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光复会群体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复会论文,试论论文,群体论文,思想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复会于1904年冬在上海秘密成立，以后又在东京、南洋、广州、杭州等地建立了分会。它的领袖人物绝大多数是绍兴人，如光复会的前期会长蔡元培，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章太炎的祖籍也是绍兴。光复会的革命志士在辛亥革命时期毅然以革命为己任，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洒热血，抛头颅，光辉业绩，彪炳史册。本文试就光复会群体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基础作些粗浅的论述。
一、继承和发扬历代先贤民族气节的产物
光复会领袖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十分重视先贤的民族气节。蔡元培自幼在叔父铭恩的指导下，读过《史记》、《汉书》、《文史通义》等许多史书和会稽地方志等，谙熟从越王勾践时代到清王朝诸多英雄豪杰、志士文人的动人史迹：越国的复仇雪耻，南宋的抗金壮举，明末的反清史迹，深受先贤爱国传统的启迪和熏陶。他生长在浙东，受浙东学派的影响，而浙东学派，从黄梨洲到全祖望，都是民族主义的提倡者。蔡元培继承了古代民本思想并改造提高到了民主主义的新高度。陶成章也非常赞赏黄宗羲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言论，深受黄宗羲“反清”、“排满”思想的影响，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高明之见，百姓的贫困饥饿、妻离子散、肝脑涂地是清王朝专制独裁、残酷剥削的结果。认为只有推翻“猛虎”之政，“天下之民方能安居”。陶成章少年的心灵里已深埋着反清的种子。
徐锡麟青少年时代，就十分敬仰古代历史上兴国安邦的英雄豪杰。1906年他在给秋瑾的信中写道：“有英雄之气魄，神圣之道德的人，麟实钦佩之至，毕生所崇拜者也”。①
秋瑾聪敏好学，幼年就常听母亲讲述绍兴乡贤的爱国故事。稍长，她就如饥似渴地从史书中汲取营养，从历代的英烈中接受民族气节的熏陶，特别是爱国诗人陆游忧国忧民、憎恨异族入侵的感情给了她深刻启示，发誓为人处事，皆以陆游为楷模，一言一行，皆以爱国为宗旨。
章太炎从小生活在崇尚民族气节的家庭，他的外祖父、父亲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使章太炎较早地孕育了民族意识。他受浙东学派传统民族思想影响颇深。他夸奖赞颂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为“宏论精义，可以振吾国之国魂极多”②。章太炎的“反满”已日益带有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的色彩。
光复会中革命志士有的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黄宗羲的反清排满思想，以致影响到光复会的定名，“以示光复汉族祖国之意”，影响到光复会的宗旨“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光复的思想，是历史上爱国民主传统的继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光复会的基地在浙东，历来号称报仇雪耻之乡、卧薪尝胆之地；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反满的民族思想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对光复会成员影响很深。“总之，不离吕（留良）全（谢山）王（夫之）曾（静）之旧域也”③。武备学堂和绍兴大通学堂，都悬有楹联：“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池；九世复仇，春秋之义，原尔多士修麟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很能说明他们显然接受了“排满”反清的传统思想，列宁把这种思想传统，称之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动力。因为一种新思潮的产生，一代新人的崛起，与爱国文化传统的涌流是分不开的。
二、近代爱国反帝斗争的产物
辛亥革命前，光复会志士，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卖国政策，忧心如焚，他们热切注视着“中外强弱之原理，列强竞争之趋势，与夫吾浙江之何以危亡，何以图成……破巨浪，冒惊涛，千辛万苦，万苦千辛，日夕预备，其所以强日本之原料，逮之归国而遂有以用也”④。正是这种爱乡、爱国情绪达到了新的高峰，于是就产生了光复会这个爱国反帝的革命组织。中日甲午战争后及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一切爱国志士，无不为之震惊，一场奋起拯救祖国与民族的危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广泛开展起来了。蔡元培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从一个清王朝的翰林成为一名爱国反帝的勇猛斗士。蔡元培1903年是抗法拒俄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紧接抗法运动之后，蔡元培又领导了规模更大的拒俄御侮运动。当时沙俄妄图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慨，全国立即掀起了拒俄运动。蔡元培联络和组织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者，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表示全国民意：“即使政府承认，我国民亦不承认。”⑤表现了很高的反帝爱国热情。他主编《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积极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以唤起国民”团结一致反帝抗敌，后更积极创立革命团体光复会，替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不拔的根基”⑥。
