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实证论文,为例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民营大省”，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1978年，浙江省GDP仅123.72亿元；到2005年，已达13437.85亿元，浙江经济总量多年来高居全国第四位。2004年，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简称IMD）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中，浙江省作为中国大陆唯一参评的地区，名列第19位，在测评的人均GDP少于10000美元的26个经济体中，浙江省名列第二位，一跃进入原先由传统发达国家和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构成的第一方阵（前20名）。IMD是相当具有权威性和知名度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专业机构，它的这一排名至少可以反映出浙江经济的发展态势和前景，尤其是在生产率要素、劳动市场、管理手段、民间融资、价值观等方面，浙江的竞争优势都十分突出。但是，在看到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必须正视不足之处。在基础设施的参评中，浙江省在60个经济体中仅列46位，其中教育仅排在51位，健康也只列在42位，在一些静态指标上，如每万人的大学生人数、教育经费、医务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浙江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1]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他指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训练、移民和信息获得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显然，以上静态指标所表示的就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现实关注促成了系统化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此后，人们开始高度关注这一领域，其中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国内外大部分研究都表明，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的浙江，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水平？以最具有代表性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例（注：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第t年受教育层次i的人数；
为第t年受教育层次为i的教育年限。为分析方便，本文把受教育水平分为四个层次（即i=1，2，3，4）：文盲或半文盲教育年限为0；具有初等水平（指小学）的教育年限统一为6年；具有中等教育水平（指初中、高中、职业技校、中专等）教育年限为6年；高等教育水平以上（指大学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等）教育年限取平均年限4（专科及研究生比例远低于本科），下同。），2005年GDP位于前6位的省市，浙江省居于最后一位。那么，人力资本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关系？浙江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不是违反了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本文带着这些问题，试图通过计量实证研究来验证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放弃以往以某一指标代替人力资本的传统人力资本计量方法，通过建立一个人力资本评价体系，希望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人力资本综合存量H，以此更加科学地度量人力资本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兴起，但不同于理论上较为一致的观点，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发现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可能是人力资本的度量，不同的度量指标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Mankiw，Romer & Weil(MRW)[2]，Bils & Klenow[3]等利用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María[4]利用至少72个国家1960年～1990年的数据，使用Barro & Lee[5]修订后的人力资本数据，得出产出水平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有正的显著影响。而Yan Wang[6]等对中国1978～1999间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度量，结果表明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十分迅速，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有很大贡献。
在国内，王金营[7]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率进行估计，结果分别为9.99%和6.7%。王小鲁和樊纲[8]则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东西部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都有差距，人力资本的地区分布差异已经成为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
Benhabib & Spiegel[9]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和产出水平的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有着正的显著联系，但是与人力资本增量之间的联系并不显著，甚至为负；Filmer & Pritchett[10]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时作用并不显著。
在国内，边雅静、沈利生[11]实证分析了东部和西部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现我国西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资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存量处于双弱的态势。王宇、焦建玲[12]的研究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教育投入分配不合理及各地区分配不均，导致教育效率低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纵观以上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大部分研究都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提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研究仍然不少局限性：(1)现有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的定性研究，或是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关系，忽略了人力资本各种因素的地区差异分析，即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程度分析。(2)在实证研究中，由于人力资本度量指标的选取以及实证研究方法差异而导致结论不一致，尤其是人力资本指标度量问题，大部分学者都是以教育指标代替整个人力资本水平，而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其他要素进行综合估计，有以偏概全之嫌。
国内有关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绩效的研究文献不多，尤其是针对浙江省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更少。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浙江省1978～2004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通过一个较为全面的人力资本测度评价体系，希望能够较为准确的衡量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三、人力资本测度评价体系
（一）人力资本测度评价体系
