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视角下的美国战略东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视角论文,权力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3)01—0055—05
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F.K.Organsky)对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史进行研究，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他认为，战争来自于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大国内部的权力增长过程，而大国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当大国间权力的再分配出现“持平”趋势时，最容易引发国际冲突。背后的逻辑必然用我们的通俗语境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导致冲突。考虑到当前美国战略东移的现实，其后隐藏的国际社会的权力转移更加引人注目。
一、美国重返亚太
2012年11月6日，奥巴马“有惊无险”地保住了总统宝座，48小时内白宫就宣布，奥巴马将于11月17日至20日访问泰国、缅甸、柬埔寨，并将出席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第21届东盟峰会的消息。并且11日，希拉里开始了为奥巴马“打头阵”的亚太之旅。在访问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后，在泰国与奥巴马会合，随其访问缅甸，然后一起出席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峰会。而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14日刚刚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然后访问泰国，之后还将参加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大选刚胜出，奥巴马就立即出访亚太地区国家，而且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三巨头”在不足10天内“骤然齐聚”一个地区，这在美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奥巴马对亚太地区进行如此“豪华外交”活动，再次表明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决心和意志。
2009年7月，希拉里借参加东盟区域论坛之机，在曼谷向世界宣告施瓦辛格式的宣言“美国回来了”，如此高调，霸气侧漏。显然美国学者班·布鲁门撒尔和亚伦·弗里德贝格提出的重返亚洲理论得到了高层的认同。自奥巴马上台以来，高调重返亚洲几乎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标志。如果说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更多的是停留在外交务虚层次上，那么后来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奥巴马政府确实是实质性地迈开了战略东移的步伐，开始以亚太为中心部署其全球战略。除了之前借助朝核问题出难题，现在更广泛地插手南海与东海的领土争端，且利用争端积极巩固与菲、澳、日、韩等盟国的军事关系，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同时，增加对印度、越南等国的经济和政治投入的力度，巩固扩大盟友阵营，更多次强调自己的太平洋国家身份，称“亚洲的未来与美国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美国前国务卿奥莱布特曾用两个词表达美国的外交政策：领导(leadership)，联盟(alliance)。美国当前在亚太的活动正是要通过巩固扩大自己的联盟体系，重塑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议题的领导权，而背后直指中国。
军事上的部署是美国这次战略转移最重要内容。近几年美国及其盟国在东亚等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此起彼伏，进入了冷战以来的新高潮，力图联合演习体现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巩固和发展双边安全同盟和军事联系，威慑特定国家或特定情势。除了作为先头兵的军演，美国跟着重将其军事存在更加制度化地安排在亚太地区。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部署建立一个规模为2500人的海军陆战队员军事指挥中心，这是冷战结束20年后，美重新在亚太扩大军事基地数量。同时，美国在新加坡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在菲律宾选择以轮换方式定期驻扎军队。这种军事上的威慑性力量的区域性强化无疑显示出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在2012年1月推出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优先事项》报告中，提出所谓的“战略再平衡”的亚太地区军事部署方略，作为美军未来调整军事力量、优化全球战略部署以及确认应对威胁的新军事重点任务的核心环节。[1]
经济上的因素是美国战略东移的重要因素。当前美国在亚洲的投资已超过它在欧洲的投资；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也已远远超过与欧洲贸易额。①而且东亚的区域经济联合蓬勃开展，美国对此如坐针毡。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架空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的突破口。虽然2006年正式生效的TPP成员最初只有新加坡、文莱、智利及纽西兰4个创始国，不过在美国推动下，尤其是最近两年的发力鼓动下，伴随着日本的加入，成员国已经覆盖太平洋两岸10个经济体，而且现在还在与多国进行谈判，大有成为跨太平洋自贸区的潜力。在经济上对亚太区域的联合釜底抽薪，企图抽空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价值。
政治外交领域是美国这次战略东移的主战场，毕竟军事上的威慑是游离于悬崖之边的艺术，政治外交上的手段更加实用。理论上“重返亚洲”、“前沿部署外交”、“转型外交”、“战略再平衡”等一系列新理念不断涌现。实践上利用中国周边的种种争端为契机，全方位展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对东南亚，2009年7月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0年成为东亚峰会的观察员国，在2011年成为正式成员国。不仅将会议议程作为制衡中国的工具，对其中小国更是威逼利诱，不仅努力巩固和菲律宾、泰国的传统友谊更是加强对缅甸，柬埔寨的政治外交攻势。这次出访，奥巴马在自己紧凑的行程中硬是挤出6个小时出访缅甸。除了致力于拉近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对日韩这两个传统盟友美国更是不敢懈怠，军事同盟的强化，领土问题上的偏袒与支持，美国正竭力让日韩成为对抗中国的墙头堡，尤其是在菲律宾实力不济的情况下。美国的触角甚至伸出东亚，对印度也在调整政策，深化美印在军事、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合作，鼓励印度在亚洲和全球发挥更大作用，以形成对中国的牵制。
