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时代节点_王小波论文

王小波的时代节点_王小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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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主持人语

王小波的文学位置一直颇为独特,一方面他几乎是一代青年人的偶像,不仅代表了某种文学的先锋,又隐隐被政治所征用,在90年代的语境中被建构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而在另外一方面,他的作品一直缺乏更专业性的解读和清理,比如在一个本科生毕业论文中,他的作品被界定为“同性恋”文学而作了另类的图解。他的文学史地位因此也一直难得彰显,并被卷入各种新闻式的话题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要厘清围绕王小波的种种话语,至少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进行外部的处理,对事件的建构进行发生学的回放,并尽量全面的占有各种历史资料;二是在此基础上对王小波的全部作品进行仔细的读解,这种解读不是基于某种理论的教条,而是基于一个作家创作时全部的“文学社会学”。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研究的设想,实际操作起来可能要复杂得多,这也是需要提醒研究者的地方,对于王小波这样的作家来说,保持其含糊不清的复杂性可能比清晰无比的“八股式”研究要有效得多。

原帅的论文《王小波的历史节点》基本上基于外部研究的思路,他以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为纲,初步搭建了一个王小波现象的因果逻辑链条,并借助一些重要的资料,呈现了一个并非“文学偶像”的王小波形象。很显然,对于王小波研究来说,这仅仅是开始。

一、从海外到大陆

王小波小说的传播明显有一条从海外到大陆的轨迹。王小波自述,《黄金时代》最早写于他16岁在云南插队期间,之后断断续续地修改、重写。这只是文学爱好者的涂鸦而已,比较可信的是,他在1984-1988年留美期间完成了这部小说。在写作过程中,王小波经常与许倬云教授交流。“小波刚写完《黄金时代》初稿时,是给许倬云看过的。许倬云提的意见,其中有一句比较厉害的话是说,你还得练字。小波当时的文字功力,用许倬云的标准来看,还不够好。这对小波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鞭策。他听了许倬云的评价以后,确实下了一番工夫。”①许倬云说:“我也讲他的文字,认为精炼不够,有些松散,这是国内很多年轻作者都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没有老国学的底子。我甚至给他改文章,他也很同意我的看法。”②许倬云不仅是王小波创作上的“导师”,更是他的“伯乐”,“我与《联合报》比较熟,知道每年他们都有征求小说大奖,平常都是由小说家推荐,我看了小波的《黄金时代》后就对他们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不错,我以读者身份推荐行不行?他们说行,就把小说拿过去了。后来,果然得了奖。”③小说不仅在1991年《联合报》副刊上连载并于1992年8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而且王小波还得到一笔奖金。这次获奖对王小波影响很大,他最后决定“将来就想吃这碗饭,现在年尚富,力尚强,挣了钱,将来养老不成问题罢。”④于是,他在人大工作不到一年就辞职了,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许倬云对《黄金时代》的评价是“很真情,不虚伪。用他的笔写出了一代人想说却说不出的想法,反映了他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⑤对于一个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美国学者,他是如何判断《黄金时代》所写的是“真情”呢?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就多次指出小说中存在大量的虚构。王小波也认为:“台湾人看不懂,他们对作品的体验肯定比大陆人差,他们不了解那个年代。他们只是从技术上说得比较多一些,比如写法比较成熟等等。”6因此,许倬云的推荐以及得奖可能是出于他们对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偏见。从“台湾”的角度看,《黄金时代》被误读为“政治小说”,它在香港以《王二风流史》为名出版时被误读为“色情小说”。这部小说集于1992年3月由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收入《黄金时代》、《三十而立》和《似水流年》。“封面上是一片青翠山林中,一个陈清扬躺在地上,一个王二站着,两个人都是裸体。”⑦之所以强调这种误读,是因为王小波的创作与接受的语境明显存在“断裂”和“错位”,这不仅体现在海外(美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与大陆对《黄金时代》认识的分歧上,也体现在90年代对王小波及其小说截然相反的评价里。

