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热：转型期的尴尬与辉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长篇论文,历史小说论文,辉煌论文,尴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乍看景象壮观，热闹非凡，其实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雍正皇帝》、《曾国藩》、《暮鼓晨钟》这样题旨厚重、气象宏阔的巨构，也有新潮小说家“武则天”作品群一类视角新颖、机敏别致的巧制，还有大量以选题取胜、肤浅朴拙的通俗读物式作品，以赢利为目的、对优秀作品进行模仿的、伪劣产品则泛滥成灾。影视制作与历史小说的创作互相呼应，为之推波助澜。文坛的某些实力派作家，亦吸历史之灵气，以村史、家族史乃至宗教史为意蕴骨架，创造出《白鹿原》、《心灵史》、《家族》等“仿历史”小说的力作。这股历史小说热中引人深思的问题是：长篇历史小说作家群在当今文坛并非最有思想、最具才华，甚至也称不上最有学养，为什么历史题材领域却长“热”“不冷”，而且确实佳作迭出、成就斐然？为什么即使是那些通俗读物式的朴拙之作，印行销售量也能高到让精制“纯文学”者望而兴叹的地步？这里的奥秘到底何在？更深入一步看，长篇历史小说文本的具体成就和缺陷又表现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只有把当前的长篇历史小说热放到民族文化转型的广阔背景中，把社会心理分析、历史文化考察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较为深入中肯地对它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近百多年来的中国处在“数千年之一大变局”当中，由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由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崇尚精神向注重实利，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着全方位的转型。这种转型又紧紧围绕着救亡和致富两大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与之相伴而行的，是强烈的功利欲求。暴风骤雨般的局势，使急功近利成为本世纪显著的时代特征，并导致了除旧布新过程中种种历史性的挫折和局限。延至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局势的宽松、禁锢的解除，新旧交替之间的“价值真空”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以多元化的外在形态，体现出社会的失序、文化的失范和价值准则的缺失。经济贫困的传统背景、挫折失误导致的历史创伤、时代提供的发展机遇和急功近利的思维惯性，使“价值真空”中的国人走向了世俗与务实。人们不以责任感、使命感、崇高感为选择支点，而从欲望角度谋取当下的世俗实利；不以理性控制下的情感升华和认识深化为精神目标，而转向从心理需求层面，寻求瞬时的情绪宣泄、抚慰和深层的文化依托。满足大众心理需求，就成为当前文化市场的根本性要求。
长篇历史小说较成功地、多层面地适应了当今大众的心理需求，因而获得越来越广泛的青睐。
目前的长篇历史小说大都有着明显的世俗品格和通俗文学色彩。《曾国藩》绝非“节外生枝”地铺叙了一个接一个的掌故传说，正史野史“一锅烩”；《雍正皇帝》对宫闱奸诈的揭示与武侠小说对险恶江湖的描摹实在是异曲同工；就是格调最为典雅的《暮鼓晨钟》，吕之悦、陆文元曲折而痛苦的经历，鳌拜“满族第一勇士”雄奇粗豪的性格，又何尝没有英雄传奇、文人落难等古典小说戏剧模式的影子？通俗读物式小说则常常是史事纪实和逸闻趣事渲染二者的拼贴。这些表征实际上体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叙事角度、叙述兴奋点和理解评判尺度。长篇历史小说由此获得了大众品格、民间情趣，能给予实利羁绊中紧张而疲惫的人们一种游戏消闲式的刺激和愉悦，使他们乐于设身处地理解、品味，从而产生情感的震颤、心理的认同。
