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抉择：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战略性论文,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新中国建立至今50年中，中国先后进行过四次大的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在大约每十余年一次的调整中，中国外交政策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捍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为宗旨。在调整中，中国外交政策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
一、开基立业的战略抉择
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外交战略上所面临的选择，从理论上说主要有三种：一是同苏联结盟；二是同美国结盟；三是在美苏间保持中立。但是无论从新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指导思想方面还是客观的国际形势方面，都决定了开基立业的新中国必然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一方面，1949年6月，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明确阐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2～1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此之前毛泽东还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战略思想。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际，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格局已然形成，客观上中国外交战略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因此，新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既是新中国领导人外交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又是国际客观形势使然。
（一）相互敌视的中美两国不存在发展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美国的经济实力急剧膨胀，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领。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也日益彰显。二战初期，罗斯福就想把中国纳入其对外战略轨道；二战末期，制定了扶蒋反共的政策。随着国民党政权的颓败，美国也曾派出特使以“和谈”、“调停”为名，试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遭到严正拒绝。直到1949年2月，美国仍然想“等待尘埃落地”。为此，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9年8月才离开中国。中国内战的结果， 蒋介石集团全面崩溃，偏安于台湾岛，中国共产党则在大陆建立了新的政权。由于美国顽固地采取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采取了不承认和敌视的立场。
战后，受到法西斯铁蹄践踏的欧洲国家无一不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经济几乎陷于崩溃，一些主要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美国，其对外政策也必然受到美国的牵制。况且，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它们自然也不会轻易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事实。这样，美国不但自己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而且还影响和阻挠其他一些国家承认新中国。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政策，使新中国不可能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只能寻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二）面对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国不可能选择中间道路
二战后初期，美苏两国摩擦不断，到40年代末，两国终于由盟友变成了对手。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 标志着美国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的开始。1949年7月，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实现了欧美军事合作。1947年9月， 苏联东欧国家建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1月， 苏联与东欧五国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实现了同东欧国家的合作。1955年，苏联同东欧国家在华沙缔结了友好互助条约，并设立了统一的武装部队司令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50年代初世界上就形成了两个强烈对峙的军事集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民主人士曾建议，在美苏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既不同美国过于亲密，也不倒向苏联。这条中间道路有可能使中国摆脱冷战的纠葛，在美苏间寻找到平衡点，有利于国内的建设。但是，在战后初期两大阵营尖锐激烈的对抗中，中国外交的选择余地是极为有限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迟迟不愿意离开南京，这就足以表明，美苏都想极力拉中国进入自己的营垒。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就是它的了。”（同上书，第1491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断然采取中立政策，走中间道路，就有可能使中国两面受敌，危及政权。所以，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选择中间道路。
（三）站在社会主义一边是新中国的唯一选择
新中国宣布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从理论上讲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从实践上讲也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28年为之奋斗而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其开国外交的战略抉择必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继续、表现和自然结果。这种抉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当1947年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时，毛泽东即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接受了两大阵营的提法，放弃了1946年提出的中间地带的思想，为“一边倒”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既表明了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局势有着相同的看法，也表明新中国外交抉择的倾向。
共同的意识形态是中苏关系的纽带，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论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在经济建设中，中国都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这一点讲，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战略是同中国的国家制度性质和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事实，使苏联尽快转变了对华政策，对新中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使中国的外交战略抉择成为现实。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时， 斯大林为自己曾不适当地干涉过中国革命向中国代表表示了歉意。所以，新中国成立时，苏联十分重视发展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由此，带动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新中国建交。
二、寻求独立的外交战略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实力有所增强和国际局势出现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被形象地喻为“两个拳头打人”。毛泽东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由“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是新中国第一次重大外交政策调整，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受两面夹击的局面所困，另一方面也有“左”倾思潮的影响。
（一）中苏分歧结束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国际关系处于动荡、分化、改组的转折时期，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由两大阵营对抗开始向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转化。同时，中苏关系在50年代末出现了分歧，导致了“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终结。
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并严重地影响到两国关系。苏联在“社会主义团结、合作”的旗号下，采取了一系列侵犯中国国家利益的做法，致使两国间分歧的鸿沟不断加深。50年代末，苏联提出了有关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样有损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的要求，并对中国炮击金门横加指责。从60年代初期开始，中苏分歧加剧。苏联在中国连续3 年遭受自然灾害之际，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强行要求中国还债，使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此后，边界冲突事件也不断发生。两国的分歧促使中国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并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二）中美敌对关系仍未松动