同小说一样,他本人也被严重地误读了。王小波的支持者总是强调他的文理兼修和海外高等教育背景。因此,有必要对王小波的这段经历进行“还原”。据亲友回忆,王小波的英语是很差的。在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时,“头天晚上刚结结巴巴背了几句临时可能用的现成句子”⑧。王小平回忆,王小波一度想到私立图兰大学学习,但是因为他的英语太差,最终没有申请到奖学金。本着“出来了总不能什么都不学”的想法,王小波凭借李银河的介绍,最后去了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据许倬云回忆:“后来,我在办公室见到了他。样子懒懒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人很诚实。谈话很随意,不那么一本正经。他内心很无助,不知该怎么办。匹大的东亚语言文学系其功能主要是训练洋孩子学华语,文学部分相当单薄,对于小波来说,这里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⑨于是,所谓的上课就是每周一小时的谈话,“谈话并没有限定在文学范围,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是古代史和社会史。我们谈自由的意义,谈民族、中国的前途和过去,不一而足。”⑩而且许倬云“有个感触特别大,说你们和台湾同学比起来,知识肯定不行了,比较可贵的是你们对社会的了解比台湾人强多了。”(11)也就是说,从学术专业的角度看,王小波显然是不太合格的,虽然他于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王小波的不修边幅、气质性格、知识结构等都与高等教育体系格格不入,在他短暂的高校老师生涯中,北大和人大同事们对他的评价都是“算不上好老师”,“和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形象完全不沾边,人际交往也很不熟练”(12)。虽然李银河在后来一直强调,王小波是因为上课打扰了他的小说创作才辞职的,其实当时他也就是每周一两节课,真正的原因是他根本无法应付高校的教学工作。

与《黄金时代》在台港获奖相对的是,《黄金时代》在大陆频频遭遇出版困难。李银河带着王小波去找当时在《人民文学》工作的朱伟,虽然他很欣赏《三十而立》和《似水流年》,但是还是委婉地拒绝了。丁东将王小波的《王二风流史》推荐给山西省作协主办的《黄河》,主编周山湖个人很喜欢,但是由于“不久前,他们刊物刚刚遇到过麻烦,掂量再三,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但他心有未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小说,希望他能拿到后台更硬的刊物上去发表。”(13)他又向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赵雪芹、赵秋扬推荐,他们很想出,但是总编辑通不过。他还托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妹妹丁宁,向《十月》推荐,答复是不敢发。他还托李劼向《收获》推荐,也没有音讯。当时丁东的妻子邢小群在北大进修,通过她将《王二风流史》送给谢冕先生,希望能在谢冕主持的“批评家周末”上安排一次专题讨论。据说谢冕也说写得不错,但是没有安排讨论。艾晓明当时是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编辑,小说也通不过审核。据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先生看完《绿毛水怪》后也是赞不绝口,但是表示很可惜,不能出版。赵洁平在1994年是华夏出版社社科类图书编辑室主任,她的丈夫当时和李银河同在社科院工作。她得知《王二风流史》已经在北京转手了四五家出版社,当她读完小说后“觉得王小波的小说以一种更实际的方式企图打破僵化的思想圈”,“我们社科类本来是不出小说的”(14),但她决定破一次例。为了能顺利出版,她在“选题报告”中写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诸如一个知青的反思之类,后来黄集伟他们老说我做了一个像‘天安门放红光’似的封面。”(15)而且她始终没敢给领导们看小说的全文。最终,中篇小说集《黄金时代》于1994年7月出版,但是主编赵洁平“还是为这件事挨了整”(16)。出版后“书销了2个月,不太好。”(17)小说没有正规的发行渠道,订货会不能参加,不能打广告,书店也不卖。虽然王小波、李银河看不起“二渠道”的出书方式,但是不得不推着自行车,后座绑两捆书,四处推销。“1995年王小波再获《联合报》奖,但小圈子里的赞美始终没有拉动市场销量,定价12.80元的《黄金时代》直到作者去世前都没卖完。”(18)虽然王小波的小说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但是直到他去世,作为小说家的他依然没有引起反响。

二、“王小波热”前后

赵洁平后来还想继续出版《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但是奔波了两年多无果。1996年冬天,花城出版社同意出版发行“时代三部曲”时(稿费是千字50元),还为这套书的销售前景担忧。王小波身后,该书立刻以“王小波遗著”的名义迅速出版(王小波于1997年4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该书于5月出版),并于5月13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首发式,到2002年为止该套书至少销售了15万套。紧随“王小波之死”的是“王小波热”。

较早对王小波进行高度评价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学勤说:“辞职而写作,不仅意味着拒绝那一份薪俸,而且意味着切断与权力体制的一切联系。”(19)他还强调:“1998年说王小波,不在于他的作品文学含量有多少高低,而在于他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呈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这一风格不仅对文学有益,对从事学术思想者而言,也是一副适时的清凉剂。”(20)许纪霖也是在中国英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谱系中高度评价王小波的。他们的论述明显带着“人文精神讨论”的“余温”。于是,王小波被放置在陈寅恪、顾准这个“自由主义抵抗系列”里,被书写为一个新的“文化英雄”。“在王小波身后那个不无狂欢意味的文化英雄命名式或曰‘自由庆典’中,对于英年早逝的优秀作家来说极为荒诞的,是人们绝少论及他数量众多的小说,几乎突出印证了他作为文化英雄、作为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是他在其作品中,以原创性的表达所负载的深入复杂的思考,而竟是他毅然辞去大学教职,成为自由作家、自由撰稿人的、事实上是相当个人化的选择与行为。”(21)于是,在强调王小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份”的同时,反而遮蔽了他的文学创作。