情绪的宣泄和慰藉只是短暂的心理效应，奔忙于文化失范状态的人们其实更渴望获得一种深层的精神依托来安身立命。这种精神依托期待并不表现为对话语权威、价值权威的寻求，而是体现为对有着多向启发性的“经典”生活图景和生存样式的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从理性层面已被摒出社会生活的主流，但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积淀却异常地深厚稳固。极为浅显而有力的例证就是，平庸的武打片中，人物一穿上古装，就给人一种格外的亲切感和庄严感。于是，因现实价值体系贫弱而精神焦渴的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回过头，从传统、从古典中寻求思维依据和文化依托。目前的历史小说以载于史籍的“民族经典”型的生活图景和历史人物作为表现对象，读者当然易于产生“经典”感、信赖感，愿以它为参照系来思索今天、为依托物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而无论表述的优劣，历史小说总给人一种文化蕴含其中的幻觉，也就总能获得广大的阅读面。可以说，正是“文化真空”、“价值真空”的现状，使传统的经典性、可靠性变得突出，从而构成了长篇历史小说广受青睐最根本的外在条件。
当然，目前适应读者心理需求的文化产品并不仅仅是历史小说。大小报刊上琳琅满目的散文随笔和书摊上横七竖八的武侠言情小说，都是大众心灵宣泄抚慰期待应运而生的产物。散文随笔以其世俗格调、温馨情调和慨叹笔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产生的种种情愫和感触，获得了直率、自由而雅致的释放。武侠言情小说则以其虚幻神奇的艺术境界、变化莫测的情节冲突、快意情仇的价值态度，使世务拘束中的人们获得一种想象性的心灵解放、人格舒张，从而在心理上感到痛快和满足。但是，武侠言情小说大多缺乏现实的社会历史基础，散文随笔的境界大多缺乏超越日常生存图景的精神文化的深广度，它们在满足读者寻求文化依托的深层心理需求方面，也就功用微弱。现实生活题材的严肃文学本应在满足和引导读者的深层心理需求方面大显身手，但当前的这类作品，或满足于呈现灵动而琐细的转型期表层世态，或以沉重的体悟局促对生活情景鲜活丰满的展示，或者对本身即意味着主体精神萎缩的话语技巧、叙述策略孜孜以求，从中都显示出作家和读者处于精神焦渴与无依的心理同步状态，显然也就不可能出色地完成时代赋予严肃文学的使命。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上，历史小说的光彩分外夺目地显示出来。
二
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群中，韩静霆曾以《凯旋在子夜》等现实题材力作饮誉文坛；凌力、吴因易、杨书案诸人因坚持不懈的系列历史小说创作使人另眼相看；大多数历史小说作家，包括二月河、唐浩明、刘斯奋、颜廷瑞等当前历史题材领域的重量级作家，都是长期以来不为文坛所知；苏童、赵玫、北村等颇具灵性的青年作家，不过是为功利所驱“客串”历史题材。可以说，无论从规模还是就实力论，现实题材作家群皆绝对地超过历史小说作家群。目前，两个领域的长篇小说都现现“批量生产”的“火爆”局面，但是，现实题材长篇的“红火”形势却水分极大，数量和质量不成比例，缺少长篇历史小说那样为数众多的鸿篇巨制，缺少惨淡经营的精品力作。诸多的社会历史原因姑且存而不论，放在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来看，这两类题材和两类作家的精神心理本身，是否也存在着引人警醒的差异呢？答案是肯定的。
从表现对象来说，两类小说存在一个艺术图景和作家感悟的历时性意义即文化含量问题。文化转型期社会现象的纷乱复杂性和价值标准的不定性，给作家捕捉和表现具有历时性意义的生活景观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对只有瞬时社会效应和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生活现象的鉴别提炼，需要非凡的思想能力和艺术直觉能力，否则，作品便可能开始轰动一时，超越瞬时社会情境就光彩黯淡。《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作品热情讴歌的“铁腕”改革家，如今看来颇具“人治”色彩和专制意味；随着中越关系的解冻，以对越自卫还击战为题材的小说即显出生活和思想根基的尴尬。历史小说家则与此不同，能够选择经过时间考验，证明极具文化含量的表现对象。《曾国藩》表现的“立德、立功、立言”之完人的人格形象的文化渊源，显然是其它小说中的当代英雄人物所无法比拟的。《暮鼓晨钟》从满汉文化冲突提炼出的政治改革图式与目前改革题材小说的艺术图景相比，文化意义也无疑地更为深远和坚实。其它如“清宫”和“晚清人物”作品群，“唐宫”作品群，乃至目前方兴未艾的先秦历史题材小说，表现对象同样具有沉甸甸的文化含量，只要挖掘到位、描述精当，其文化价值便将令人刮目相看。就是历史小说的通俗文学色彩，也触及了传统的民间文化，并因为被有机地融入对经典性的历史图景和正统文化的表现而别具异彩。其实，文化转型的过渡性即承前启后性，假如现实题材的作品能从文化意义的层面沟通过去、现在和将来，因其重心是现在，认识价值有可能远远超出历史题材作品。