传统的人力测度方法主要有三大类：未来收益法、累计成本法、教育存量法。无论是从收益角度还是投入角度，这些方法都只考虑人力资本的一个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衡量人力资本，即使是现在被广泛使用的受教育年限法，也只是以教育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不能综合反映人力资本水平。可见迄今为止，有关人力资本水平度量方面尚处于较初级水平；因此想实证分析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力资本的度量问题。本文将建立一个较为全面的人力资本测度体系，以期能更加全面的反映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不仅受到教育、健康、医疗等因素影响，而且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本文从人力资本质量和人力资本积累能力两方面建立人力资本评价体系（见表1），利用这一体系分析浙江省人力资本状况，并在对人力资本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确定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贡献率。
表1 人力资本测度评价体系
注：“*”表示该指标在时间序列数据的收集方面存在缺失。
（二）指标测算
人力资本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显然，每一因素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程度都是不相同的，我们应在对人力资本全面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来探讨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选取其中的12项指标进行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得到各因素对人力资本主要因子的载荷，即各因素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程度。
主成分分析法是指把反映样本某项特征的多个指标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变量的多元统计方法。由于统计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能选取1985～2004年浙江省的发展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注：本文的各个指标样本数据都是1985～2004年，下同。）。首先，我们将对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以确定能否进行因子分析（见表2）。KMO是Kaiser-Meyer-Olkin的取样适当性量数，当KMO值愈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适合进行因素分析；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值达到显著时，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经检验表明：KMO值为0.62，一般认为KMO值大于0.5，该样本数据就可以用于因子分析；Bartlett值为705.638，p＜0.0001，即相关矩阵不是一个单位矩阵，可以进行因子分析。从以上两个检验都证明了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与人力资本成指数关系，运用SPSS软件，得到分析结果见表3。表3给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主成分的特征值、各主成分在总方差中的比重。可见，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为9.538，方差在总方差的比重为79.485%；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52，方差在总方差的比重为12.664%。前两个主成分的累积比重达到92.148%，从而可以用2个公因子来解释整体12个指标。
表2 凯瑟-迈尔-奥肯检验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
KMO样本充足度测度 0.620
巴特莱特球体检验卡方近似值705.638
自由度66
概率0.000
表3 总方差解释
主成分
提取的平方和负载量
方差方差贡献率 方差累计贡献率
1 9.538
79.485
79.485
2 1.520
12.664
92.148
表4是相应的输出因子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因此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根据对人力资本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得知人力资本主要受到两大投入因子的影响，根据(1)和(2)式，以及根据它们对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可以求得人力资本总存量表（见表5）。
表4 输出因子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表5 浙江省人力资本综合存量表
四、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一）理论模型与解释
本文将借鉴Miiler与Upadhyay(2000)的思路，为研究方便，采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建立生产函数：
其中：
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
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δ为资本折旧率，
为第t年净投资量。将1949～1977年的固定资本投资总和估算为浙江省在1978年的资本存量，当年净投资采用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根据相应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为1978年的价格，资本折旧率δ统计采用王小鲁[8]给出的5%值，劳动力(L)以当年社会从业人员数度量，人力资本(H)由已经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人力资本综合存量H度量。资料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浙江统计年鉴》、《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资料。教育层次的数据来自《浙江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资料。
（三）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由于对非平稳数据变量建立模型会产生虚假回归，因此，首先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若为非平稳，则需要进一步检验这些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本文将采用ADF法来检验平稳性，其中最优滞后期K有AIC和SC最小准则来确定，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所有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非平稳的。对其进行二阶差分以后，四个变量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的定义，如果两个变量是同阶非平稳单整序列，那么其线形组合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由于lnY、lnK、lnH、lnL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因此lnY、lnK、lnH、lnL之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最常用的协整关系检验方法有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本文将采用Johansen检验，它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协整检验方法，结果见表7。
表6 ADF单位根检验
注：检验类型中(c，t，k)分别表示检验平稳性时估计方程中的常数项、趋势项和最优滞后期；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的临界值。
表7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似然比检验统计值1%临界值 零假设结论
0.898847 66.28697
47.21r=0
拒绝原假设
0.588101 25.04680
29.68r≤1 接受原假设
0.374721 9.081197
15.41r≤2 接受原假设
由表7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66.44387＞54.46，25.4386＜36.65，所以四者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lnY、lnK、lnH、lnL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可以用OLS进行协整回归。
(3)模型回归分析。根据模型(4)，运用最小二乘法，考虑变量的自相关性，本文得到如下方程：
从结果可知，各变量和整个回归模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即调整后
