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然各期之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则次第则一定也。”当时,中国缺少考古材料,而梁氏深信中国历史要经过这几个阶段。1902年,他在《新史学》一文中,在历史进化思想基础上,发展了关于历史公理公例的思想。他说:

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

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

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而这种历史公理公例不是先验的,是存在于中外历史之中,他说:“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梁启超从历史哲学高度谈历史公理公例,这是历史过程思想一大进步,这是一,其二,历史公理公例思想说明历史运动过程中存在必然趋势;其三,以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思想论证了民族历史光明幸福的前途。他说: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孽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此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等文中都有类似的提法。

除梁启超外,章太炎、夏曾佑等学人都注意到历史中有进化之迹,历史中存在一种公例,认识到历史可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章太炎语);夏曾佑在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从不同的角度谈历史中的公例。讨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内容,成为20世纪初年的一股史学思潮。历史学在这些学者的眼中,不但是激发民众爱国心的源泉,而且也是认识历史光明前途的思想依据。但是他们的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思想,还不是科学的历史规律的思想,特别是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西方否定历史客观规律的史学思潮在中国流传,其中,有的直接否定历史的客观规律,有的以主观臆造的规律、形态来代替客观的历史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动摇、倒退,以至自我否定。这里仍然以梁启超为例,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立卡尔特(现在译为李卡尔特,Henrich Rickert)、柏克森人格主义等影响下, 他否定了自己的历史公理公例思想,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

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

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狠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

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

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

此。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以及实用主义等,他们在历史观上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否定人类历史有客观的规律。一些学者接受这样的观点,反映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前途的信心不足或对历史巨大变动的一种惶恐。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传入中国,对于各种思潮,要作出自己的回答,不仅是一种学理的争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民认识历史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发表的文章有《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集中宣传唯物史观的还有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他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上来宣传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哲学的贫困》和《经济学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来阐释唯物史观的要点的。

在这同时,唯物史观在中国学人中也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中国人对中国社会前途产生了希望。李大钊回忆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1〕

在宣传唯物史观上,陈独秀、蔡和森和瞿秋白都作出了贡献。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瞿秋白有关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瞿秋白抓住规律问题作出了回答,指出丁文江、胡适之与张君劢“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说: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各有不同的历史。最显著的差

异,便是:自然界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流动而互相影响

;此中共同因果律的表现,亦仅只因为这些力量的互动。自然界里

绝对无所谓愿望、目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里却大不同,这里的行动

者是有意识的人,各自秉其愿欲或见解而行,各自有一定的目的。

固然,研究各时代或各战役的时候,这一异点,应当特别注意,因

为他对于人类历史有很重大的价值;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历史的

进程之共同因果律。表面上看来,历史之中,虽然有人所愿望的目

的,而实在还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处,此“

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科学的职任便在于发见

这些公律。〔2〕对否定历史规律的思潮,瞿秋白进行批判。这篇文章是1923年写的。他又说:“从根本否认社会现象之有规律起,到相对的承认社会现象之目的论的规律性为止,都是现代学者反对社会主义之策略。”〔3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思想,指出中国历史的前途,揭穿了那些否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言论的用心。

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同样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去的著作,也是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论说中国历史有规律的过程的著作。他说自己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指南,“本书的性质可以说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又说:

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

,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

否两样!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

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

的时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的著作在当时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史诸问题的论战起了积极的作用。“社会问题论战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制社会,这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4〕

40年代初期邓初民同志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这本书阐述一般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他说自己要研究“社会是怎样构成着,社会又是怎样变革着”。其叙述方法是:“在竖的分期,是把社会进化分为原始共产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各阶段。而叙述了由原始公社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全系列;在横的内容,是把人类的主要社会生活分为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由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而考察政治的形式、精神的意识形态,以探求各个社会阶段的特征。”另一本书是《中国社会史教程》,是讲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他同样遵照自己的方法,要从研究中,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灿烂前途。

