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钟惺散文的艺术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特色论文,艺术论文,论钟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钟惺的散文长期以来受到不少人的贬斥，这是不公正的。其实，钟惺的散文意蕴深厚，文笔灵转，描写传神，语言生涩而别有滋味，内容上多有可取，艺术上极有特色，在晚明的散文天地里独树一帜，对当时和以后的散文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钟惺 散文 幽深孤峭 厚灵
钟惺是晚明竟陵派的主要代表作家，生前名满天下，卒后毁多誉少，他的散文长期以来受到不少人的贬斥和鄙薄。“脱离现实生活内容，追求一种‘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形式主义倾向更为显明”[1]、“支离破碎，文气不畅”[2]，这是解放后几十年中流行的一些说法。应该指出，这样的评价不符合钟惺散文创作的实际，因而是不公正的。只要我们不带偏见，认真研究一番《隐秀轩文》，同时考察一下其他散文作家的创作情况，就会发现，钟惺散文在思想内容上多有可取，在艺术上极有特色，在晚明散文创作的天地里可谓独树一帜，对当时和后来的散文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
钟惺早年生活的时代，文坛复古与革新思潮并存。他开始写作诗文是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派入手的，不自觉地走了一段拟古的道路。后来受文学革新思潮的影响，转而向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学习，这个时期写作的作品虽常为人称许，但大多没有自己的面目。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中进士以后，他对走过的创作道路作了一番深刻的反思，决心另辟蹊径，卓然自立，这就是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中所说的“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可以这么说，“别出手眼”，努力创新，是钟惺文学思想的根本特点，也是他后期诗文创作取得很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钱谦益将钟惺的作品斥为“鬼趣”、“诗妖”，显然是偏见，而用“深幽孤峭”来概括其创作旨趣，倒可谓独具只眼。“深幽孤峭”集中体现了钟惺的美学追求，虽然《隐秀轩集》中的作品并不都是“深幽孤峭”的，但这四个字确实代表他诗文创作的主要艺术风格。
就钟惺的散文创作而言，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意蕴深厚，耐人咀嚼
近代的林纾批评钟惺之文“时病流走，过目即逝，不复耐人寻绎，谓之轻可也。”[3]在笔者看来，钟惺之文并不“轻”，而林纾的这一批评倒是轻率的。钟惺论诗文创作时反复提到一个“厚”字，“厚”是他的一个重要美学追求。所谓“厚”，就是指作品包孕丰富，意蕴深厚，能令读者反复咀嚼，玩味不尽。如果说钟惺的诗歌能称得上“厚”的作品并不很多，那么他的《隐秀轩文》中则不乏这样的作品。
《浣花溪记》被公认为是钟惺散文中最能体现“幽深孤峭”艺术风格的代表作。这篇记游名作写得意蕴深厚，颇耐人寻绎。文章开头作者以简洁的笔墨描绘浣花溪“纤秀长曲”、“窈然深碧”、“水木清华”的优美景色，令读者神往。然而，作者的用心并不是单纯地描绘景物而已；他强调写景之作，“须要于景物之中而情思贯通，斯为得矣。”[4]只要我们从容涵咏，自会体味出他所描绘的浣花溪深幽清冷的景色之中隐含着“幽情单绪”——那种对现实冷峻的思考、独特的感受和孤傲的人格。文中在瞻仰了颇为“清古”的杜甫像以后，作者情不自禁地发了一段慨叹：“……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这儿不仅有对杜甫苦难经历的同情，更有对他博大胸怀的敬仰。倘若我们联系钟惺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经历细细咀嚼一下，那么就可感到这段文字言外之意隐隐隆隆，其中似乎有对时势的隐忧，有对自己境遇的感慨，也有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文章结尾以闲笔补写出游情况：“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这两句实乃全篇之警策，既寄寓着对权官俗吏强烈的鄙薄之情，又表现出自己“不食人间烟火味”的孤衷峭性。
