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工作 Qing Nian Gong Zuo
“后真相”时代青年政治认同的困境及其应对
□ 李腾凯
摘 要： 后真相时代意味着“感性、情感、价值”优先甚至屏蔽了“理性、事实、真相”而成为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后真相”与当代青年特征耦合，使青年政治认同的建构陷入三重困境，即解构青年的政治认知、拒斥青年的政治情感、离散青年的政治价值。为此，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应对：通过修复政治诠释框架巩固青年政治认知；通过再现文化记忆激发青年政治情感；通过优化实践场域筑牢青年政治价值。
关键词： 后真相时代；青年；政治认同；文化记忆；实践场域
近年来，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数据的膨胀，“后真相”从哲学领域的专业术语一跃成为英文世界的“年度热词”。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后真相意味着主观的感性、情感、价值相比客观的理性、事实、真相更能影响民意，并对形塑公众价值共识产生实质效果。这是因为，在大数据和网络信息空间里，技术、权力、利益可以隐形介入理性、左右事实、诠释真相，人们通过理性判断已难以把握客观性，只能转而诉诸内心的主观性原则。作为当代网络信息空间的主要活动群体，青年政治认知浅表化、政治情感非在场性以及政治价值易塑性等特征与后真相耦合，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后真相的持续发酵，从而瓦解了建构青年政治认同的传统逻辑基础。深入分析后真相时代青年政治认同的困境并探究应对之策，是当下青年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研究的紧迫课题。
一、透视后真相时代的含义及其本质
“后真相”是相对于“前真相”时代、以指示认识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某种“后”概念，最初使用于认识论、价值论和形而上学等哲学领域，后经网络媒介技术的推波助澜，拓展为网络社交和媒介传播领域的常见现象，最终借助于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逆袭”等政治事件发酵为“年度热词”。因此，对于“什么是后真相”问题的透视，可以从哲学认识论、媒介传播学和政治学三个层面加以明晰。
1.在哲学认识论层面，后真相意味着认识基础的客观性让位于人的主观性
在认识论领域，认识指的是人们基于自身的社会关系所把握或者尽可能趋近客观性的过程。认识问题难以挣脱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论域。古希腊哲人曾把人的主观性视为认识无法回避的因素，因而产生了认识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近代哲学对人主体性的张扬确立起“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极具主观性的评价原则，由此引发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等思潮的泛滥。主观性泛滥现象引起经验论、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警觉，迪尔凯姆等人极力宣扬“科学不讲价值”的客观性立场，认为我们的认识“必须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1］。如果说前真相时代的认识和真相之客观与否尚属于思维方式分歧之结果，那么在后真相时代，由于客观性基础遭遇到现代技术的冲击，认识和真相不得不趋近于主观价值共识的达成。因此，有学者用黑格尔“坏的主观性”概念来描述后真相时代坚实客观性的坍塌和纯粹主观性的无拘无束。
2.在媒介传播学层面，后真相助推了单向传播模式转向于离散化、情绪化的聚合互动模式
前真相时代以数据、图片、视频作为传播中最为重要的事实和权威支撑，因而可谓之为“有图有真相”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逐渐塑造了一种“被篡改”的现实世界，编辑和加工技术使信息处于杂草丛生的离散状态，网络空间充斥着貌似被数据、图片、视频等信息证实了的却又真假难辨的流言、绯闻、内幕。以摄影为例，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摄影本质上是超现实的，不是因为摄影采取了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而是超现实主义就隐藏在摄影企业的核心”［2］。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所能捕捉到的大多是被海量信息裹挟的假象，“有图”并不一定就代表了真相，也许掩盖了真相。由于从过剩和杂冗的信息中筛选、甄别出准确的事实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因而人们选择无视媒介宣传的那类“真相”，转而依靠情感、习惯或他人的看法进行多样化解读。这样一来，就在媒介传播中形成意见的分歧与情绪的聚合，原本的事实和真相被流行意见的互动和情绪的聚合所瓦解，单向事实传播真正转向于离散化的互动和情绪化的渲染。
3.在政治学层面，后真相反映出民众的政治知情意愿式微于个人的价值取向