《白鹿原》、《心灵史》就是明证。前者有力地表现了传统宗法制社会的“仁爱”品性在二十世纪遭受的屈辱和毁败，后者深刻的揭示了中国人缺乏心灵自由和信仰精神的民族性弱质，两部作品都达到了当前许多优秀的历史小说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和深度，承前性和启后性并具则从一个方面为达到这种高度和深度提供了机遇。然而，就是这样的优秀作品，也存在一个各方面对它的信任度、认同程度问题，从《古船》、《白鹿原》到《心灵史》都引起激烈的争论，根源即在于此。所以，具同等才力、学养和思想深度的作家，在目前花同样的功夫进行创作，历史题材小说因表现对象坚实的文化底蕴，往往能获得比现实题材小说更为深广的思想蕴涵。换句话说，在当下的文化困境中，长篇历史小说具有更易“崛起”的客观优势。
从创作主体看，历史小说家的精神空间可以具有相对的封闭性、独立性，现实题材作家则颠簸于时代潮流之中，往往印着时代潮流的特征。转型期的时代潮流具有不成熟性，带有种种的缺陷和不足。当前的现实题材作家正是沾染了这些弱点，影响到小说的创作，从而在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小说群落面前相形见绌。
当今的不少现实题材作家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存在一个“弄潮情结”。在五花八门、“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浪潮面前，他们总是不甘寂寞，试图保持一种无所不能言的“说话”姿态。这些作家当然也是靠作品说话，但如此狭小的创作动机、如此逼仄的精神背景，怎么可能产生博大精深之作呢？他们也大多有过构筑自己的“系列工程”、力作巨著的宏图，但一直身不由己被“浪潮”裹挟着，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地零打碎敲，有大部头也是草草之作，“百年后”可作“枕头”的作品，或者半途而废，或者“千呼万唤不出来”。而且，这样的作家必须不停地朝各个方向开掘和寻找，必须对自己的才情、思想和意愿作一定程度的压抑和扭曲，以作为应对策略迎合文学思潮，他们却很难沉下心来对自己的种种开掘做一番整合性的工作。结果，不少在新时期以来的十多年里屡占风光的优秀作家，如今已垂垂老矣，却仍然只是潜力可期，没有全面显示水平的代表性作品。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传统和当代中国人的务实倾向所促成的急功近利心态，造成了他们才华和精力令人惋惜的浪费，也影响了现实题材小说创作的实际成就。
相比之下，历史小说家们则从容大气得多。他们往往积几年、十几年甚至毕生之功向一个宏伟的目标进击。唐浩明为塑造曾国藩这样一个“三立”完人的文化人格形象，潜心故纸堆历时十年，研读了曾国藩本人留下的一千五百多万字的原始资料，并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曾国藩全集》，现实题材的小说家有几人为一部作品下过这样的功夫？二月河营建“帝王系列”作品，艺术追求上以中国文学的顶峰《红楼梦》为蓝本，与十多年来不停地在艺术小浪头上沾沾自喜的某些作家相比，追求又是何等的超脱和高远？凌力以描绘“百年辉煌”的图景、韩静霆以创造“春秋人物系列”自期，其艺术创造的胸襟和气魄令人不能不肃然起敬。这样精心撰构、惨淡经营的作品与那些仓促成篇的应时即景之作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艺术创造是一项需要才华的工作，但同时又要求创造者对以往的人类文化进行全面、细致、深入的学习和掌握，使纯粹的才气变为才学与功力。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转型的时期，传统的各种特征都格外鲜明地表现出来。国门开放，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所显示的巨大差异，又分外醒目地展示出西方文化的特色。当代作家因为饱尝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生活的动荡挫折所带来的困苦，对命运、人生、人性的体验也特别深切。这种种因素的交汇，确实有利于作家透彻地把握人生和人类文化的底蕴，不少作家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皆曰“感谢生活”，此话确应看作由衷之言。但是，一个心理误区也出现了，某些人以为单凭一己的才华、智慧，就能够利用有利的“站位”，敏悟到人类全部生活的真谛。当今的现实题材创作领域，颇多体验型的作家，颇多精神自传性的作品，正是基于人们对这一误区的不觉悟。不少作家凭敏慧、机巧写出风华毕露的初作后，便难以为继，起点成为艺术制高点，乃是他们创作单凭才思而缺乏功力修炼的表现。