在两大阵营对抗的形势下，美国所希望的是中苏同盟的破裂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所推行的“遏制”战略，就是要不断地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力。因此，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美国对华政策并未因此有所松动，反而更加强硬。美国认为，新兴的“赤色中国”比苏联的共产主义更极端、更好战，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更大，特别是因中国此间进行了核武器的研制，美国认为中国更具危险性。越南战争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步骤，其目的是颠覆越南民主共和国，将越南作为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基地，并建立侵犯中国的桥头堡。1965年，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的真正目标“不是帮助朋友，而是遏制中国”。美国在东南亚不断扩大战争的同时，还企图在东北亚建立反共区域性组织，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支持印度，加强对台湾的武装等。由此可见，在中苏关系已经对立的情况下，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强烈的相互敌视状态。
（三）崛起的第三世界成为新的同盟军
60年代，国际关系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在殖民体系时期，全世界2/3的国家和65%的人民从属于帝国主义各国的殖民统治。50年代末，由于大国重点争夺欧洲，放松了对亚非拉地区的控制，使亚非拉地区广大国家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到60年代末，亚非拉独立国家已达上百个，同二战结束时相比，全世界的主权国家增加了近两倍。新兴的独立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政策。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由两大阵营对抗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转变的过程中，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对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
面对第三世界的崛起，毛泽东恢复了使用中间地带的提法。1958年，他同巴西记者谈话时说，第三种力量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守势，实际上是对民族主义国家进攻，真正意图是夺取中间地带；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可能成为倾向社会主义的一支力量，或成为社会主义的同盟军。毛泽东的这些看法，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和最终形成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60年代初期，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以及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反对美国的控制，东欧各国则反对苏联的控制。基于这种看法，毛泽东号召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帝、修、反。
（四）国内“左”倾政策影响着外交战略的选择
党的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很快就由于“左”倾思想的发展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失误而中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到60年代中期，极左思潮不仅严重地影响到国内的各条战线，也影响着外交战线。
50年代末以来，毛泽东认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面对美苏两个对手，他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中国的实力有所增强的时候，毛泽东不仅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将改造整个世界。毛泽东改造世界的宏图大略，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国际关系的实际。如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夸大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分析国际问题、把国家关系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前途同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等等都带有这种色彩。受此影响，此时的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单一性，即重点发展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斗争性，即外交政策以打倒帝、修、反三个敌人为主；世界性，即外交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
三、顺时达变的战略调整
7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再次调整了对外政策，放弃了“两个拳头打人”，提出了联合美国反对苏联的“一条线”的外交战略。
（一）中苏关系恶化并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联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加大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力度，在苏美争霸中处于战略攻势。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加之经济危机的冲击，西方阵营内部离心倾向的增强等原因，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而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两国边界武装冲突不断发生，规模不断升级，以致于发展为1969年大规模的珍宝岛武装冲突，几乎将两国推到了战争的边缘。苏联还准备对中国实行核打击，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为减轻苏联的威胁压力，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必须重新调整对外战略。
（二）共同的战略利益促使中美由对立走向和解
面对苏联的威胁，对中国而言，摆脱孤立局面的突破口只有一个，这就是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抵制苏联的威胁。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在60年代末中美关系仍然处于相互敌视状态，但相比之下，美国当时对中国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
对美国而言，在美苏争霸中，由于美国深陷侵越的泥潭，战略态势明显有利于苏联。美国居守势，苏联居攻势。在这种情势下，美国也需拉中国来对付苏联。尼克松在总统竞选期间就表示出了同中国和解的愿望，企图利用中苏矛盾，拖住中国制约苏联，这也给中国利用两霸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时机和条件。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这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于70年代初走向和解。由此，中国也就确定了新的对外政策方针，即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概念，把联美抗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一条线”是中国在特定的国际形势下作出的外交战略决择。与新中国成立后前两次外交政策的调整相比，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它超越意识形态的屏障，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依据。50年代的“一边倒”政策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政策除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外，还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一条线”的对外政策则超越意识形态的屏障，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对外战略的首要地位，这表明中国开始将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依据。这是中国领导人对新中国前两次对外政策调整的成败得失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中国对外政策日益走向成熟的表现。
第二，“一条线”不是中美结盟。联美抗苏只是从战略上联合美国，比起50年代中苏结盟来，这是一种非常松散的联合，双方不受任何盟约的限制，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第三，“一条线”政策的适用范围空前扩大。新中国前两次对外政策的调整主要用于处理同大国的关系，具体地说，主要是用于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而“一条线”战略则几乎囊括了世界上一切国家，不仅包括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包括第二世界国家，即美苏的盟国。这是因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而美苏的盟国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也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世界格局出现多样化趋势的开端，而中国的“一条线”政策正适应了这一发展趋势。