《代荐辽东阵亡将士疏》是篇不足四百字的短文，反映的却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辽战惨败，包孕的东西很多。赞颂辽东将士的爱国精神，沉痛哀悼他们的为国捐躯，这仅是此文意蕴的第一个层面；文章的用心着力于探究辽战惨败的原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次辽战惨败的直接原因是边计失策，军纪松弛，而根本原因在于朝廷用人不当，治国治军方略有误。“时当致命，何异一毛；将不成功，徒枯万骨”，朝廷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罪责，作者的愤慨溢于楮墨。这是本文意蕴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意蕴还有第三个层面。辽战的惨败触动了作者胸中的块垒：“某等敢闻国恤，舍杼轴而他求”，这其实是气话，言外之意是抒发久抑下僚的不平和报国无门的孤愤。
钟惺非常推崇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题跋，认为“题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领，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发之，落笔极深、极厚、极广，而于所题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义未尝不合，所以为妙。”[5]他本人写的许多题跋小品如《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题焦太史书卷》、《跋袁中郎书》、《自题小像》等就是如此，善于借题发挥，文字极简，却往往有独到的见地、深刻的感受和郁勃的真情。
2.文笔灵转，一波三折
钟惺的散文创作不仅追求意蕴的深厚，还强调艺术表现时的灵心妙手，即所谓“厚出于灵”。钟惺的散文大多以灵转之笔，一波三折地进行叙事，展开议论和抒写情怀，使作品显得跌宕有致，既富有层次感，又灵动有趣。
《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是《隐秀轩文》中“厚出于灵”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开头首先就出版书籍一事提出一个主张：取富者有余之赀财，拣文人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认为这是两全其美的快事。紧接着用“然而”一转，补写出当时令文人们沮丧的事实：“苦不相值”。进而分析其原因，不是人为，而是天意：造化不肯“浚膏脂以泄其精神”，这个带有几分幽默感的解释其实包含着作者胸中的不平，所以下面一句大发感慨：“呜呼，此赀财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作者的这一感慨是由友人募刻吴越杂志一事引起的，于是下文很自然地转到对此事的述评上。在肯定吴越杂志是“地史之董狐”，具有很高的价值后，笔意忽来个转折，“募刻于好事者，而多不能给”。又产生联想，同东汉时蜀地富人赍钱十万刊刻扬雄《太玄》，求载一名而不许作对比，使作者对世风日下的感叹不言而喻。文章最后只几句，却写得潜气内转：先从上文所述好书因没钱而难出，巧妙地通过文坛巨擘钱谦益的话转到“俚诗恶集”却因有钱而大量刊刻，接下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时文意又作一转：“无损于精神，而徒用其膏脂，亏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在委婉的怨天之中，表达了作者对优秀著作日益被埋没、劣质书籍充斥市场的浓重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不平之鸣。从行文看，这篇文章确如陆云龙所赞赏的：“疏宕灵转，一珠九曲。”[6]
钟惺的许多尺牍小品也往往写得一波三折，摇曳多姿。如《与郭笃卿》，信的开头告诉好友郭笃卿这次入蜀的路线和两人会晤的可能性，总共才三句话，意思却两转折，字里行间表现了对师友的深情。第二段忽然改谈对星相的看法，文笔更见灵转。由于作者平生不喜星相，而陈生是“星家之极验者”，所以自然产生“欲去而之他邑”的念头；转而一想，象好友和自己那样不喜星相的人毕竟“百无一二”，绝大多数人相信此术，因此对陈生的态度不该绝对地排斥，“幸随分推广”；虽然如此，“但莫荐之钟伯敬一流人耳”，因为钟某这样的人决不肯随波逐流。文章写得如此一气流走而又曲折多变，怪不得陆云龙批道：“每读先生文，有一波未竟，一波又兴，一峰方转，一峰又出，令人不暇应接，而尺牍犹甚。”[7]
3.绘景写人，妙在传神
《隐秀轩文》中有许多山水游记和写人的作品，善于为山水景物和人物形象传神写照，是这些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