对王小波的遮蔽还来自李银河与大众传媒对他的“商业包装”。可能是出于对亡夫的悼念和对王小波长期默默无闻的不满,李银河迅速并持续地出版着各种有关王小波的纪念集:《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艾晓明、李银河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王小波画传:81个瞬间》(李银河、郑宏霞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李银河、郑宏霞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和《王小波十年祭》(李银河编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5月)。在李银河的包装下,王小波成为了“浪漫骑士”、“行吟诗人”和“自由思想家”,并不无炫耀地表示,“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22)。一些媒体人不断发出极端的评价,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如“文起当代之衰”(23)、“王小波是当今中国小说第一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将来有中国人能得,小波就是一个有这种潜力的人”(24)等等。每到王小波的忌日,像《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这样的大型杂志都会设置专栏来“纪念”。大众传媒的介入导致王小波成为一个文化现象,远远溢出了文学的范围,它似乎使王小波一夜成名并经久不衰,其实严重地遮蔽了王小波的文学价值。

紧随花城出版社“时代三部曲”之后,1999年2月,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也出版了“时代3部曲”,同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王小波文集》(共4卷)。从此一个出版狂潮开始了:《王小波作品系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王小波作品系列》(最新典藏插图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王小波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王小波全集》(彩绘插图本)(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王小波小说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王小波全集》(平装本、精装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小波全集》(珍藏本)(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王小波全集》(重庆出版社,2009年)、《王小波作品系列》(最新修订插图典藏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小波精品集》(王小波逝世十五周年特别纪念版)(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王小波全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此外还有大量的单行本小说集、杂文集。王小波已经成为了一个畅销书作家,他的大部分忠实读者都是70年代末出生的年轻读者,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且这个读者群还在持续更新中。于是,在大学校园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宋广辉化名“欢乐宋”在网络上纠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校大学生),在书商的运作下,将他们模仿王小波文风的小说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为名结集出版,一连五季。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2002年开始,以王小波为研究专题的硕士毕业论文有92篇,博士毕业论文有6篇。与青年大学生们的疯狂追捧相对的是,他们的老师、教授们却很少给予王小波评价。

三、家史与国史

王小波在《〈怀疑三部曲〉序》中将自己的写作追求概括为“智慧”、“性爱”和“有趣”,他之所以追求这些是因为他曾经长期生活在无智无性无趣的历史里。因此,他的小说是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即戴锦华所说的“缺席的在场者”——“文革”记忆。在《黄金时代》中,有很多对逻辑证明的戏仿,而且在王小波的所有小说中,经常会出现“科学”(如逻辑证明、发明创造、学术研究等)与现实生活的冲突对立。这种冲突对立是为了创造一个反讽的美学空间,常识越是普通简单,就越能反衬出现实世界的荒诞;荒诞的现实世界具有了喜剧性,读者越觉得小说有趣,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消解就越有效。王小波笔下的欢笑背后隐藏的是他对历史痛苦的回忆和深沉的反思。王小波对历史的看法和所使用的文学修辞,与他的家世密切相关。父亲王方名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建国后成为高教部的干部。在1952年“三反”期间,王方名就高教部存在的工作问题向领导提意见,得罪了领导。领导以其地主出身为借口,对他进行批判并开除党籍。两个月后王小波出生,取名“小波”即意在希望这场变故只是一个“小风波”。于是家人将他自幼体弱多病就归结在政治打击上,而且家训是不准学文科。王方名后由吴玉章安排调入人大逻辑学教研室。1957年正值中苏交恶,王方名针对当时中国大学所使用的苏联逻辑学教材,在《教学与研究》上接连发表了几篇论文进行批评,于是被毛泽东接见并设宴款待。即使这样,王方名精神人格还是萎缩了。母亲宋华又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家庭,加之生活的极端贫困,由此造成了王小波悲惨的童年、孤僻的性格、邋遢的习惯和冗杂的阅读,而这些对他日后为人为文影响巨大。