达到0.998，模型很好地通过了统计准则检验。用广义差分法估计模型后，根据DW值判断，模型消除了自相关性；根据怀特检验可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综合分析，该模型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根据方程(6)，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是0.2399，即物质资本投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0.2399%；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844，即人力资本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0.5844%，可见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要大于物质资本。但现实情况是，浙江省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增长依然依靠的是大量物质资本投入，大大降低了人力资本应该做出的贡献。
(2)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浙江，简单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9058，也就是说，简单劳动力增长1%，反而会使经济增长放慢0.9058%的速度，其对经济增长呈现负效应，如此显著的负效应显然有悖于以往研究。这或许可以表明：随着大量农民工、外来务工者涌入浙江，浙江普通劳动力已经处于过剩或过量饱和状态。可见，对浙江来说，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远远重要于劳动力数量的提高，提高劳动力素质迫在眉睫。
（四）误差修正模型(FCM)
若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在短期，这些变量可能是非均衡的。变量间这种短期不均衡关系可以由误差修正模型(ECM)来描述。对于同阶差分的平稳序列，存在着某种线形组合把相互协整过程和长期稳定均衡结合起来，而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误差修正机制在起作用，防止了长期关系偏差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大，因此，任何一组相互协整的时间序列变量都存在误差修正机制，反映短期调节行为。
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我们得到了lnY、lnK、lnH、lnL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描述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调整过程，本文将构建误差修正模型(ECM)，其基本形式是：
其中v是白噪声；ECM为短期调整系数，其绝对值越大，则纠正速度越快。构建误差协整模型，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检验过程。对短期动态关系进行逐项检验，不显著项逐渐被剔除，直到最适合的表示方法被找到为止。本文在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逐一检验看，最终确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从该模型的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与前面分析一致，简单劳动力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带来反向影响。从t检验中可知，短期调整系数是显著的，表明每年实际发生的经济增长与其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79.36%能够被修正，也就是说，在浙江经济发展路径上，存在着比较强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使得经济发展在短期波动以后，其中一部分偏差能够得到自动调整。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鉴于浙江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不匹配的经济现象，人们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产生了疑问，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人力资本评价体系，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论证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通过建立模型，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浙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简单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负值，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要大于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已经处于过剩或饱和状态，提高劳动力素质尤为重要。针对以上的结论，结合浙江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减少物质资本投入。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长期均衡还是短期变动，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浙江人力资本效应的发挥明显不足，浙江经济发展依然依靠的是大量物质资本的投入，总体经济增长仍然表现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近年来，浙江开始面临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增大、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紧迫课题，传统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压力大，而且也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制约，因此，如何发挥人力资本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迫切，如何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使之成为浙江经济发展新的“发动机”意义重大。
(2)充分发挥政府在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作用。本文一开始就提出浙江的科教文卫事业等在相同水平的发展区域中，处于明显的相对落后水平。而教育医疗等投资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政府投资，特别是教育体制、教学质量和医疗、卫生体制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因此，尽管经济增长具有自己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但是长期而言，针对浙江的具体发展情况，政府更应该发挥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提供适当的“公共物品”。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地为人力资本的发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消除制度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制约。保证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显然，如果政府处理不当，无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必将影响甚至阻碍浙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努力提高劳动力质量。浙江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呈现出很大的负效应，全省面临着劳动力数量众多，但素质低下的状况，低素质的人口膨胀势必将构成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因此，要实现浙江未来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将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作为首要目标。具体而言，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体现在人力资本质量和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数量和效率上，要改善人力资本要素条件，一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在普及基础教育、深化高等教育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二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积聚效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学习效应和外溢效应；三要推进劳动力市场建设和激励制度建设，以提高人力资本运行效率，三者不能偏废其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把人力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本，从而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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