钟惺的游记佳作如《浣花溪记》、《梅花墅记》、《修觉山记》、《岱记》、《游武夷山记》等，往往能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将对山水景物独特的审美感受生动、真切地传达出来。请看《梅花墅记》的开头对三吴风光的全景描写：
出江行三吴，不复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抵皆园也。乌乎园？园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动植者为花鸟，往来者为游人，无非园者。然则人何必各有其园也。身处园中，不知其为园，园之中各有园，而后知其为园，此人情也。
作者凭借特有的审美灵眼，抓住三吴景象“大抵皆园”和“园于水”这一特色，用排句和具有画面感的语言尽情地加以描绘，令人读后如入画境，并受到洋溢于字里行间的作者喜悦之情的强烈感染。
《隐秀轩文》中写人的作品不外是传记、赠贺、哀祭、行略、墓志铭之类，而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则有各色各样，如医生、诗人、商人、座师、亲人、失意士子、下层官吏、家庭主妇、自学成才者等等。作者在描写他们时，并不注重外貌的刻画，而是追求人物的传神写照。他善于选取典型事例，采用白描手法，活现人物独特的个性。请看《李少翁传》中对主人公李少翁这位江西名医的一段描写：
其人沉默长者，入门无流视，无媟媒言，未尝预问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一着腕上，形神忽往。久之，指离于腕，徐以一二语发病者隐结，无不汗下吐服。少焉投药，犹掇之耳。余尝谓翁诊脉甚苦，而投药甚快。余始不识翁，属余季弟妇病风眩，状类尸蹶，举家喧言“瞑矣”。翁至，视其脉，“治也！”进一匕而苏。期以逾月，法当病如前，再进匕乃绝。已而果然。
这里只写了传主替人治病的两个事例，笔墨不多，然而由于材料典型，描写传神，李少翁沉默寡言的个性特征、“诊脉甚苦，投药甚快”的医疗作风和妙手回春的神奇医术便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值得一提的是，钟惺在刻画人物的独特个性时成功地运用了“同中见异”法。《白云先生传》中的陈昂和《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中的魏象先都是以诗人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之中的，而且他俩生前都曾痛哭流涕过，这是两人之所同。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选取两人诗生活中最富典型意义的片断着力地加以描述，使其独特的个性得到充分地展现，于是读者便可从他们的同中见出异来。陈昂平时过着席床瓦灶、食不果腹的穷困生活，写诗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生命的价值所在。当林氏兄弟称美他的诗，他便面壁痛哭，这既是他长期“自隐于诗，性命以之”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和创作成果一旦获得知音时那种以哭当笑的情感喷薄，也有这位“老贱晦辱之尤“的布衣诗人的几分不平之鸣。同陈昂相比，魏象先的出身、际遇、个性有着明显的差异。他高才奇骨，为一时闻人，却仕途坎坷，遭人忌毁。当他被迫带病应试，竟受到“用下考放其诸生”的重大打击后，心态失衡，归作《六等吟》，尽情地“嬉笑痛哭”，这正是借以渲泄其胸中长期郁积的垒块不平之气，同时表现他卓荦横佚的诗才和放胆直言的可贵品格。
4.语言生涩，别有滋味
陆云龙评论钟惺的写作，“工苦之后，还于自然。”[8]钟惺散文的语言，确是经过字推句敲、千锤百炼的，不过在笔者看来，“工苦之后，还于自然”的作品是少数，而出之以生涩的作品为多数，这部分作品代表了钟惺散文独特的语言风格。比如《游武夷山记》：
左行十里，道旁得一门如窦，易筍舆而入。坦步二里许，丹霞障玉柱、火焰二峰桀竖，上乱烟日，群峰夹之。径渐仄，两壁相拒，如行三峡中。水间关厄于石，纡直不自由者为涧，而不能为溪。然舁者亦跣而频济。石益束，厥势殆交，交则为洞，如小桃源而大，险倍之。洞穷径出，复有天日，乃睹水帘洞。有壁，壁高而頫，故所覆甚远，去壁数百武，已觉晴日内余飞如雨。久之，始知流从壁上来，屋挂于壁，栏周之。拾级凭栏，如人执喷壶往来绝顶，飘洒如丝，东西游移；或东西分，弱不能自主，恒听于风。洞以水得名。
作者下字较生硬，句式长短错落，读起来不免有点拗口，咀嚼一下略带涩味。
“宁生而奇，勿熟而庸。”[9]钟惺的这一美学追求体现在散文语言的运用上，就是往往在遣词造句时打破常规，别创一格，在生涩中见出奇崛来。比如，排比这种修辞在散文中常被用在议论和描写时，而钟惺有时在记叙时也来尝试一下：