如何处理“文革记忆”成为解读王小波的关键。他说:“如果我要把这一切写出来,就要用史笔。我现在还没有这种笔。”(25)“我写的细节都是非常真的,大结构可能是假的,好多细节都是真的。年轻一点的人看了可能觉得是瞎编,像黑色幽默。”(26)但是王小平却说,他的写法还是浪漫主义的,“其实当时的很多痛苦,他还没有真正写进去。如果他把他们当时真的住的什么房子、吃的什么东西都写进去”(27)。这就出现了“在场的缺席者”问题,王小波笔下的“文革”很多都是他虚构和想象的,如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的有关贺先生跳楼自杀后惨状的描写,王小平就指出“那是他编的。”(28)对于像艾晓明这样有真切的“文革记忆”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可以读出王小波荒诞故事背后的反讽意味和历史反思,但是对于“年轻一点的人”来说,由于历史经验的“断裂”和历史教育的“缺失”,他们对王小波小说的阅读仅仅止步于表层的荒诞故事,读到的仅仅是好玩、好笑。王小波笔下的“革命”被严重误读了,他笔下的“性”也被误读了。“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种写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我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29)这其实透露出王小波对描写“性”的暧昧态度,他虽然意识到这样写性容易引起“非议”和“媚俗”,但是还是坚持这么写,这就意味着小说对“无性”历史的批判有被大众文化曲解的危险。王小平后来反思,认为“小波辞职写作,我怀疑是否削弱了他与生活的纽带。”“我怀疑他的隐居生活使他脱离生活和具象。”(30)从《青铜时代》开始,他越来越依靠想象力和虚构。一旦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失去了联系,就逐渐沦为文字的游戏。对“有趣”的过分强调,导致他沉溺于自己的想象力和机智中无法自拔,于是小说中原有的“荒诞/真实”的反讽空间倒塌了,小说的独特价值也随之消失。“智慧”沦为小聪明,“性爱”沦为色情,“有趣”沦为好笑。“喜欢我小说的人总说,从头笑到尾,觉得很有趣等等。这说明本人的作品有自己的读者群。”(31)这本来是需要作家反思的。香港将《黄金时代》误读为《王二风流史》,这样的误读在90年代的大陆吊诡地出现了。戴锦华在分析王小波被“书写成文化英雄”时特别强调周星驰《大话西游》在大陆的传播,她准确地将“王小波热”放置在90年代大众文化的范畴里进行评价。于是,王小波的小说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年轻读者并非关注“历史的反思”,而是“荒诞”故事中所蕴含的“自由”(其实是“无规矩”)、“嘲讽”(由于失去了历史内涵,变成了情绪化的发泄)和反抗权威的快感。他们消费着王小波所谓的“姿态”,以此来标榜自己青春期的“叛逆”。

四、在不同评价之间

“王小波热”产生的语境是:他的创作主要集中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中期,而对他小说的消费是在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对王小波反差巨大的评价正是80、90年代文学转型的结果,即王小波本人的创作诉求是严肃的知识分子写作,但是对其的阐释、消费和塑造是由资本话语完成的;其人其文的异质性使主流文坛和学界一时难以评价,而大众文化对他的遮蔽更增加了评价的难度。

由于家庭遭遇,王小波不喜欢现实主义文学。他特别不喜欢托尔斯泰,特别不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真即是美”的文学理论,他始终强调“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由小说来负道义责任,那就如希腊人所说,鞍子扣到头上来了”(32)。王小波第一次高考报考的是中央戏剧学院,在面试中就表达了对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满,结果被刷了下来。而且“后来读大学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大影响,小波的思想真正形成还是从这三年(指1971年回京后的3年,引者注)的闲读开始的。”(33)在思想层面上,王小波更倾心于英美消极自由主义,如罗素、奥威尔的《1984》等。但从“五四”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更倾向于法俄式的革命,于是欧陆唯物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中国知识界最主要的话语资源,着也是80年代文学“隐形的文化资源”,而自由主义话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加之王小波对数学、逻辑、技术等方面的涉猎,更加深了他的话语异质性。王小波的文学阅读在三个方面构成了他小说的面貌:第一是古今中外的具有通俗文学色彩的文本,第二是中国现代优秀的翻译文学,第三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王小平曾多次提到,王小波从小就很喜欢马克·吐温的小说,对父亲藏书中的《古代笑话集》和《太平广记》也爱不释手。据朋友回忆,王小平王小波兄弟俩为了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用照相机将小说全部拍下来,然后在墙上打出幻灯片看。因此,王小波的小说里面有通俗文学的元素,他特别喜欢“佛头着粪”式的戏谑。王小波自述他在文学上“师承”查良铮先生翻译的《青铜骑士》和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杜拉斯的《情人》。因为“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34)翻译文学一方面让王小波体会到现代汉语写作的优美,而另一方面则是,他通过翻译文学模仿了后现代的叙事技巧,对卡尔维诺、尤瑟纳尔、莫迪阿诺和杜拉斯的津津乐道属于这个方面。李银河回忆说,王小波非常喜欢法国新小说,主要阅读的是柳鸣九主编的一套20世纪法国小说。上文多次强调王小波的英语不好,在美国也没有接受良好的文学教育,目的是想指出王小波并非真正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髓,他只是对翻译文学的简单模仿。王小波曾向朱伟解释,要是不提“黑色幽默”,他的小说根本就不能出版。通过给自己的小说贴上“黑色幽默”的标签,既暴露出王小波渴望被主流文坛接受、认可,又暴露出他对文坛发展的无知,因为对包括“黑色幽默”在内的西方现代派的提倡是80年代前期的文学热点。