这些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包含历史必然的观点,也蕴含历史趋势的观念,体现出历史的前途的思考,其结论是: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才能使中国振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用这样的思想研究资本主义,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由于唯物主义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中国共产党人与先进的知识分子宣传了历史发展规律思想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历史前途,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中国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中国人民的亲身体验,认识到没有别的道路可以把中国引向独立富强之途,而且这种信念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在中国显现出自己的活力,表现在对历史规律的特殊性的认识上,表现在对历史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关系的认识上,更体现在拿了这种对规律的认识去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从而体现出这种历史理论的鲜明的实践品格。

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遵循一般规律,同时各个民族、国家的具体历史过程,具有自己的特点,表现出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明显的事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思想,分析中国历史与社会,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表明中国一方面是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一方面又说明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正是这样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范文澜在1941年的《中国通史简编·序》中说:“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止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这样,研究中国历史,是每一个中国人民应负的责任。”史学家努力地把这样的思想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1946年8 月侯外庐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学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苏联关于人类发展规律的理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以及他们建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人民思索未来、对中国的历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增强中国人民追求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也使中国历史研究发生重大的变化;又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发展曲折性的认识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对于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认识不足和僵化的论述,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历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公式化的泛滥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只是中国人民在痛苦的经历中,在不断的总结学习中,对于历史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发展中诸问题的认识,才发生变化,才有一个清醒的态度。但如果由于这些,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也产生怀疑、否定,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1988年5月18日, 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建设的是具有自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他又说: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

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

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

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

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

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

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

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

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的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不断争论、斗争中发展的。在中国现代史上,其中大的争论至少有三次,一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次是30年代到40年代;最后一次是80年代以来。应该看到,论战与争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一方面通过争论,真理更加显示出自己的魅力,在实践中发挥他的战斗力;又一方面马克思在争论中吸收中外学术思想中有益的成分来丰富、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信念。事实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我们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历史车轮的轨迹,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所展示的途径吗?这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到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现在是更丰富了。今后,还要深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已表明,对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认识的每一步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到列宁依据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理论,成功地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大的发展。就中国来说,毛泽东同志依据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思想,提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最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思想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思想的根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要和本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对这一思想认识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荣枯。建国以后的历史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的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7〕列宁正是依据这样的思想,从当时的实际出发, 成功地夺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成就,也是这一思想的成功运用。后来,苏联乃至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理论上寻找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按着一个模式来处理内部与外部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首先,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思想,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策略总路线,进而制定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的总路线。

另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事实上是把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思想运用到中日关系的分析上,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抗日战争又必然是一场持久战争的过程。

再者,毛泽东运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思想,分析解放战争的历程,指导这一场战争,并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还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一系列著作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理论。

由此可见,历史发展的规律理论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思想是互为联系的,应该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思想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深化。在中国这个大国,正确认识这个理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政治经济的不平衡状况是历史规律运动的出发点,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向要通过这种不平衡变动显示出来,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到相对的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离开历史发展不平衡来谈历史发展规律,难免流于一般化,理论上会出现公式化、教条式的弊端。政治经济不平衡变化及其特点,又表现历史运动过程中的阶段与特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中,毛泽东运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思想,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的范例。那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是还有不平衡的问题?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不是还起作用?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还是意识到了的。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中,对这个问题都有所论述。在《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指出王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主张“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的言论是错误的。毛泽东还曾在有关的会议上批评苏联一些人的“形而上学”、“硬化”以及“不承认对立统一”的错误。

但是,从总体上说,我们没有彻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甚至否定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脱离实际,从主观愿望出发,因而给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造成严重的损失,这不能不说是沉重的教训。当然,这其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变化的。当事业遭受到一定损失的时候,形势逼得人们不能不重新审视实行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但是,一旦形势有了一些好转,又提出一些“左”的政策和过激的举措。这说明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从实际出发规律,缺少自觉的认识。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确立后,毛泽东开始急于求成,1958年发动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所有制搞一大二公,提出“提前建成社会主义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制定了15年内在经济上赶美超英规划;在所有制方面要求在三四年内,至多在五六年内,完成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否定商品经济发展的合理性;搞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这次“大跃进”运动,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国家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教训是沉重的,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但明显的是,从历史理论上说,这样的失误,在于它是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按照社会经济规律办事;在于不承认差异、不平衡,甚至超阶段发展。