有了这样的映衬，历史小说家并不出奇的优长就变得格外引人瞩目。他们的创作以学养和功力为前提。因为知识功力深厚，不少才气平平的历史小说家也能拿出自己篇幅巨大、内容沉实的作品，其中的才思和气质俱佳之士，则能向文坛接二连三地投出自己的“重磅炸弹”。这也许就是当前历史小说家的队伍并不庞大，大部头的佳作劣作却纷纷“出笼”、并各自保持个人水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类作家在艺术创新思路上则存在重返传统和模仿西方的差别。历史小说家对传统的继承再明显不过。《曾国藩》对传统思想文化原则的认同，《雍正皇帝》等对帝王将相生存状态的兴趣，《白门柳》对风俗民情的描绘，直至凌力优美蕴藉的艺术风格，杨书案情韵盎然的小说语言，无不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染。“五四”以后即与民族古典文化拉开了距离的读者大众，在当前烦躁的心境中读到这些小说，恰如漂泊他乡时与故友重逢，心里的亲切感、熨贴感自不待言。现实题材小说家往往通过模仿西方来突破小说的当代模式，讲究审美经验的个人性、“陌生感”，与大众审美文化心理的疏离使他们只可能在“圈子”内、在思想文化界激起浪花，而不大可能在大众读者群中掀起热潮。目前泛滥成灾的现实题材通俗长篇小说，竞相宣泄生命的苦闷焦灼、情欲的躁动、人际关系的丑陋，这些其实是商业文明条件下读者大众的心理兴奋点，与当今中国读者，特别是广大乡村读者的艺术趣味颇相径庭，轻佻的作家媚俗却没有搔到俗众的痒处，结果反而引起反感。无论从哪个层面模仿西方的作品，在生活和读者心理两方面均基础薄弱，审美创造缺乏深厚的底蕴，其份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括说来，当前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处于一种尴尬、浮躁的状态，受这种状态支配是难以产生成熟的艺术作品的。当然，这不是说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毫无成就，其总体水平实际上远远高出历史小说，但从作家的规模、付出的努力、作品的数量与高质量作品的比例来看，它在历史小说面前就相形逊色了。
三
中国其实是一个历史沉积深厚、历史意识异常发达的国度，历史小说在古典小说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连《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也以历史事件为展开想象的契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却几乎成为空白。原因在于本世纪的中国意识形态以破旧迎新为使命，对历史、对传统往往偏重概括评价而忽视清理分析，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则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从内容到形式都服从于因形势紧迫而变得异常单纯鲜明的时代思想命题。因此，即使描摹古代，作家们也是为了“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垒块”，历史剧创作正因为能够既别开生面又功效迅速地完成“古为今用”的功利目的而绵延不绝。本世纪前半期为数极少的历史小说，从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大泽乡》等作品，直到五十年代的一些短篇，与其说是古代生活的展开，不如说是基于当代人对历史的认识而从史海勾提出来的艺术例证。《李自成》填补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空白，其受当代意识形态的制作和影响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少年天子》可看作对当代意识形态服从与超越之间承前启后的作品，其隐含的深度思维逻辑，是从满汉政治文化的转换过程揭示出中国变革前行的“沉重的翅膀”。当前大量的长篇历史小说则往往以再现中华民族的历史真相为创作目标。二月河的“帝国系列”作品《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倾国倾城》、《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唐浩明的“近代枢纽性人物”系列《曾国藩》、《杨度》；吴因易的“明皇系列”和“则天系列”；颜廷瑞的《汴京风骚》、《庄妃》；杨书案的“中华文化溯源”三部曲《孔子》、《老子》、《炎黄》；刘斯奋的《白门柳》；韩静霆的“春秋人物系列”；……等等。