可以说，美国这次战略重心的转移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美国战略东移已成既定事实，如何认识这次转移呢。笔者基于现实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理解这次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的关键就在于理解世界权势格局的变换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二、战略东移的原因在于世界权力的中心的东移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作为霸权理论的集大成者，强调经济效率和政治、军事力量是霸权的两个核心维度。他认为国际体系是“均衡—失序—再均衡”的循环过程。而长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在研究国际政治生活规律时，发现了全球政治的一种周期变化，每个特定的周期都是以一个霸权国或国家集团为中心，在经历全球战争、世界强国、非正统化、分散化4个阶段后，霸权国确立起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且为体系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周期兴衰大概是要经历100～120年的时间。[2]并且莫德尔斯基认为世界政治周期的变化与世界经济周期变化有着某种本质的关联，也就是霸权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往往与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相伴而生，互为因果。而从19世纪末，美国经济坐上世界第一宝座，正好过去一个多世纪。这是否说美国的周期也要到了呢，如果比较比较中美之间GDP占全球比重走势，似乎这个周期律正在发挥着其作用。
奥根斯基也认为，权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因素”，即“工业化”使得不同国家出现了增长差异，从而决定了大国间实力的再分配，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差别巨大，这恰恰是权力变更的基础。这些表现可以概括为：是否启动和顺利地实施工业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进程中社会—经济系统的转型是否能有效地支持工业化的尽快发展，政府是否能通过提高组织与行政管理的效率来推动工业化的持续，这一系列的因素已经成为判断国家间权力变化的“关键指标”。[3]保罗·肯尼迪就曾经预言：亚洲崛起势不可挡，欧美即西方世界将随之没落。[4]而亚洲的崛起带动了世界权势中心的转移。
二战后亚太整个区域迅速发展，上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的复苏，60年代出现亚洲四小龙。但这些都不如80年代中国的觉醒对国际体系影响大。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剔除价格因素后年均增长9.4％，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增速相当，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的3倍强，位居世界之首。[5]美国“9·11”后，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美国忙于反恐、2008年之后欧洲深陷泥潭、美国复苏乏力的战略机遇期，利用这10年启动了新一轮发展使本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超过其他地区。[6]自2001年以来，中国先后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中国在国际中话语权的增加，外加几十年外交关系的铺垫，在联合国、在IMF、在G20中，中国都成为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力量甚至主导力量之一。而这种成长的背后宣示的是世界权势中心的转移。可以说亚太的崛起本质上是中国的崛起，世界权势的东移本质上是向中国移动。而这也是美国最为害怕的，小国的兴衰不足以对大的国际格局产生质的影响，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大国基值、霸权潜力的国家才是美国所担心的。
三、战略东移的进程受到世界权势东移进程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亚洲的整体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相应的世界权势中心的东移也是一个过程，而美国的战略东移的进程明显受到世界权势东移进程的影响。1896年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曾说过：“人类的历史开始于地中海时代，接着是大西洋时代，现在它进入了太平洋阶段。”[7]与国务卿约翰·M.海的预言：“地中海是过去的海，大西洋是现在的洋，太平洋是未来的洋”，鲜明地反映出美国领导者这种政策随权势变化而转移的思想。
历史上，自从美国冲出美洲的藩篱走向世界，亚太就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点地区，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就率先提出“太平洋世纪”一说。不过长久以来，亚太之于美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平衡的方向而从不是战略重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说因为亚太地区重要性愈发凸显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存在也越发强化。二战后，世界重心转向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对外战略重心也随着与苏联的争霸需求而逐步变化。美国亚太地区的存在有增无减。美国构建的亚洲安全体系从日本经韩国、中国台湾，穿过东南亚经巴基斯坦到当时的伊朗与伊拉克，美国将中国和苏联牢牢限制在这条曲线之内。而随着日本复苏、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亚太地区越发重视。冷战后，美国一度放松了对亚太的关注，而现在伴随中国，一个具有大国权势基值的国家、一个具有霸权潜力的国家、一个霸权理论中典型挑战国的唯一潜在可能的国家的崛起，美国战略重心也随之移向东方。小布什上台之前本就打算对亚太重兵压境，只是“9·11”事件把美国的视角转向非传统安全。不过奥巴马上台后的调整可以视为小布什意愿在八年后的更新版本。而且反恐也实现了美国势力插入亚洲腹地的长久梦想。
四、战略东移的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的权势霸权地位
王辑思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支撑性力量。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支撑点是所谓的机制性的制度安排，第二即是美国的经济霸权，第三则是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美国依靠这三点对国际社会贯彻自己的意志，当然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因为这同时也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一个过程。