萨托利从政治舆论的视角指出，人们在前真相时代也可能由于宗教、信仰、种族等因素拒绝政治知情，个人价值偏好是政治舆论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如果说前真相时代的政治判断是基于政治事实还是价值取向尚属于个人选择问题，那么后真相则反映出民众政治知情意愿的式微与价值取向的优先趋势。这是因为在大众社会，那些曾经被认为揭示和代表政治事实的公共媒体、专家系统、社会精英不断沦为遮蔽真相、润色丑闻的“谎言制造机”。政客们借助媒体打造虚假形象，通过隐形的意识形态手段摆弄事实，那些看似激情澎湃的政治辩论和演讲背后却隐藏着碎片化的、被剪切过的信息，这表明隐瞒、欺诈、玩弄等行为正在嵌入西方的政治文化。尽管权威媒体和政治精英竭力抢救民众信任并追查事实，但各种偏执的民粹主义依然呈现出高涨态势，他们呼吁自己掌握政治的解释权，宁愿偏听偏信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也坚决要与政客们言之凿凿的政治事实分道扬镳。总之，后真相使民众极易被非主流的混杂价值所诱导以及降低政治知情意愿，从而稀释了民众对政治社会权威和主流价值的信任。
口述史以亲历的记忆为基础，通过回忆达至对过往历史的认识，实现链接客观史实与诠释情感的合一。记忆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选择性，虽易造成口述内容的某种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并非拒斥历史事实的主观胡言，而是作为佐证客观事实的“第三方”意见。相比依托于纯文字的、有意无意被篡改的史料，口述史通过掺入亲历者的心理因素特别是情感取向，使当事人与后人产生情感的沟通、交叠与交融，进而拉近历史与当代人的情感距离。口述史是亲历者个体记忆的叙事形式。政治记忆与生活记忆交织为个体的记忆图景，政治记忆通过故事化、事件化和情节化的生活记忆而获得生动的再现形式。记忆中的历史具有选择性，被选择保留在记忆中的内容对于亲历者而言具有深刻的情感意义，记忆诠释时亲历者总是赋予历史情感的属性。近代以来的革命、建设、改革历史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合法性，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培育的红色文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投身于党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凝聚成对党的信任、国家的忠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之情。当代青年并非近代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不能理解红色政权建立和发展之艰辛，青年的政治情感被后真相时代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拼凑剪切”制造的情绪政治所破坏。因此，需要挖掘革命、建设和改革亲历者的口述史，包括老红军对革命先辈流血牺牲的口述、改革初期企业家艰苦创业故事的口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口述，以纪录片、电影、微视频、小说、回忆录等形式嵌入青年的成长历程，从而使口述史再现那些触动青年情感神经的记忆素材。
从多年的电力营销工作出发，电力营销稽查室管控电力营销风险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电力营销稽查工作的开展可以使监控只能得到加强，从而在很大程度生预防电力营销风险的发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电力营销稽查必须形成常态化，只有常态化的稽查才能可持续有效的对一切风险进行分析，对各电力用户的情况进行排摸记录，从源头上防治电力用户的偷盗电费，降低电力营销风险，在最大程度保障了电力用户需求的同时最大化的保障了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后真相时代青年政治认同的困境
后真相使认同陷入主观性之扩张与客观性被拒斥的双重困境。尽管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已经描述了建构认同的主观认识论基础，但他没有设想到后真相与网络社会聚合导致的政治认同的复杂性和无序化。美国著名政治传播学者兰斯·班尼特曾指出网络社会的兴起形塑了政治社会的传播模式，形成了一种基于多话语中心互动的“联结性行动”。当代青年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行为方式维度来看都属于“网络的一代”。青年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与后真相问题形成耦合关系，深化了当前青年政治认同的现实困境，其直接后果是助长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肆意横行。
1.后真相时代解构青年的政治认知
原初语境中的“认同”（拉丁文idem）概念包括客观存在的相似性和相同性，指向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4］，建构认同的基础是对于认同对象认知的一致性。就政治认同而言，认知对象主要包括政策制度、执政党和政府、意识形态等，以往青年群体对于这几方面的认知依赖于主流话语及其权威。然而，后真相时代政治认知呈现出从本体论转向认知主义的趋向。在认知主义看来，真相和事实永远与我们的认识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说“没有事实，只有阐释”。“网络的一代”珍视自由个性，在认识领域表现为自由地观察现象、思考问题并自主寻找答案，“脑袋不能成为别人的跑马场”成为青年要求观念独立的响亮宣言。面对权威媒介的政治信息、专家的政策解读以及官方的正面报道，青年倾向于做另类化、标新式解读，从各自立场“阐释”出他们眼中的“事实”，以跳出权威对解释框架和客观事实的“垄断”，反映出后真相时代青年所理解的真相、真相的意义及其构建都迥异于本体论层面的“事实”标准。这种思维方式尽管有助于青年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品格的养成，但也极易助长认知中无视事实、消解本体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风气，与政治认同中达成“认知的一致性”的要求相向而行。原先作为政治认同基础的政治认知之客观性在后真相时代被解构，主流政治认知仅沦为某些愤青不屑一顾的“政治正确”。