1901年，陶成章“居北京，观察大势”，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中国人民的种种事实，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政府“非境遏之奴隶，则情欲之奴隶，非崇拜古人之奴隶，则必抑承白人之奴隶耳”。于是抱定以暴力手段，实行“中央革命”的宗旨，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朝廷。
徐锡麟也是在甲午战争开始后，在严峻和残酷的现实刺激下，从书房走向社会，关注和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救亡图存问题。他很快地意识到帝国主义的魔爪不仅紧紧地掠取我国的领土，而且还以保护教堂为名，对我国实行公开武装占领。徐锡麟为中国命运而深深担忧。1893年，他在《问罗马为帝大利所踞，教皇权势已去，而中国教祸反剧，其故何在？》一文中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反教会联系起来。徐锡麟胸怀悲愤，面对现实，他认为：“生中国之地，为中国之人，以为中国除害”(13)，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大声疾呼，要求中国四万万民众，联袂而起，“以刃击刃，以毒攻毒。”(14)与侵略者决一雌雄。他愤怒怦击“坐视危亡，甘心和戎”的投降派，坚持反对偏安论。
1903年2月，徐锡麟东渡日本。当时正值清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压制破坏留日中国学生的拒俄爱国运动，而留日学生炽热的爱国激情，深深感染着徐锡麟。他当即参加了这些爱国运动，捐款资助，并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革命者，相谈颇洽，深受影响。于是“颠覆清政府之念，由此益长”。1904年，徐锡麟到上海经同乡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
秋瑾童年时代就耳闻目睹了英、法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视帝国主义的种子。1904年秋瑾东渡日本后，便结识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黄兴、陶成章以及鲁迅等人，爱国之心更加炽热，她当时写的《感时》一诗中道：“瓜分惨祸展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用沉痛的笔调写出国破家亡时自己迫切企望报国的心情，表达了她要抛弃个人的一切，奋力救国的壮志。她的代表作《宝刀歌》中“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则更明确地表现出她使用武力推翻清朝、复兴中华的主张。陶成章回忆说：1905年秋瑾自日本回国后，曾找见他“叩以运动事”，他因考虑到秋瑾系女性，劝其不要加入组织，但秋瑾恳切地坚决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定以天下为己任。他非常感动，便同意她加入光复会。(17)
章太炎早年埋头“稽古之学”。甲午战争后，使他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成维新变法。1900年，义和团运动掀起，八国联军入侵，慈禧一伙的卖国主义原形也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的震动，从维新梦中醒了过来。7月，在上海召开的“张园国会”上，章太炎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1903年6月，章太炎因宣传革命，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他除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续撰文，力言革命之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⑩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很显然，这些革命志士正是为了深入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创立光复会的。
三、接受近代西方共和思想的产物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现实危险，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势日盛，中国的有识之士学习日本向往已久，加上西方国家距我遥远，而日本只一水隔，来去方便，因而日本特别是国都东京就成了中国留学生出洋考察者的集中地。绍兴的爱国之士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鲁迅等人也到日本留学、考察，决意以爱国、维新之弦，弹奏出“英雄大志”的宏曲。(20)这些光复会的骨干到了日本，呼吸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新鲜空气，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和欧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学说，使其在国内萌发起来的民主革命思想上升到一个新阶段。更加坚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信仰，把反清排满斗争提高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度。陶成章到日本后，广泛浏览了当时出版的中外书籍，大大开阔了眼界，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飞跃。他在《中华民族消长史》中说：“六十年来，大地门户尽辟，万国严如比邻，黄白登于一堂，断不容中国昏昏长睡，生老病死，而与天地终古。我国当震醒幼梦，刷其精神，与白色人种，共逐太平洋之浪，而交战学本界、工艺界、铁血界中，求争存于世，而垂裕而后昆”。说明陶成章的反清“排满”已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含义了。