60年代初,毛泽东在吸取“大跃进”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意识到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是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同时又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过渡时期混为一谈,在实际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

“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无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在分配上、在意识形态上,在“彻底绝裂”的口号下,要一下子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也正是这种思想,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崩溃的边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思想根本精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恢复。邓小平在1985年4月15 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8 〕谈话中指出过去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9〕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又快20 年了。近20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对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三大得到系统的论述。应该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过程论的丰富和发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但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是不完善,不发达,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情形复杂,这是我们的国情,由此,我们要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创造性地运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思想,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了成效,增加了信心,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改革遵循一个总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发展生产力。从历史发展动力论的角度,更可以看出这一系列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其一,所有制规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在当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出发,应当保持公有制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又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对公有制形式进行改革,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广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城市,进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商独资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重点抓好一批在国民经济中起骨干作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小型国有企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联营、兼并、股份合作、租赁以及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办法。

建国后一段很长时间里,我们曾经错误地以为生产关系可以超越生产力的发展,盲目追求所有制的变革,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任意地“拔高”公有制,消除私有经济成份,甚至一个阶段在农村把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这种脱离生产力水平,否定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作法,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有害的作用。

其二,在分配上,采用以按劳分配为主,根据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现实,以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承认差别,奖励先进,提高效率,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防止两极分化,推行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并且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收到成效但发展不平衡,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脱贫,因此这种不平衡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过去在“左”的思想支配下,那种以平均主义作为按劳分配的内容,否定经济分配中差别,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过去在计划经济下行政式指令包揽一切的经济管理方式,改革开放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创举。这种管理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按经济规律进行经济活动,使经济领域中不平衡处在动态之中,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其四,关于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思考。既看到各类地区的差异,又采取积极的措施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

——把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思想,成功地运用到民族统一大业中,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一个国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制度,充分照顾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他运用这一构想,来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他说:“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10〕而且在这些地区实行资本主义长期不变,至少50年不变。这是怎样的胆识!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就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今天。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澳门也将回归祖国,台湾问题的解决也不会很遥远。

——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者辩证关系上,坚定地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明确了中心与各个方面之间联结关系。这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认识。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揭示,都是从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的。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1〕“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12〕

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给人更深入的思考。首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是有联系的整体。都是要阐明中国历史的发展的社会主义必然的前途,指明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途径。

其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也表明历史发展必然中有偶然,历史的具体过程有可跳跃的情形。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其中也包含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思想。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具体地说明各国的历史发展不同,进程可以不一样,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考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和北美等经济文化较发达、工人阶级占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但是,他们晚年在同俄国革命家讨论俄国村社问题时,提出关于俄国等东方、半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即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俄国的原始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具有土地公有与个人使用的两重性。这就使得它既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13〕从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带来的是革命进程的不平衡。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他们强调的超越与否,“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思想。离开了条件、环境,谈超越等,是不正确的。再者,社会制度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超越,但是要使先进制度确立、发展,必须在新制度建立后,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是这一历史发展的要求与必然。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也是这方面的要求。

再其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关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论述,也是我们观察国际问题的基本思想之一。世界上东西南北的政治经济是不平衡的,基于这样的事实,就要强调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互相尊重,承认多样性,采取灵活性,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最后,要有更开阔的眼光看待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平衡规律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至于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具体的情形,则要作具体的分析。从实际出发思考工作重心的转移,确定路线方针政策。今天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历史理论,认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对于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高举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邓小平说到列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说:“马克思能预料到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能预料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今天吗?在进行跨世纪长征中,我们又记住邓小平的话:“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4〕

注释:

〔1〕《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2〕《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瞿秋白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114页。

〔3〕《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瞿秋白选集》第106页。

〔4〕白寿彝:《史学概论》,第335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页。

〔7〕〔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第116页。

〔9〕〔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59页,第260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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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20世纪中国社会_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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