作家的创作蓝图无不如此。这群长篇历史小说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起到了填补思维空缺、扩展思维空间、沟通新文学与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神联系的作用，创作倾向体现的文本之外的思想文化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长篇历史小说的辉煌景观，实际上依赖于转型期精神文化背景和当今文坛现实状况的映衬。如果我们撇开当下的社会历史情境，以超越的眼光进行评价，目前这一咕噜冒出来的大批历史小说，到底会留下怎样的历史痕迹，能在怎样的程度上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呢？
要阐释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分析把握历史小说文本本身的具体成就。
笔者认为，当前已出现的长篇历史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形象，特别是出色地建构了我们民族的功利代表帝王将相和精神代表文人士子两类人物的形象画廊。在作品中，作家们总是以巨大的篇幅、运用写实型的笔法进行刻画，这使得他们笔下的人物极富质感，甚至颇有雕塑感；同时，由于当今中国的历史小说家大多不是思想家型的作家，思想观念方面反而显得较为活泛，他们只是盯紧对象，对其精神心理尽可能深刻地挖掘，对其性格侧面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示，因而不少塑造得出色的人物往往显出“圆形”的性格特征；而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格化体现，这些人物的性格、心理本身就底蕴深厚。可以说，当前长篇历史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形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典型化程度。《雍正皇帝》最值得称道的，也许是它处处致力于揭示作为中国历代帝王之一的雍正从命运轨迹到性格心境的独特性，并由此鞭辟入里地展现出封建政坛复杂、险恶而变幻无定的人际关系。曾国藩因为文化原则和时代条件错位铸成的功业圆满而精神悲苦的人生，显然凝聚着传统文化的深广内涵和深刻矛盾。《孙武》通过描写孙武从战争大师到战争隐者的命运和精神历程，既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历史智慧和仁爱本性，也显示出人心在野蛮战争中觉醒的必然性和人类在艰难因苦的行程中向善的真诚愿望。其它如《白门柳》中的冒襄、《暮鼓晨钟》里的鳌拜、《杨度》中的王闿运，都是厚度和力度俱佳的人物形象。大量的小说都直接以历史人物的名字作为书题，也正好体现出一般的历史小说创作者追逐风潮时，对同类小说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获得了普遍的直觉，甚至形成了某种共识。
长篇历史小说的又一显著成就，是对历史情境真切沉实的再现。历史小说创作者往往以史实考据与工笔描画相结合的方式，气魄宏伟而一丝不苟地还原出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把历史人物及其生存的世界和盘托出，追求历史生活的“本真状态”和“原始真实”，从而使作品获得了“以事实说话”的坚实品性。同时，历史小说家们又是通过研读史籍来进行想象和拟构的，他们对历史情境的成功还原所获得的“原始真实”，实际上已经是以学术为基础、流贯着历史底脉的“深度真实”。《曾国藩》展示的“末世”气象，《白门柳》呈现的“士林”景观，《雍正皇帝》披露的“庙堂”生态，都是因还原而获得“深度真实”的典型例证。
应该说，目前长篇历史小说的艺术独创性并不突出，其出色之处，在于对我们民族审美传统的尊重、认同和深刻把握，及其由此形成的文体形式和叙事风格的成熟稳定性。《雍正皇帝》对传统章回小说的技术操作，《白门柳》于艺术世界贯注传统士大夫情趣，《杨度》融学术探讨于艺术描写的史传性叙述风格，都已达到相当老到的程度。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在形式方面尚处在寻找和尝试的过程中，独创与生涩、独特与“意味”单薄往往相伴相随，长篇历史小说家们技术性操作的老练、形式选择所依据的文化背景的博大，都是应该得到我们足够重视的。