蔡元培在创立教育会目的时也说：“我等所以设立此会者，实欲实行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我辈欲造共和的国民必造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他所建立的理想国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显然是受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影响的缘故。
徐锡麟在日本同样深受西方共和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经济的迅速发展，感触很深。他从日本回国后积极鼓吹“法国革命”，并在《光复军告示中》明确宣布，革命为“誓扫妖气，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表明了他对民主共和国的憧憬。
秋瑾受日本维新影响则把欧美资本主义文明作为追求的目标，甚至把资本主义国家美化为“得自由，享升平，消遥快乐。国命都是千年永，人民声气相通连。商兵工艺日精巧，政治学术益完善。兵强地富土地广，年盛月异日新鲜”的文明国家。这些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奔走呼号，是“少有大志，胆识过人，见中国政治废驰，官吏委糜不振，故其民族思想印入脑筋，愈深而不可解，所以怦怦而动。(23)可以说，光复会就是这些留学生孵化出来的。
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就要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所以光复会领袖，确定“惟排满为其先务”，也就顺理成章了。“排满”、“反清”也就成为光复会响亮的政治口号，成为光复会为浴血奋战的直接目的，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当时光复会领袖们的思想，具有中西相结合的特色。他们一方面接受了“排满”反清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这就有别于明末清初单纯反清的地主阶级“排清派”，不能谓称光复会为“排满派”。
四、近代江南经济迅速发展是产生光复会群体思想的经济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绍兴作为五口通商岸宁波的近邻，较早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蚀，自然经济加速瓦解，商品经济随之发展起来，当时绍兴的经济地位仅次于杭州、宁波，是宁绍平原的一颗明珠。绍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业、农业、交通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为光复会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因此，光复会的建立正好是绍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在近代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既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又必须依赖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12)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改革或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这一任务和使命，就自然落到了中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及其代表人物的身上。光复会的领导人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就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代表者。蔡元培赞成和支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并批评孔子“蓄雄心、欲揽政权，故游说各国，推士为独尊，而轻视农、工、商”的思想。(13)徐锡麟撰写的《卫文公通商惠工论》中申述了他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经济改革的意见，他认为进行改革，是改变祖国贫弱的根本途径，明确指出：“欲富国，必通商，欲强兵，必惠工”。“商务工政，实中兴之秘策，自强之要图”，强调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性。
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江南小农经济迅速解体。“地狭人稠”的绍兴，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多失业破产，游民增多，阶级矛盾尖锐，抗租斗争时有发生，农民为了生存，背井离乡去杭、嘉、湖当长工、撑船、引吃……他们强烈要求通过改革获得土地，实际上“陶成章代表的是一部分出身内地的，带有较浓厚农民小生产倾向的知识分子。”这也为光复会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举行起义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五、革命志士联络和改革会党是产生光复会群体思想的社会基础