先一日遭侦者于途，有传先生讣音者，叱焉，唾焉，以为作是语者狂邪。入其里门，先生家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骇焉，进使者问故，噤不能言者食顷，曰：“予何为是惘怳者，悸邪？”登先生之堂，不见先生，哭焉，奠焉，已，自意曰：“兹帷内帷外，堂上堂下，剪纸树旐，籍籍纷纷者，梦耶？”（《告雷何思先生文》）
这段文字运用虽不十分严整、仍可看作排比的句式层次分明地记述了作者拜谒雷先生的经过，非常真切地传写出惊闻噩耗后由不敢相信到不忍言说的心态变化，使读者从这别具一格的行文中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内心因失去恩师而产生的极度悲痛。又如，为了突出对某些动作的描写，作者有时采用适当变换词序的方法，请看：
念舆差逸和听于人，且神惧焉，与形劳正等，毋宁步而听于己。乃以其身与童与杖并而步。前其杖，则步追之；步前，杖亦追之。身所不能得于步，则视童与杖；步所不能得于童与杖，仍视舆。（《岱记》）
如此描写从十八盘上登三天门的情景，使作品语言增强了画面感，“形如现代电影艺术只是运用步履、手杖、乘舆的特写镜头，串联起来给人留下一个人在童子帮助下长途跋涉于山路上的强烈印象。”[10]
二
别林斯基谈到文学研究时曾说过：“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必然确定他底创作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底理解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人作一比较。”[11]竟陵和公安两个文学流派后先崛起，就其性质而言，都是晚明文艺革新思潮的产物，吴调公先生形象地喻之为互相辉映的“晚明文艺启蒙曙色中的双子星座”[12]。由于是由同一历史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文学革新流派，所以两派在审美追求、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当我们考察了竟陵派的主要代表作家钟惺散文的艺术特色之后，为了恰如其分地给他在晚明的散文天地中定位，有必要将他同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作家袁宏道作一比较。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提出的这个文学革新的主张，不仅是公安派、同时也是后来竟陵派文学思想的核心和诗文创作的根本原则。就散文创作而言，这个主张包含的审美追求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真”，即抒写从胸臆中流出的真情，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二是“灵”，即艺术构思时的灵心巧运，下笔时的灵活多致；三是“趣”，即自然天成，活泼有趣；四是“奇”，即不同寻常，也就是艺术上的独创。这四个方面乃袁宏道和钟惺共同的审美追求，在他们多数的作品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应该肯定，袁、钟的散文创作，对明七子的拟古文风是个有力的批判，对以“载道”为目的、写得一本正经的传统古文是个大胆的突破。
由于袁宏道和钟惺所处的时代有先后之别，两人的个性、际遇、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因而在审美追求、文学思想和散文创作等方面又表现出各自的特色。
袁宏道卓立于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的时代，他高举革新旗帜，强调“不拘格套”的新变，而于如何学古和继承传统有所忽视。钟惺崛起于袁宏道同时而稍后，对明七子和公安派的毛病都能看到，于是一方面继续高举革新旗帜，批判复古派的剽窃模拟，另一方面重视学养，提倡在求得古人真精神的基础上别出手眼。袁宏道为人坦率潇洒，适性任情，无所顾忌，是一种外向型的性格。钟惺为人严冷如冰霜，简交远俗，孤傲自守，是一种内敛型的性格。袁宏道的散文创作追求一种清新明畅之美，表情达意往往显豁直露，语言通俗流畅，总体风格灵动俊快。我们读袁宏道的散文，如吃鸭梨，脆甜爽口。钟惺的散文创作追求一种冷隽奇崛之美，表情达意多为含蓄婉曲，语言生涩拗峭，总体风格幽深孤峭。我们读钟惺的散文，如食柑榄，苦涩而有回甘。
从以上的评析和比较中，我们可看出，钟惺的散文是继袁宏道之后晚明文苑中开出的又一枝奇葩，其冷香幽韵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魅力。