问题是随着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支撑美国霸权的三个要素正在逐渐崩塌。经济上的霸权早已没有二战后占据资本主义世界半数工业产值的风彩，金融危机更使得美国雪上加霜。中美之间占全球GDP比重走势对比证实了美国在经济领域所承受的巨大挑战。不仅如此，鉴于中国发展的突出成就，“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大有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趋势。美国赖以成名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早已成为人类的共识而失去美国的独特性，而美式民主与自由又随着其树立的一个个“典范”的落寞而吸引力减失。美国在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上面临着极大的难题。而在国际机制层次，在2011年6月18日至19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此次峰会见证了国际社会权力的转移，欧美国家已不再独占鳌头，新兴国家要求均分话语权的呼声高亢。北约内部，建立欧洲自我安全体系的呼声一直没有平息过，而在全球范围内八国集团等发达国家政治集团已经不能独自解决当前的全球治理等问题，G20取代G8已经成为一股潮流。联合国更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摆脱了美国的操控。在经济方面，美国二战初期为了实现自由贸易而建立的一系列经济组织也面临着重新洗牌。IMF大幅提高中国所占成员份额至6％，与日本基本持平。同时还将提高印度、韩国、印尼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份额。WTO作为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组织，只会更有利于制造业与知识产权方面更为强势的国家，新兴国家工业能力的崛起使WTO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色彩减弱。可以说，随着中国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无论是经济霸权还是意识形态霸权还是在国际制度与机制层面，美国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其最突出的挑战者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鉴于其他小国不具有基本的大国基质，故在美国眼中，中国是挑战者中最为危险的存在。
当然，仅仅经济上的变化不一定会直接带动权力的变化。因为实力和权力之间毕竟存在一种转换。在不同的时间采取不同的转换的手段对实际权力效用影响亦大不相同。美国进入21世纪后，相对实力削弱，但是通过“软实力”“巧实力”等一系列新理念最大限度将其实力向实际权力转化，依然保持了一种强有力权势地位。不过，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产权构成的制度结构才是决定其兴衰的核心要素。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其所决定的制度安排最终导致一国制度绩效的差异。当前，通过这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几乎可以认定在这样发展几十年下去，中国必将在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而在权谋与战略上，中国历史上从不缺高手。美国正是看到了这种趋势，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将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向东方，寻求对中国发展的抑制则成为一种必然。
毫无疑问，美国在基于深深地现实主义立场去看待中国，部署自己的全球战略。这种思维正是对权力转移，对自己霸权地位动摇产生的不安全感的真实写照。吉尔平将“成本—收益”分析引入国际关系，认为霸权国初期的扩张会带来利润。但基于效益递减规律，这个国家从扩张过程中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少，而它维持这种控制的成本却越来越大，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也高于边际收益。维持现状变得更加困难，最终导致其衰落。这就是其霸权理论中的霸权必衰说。而新兴的社会享受着较低成本、不断上升的资源收益，以及“落后的优势”。最后，体系中衰落和新兴国家的不同增长率导致一场决定性的权力再分配以及该体系的不平衡。[8]罗伯特·吉尔平用这种表达分析国际社会的变迁，而现在就像是对美国与中国未来的一种预测。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新兴亚洲国家继续发展壮大，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紧接着也持续向新兴的亚洲转移。同时，在美国因自身金融危机而倒退之际，新兴亚洲国家的追赶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在当前世界权势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两大趋势中，中国都是其中旗帜性的存在。不是中国存心去做挑战国，而是现实把中国推向那里。这种世界权势重心的转移和一战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权势转换最相像，而为防止历史重演，美国的全球战略自然要随着世界权势的东移而东移。
五、结语
谁也不会否认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着一种权力转移的游戏，而对这个游戏过程的理解，实现的手段则是众说纷纭。鉴于当前亚太实在是有太多的漏隙，可供中美展开斗争的机会非常充分，而直接大战的可能就会被众多的可能分摊。当然也可能出现各个矛盾集中爆发于某点而引发直接冲突。奥根斯基在其权力转移理论中认为，强大而不满意的国家而言，如果现行机制不能充分表达其意志，权力的增强就会增强其不满情绪及挑战意愿、行为。这个时候强大而满意的国家可能会不断出让部分特权，但决不会让出霸权地位，为此，现行霸主甚至不惜一战。毕竟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是使用军事力量创立并加强了自由经济秩序和规则，而这两国被认为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成功的霸权。[9]不过由于英美之间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而让很多人觉得这开启了大国霸权转交的新路径，而且苏联的解体没有动一枪一炮。的确，鉴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军事上核摧毁的威慑力，大国之间爆发你死我活的战争已然是不太可能。战争毕竟只是政治的工具，当战争的代价大于收益，战争摧毁政治的时候，没有人选择战争，尤其是中美这样的理性国家。而争霸战争的目的无非是比较出双方的强弱，为最终政治上的权力交接创造条件与可能。这种比较并非只有双方直接战争这一条路。英美之间虽然没有直接打仗，但是二战的爆发其实是英美之间的变相较量。而在当前，中国美国之间就必须有一个窗口去释放自己，双方做出较量。现在，美国在亚太实际上并没有直接与中国展开对抗，更多的是通过代理国与中国展开博弈。在这个过程中，稍不留神就会出现走火，毕竟无论南海、钓鱼岛还是台湾甚至朝鲜问题，都牵扯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说中美之间爆发大战不可能，但是局部的冲突却是非常可能，甚至规模会非常可观。
注释：
①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9年美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总额为1.6129万亿美元，而与整个欧洲的贸易总额则为5892.7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