光复会的成立和发展，始终是与浙江会党特别与绍兴地区会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章太炎说：“会党初起，盖在两汉间”(27)。在浙江地区，按照陶成章《浙案纪略·诸会党原始》的说法，浙江会党是从明末清初浙东张煌言抗清失败后，明朝遗民一念和尚（别名张一念）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在浙东大岚山组织“秘密会”开始的。1904年以后，由于革命党人的联络和组织，各会党由单独行动转向联合，尤其是和革命党人的联合。绍兴会党自明清以来广有发展。当时，绍兴会党，“排满”思想异常激烈，并且要求联合起来，一起排满反清。光复会提出“排满”，容易吸引与发动会党。光复会的主要骨干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在会党起义的启示和鼓舞下，热衷于借用会党的“排满”口号联络会党，他们跋涉及六府，奔走数十县，访晤各地会党的首领和骨干，逐步把浙江会党纳入到光复会的轨道上来。因此，光复会的发展壮大过程，也就是它与浙江会党进一步结合的过程。陶成章于1903年秋，就从日本回国联络会党，他以绍兴为中心，把各地会党初步联合起来，“易排外宗旨，为排满宗旨。”继陶成章之后，徐锡麟进一步联络和改造会党。那时光复会的灵魂是陶成章和徐锡麟两人。最初，陶成章、龚宝铨同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地会党联络，而徐锡麟则同绍兴府所属的嵊县王金发所率的会党有联络。所以蔡元培《自编年谱》中说：“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两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党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30)由于陶成章、徐锡麟等联络各地会党，结交英雄好汉，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号召，把分散独立的各会党势力联成一气，终于把会党的自发斗争纳入资产阶级革命轨道，为浙江辛亥革命运动播下了火种。1905年9月，光复会领袖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建了国内第一所秘密训练会党骨干的革命学校——大通学堂。通过大通学堂的培训，绍兴的会党骨干与成员，大都参加了光复会，还参加了光复南京、浙江的战斗。会党加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队伍，使光复会在浙江有了比较扎实的群众基础。从此绍兴大通学堂齐集了光复会的骨干，成为光复会在国内革命的“大本营”和领导核心。联络会党为光复会的成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光复会组织上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浙江大通学堂的前身求是书院进步师生组织的“浙学会”。它因“鼓吹革命，旋被清朝政府下令通辑”，一部分会员转到日本留学，倡言革命。1903年5月11日，东京拒俄义勇队因遭日本政府干涉和清政府逼迫，改为学生军，再改为军国民教育会。这天，集会于锦辉馆，通过《军国民教育会规则》、公开提出以“鼓吹起义、暗杀”为斗争的主要手段。陶成章、龚宝铨等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军民民教育会的成立，标志着留学生运动正式进入了反清革命阶段，它是“光复会的前身”。1903年10月，在东京的原浙学会会员，感到“中国革命的好机会”到了，他们聚集在《浙江潮》编辑“王嘉祎寓所密商”，“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会后又与陶成章、龚宝铨、周权人等人联络，11月“举行第二次密商”，陶成章等都参加。不久，陶成章、龚宝铨回国开展反清斗争，龚宝铨在上海组织了暗杀团，陶成章在浙江运动会党后也到上海。陶、龚二人商量，在暗杀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光复会。“在上海结社、曰光复，以蔡元培为会长”“于是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军国民教育会之名词亦遂销去无踪矣”，“壁垒为之一新”。光复会建立时，人数不多，为开展武装革命，积极在会党中吸收一批人入会，其中包括龙华会首领沈荣卿、张恭（中癸卯举人）、蒋乐山，平阳党首领兰绍康（系清季“文生”），乌带党首领王金发（系生员）等等，光复会的会员，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爱国留学生，二是会党成员。而作为骨干的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就地域而言，会员大都是浙江人，而且多数是绍兴府人，“绍兴商学界及各属会党头目相与订盟者，大不乏人”(16)。光复会的出现，标志着由资产阶级唱主角的、有伟大意义的辛亥革命运动已经揭开了序幕。
注释：
①⑦⑧《徐锡麟史料》第46、18、26、26页。
②章士钊：《王船山史说申议》，《国民报汇编》第二编。
③《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305、53页。
④见《敬告乡先生说令弟子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9期。
⑤《寄自各国外务部电》，《苏报》1903年4月28日。
⑥柳亚子：《纪念蔡元培先生》，《上海周报》第3卷第三期，1940年2月28日。
⑨见陶成章《秋瑾传》，载《秋瑾集》。
⑩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卷1。
(11)杨敦颐编：《满夷滑夏始末记》的《革命先声记》，新中国图书馆民国元年版第7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13)《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489页。
(14)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15)蔡元培：《蔡元培自编年谱》稿本，汤志钧抄录。
(16)冯自由：《光复会》，《辛亥革命》（一）第515-516页。
标签：光复会论文; 陶成章论文; 徐锡麟论文; 秋瑾论文; 章太炎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蔡元培论文; 绍兴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