（2）尽快修复政治信任系统
2.后真相时代拒斥青年的政治情感
情感与认同存在直接的关联性。据后现代学者韦克斯所言，认同指谓个人的“所在感”，亦即个人与他者的一致性、与社会关系的牵连感，情感就是这种所在感、一致性和牵连感较为稳定的呈现形式。因此，政治情感指的是建构政治认同的某种“心理归属”。情感的生成与情绪内蕴相关性。根据新情感理论的观点，情绪指向于某种主观化的、易变性的内心体验，而情感“既说明了我们影响周边世界的能力，也说明了我们被周边世界所影响的能力，还说明了这两种能力之间的关系”［5］，即主观层面的情绪化将影响到个体与对象情感的建构和关系的协调。后真相制造了情绪化与感觉化的时代，借助于网络自媒体，每个人都拥有了掌握话语权的“麦克风”，这在推动思想自由与表达通畅的同时也涌现出不明真相、充满激情的“吃瓜群众”。“吃瓜群众”追求情绪的宣泄而非事件的真相，或者说“网络时代，真相让位于激情，且已不那么重要，追求真相则显得落伍和多余，有时甚至会被看成是伪善者”［6］，反对精英政治、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由此生成。自媒体已融入青年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塑造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在部分青年中生发出造谣、传谣、起哄、扭曲事实、敌视精英、丑化官方等情绪化的言行。情绪化引入政治反映了青年对待政治的主观化、自由化态度，政治被置于个体主体性、自由性的对立面，试图使个体从政治生活中抽象地分离出来，割裂了真实世界中的个体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各种关系，在本质上要求个体拒斥对政治生活“所在感”、一致性和牵连感的政治情感之建构。
3.后真相时代离散青年的政治认同
认知关涉到客观事实以及主体对事实的思维把握，认知的巩固应当从修复二者的关系入手。作为认知对象的政治事实之所以被质疑，首先是因为认知的对象与诠释的真相出现不合之处。真相的本质是主体认识与客观现实之符合性，当诠释的真相与客观现实处于游离之境时，我们所诠释的真相就被视为对客观“真相”的某种“篡改”。在此意义上，政治认知语境中的“真相”本质上乃是一个现实问题，亦即当下社会生活与诠释的真相之一致性。同时，尽管作为客观性证据的数据、信息、图片等正遭遇后真相时代的挑战，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动舍弃真相的空地，恰恰相反，今天更加需要旗帜鲜明地讲真相、说事实，修复更加接近社会生活的政治诠释框架。
三、后真相时代青年政治认同困境应对之策
还有谢尔·希尔弗斯坦的《爱心树》《失落的一角》、伊芙·邦亭的《开往远方的列车》《小鲁的池塘》，甚至像李欧·李奥尼的《鱼就是鱼》《鳄鱼哥尼流》等绘本作品，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耐人寻味。所以，孩子的书远不是成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1.通过修复政治诠释框架巩固青年政治认知
社会成员能否形成一致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价值观、信念、信仰是评判政治认同成效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作为政治认同外显结果的政治行为直接受制于人的思想意识，而从情感到思想意识的转化需要发挥政治价值的引导、约束和整合功能。作为大众文化与网络自媒体相融合的时代，后真相时代以多元化、自由化的价值诉求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以往从事意识形态事务的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普遍遭遇大众的冷落和质疑。后真相时代在本质上离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聚合力，使个体的政治价值陷入多元、复杂社会意识的纷争之境。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给青年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多元化、自由化的价值观念也借助网络滋生并蔓延，与主流意识形态展开争夺话语权的激烈较量。青年天然创新的思维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易塑性，在心理上倾向于相信和支持那些“另类”的思想，在兴趣、利益、情感、需要、观念上寻求具体化、个性化、自主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彼此抨击和相互磨合孕育出内部价值同质化、对外排他性的亚文化“小圈子”，与主流意识形态总体性、一元性、导向性的政治价值形成矛盾。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被亚文化“小圈子”离散，后真相时代加大了青年建构政治价值共识的难度。
政治认同是一个起于政治认知、经由政治情感、达至政治价值、信念和信仰这一较为稳定状态的演进过程。后真相时代一方面推动情感、价值挑战事实认知在建构认同中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引发青年政治事实认知、政治情感培育和政治价值认同陷入整体性困境。为有效应对后真相时代的双重挑战，需要建构一套巩固青年政治认知、激发青年政治情感、筑牢青年政治价值的系统性策略。