当下文坛对长篇历史小说的叫好声倒是越来越响亮，评论家特别是中青年评论家们，以之为重头研究对象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者却并不多见。历史小说这种尴尬而微妙的状况，是由目前中国文化语境的多元性特征决定的。迄今为止的长篇历史小说从总体上来说，尚处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空间之内，而古典文化因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在今天已显示大众化的品格，所以长篇历史小说多半被认定为属于“大众文化圈”。主流意识形态固然会因其“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而从整体上予以肯定，却又会对它时代气息相对欠缺、“主旋律”色彩不够鲜明暗自不满。另一种显出“世俗化”特征的文化形态则是商业文明催生的，连与传统的市井文化都不相契合，所以，其实应该依它的现实基础划作“商业文化圈”。因现实背景造成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的歧异，使两种同是“世俗化”特征的文化难以“称兄道弟”、互相认同。“精英文化”“纯文学”圈内的人，则会因长篇历史小说精神元素和艺术形式独创性、先锋性的缺乏而对之不屑一顾。
在形态混杂的文化格局中，历史小说家们既应该相信自我在把握文学和文化基本准则方面的稳健坚实之处，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它文化形态的优势和潜力，认识到自足而封闭地固守一块毕竟属于“过去时”的“文化领地”所隐含的危机，从而以开放的姿态，吸取其它文化形态的营养来补充和提高自己。
历史小说家们最重要的努力方向，也许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挖掘提炼出具有未来价值和普遍意义的精神之“魂”。缺乏具有人类普遍意义和未来价值的观念性元素与情感内蕴，历史图景就将“形”丰而“神”不活，作品的品位与活力也必定大打折扣，目前的历史小说家对这方面的追求，基本上处于自在而非自如的状态。像韩静霆的《孙武》那样，通过人物形象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上升到对战争，对人性善恶的转化、沉沦与升华的高度进行把握，从而为人们思考现代战争起到某种参照和警示作用的作品，在长篇历史小说中实属凤毛麟角。既谙熟中华传统文化，又超越出来深研其它人类文化、透彻把握人类的历史命运和未来流向，从中提炼出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意蕴，以之“激活”历史图景，这确实需要历史小说家们的艰苦努力。
美学方面的独创性同样是摆在历史小说家面前的一个艰难课题。目前的长篇历史小说家形式操作的老练令人佩服，但如果把作品置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长河，我们却可以找到其明显的师承和类属，所以从根本上说，它们仍然存在“如法炮制”的类型化制作特色。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应该包括对历史材料以创作主体的个性化话语形式进行言说的含义，单纯的还原，即使是极为深刻精彩的还原，也意味着话语主体的“缺席”。因此，努力创造出既具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又体现创作主体精神才力的艺术形式和叙述范式，并以之为载体重组历史材料，使艺术真实从历史真相的“原始真实”升华为主体言说的“诗性真实”，便是具有雄心壮志的历史小说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必须忠实地展示常规意义的历史事实，小说家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将格外地烦难。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即使极有份量的历史小说，也只能在转型期的中华文化圈内产生共鸣，而难以与世界文学、与转型后的未来对话，甚至难以与当下的思想文化界就文本本身构成饶有兴味的对话。在新的文化体系确立以后，传统文化的威力和广大读者的传统意识将自然地淡化，从“还原型”历史小说中获得的有效信息和精神依托作用也必然随之减弱，阅读的兴奋感和共鸣就会降低，这样，长篇历史小说在目前的辉煌与未来的被冷淡之间的巨大反差，又将构成另一种历史性的尴尬。
总之，当前的长篇历史小说热是实绩与隐忧并存，辉煌与尴尬同在。优秀的历史小说家环顾当代，足堪自豪；瞻望未来，则既任重道远又举步维艰。
雄关漫道真如铁，谁敢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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