文学的“圈子化”是80年代文学的一个特点,但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差异、话语资源的异质,尤其是王小波孤僻的性格,导致他始终无法融入某个圈子。刘心武回忆说,他与王小波结识是在一个朋友的沙龙里,但是王小波只是坐在角落里,也不说话,以至于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也没有人注意到。丁东也说:“《黄金时代》出版以后,北京作协有一次开会请了他。他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就不想再参加了,因为他觉得讨论的话题实在没什么意思。”(35)虽然王小波经常在私下表示对王朔的理解和欣赏,研究者也经常将“二王”进行比较并刻意拔高王小波,但是二人的命运则完全相反。这是因为王朔在崭露头角的时候,是被视为“80年代文学”中人的,他最早感受时代风气而“下海”,探索市场经济下文学的新形态则被当时的主流文坛视为背叛。相反,王小波却不是“同道中人”,他始终希望被主流文坛接纳却不得门径,他身后被大众传媒炒作成那个样子,恐怕是违背王小波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想象和坚守的。

在作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学院知识分子的文学史书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王小波未能进入文学史书写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现当代文学学科在90年代的转型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人文精神讨论”中,陈思和重新提出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蔡翔也意识到“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在“纪念碑已经倒下”和市场经济汹涌到来的双重冲击下,学院知识分子亟需建立自己的评价标准。于是,他们从“广场”回到“书斋”,从空疏的论争回到扎实的学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2001年10月新浪网举办“您最心仪的作家”评选活动,路遥和王小波本来不在50名候选作家之列,但是因为得票率特别高而被作为特例列出。新浪网的评选标准显然是借助学院知识话语的,但是评选结果的出人意料显示出学院评价标准与大众评价标准的严重对立。如果说在当时主流文坛和学院知识分子看来,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显得很“旧”的话,那么王小波在他们眼中显然太“怪”、太“随意”了,他没有任何规矩的叙述和无所顾忌的想象,尤其是大部分作品还没有达到他所谓“最后定稿的感觉”,导致他的小说很难达到学院知识分子有关经典的标准。王小波戏剧化的一生恰好成为80、90年代文学转型的一个症候,对其人其文反差巨大的评价正是由于创作和阅读时语境的“断裂”和“错位”,即90年代逐渐兴起的大众文化标准对学院知识分子所坚守的80年代精英文学标准咄咄逼人的挑战。于是,在大众文化眼中,王小波是一个“英雄”,而在学院知识分子眼中,他依然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

①丁东.小波的人生选择——与李银河女士谈王小波[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67.

②③④⑤⑦⑧⑨⑩李翊.王小波的大学与留学生活[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49-252.

⑥王伟群.黄金时代的革命、爱情与荒诞——关于《黄金时代》的对话[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12.

(11)(26)田松.以理性的态度[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94-105.

(12)(14)(15)(17)(18)葛维樱、武鹏、陈超.王小波艰辛的成名[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57-259.

(13)(23)(35)谢泳、丁东.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33、136、136

(16)李银河、韩袁红、藏策.关于王小波的对话[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

(19)(20)朱学勤.1998年:关于陈寅恪、顾准、王小波[A].见: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219、218.

(21)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3.

(22)李银河.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744.

(24)李银河.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王小波[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59.

(25)王小波.似水流年[A].见:陆元昶.王小波全集第四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21.

(27)(28)艾晓明.成长岁月——与宋华女士、王小平先生谈王小波[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93-194、191.

(29)王小波.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33、34.

(30)何多.一个被误读的文坛异数[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682.

(31)王小波.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34.

(32)王小波.小说的艺术[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9.

(33)王鸿谅、魏一平.王小波在大院的日子[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34.

(34)王小波.我的师承[A].见: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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