（1）加速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勒庞指出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能完全诉诸理性，受个体彼此相互影响的群体更是如此，群体“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9］。因而群体的认同需要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驱动，情感甚至呈现出先于感知、判断的“具身思考”特征。那么情感的驱动力源自何处？社会心理学家德勒兹认为，情感生成于身体与心灵的复杂互动过程［10］，其中，情感的身体维度不是纯粹生理层面的身体内在能动性，而是在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及其变迁中被定义的，情感的心灵维度则指向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建构。在社会学领域，迪尔凯姆探讨了仪式记忆对于认同的情感功能，滕尼斯提出记忆在共同体联结过程中发挥了感激和忠诚的作用。总之，历史文化记忆能够激发个体的情感，借助情感确立个体政治生活的“所在感”，达至个体与社会、他者一致性的建构。在西方文化记忆理论先驱扬·阿斯曼看来，文化记忆包括亲身经历的文化的回忆以及社会反复使用并流传下来的文本、符号和仪式等系统。激发青年政治情感可以从再现亲历的政治记忆和文本、符号、仪式等记忆载体两个维度入手。
副词—是现代汉语语法当中极具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词类之一，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是争议颇多的话题之一。是指在句子中表示行为或状态特征的词，用义修饰动词，形容词，其他副词或全句，表示时间，地点，程度，方式等概念。从副词的基本知识的掌握着手，通过对副词的定义，性质，划分等问题的介绍，以及目前对现代汉语副词研究方法的总结，进而分析副词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后真相时代政治事实被质疑的另一个原因是研究解释政治的专家、宣传报道政治的机构、贯彻执行政策的人员陷入整体性的信任危机。后真相时代的学术研究趋向于批量化、浅表化，阐释了各类介于事实与主观之间的个人“见解”，网络媒体热衷于追求点击率、浏览量，建构起貌似基于事实实则偏离事实的“第三类”事实，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受专家和媒介的影响摇摆不定。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内“对某个人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与对系统的信赖有关”［8］，重建政治认知必须使政治问题在一个真正的信任系统中揭露出来。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通过建立学术规范和标准、坚守学术规律、创新研究方法，以学术姿态展开对相关有争论政治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在学者间探讨交流，营造争鸣氛围，使客观真相在学术辩论中以“赤裸”的面貌呈现于青年；二是通过引导网络媒体重建行业规范、提升媒体人职业伦理素养以及加强社交网络空间的治理等方式，使政治事实有依据、有秩序地传递给青年；三是通过实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严格化、规范化、法制化、民主化，建立和谐友爱的文明社会和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使国家政策以权威化的形式和现实化的效果震动青年。
2.通过再现文化记忆激发青年政治情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的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当下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社会现实问题，集中体现为领域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和群体不平衡，以至于仍有相当数量的人群尚未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他们感到强烈的剥夺感、失去感、不平衡感，进而滋生仇富心理、反社会心态，甚至引发各类群体性暴力事件。当代青年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社会问题的积累和激化会瓦解青年曾接受的政治认知，促使青年把社会问题简单粗暴地归咎于改革开放和政治制度。为此，建构青年的政治认知必须加速解决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社会现实问题，尤其需要充分关注当代青年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当代青年普遍面临着教育、就业、劳动、婚姻和住房等一系列难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加速了青年内部的群体性分化，不同青年群体间的利益诉求差异日趋扩大。例如，“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就业、收入等经济保障，在校学生更多地关注教育和就业问题，而刚参加工作的城市“蚁族”面临婚姻、劳动和住房的压力。因此，需要将不同青年群体多层次、差异化的利益诉求有序地融入社会建设进程，以社会现实问题的加速解决修复政治诠释框架中的“事实”维度，引导青年秉持客观立场认知当代中国政治。
（1）挖掘亲历者的口述史再现记忆