“一条线”战略对国际和国内形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国际上讲，由于中美战略上的结盟，客观上给苏联造成很大的压力。为了在苏美争霸中获得优势，苏联加大扩军备战的力度，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军事技术，忽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冷战的结束和两极世界格局的终结。由此可见，中国的“一条线”对外政策对世界格局的演化有着长期的、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来讲，苏联对中国的威胁由于中美联合而被有效地遏制，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苏关系虽然十分紧张，但是两国间没有发生大战，也没有出现60年代末那样的武装冲突，中国在国内十分困难、动荡的时期赢得了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中美相互接触和关系正常化，大大推动了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为70年代末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联美抗苏毕竟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这个战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结果，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纷争之中，也限制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自由。中国对苏联威胁的估计过于严重，把苏联视为“社会帝国主义”、“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导致中国在一段时间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备战上面，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另外，中国在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上，存在着“以苏划线”的现象，这也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广泛实施。
四、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
80年代以来，中国全面调整了对外政策，彻底改变了70年代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的外交战略，采取了“真正的不结盟的战略”。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即在国际交往中，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根据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注意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建国以来最深刻、最成熟的一次，对直到今天的中国外交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一）国内工作重心的确立是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本依据
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发展。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不论国际形势发生怎样变化，我们都必须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就为中国外交政策确立了依据和出发点。所以，这个时期外交政策的任务就是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实现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
（二）新的国际环境是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条件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是中国一贯的外交目标，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对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强调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认为迫在眉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备战”。这种认识和行动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而且也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正常开展。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苏攻美守态势被互有攻守、各有得失的僵持对峙态势所代替。它们争霸所造成的全局性的严峻对抗局面，因国际和平力量的斗争而趋于既有对抗又有对话的状态。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评价，认为：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希望的，可行的。邓小平在1980年初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985年邓小平又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05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这里提出了“东西南北”的世界格局问题和“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性战略问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因此，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
（三）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使中国调整了同大国的战略方针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通过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即结盟、建立军事战略关系等手段来制约对国家安全可能构成的威胁因素。50年代的中苏结盟、60年代的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70年代的联美反苏等等都是通过建立战略集团来反对对手。在明确的敌友观指导下，中国外交整整走过了30年。改革开放以前的这些理论观点，在中国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在两大阵营对抗局面下的必然选择。
80年代初，美苏的战略态势由过去的苏攻美守发展到战略僵持状态。苏联在阿富汗问题上，进退两难，十分被动；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支持，同样使苏联进退维谷，面临困境。更为严重的是，由于70年代苏联同美国在军事上的拼命竞赛，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晚年，苏联的经济已经出现严重问题。而此时的美国，在中美洲、中东等地区频频出击，连连得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淡化同美国的关系，采取“不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军事战略关系”的不结盟政策。不结盟政策的核心是在同大国的关系中保持独立性，使中国外交具有更大的主动性。
（四）30年外交工作的总结为战略调整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外政策也有失误。这主要表现为对外工作服从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对外经济关系仅仅看作是服从于政治需要的一种辅助性手段。一方面，在外交实践中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企图在国际上发挥与自身实力不相称的作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世界革命中心论”和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超出国力的援助，即是这一错误认识的反映。另一方面，中国对属于自己国家利益范围之内的正当利益又争取得不够，过分依靠自己的力量，较少接受他国的帮助与合作。这些“左”的做法禁锢了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影响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总结30年外交实践，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出现的失误，说到底是由于中国对自己的国家力量和国家利益缺乏正确的认识。80年代的中国外交正是在对30年外交实践的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不断走向成熟的。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表明中国对自身的定位开始趋向符合实际。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又提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对自身的定位才最终达到一个正确的认识。与此同时，中国提出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表明中国对外政策已全面走向成熟。
苏东剧变后，两极格局终结，冷战结束。为加强联系，促进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要寻求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的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所以，在世纪之交中国陆续同一些世界大国或地区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中国在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式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世界仍不安宁，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道路还很长。
新时期中国与世界大国或地区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以下特点：1.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发展友好，互不对抗；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2.着眼大局，面向未来，不因分歧和矛盾影响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3.推动以经济贸易科技交流为重点的各个领域的合作。4.建立元首互访、总理会晤、高级官员磋商、热线联系或其他的沟通协调机制。中国与世界大国或地区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新思维，也是未来国际格局建立或发展的方向。虽然目前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还缺少具体内容充实，但它毕竟建立了比较健康的沟通协调机制。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一种认识上的变化。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将会大大减少制约因素，使中国在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加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