号称“卷帙浩博，亘古所无”的《四库全书》竟没有著录钟惺的《隐秀轩集》，对这种取舍的不公，鲁迅先生曾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指出：“在《四库全书》中，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作品也大受排斥，其实这两派作者当时在文学上影响是很大的。”钟惺的散文和他的诗歌一样在其生前曾风靡天下，他的好友沈春泽在《刻印〈隐秀轩集〉序》中写道：“自先生之以诗若文名世也，海内无不知有《隐秀轩》者。……后进多有学为钟先生语者，大江以南更甚。”钟惺逝世以后，虽有钱谦益、顾炎武、朱彝尊等人相继贬斥他的作品，但充分肯定其作品价值的亦自有人在。如主持编刻《钟伯敬先生遗稿》的徐波在此书序中赞美钟惺的诗文“斧凿久而渐近自然，波澜阔而乍如平淡。”陆云龙慧眼高识，将钟惺列为晚明小品十六名家之一，并高度评价其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
……至其为文，类曰：“宁选而后作，无作而后选。”则其锤炼、刳剔、推敲，皆备良工之苦心者。故其苦于锻局，若九嶷、三湘之潆回曲折，妙有天造地设之奇；苦于运笔，若湘水、巫云之飘忽飞流，极有轻扬灵活之致；苦于修词，若乌林、梦泽之烟索风织，曲具菁葱纹縠之观。宁简无繁，宁新无袭，宁厚无佻，宁灵无痴。工苦之后，还于自然。故出于品题，则真品题；出为经济，则真经济；巧与法并，无如先生。[13]
后来，陆云龙又刻评《钟伯敬先生全集》，充分肯定其“自辟天地，不落剿腐诸习”的独创精神。
钟惺的散文尤其是小品散文以其独有的特色和魅力影响了晚明小品文作家的创作，其中突出的有刘侗和张岱。
刘侗和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记述北京地区的景物名胜、岁时风俗，从语言运用到意境创造，可谓深得钟惺游记散文“幽深孤峭”之神，不同的是，多了一点灵活之致。
张岱的小品文创作在晚明可称得上是位大家，周作人在他的《中国文学源流》中指出：“向来公安、竟陵两派文学融合起来，产生了清初张岱（宗子）诸人的作品，其中如《琅嬛文集》都非常奇妙。《琅嬛文集》现在不易买到，可买到的有《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两书，里边通有些很好的文章。这也可以说是两派结合后的大成绩。”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文学革新运动影响下产生的晚明小品，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不仅为我们传统散文的发展开拓了新天地，而且沾溉了清代和近现代散文小品。郁达夫曾敏锐地看到公安和竟陵的诗文创作对后代的影响，他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指出：“由来诗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总以抒发性灵，归返自然为标语。唐之李、杜、元、白，宋之欧、苏、黄、陆，明之公安、竟陵两派，清之袁、蒋、赵、龚各人，都系沿这一派下来的。”五四时期，散文小品发挥了特殊的战斗作用，其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4]，倘从艺术渊源来探究，不能不说是受到中国古典优秀散文、尤其是晚明小品文的积极影响。
注释：
[1]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
[2]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第三册。
[3]林纾：《春觉斋论文·忌轻儇》。
[4]钟惺：《词府灵蛇》元集，李商隐《隋宫》、《马嵬》二诗批语。
[5]钟惺：《摘黄山谷题跋语记二则》。
[6][7]陆云龙：《十六家小品·钟伯敬先生小品》批语。
[8][13]：陆云龙《十六家小品·钟伯敬先生小品序》。
[9]钟惺：《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泽民李端叔范文穆姜白石王济之释参寥诸帖》。
[10]尹恭弘：《论竟陵派在明代诗文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11]见《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第219页。
[12]见《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
[14]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标签：散文论文; 袁宏道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特色论文; 钟惺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文化论文; 语言特色论文; 陆云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