概言之，进入后真相时代，原本作为确证客观性、事实性、权威性的真相正在遭遇主观性、情感性、价值性的挑战，这种挑战缘起于技术、权力、利益等复杂因素的隐形介入，其效果经由社交媒体和政治社会的“再阐释”被不断放大。事实的解读和真相的建构杂糅着主观化的情感、价值，使共识与认同的建构基础从客观的事实、真相滑向了主观的情感、价值。在此意义上，“后真相的本质是后共识”［3］，“后共识”意味着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迥异于传统的“真相-共识”模式。
（2）借助文字、符号和仪式形塑记忆
历史情景对于后人而言是不在场的。借助于文字、符号和仪式等文化记忆的形式可传承历史信息，经由逻辑的互动，实现对历史情景的主体形塑。文字、符号是主体间信息交互和价值沟通的载体，这种交互与沟通程序的持久化便形成仪式。仪式经过长期的反复操作和历史积淀，内蕴着崇高的象征意义和精神蕴含，指向于社会成员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归属。仪式能够在原有的时空隔阂之外实现某种时空转换，将人的社会类属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实现特定历史情景的再现与强调，在建构认同中发挥了“动之以情”的功用。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基于共同的生活形成独特的文字、符号和仪式，这些民族文化记忆有助于规范个体行为、化解民族冲突、抗击外来入侵，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激发青年爱国主义政治情感的精神介质。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代表民族特色的文化记忆内容渐被青年群体所“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异常活跃的西方文化热潮。应尽快增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凝聚力，使青年成为传承民族文化记忆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创造了生动的政治文化记忆，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事业奉献热血与青春。政治文化记忆表征政党执政的“形象”，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柯茨（David I.Kertzer）所言：“政治仪式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体现为，通过象征性的传播方式，使政治权力关系得到广泛表达和调整”［11］。后真相时代青年碎片化、休闲式传播趋势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文化记忆和党的政治文化记忆传承提供了契机，借助图片、符号、表情包、短视频等介质，可以加速古典艺术、民歌民俗等民族文化记忆对青年生活的渗透，也极大地拉近庆祝活动、纪念仪式、外交礼仪等政治文化记忆与青年的情感距离。
3.通过优化实践场域筑牢青年政治价值观
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分别建构了政治认同的观念基础和情感归属，这两个阶段仍然限于主体对于政治体系的单向“接受”和“体验”，主体尚未与现实的政治体系发生“主动”关联与互动，难以实现主体认同效果的评估、反馈，因而认同还需要挖掘主体与政治体系发生互动的主动机制。主体总是不自觉地以“政治人”的身份置身于现实的政治活动之中，并组织、参与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借助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检验政治认知的契合性以及实现、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而达至政治认知的一致性和产生政治情感的交互性，最终实现个体价值观与政治价值观同向共进。因此，“实践性是政治认同的本质规定”［12］，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是多元性的认知、主观化的情感升华为共同的、稳定的政治价值观的催化剂，优化实践场域对于筑牢青年政治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经济发展中农业发展占据基础性地位，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养殖业发展也受到现代社会的高度重视。目前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对于食草动物及其产品的需求也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具有代表性的是牛羊。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可明确草食动物食草优势的发挥，符合自然资源现状，能通过绿色化动物产品的发展，满足人类社会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1）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当然绿水青山非一日之功，而我们即便“走的很远很累”，也始终应记得出发时的初心。保护自然，亦需我们共同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能真正与自然和谐共生。让绿水青山谱就人间华章。
“那好，我马上下来。”其实易非知道，他是怕自己的工作服太脏，在她家没地方坐。正好，下楼去，易非也可以跟他聊几句。
政治价值观必须在一定的政治实践场域中彰显，当下青年政治实践受到来自全球化、社会转型和合法性危机的多重挑战。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地域界限，以全球经贸合作发展为名，促成了西方政治价值观念的对外扩张，对青年基于民族教育形成的政治价值观产生“去地域化”“去民族性”的威胁；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发展解构了传统政治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世俗化和去中心化成为青年政治实践的发展趋向；政治合法性命题表征着民众对于政治的过往、当前政治秩序的不认同，为青年政治实践制造了主观化的评价体系。为了有效应对青年政治实践的三重挑战，应统筹处理好三个维度的关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一是外来政治与民族政治的关系，国外民主政治建设的科学理论和成功经验可以有甄别地加以吸收，以使青年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开放包容性以及对于西方政治的超越性；二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关系，传统政治的思想精髓和优秀实践应当继承和发展，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青年展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成效；三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与个人权利诉求的关系，国家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充分实现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个人权利诉求的实现应当纳入法治轨道，使青年在政治实践中切身体悟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政治价值。
（2）拓展青年社会实践的时空维度
All symbols are in such two types of relations,part of their meaning was defined by other components in the same system,another part by thesurroundingsymbolsin specific utterances.
社会实践是青年政治价值观得以筑牢和践行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有利于青年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念，认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必要性，另一方面能够促进青年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以及创新能力的养成，使青年置身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站位，建构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与个人成长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目前，青年社会实践主要存在广泛性不足、连续性缺乏以及实效性不强等问题。由于实践活动的开展以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为载体，优化青年社会实践场域须着力于时空两个维度。一是要因地制宜打造社会实践“大空间”。以往的社会实践主要面向在校学生，且实际参与人数无法覆盖全体学生，因而需要打造面向全体青年的社会实践空间，具体包括：纪念馆、博物馆、学习馆等物理空间；社会考察、学习调研、创新创业等社会空间；红色网站、学习平台、社交论坛等虚拟空间。于社会实践“大空间”中全面渗透、落实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观。同时，这些“大空间”要嵌入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元素，以增强主流价值观念的吸引力、感染力。二是要因时制宜创设社会实践情境。时间是把握社会实践有序性、持续性的重要维度，关涉社会实践情境的时机、时效等问题。创设社会实践情境既要利用时机、注重时效，又要依据青年关注的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例如，在国庆日开展纪念新中国成立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形式应结合青年的喜好加以创新。因时制宜创设社会实践情境能使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效果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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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VZT003）、2018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项目“习近平建构‘美好生活’理想的方法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8GZMZQN14）、2018年度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马克思美好生活理想及其建构方法研究”（项目编号：2018WQNCX047）的阶段性成果］
李腾凯：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杨守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